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蘇 ： 以新視界做出新的開拓――評《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袁勇麟選集》

前言

世界華文文學之「大伽藍」，以其深廣巨麗、眩人眼目而令來者應接無暇，已然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具有世界性眼光的新興領域，這一學術新世界熱切呼喚着新架構與新秩序的建立。伽藍之巍峨偉岸固然讓人見之神往，然廣闊天地建設非一日之功，而一磚一瓦，「一雕欄一畫礎」的添加、壘砌才是更富基礎性意義的切實工作。袁勇麟教授將近年來的部分論文結集編成《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一書，涵蓋面囊括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華文文學理論視野、海外華人文本創作等，展現出涉獵範圍之廣泛；注重史料搜集背後的價值、歷史深處的文化意蘊與文字之外的人文情懷，又體現了透視力度之強勁，是華文文學言說疆域之廣闊最妥帖的註解。這些工作無不為華文文學「大伽藍」之牢固矗立添磚加瓦、增飾添彩，同時正如〈出版說明〉所指出：「展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性學術成果……彌補此一研究領域的空缺，以新視界做出新的開拓」的重大意義。

傑佛瑞‧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評》一書中曾有關於批評家心理的如下論斷，他認為文學批評家拋棄了「為心靈的不朽印記或種子尋找一個充滿生氣的適宜環境，那就是通過精神的媒介在一個活生生的回應者那裡永久存在的願望」。論文是言說的批評，當談到批評時，為了甚麼而進行這樣的工作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裡我們欣喜的看到，袁勇麟教授的批評以深厚的歷史意識與人文關懷為基點，在理論視野上縱論中外，跨文化、跨國界，幾不設限；在言說意識上突出情感，強調文化間性；在研究方式上縱列橫比，交互映襯，收放自如，始終充滿了普世精神，也就自然地保存了喚起回應的批評家之野心的願望。據上所述，本文將從遠近交織的言說視閾、表裡互現的言說意識與縱橫交錯的言說方法三個維度對文本加以解讀，將言說的姿態置於華文文學疆域的整體性背景下進行評估。

1  遠近交織的言說視閾

遠與近作為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天然地表現出空間性與時間性。在空間意義上，地域的廣遠昭示了疆域的闊大；在時間意義上，距離的切近又體現了問題的新銳。登高而招，招而望遠，不僅是視界所及的邊界變化，也因廣闊而有了深邃的可能；俯瞰當下，虛實雜陳，既有撥霧見花篩選問題的挑戰，又有使人耳目一新的契機。袁勇麟教授的論文集就在這遠與近間恣意遊走，縱橫捭闔，不但有疆域之廣闊，見地之邃遠，更有提出問題之切近，選題之新穎，並在這遠近之間穿插編織，熔鑄創作主體開放自由的觀念，展現了一種交織遠近的言說視閾。

疆域廣闊。世界華文文學本身包涵了廣闊的空間地理因素，論文集亦已涉眾。首輯通過對史料學學科建設的思索，論及大陸、台港與海外的史料學歷史發展軌迹與情狀（〈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兼及《文訊》、台灣文學館、《香港文學》等期刊或博物館此類史料保存的陣地。在第二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不僅有台港文學研究（〈香港散文研究二題〉、〈吳魯芹的散文世界〉等）、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朵拉研究二題〉、〈盤旋的魅影――試論馬華散文中的鬼魅意象〉）、北美華文文學研究（〈歷史之書 智慧之書――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等），大陸文學研究也依然囊括進了視野（〈當代漢語散文的人文背景〉）。

見地邃遠。袁勇麟教授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觀察，常常在論文中提出具有理論厚度的觀點與見解。例如在〈言說的疆域――淺談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中，通過對列舉出的四部台灣文學史的分析，提出了大陸學者對台的言說疆域始終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觀照，由此而有無限的拓展蔓延；在〈張愛玲研究的趨勢與可能――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中，對豐碩的研究成果總結評估，將張愛玲這一常談常新的「文學符號」進行讀解並指出可能的發展方向；在〈二十世紀香港新詩與外國文學關係淺探〉中，以香港新文學成就最高的詩歌為對象，指出香港詩歌「兼收並蓄」的多元獨特風格的形成而使之成為溝通中國詩歌與世界詩歌的橋樑。作品洞見俯拾即是，極富啟發。

