李浩榮 ： 女知青──周蜜蜜訪談錄

問：〈奪書奇遇記〉以小孩的眼光看待文化大革命的諸種荒誕，為甚麼當初會有此構想？小說中，回國建設而慘遭批判的一代，彷彿有着您父輩的影子，可談談您家在文革的遭遇嗎？

周：文革發生在我的童年時代。其時，家父周鋼鳴負責文化評論工作，擔任廣東作協黨委書記及副主席，與歐陽山、陳殘雲等作家，首當其衝，遭到批鬥。「文化評論」是高危工作，只要稍為偏離毛澤東的文藝政策，便足以入罪。而廣東作家中，受批最厲的，當數大作家秦牧。秦牧跟家母黃慶雲同為中山大學同學，所以我們兩家熟稔，常來往。小時候，我就愛讀秦牧的散文，像〈花城〉、《藝海拾貝》等，有學問，有特色。縱然秦牧膝下無兒，卻十分喜愛小孩子，我常常到他家處玩耍，故對秦牧的情況瞭解較多。秦牧名氣大，文革時，天天被鬥，抄家一天最多抄了五十多次，不同的革命組織，輪流光顧，聲言要打倒這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狠批「白專」。相較而言，作協單位的同工對家父尚算客氣。最近，我參觀巴金故居，看見幾面書櫃，貼上了大封條，那是文革早期，早早被查封了的，幸而如此，才避過後來那些紅衛兵的破壞。我家的藏書也因早被查封而保存下來，但家裡卻變得沒書可看。弟弟那時年紀尚小，因為太想讀書而去偷《伊索寓言》看，被造反派捉住，並報告幹校我媽知道，指控我弟弟放毒。媽媽反問，讀《伊索寓言》放甚麼毒？造反派一口咬定，《伊索寓言》是外國讀物，屬「封、資、修」。全市的批鬥會上，我見過很多文化人被批鬥，印象最深刻的，是批鬥紅線女，剃陰陽頭，托大包煤。我很小就認識紅線女，她是我家鄰居，常來找我媽幫忙寫劇本。後來，他們一大群作家文化人，統統被送進幹校改造。家父在幹校蹲了八年，我和弟弟去探望他，叫聲「爸爸」，他已經認不出我們。那是反常的年代。

想當年北伐，家父周鋼鳴滿腔熱血，投身國民革命。後來愛上文學，跑到上海，加入左聯，讀魯迅，讀夏衍。抗戰時，大陸淪陷，家父又跟隨左聯逃到香港。那時，媽媽還是港大學生，每週到小童群益會當義工，為流浪兒童講故事，講着講着，乾脆自己編起故事來。有一位教授出資，讓我媽主編兒童雜誌《新兒童》。很幸運，媽媽找到許地山、豐子愷等名家撰稿，雜誌影響極大，黃霑、林燕妮、陳永明等均是忠實讀者。媽媽黃慶雲後來獲得史沫特萊女子獎學金，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兩年。留美期間，媽媽經常與訪美的進步人士見面，思想亦隨之左傾。回港後，她常跟左派聯絡，從而與家父結識。四九年後，假若媽媽沒有回去大陸，想必留在香港大學從事研究，從前，她就很喜歡躲在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前館長陳君葆在日記中，提及到這段往事。

家父周鋼鳴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中央委派他返回原籍廣西，媽媽黃慶雲亦跟隨回國。在廣西，家父領導文聯，當主席，媽媽則在師範大學當教授。過了兩年，中央又調派他們到廣州工作。那段日子，作家常要下鄉，體驗生活，所以媽媽沒有太多的時間照顧我們，主要依靠家裡的傭人。建國初年，幹部家庭都採取配給制，糧食、衣服、傭人一律由政府分配，不發工資。有時候，外婆從香港過來廣州，照顧我們一段日子。外婆是師範大學畢業，當過女教師，所以頗着重孫兒的教育，要求我們背誦唐詩宋詞，學游泳，騎單車，全面發展。後來文革，外婆就不願再回來了。

問：〈少女少女〉把香港「援交少女」與文革知青集體淫亂事件，摻雜互觀，以揭示「性無知」的危險，您當知青時，是否遇上過類似的經歷？

周：小學時，文革爆發，我失學了，回校也是批鬥老師。學校由工人宣傳隊佔領，宣傳隊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一般情況，讀完小學就算了，而我則有幸繼續升讀中學。那時候的觀念認為，城裡的中學教不了真學問，要學的話，便下鄉去。我被分配到從化的山區，揹起行李，一大批同學行軍過去，途中有些同學累得倒下來。到了從化，我們要自己興建學校，一大清早起牀，上山伐木，還要打泥磚。十多歲的少年，連樹倒下的方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們有不少同學被塌樹壓傷。最辛苦是運木下山，托一棵樹就得合眾人之力。每天工作完，都餓極了，飯吃完一碗再吃一碗，還是沒飽似的。中學畢業，我們共建屋十間，危危欲墜，現在我們同學回去看，早塌了。

因為教育改革，唾棄舊課程，工宣隊找我去編寫教材，自己一人搜集材料，整理，撰稿後，還得呈閱上級審批，折騰好久。那時候我不過是高中學生，卻要作示範教學，以新教材給初中生上課，召集附近好幾所中學的老師來觀課。然而，由於家父周鋼鳴被列為黑線人物，而媽媽黃慶雲又屬於黑作家，所以我無法留在學校教書，要下放到廣州郊區的農村。