問題切近。袁勇麟教授在論文集中探討的許多問題是當今華文文學學科建設中面臨的當務之急，為求學科構建之維護與整合，就必須直面這些問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建設尚不盡人意，儘管不乏呼聲，依然存在大量資料空白亟需填補。相對於史料散佚、湮滅的速度，史料收集、整理的進程顯得過於緩慢，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僅在於完善學科制度、提倡嚴肅學風，更是與時間賽跑避免「滄海遺珠」之憾的必然要求（〈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舊體詩詞在刻意的漏過與無意的疏視下始終處在研究界的邊緣，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其自身創作活動也在日漸衰落。創作主體從華文文學的整體性與多元性角度考察，提出舊體詩詞實則是「不容忽視」，也迫切要求引起重視並加以研究（〈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學譜系――世界華文文學中的舊體詩詞〉）。

選題新穎。縱覽全書，立足理論前沿與創作前沿是論述對象的重要特點，在選題上可謂把握了當下最新的動態。試看〈冷酷的世情與隱喻的愛情――評陶然的自選集《沒有帆的船》〉一文，來自《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6年的第一期，而評論的內容即陶然《沒有帆的船》赫然是2015年下半年結集出版的作品。不僅研究的對象新，關注的要點也新。〈張愛玲研究的趨勢與可能――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評介了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間張愛玲研究的最新情況與進展，以他人的研究新成果為討論對象，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對張愛玲擴展研究可能的新突破與新空間。

「遠」昭示了創作主體視閾之闊大，「近」又顯示了目光所及之處秋毫畢現。遠景嵌套於新穎的甄別視角，近處的細微之觀又對等地貫穿了深邃的思想與洞見。總之，遠與近的交織展現了袁勇麟教授批評與言說之視閾的過人之處與顯著特色。

2  表裡互現的言說意識

隨着當代批評家創作活動的深入，我們越來越習慣於接受批評文論中的創造性因素，創作與批評的概念也愈加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當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學而存在時，意識形態、審美意識與人文歷史意識都在整體美學觀念的層面表現出來。上述三者在袁勇麟教授的批評中都不是以平面或線性的單純姿態出現，而是由表及裡，表裡互現，層層遞推，通過對文本與文本背後意識形態的探尋、文字與文字之美的透視、歷史及歷史意蘊的關注，袁勇麟教授的論文集鮮明地體現了這樣一種表裡互現的言說意識。

文本與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海外華文文學以其跨文化、跨地域和跨國界的特徵成為研究熱點，當我們以「國內學者」、「此岸書寫」的身份去觀照海外華文文學時，極易以中國文化為立足點放眼海外，從而消解或淡化海外華文文學中的異質因素。在〈言說的疆域――淺談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中，作者反覆提醒我們：

他們（大陸學者）對台灣「彼岸」的文學歷史觀察是在距離的對視下發生的，表現在具體文本中，必然反映出視野的偏差以及隱含在偏差背後的文化理念特徵。（P64）

對研究對象的關注重心往往暗示了理論視野的指向，一旦理論視野轉向，會直接影響觀察的視角和言說的疆域。因此通過考察理論視野的變動情況，我們有可能發現學術領域中意識形態的轉變。（P70）

透過文本這一表面，我們顯然可以挖掘出文本背後的深層意識形態。對於歷史的書寫必然潛藏着一個主體，這一主體自有其精神動態，通過歷史書寫之「表」而獲得深入其「裡」，即主體意識形態的可能。更進一步，顯示出的內部精神世界又往往與一個時代的風潮息息相關，內部的精神動態與外部的主流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形成了對話、交流的態勢。從這一表裡互現的動態過程中，帶給我們更加深刻的思索，所謂的交流理應是平等地看待對話雙方，關注「在場」的平行互動關係。

文字與透視文字的審美意識。在看似隨意的文字排列組合背後，體現的常常是創作主體反覆刪改的匠心和對文字本身的端正態度。談到文字，我們欣賞的依然是潔淨整潔的文字而絕非大網絡時代所謂寫作即是「碼字」的粗俗鄙陋之文。在今天，這種對於文字「文學性」的提倡非但是必要，而且顯得近在眼前有着迫切的需求了。在〈吳魯芹的散文世界〉中，作者首先高度評價了吳魯芹散文的幽默氣質與描摹人物的精妙，接着話鋒一轉，提出吳的藝術評價標準：「文字漂亮，思想深刻」（P190），這一傳統的美學標準在今人看來或許落伍，而作者卻不這麼看：

如果我們並不總是用進化論的觀點來討論事情，傳統並不意味着過時。只要有人類的存在，吳魯芹所堅持的人、人性、歷史、道德、藝術這些人文主義傳統就會是有價值的，不會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消逝。（P194）