從廣州騎半天單車就去到那果園。我不是去種果樹，而是分發至畜牧隊，擠牛奶拿去賣，也不過工作了一天。翌日，場長便吩咐我去管理廣播站，為方圓二十公里的生產隊，做宣傳報道。從採編到播音，全由我一人負責，每早講一點農業的狀況，教導農民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除了廣播，我還需要編輯一份小報，後來又要播放電影，樣板戲、「三戰」、朝鮮片，如《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都是歌頌金日成，蠻輕鬆的。場長文化水平低，所有報告均交由我撰寫，這點於我十分不利，一般知青下鄉，兩年便可以回城市，我卻在農村留了五年。其時，父母已從幹校返回廣州，我極想回家侍奉雙親。

不讓我走，於理不合，於是我託人游說場長放我。場長解釋，不是不放，只是想找一處好的着落才調我去。不久，我就調回城裡一家重型機器廠，八千多人，毛澤東視察廣州時也參觀過，很架勢。為了紀念毛澤東視察若干週年，工廠還找我編輯一本紀念詩集，召集工人創作詩歌。後來，工廠又委派我帶領勞工子弟下鄉學習，去粵北丹霞山，窮鄉僻壤，寒天雪地。

除了我們工廠的幾千名子弟，另有其他組織在當地，記得還有一隊軍隊幹部的子女。都是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女，沒有甚麼娛樂，每晚入黑後，一眾青年便胡混亂搞。性知識貧乏，搞出人命後，我們這些幹部還要安排他們到當地醫院做人工流產，手術後，噓寒問暖，炒薑飯餵她們吃。那時我也不過二十多歲，男女之事，所知不多，尷尬得很。

這類「腐敗行為」，在文革時是絕不允許的，〈少女少女〉寫一對知青男女殉情跳崖乃真有所本，不過現實中是一位女知青與當地的青年。那對情人本來打算在當地結婚，但女知青卻接到廣州父親來信，要求她回城接替其退休空出來的職位，一時間，二人不知所措，便自殺解決，跳崖死了一星期才被上山砍柴的農民發現。農民又不肯把屍體搬上來，要帶隊的幹部去解決。這件事發生在我的上一屆，那屆帶隊的是一位二十出頭的青年，他說搬運屍體的那天，下大雪，他吊下山崖去撿屍，撿完回家洗澡，洗了十幾次，還是除不去那股屍臭。

我帶隊那年，正值批鄧，有一位女知青，被指派到上一級的生產隊，發表批鄧演說。不巧那天下大雨，她過山澗時，遇上山洪，被淹死了。此事驚動縣市幹部，最終，那位女知青獲省委追封為「批鄧烈士」，各份報紙紛紛刊載這消息。不久，鄧小平復出，這事情自然又不了了之。這些都是我當知青時的故事。

問：《文曲譜》結尾，您以兩代「南來文人」來港的處境加以對照，四九年前與改革開放後，您認為當中最大的不同是甚麼？

周：抗戰時，家父那輩逃難香港，是因為大陸淪陷，動機較為純粹。文革後，來港的那批藝術家，經歷過風風雨雨，對共產理想的幻滅。《文曲譜》中許多歸國華僑，一心回國，以為能發揮所長，誰知鎩羽而歸。書中寫到不少畫家，他們在大陸經已成名，或許想換一個環境，來到自由的香港。然而，香港的文化氛圍並不濃厚，他們要從頭開始，從低做起，找尋出路，轉畫商業畫，所以，「轉型」變得十分重要。文人也有「轉型」的，例如賄賂評判，或嫁給富商。

初來香港，我在電視台當編劇，那時候，亞視有一大群從大陸出來的編劇，這群編劇皆具編劇功底。當中有位知青，在大陸時已寫得非常出色，寫散文也獲改編成電影劇本，準備拍攝，有的作品更選入教科書。我媽媽本來想推薦他入作協，但遭解放軍宣傳隊反對，理由是知青的父親是右派。一怒之下，那知青偷渡來港，至邊境時，被民兵截獲，民兵捉他去見生產隊隊長。知青心想不妙。誰知生產隊隊長把兒子託付予他，求他帶同兒子一起偷渡。知青投考入亞視當編劇，不久就升為編審。我在亞視的編劇組重遇上他。後來，新加坡政府邀請我們亞視編劇，過去籌辦電視台，他就去了，落地生根。我本來也有興趣過去，但後來因家庭變故，只好作罷。

家翁羅孚也是從大陸出來，在香港，他援助過不少「南來文人」，如林風眠、曹聚仁、曾敏之、金東方等。畫家林風眠於文革，飽受批鬥，坐牢時，太太返回巴西，他舉目無親。文革結束，他移居香港，羅孚引薦他賣畫，可惜他沒有太多享受自己的成果。羅孚熱心助人，視錢財如糞土，所以朋友眾多。北京十年，他凝聚了一大批頂級的文人，如啟功、黃永玉、沈從文、王世襄等。在香港搞統戰，羅孚亦十分成功，能跟反共作家，胡菊人、戴天、白先勇等，把酒言歡，這歸因於他深厚的文學修養。

（訪稿經周蜜蜜修訂）

周蜜蜜（2016年11月初於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