從文字的使用背後可以窺見創作主體的性情，古有見字識人之說，這個問題古往今來被探討過無數遍，亦是未嘗沒有道理的。吳魯芹散文中所散發出的達觀知命的氣質，與其人其性的幽默通脫是直接相關的，這是一層的由字觀人、由外到內。此外，內部的品性又反過來表現在文本創作與文學批評上，吳魯芹為人認真誠懇，下筆變作文字時便絕沒有一絲敷衍了事，對旁人的創作的評判亦以此為佳。文字背後所反映的是一個文人的深厚的審美意識，這種審美意識又會反過來影響創作活動的方方面面。袁勇麟教授在言說評論的過程中是很注意表現出這一點的，這也使得他的言說總是維度多面、有理有據且富有張力。

歷史與歷史深處的文化意蘊。無論在培養群體的內聚力、歸屬感，塑造民族性格與文化，還是在提高國民素質和歷史思維水準上，文集都體現出歷史意識的價值。在全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核心理念就是作者對於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的注重與把握。除了第一輯中史料學等內容本身所呈現的歷史厚重感，第二輯入選的文本也大量表現出深沉的歷史感。在〈歷史之書 智慧之書――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中，更是直接以歷史為標題。試看：

在這四部回憶錄中，他更主要的是要表達中國傳統文化不得不轉型的憂傷……不僅是被動地讓別人來打破，還必須自己勇敢主動去打破並予以重建――至此，王鼎鈞的歷史書寫超越了歷史而進入到文化興亡的探討層面。（P203）

回憶錄的書寫被理解為獨特的私人化經驗，而在悠悠敘述個人成長經歷的同時，背後所支撐的卻是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從表面來看，對於個體經歷的書寫融入了他人的記錄，這些敘事線索又組成了綿延在中國大地上「群氓」的肖像圖。肖像本身不是目的，它的背後是中國的城市與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各階層的特徵。在觀察上述歷史現象時，筆觸自然地導向歷史環境、歷史氛圍、歷史條件等深層的因素，對這些既定過往的分析與反思又能形成對歷史的整體感悟和人類社會的價值判斷，總結出社會的本質及事物發展規律。這樣的深刻體驗作為個人的感悟和評判，實際上又會反覆在記錄的過程中呈現。袁勇麟教授在批評與言說時注重把握文本的歷史意識及歷史書寫背後的群體性心理、思維和經驗，顯示出具有深刻內涵的批判精神，易於激起接受者深入探尋的學術動力、加強其領悟社會活動現實和獲得反思性知識。

深厚的美學修養與自覺的史學抱負在由表及裡、層層遞進、表裡互現的言說意識下，完整而清晰地展示了袁勇麟教授的美學觀，給受眾以啟發和思索。

3  縱橫捭闔的言說方法

為準確、全面地看待一個事物、把握事物的動態軌迹與事物間的關係，追本溯源、釐清脈絡的縱向梳理研究方法與異中見同、同中見異的橫向比較研究方法都是有益的嘗試，前者展現的是對事物流動變化的監控，後者則是在比較中表現出事物的短長。縱向性言說與橫向性言說的比較分析法是論文集言說的基本方式，袁勇麟教授在進行評介時對創作主體與文本往往多角度地比較考察，既注重橫向比較，亦不忽視縱向比較，更有縱橫交錯的全景輻散與聚合的方式。這樣，不但異時代學科的嬗變、文體的發展演進得以體現，同時代同類型創作主體與作品的不同書寫也躍然紙上。在這縱與橫之間，憑藉深入地論證與透徹地分析，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

橫向的言說方法。這是將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讀、同一群體的不同特點等進行橫向的觀察比較，從而得出新思路、新發現，不僅有助於加深對問題本身的認識，還有助於探尋問題背後的更為複雜的因素。袁勇麟教授有意識地選取了幾個大類，如馬華散文、張愛玲研究、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等，通過橫向對比的方法在異中求同，為各自鮮明的特異性做註腳，又在特異性的背後見出共同的社會文化思潮與背景。試看〈張愛玲研究的趨勢與可能――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

在這樣的場域中，對張愛玲的研究當然也就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元、生動活潑的文化態勢，同時也可能因此而顯得混亂蕪雜。因此，本文以碩、博士論文為例，考察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大陸的張愛玲研究情況，從一個側面瞭解社會文化思潮動態發展與其對文學創作研究的影響。（P76）

文章提出，新世紀對於張愛玲的研究圍繞於文本研究與文化研究。文本研究中，以細節作為解讀張愛玲的直接方式，難免有闡釋空間不足之限；通過透視文本把握內蘊，既有性別意義的生發，也不乏由此轉向的創作主體研究，而前者發展至今有模式化之弊，後者則更因其精神私史的精幽複雜而需謹慎判斷。文化研究中，作為超級文化符號的張愛玲被納入影響研究和比較研究的範式，以相互觀照為切入點探討問題。這是「通過比較分析相同或者不同歷史環境中作家創作的諸多特徵，透視洶湧起伏的歷史長河中那些『常』和『變』的文化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給作家帶來的精神影響和審美創造」（P84）。由此可見，在橫向的比較中，首先是分類清晰易於研究不同特點，其次是比較探討互現得失短長，有助於總結新的研究方向，擴展新維度。此外，橫向的比較研究顯現出的是時代風潮的變化，豐富着「文學生態整體發展的大廈」（P87）。

縱向的言說方法。這是對某一文體的動態軌迹、同一創作主體的創作歷程、某一流派的發展變化等進行追本溯源、廓清脈絡的梳理，在歷史的長河中理出變動的線索，分析興衰得失變化背後的深層動因與要素。袁勇麟教授在第一輯中將視線聚焦於華文文學史料學、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舊體詩詞等，在史料學方面則有史料學學科發展、相關期刊與博物館建設歷程之評介，在文學史與舊體詩詞則有歷時性動態摹畫。第二輯涉及眾多具體作家作品，在文體上以散文篇幅為最，其次小說詩歌，兼論其他文體（序跋、書信等），多次採用縱向梳理的方式對文體的發展加以闡釋。試看〈二十世紀香港新詩與外國文學關係淺探〉：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香港新文學以詩歌的成就最高，而詩歌方面與上海的聯繫最密切。（P151～152）

進入五十年代，香港的詩壇同整個香港文學一樣，面臨着空疏與重組。（P155）

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詩壇發生了新的變化，一大批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詩人逐漸成長，並成為香港詩壇的中堅。（P159）

在歷史的背景下縱向地看待一個文體、一種文學流派、一個文學社團的發展興衰，無疑更有益於探查因由、總結經驗，在未來的發展中規避一些問題、提倡一些日漸式微而本不容忽視的東西。

縱橫交錯的言說方法。在袁勇麟教授的論文集中，無論是橫向的比較方法還是縱向的梳理方法都絕不是單一孤立的存在，而是往往縱橫交錯，在縱與橫的相互穿插之中造成一種層層嵌套的分析效果，既非單單從橫向來看待，亦非獨獨自縱向評說，在縱橫交錯間輻射出事物新的內涵與意蘊。試看〈言說的疆域――淺談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中，運筆如飛，縱與橫聯結穿插，議論方法精妙絕倫：

大陸的台灣文學史著述卷帙紛繁，這裡無法一一詳述，只準備從中選出幾部較有代表性意義的文學史樣本，觀察大陸對台灣文學關注的重心位移，並在此基礎上試析大陸研究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之變動遷轉。（P64）

從文本中甄選出的對象來看，可以說是既包括了九十年代初到新世紀初的文學史樣本，又在四部樣本，即同樣針對台灣文學的編纂中進行了橫向比較。縱橫對應間，不動聲色地展示了大陸學者「此岸書寫」的重心運動軌迹與背後意識形態的變化。

無論從論述方法的易於操作性、實用性還是整體性上來說，袁勇麟教授所採用的縱向與橫向及縱橫交錯的言說方法，都是值得肯定、提倡和學習的。

結語

世界華文文學言說疆域之廣闊是不言自明的，凡有海水之處皆有華人，也就有了華文文學。隨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另一種風景」已由絕對的「彼岸」演變為可以觸碰到的「此岸」，此在與彼在的界限開始不再明晰，風景也成為了一種擁有流動性生命的風景。本書所論及的問題，這些流動的靚麗風景線，不僅有助於華文文學相關學科建設、問題探討、思路拓寬等，而且在言說方法上提供了實際分析操作的範本。通過細數史料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問題，為我們帶來史料收集與整理的有益；通過對張愛玲這一文化符號的橫向解讀，指出了今後研究的新可能與新方向；通過為舊體詩詞等邊緣文體「正名」，呼籲人們關注學科整體性的建設；通過對台港澳、東南亞及北美華文文學文本的評介，又提供了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新範式。論文集展現出的強大理論與美學張力，提供了很多值得後來者借鑒之處。當下對於華文文學關注的熱度逐漸升溫，我們欣喜地看到袁勇麟教授的自選論文集在這個亟需加深對於華文文學學科理解的時候問世，給我們帶來了深遠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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