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 ： 如何香 ？怎樣文學——從《香文學大系》談

由陳國球教授主編的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最近陸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引起學界相當的矚目。

我注意到，幾乎所有的編者都提到，「大系」的編纂建立在搜集香港原始報刊的基礎。大量的沉默在黑暗裡的資料第一次被陽光照亮，浮現在大系裡。它讓我們耳目一新，也讓我們感嘆從前的孤陋寡聞。儘管中國內地出現了為數可觀的《香港文學史》，但在史料上還不盡完善。《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的香港作者慕容羽軍曾諷刺內地學者，「遠在國內，只作了一兩次『香港遊』，購買了幾本書刊便縱筆寫《香港文學史》」（1）。平心而論，這種說法不太公正。如劉登翰的《香港文學史》（1997）和袁良駿的《香港小說史》（1999）等，在報刊上已經很下功夫。當時內地學者條件拮据，沒有條件完整搜集資料，而率先彰揚被文壇主流忽略的港台文學，應有開拓之功。資料上的缺憾，當然是不言而喻的。

史料的問題，更多時候其實是文學史觀的問題。沿襲侶倫的說法，《香港文學史》都將1928年的「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伴侶》視為香港新文學的開始。袁良駿則更發現了1924年的《英華青年》，將香港新文學史提前了四年。然而，對於1921年創刊的《雙聲》和1924年創刊的《小說星期刊》等，他們卻不加注意。原因是，在他們看來，《雙聲》和《小說星期刊》等刊以文言為主，又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不值一提。《英華青年》雖然同樣是文白夾雜，但其白話小說卻受到了五四影響，這正好驗證了香港新文學系受大陸五四新文學影響而成的觀點。

「香港新文學大系」的編選眼光卻不同，謝曉虹在編選「小說一集」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將黃天石發表於《雙聲》的兩篇小說〈一個孩童的新年〉和〈雙死〉選為頭篇，並在編選導言中指出黃天石小說「讀來迥異於五四的『愛情』公式，或更有晚明以來的尚情之風。」（2）對於黃天石在抗戰以後以傑克為筆名寫作流行小說，《香港文學史》都認為至為可惜。黃仲鳴在「通俗文學卷‧導言」中專門引出了劉登翰《香港文學史》中的一段話，「黃天石從純文學創作出發，戰後返港才迫於生計改以傑克筆名，順應出版商的要求，寫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說。」認為「這是大謬。」他指出，黃天石早期就寫作通俗小說，並與內地徐枕亞交往。（3）謝曉虹則對此有更為深入的分析，「黃天石改以傑克之名寫流行小說，便常被視為令人惋惜的例證。只是，黃早年的小說，從根本上便與五四主流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而他那些於四、五十年代開始走紅，被盜印成風的通俗小說，或調整政治家陳義過高的虛偽姿態，或借男女關係的離合取捨，寄託對理想社會的盼望，事實上未必不與他早年的創作風格一脈相承。」（4）

史料的選擇、排列以及闡述，本身就呈現了歷史敘述的立場。陳國球在「香港文學大系‧總序」中，首先對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譜系進行了梳理，並說明了「大系」建構歷史的性質。不過，陳國球對於香港文學史的建構，卻刻意與各種中國新文學大系都有所不同。除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史料卷以外，「香港文學大系」多出了「通俗文學卷」和「舊體文學卷」，少了「文學論爭卷」，這是很讓人矚目的現象。

原因何在？是由於殖民地香港的歷史獨特性。在香港，語言文化結構是中英二元，在中文文學中，新文學與舊文學相容，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並行，其間並無根本性矛盾，也無爭議衝突，這是香港文學有「舊體文學卷」和「通俗文學卷」而無「文學論爭卷」的原因。內地學者簡單套用中國新文學史模式，必然產生盲點。

英國當初佔領香港，僅為通商所用，並無人文重建之設想。正是由於商埠的性質，香港文學歷以通俗文學為主流。研究香港文學如果不正視通俗文學，而僅僅聚焦於邊緣上的嚴肅文學，顯然是不全面的。況且，在「文化研究」和「後現代」的當下，通俗文學的研究已經具有了理論合法性。陳國球在「大系‧總序」中論述了收錄香港通俗文學的必要性：「我們認為『通俗文學』在香港深入黎庶，讀者量可能比其他文學類型高得多。再說，香港的『通俗文學』貼近民情，而且語言運用更多大膽實驗，如『粵語入文』、或者『三及第化』，是香港文化以文字方式流播的重要樣本。」（5）對於黃天石轉向通俗小說寫作時的惋惜，顯然出自於純文學的正統觀念，而在謝曉虹看來，黃天石的通俗文學反倒更具香港性，「或能讓我們重新追索那些早被新文學史所刻意遺忘和淘汰的思想痕迹。」（6）

香港開埠以後，英國殖民者將英語規定為官方語言，形成了香港英語與中文的分化結構。這種情形導致了中文傳統文化在文化認同的重要地位，也導致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同盟關係，這與大陸的新舊文學對立的狀況大不一樣。於此，「香港新文學大系」前所未有地設立了「舊體文學卷」。陳國球在「大系‧總序」中專闢一節，題為：「香港文學大系」是「『文學大系』而非『新文學大系』」。他解釋說：「『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成互補的機會。……如果簡單借用在中國內地也不無疑問的獨尊『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況表達清楚。」（7）負責編「大系‧舊體文學卷」的學者程中山，語氣要比陳國球尖銳得多。他斷言：從1843年至1949年，中國傳統文學是「百年香港文學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學史僅僅涉及新文學是很片面的：「近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主流研究者，對百年香港舊體文學大多視而不見，或更排斥詆毀，製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學史》，至為可惜。」（8）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筆者就在《小說香港》一書中指出：「在大陸，舊文化象徵着千年來封建保守勢力，而在香港它卻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徵，具有民族認同的積極作用。在大陸，白話新文學是針對具有千年傳統的強大的舊文學的革命，在香港，『舊』文學的力量本來就微乎其微，何來革命？如果說，在大陸文言白話之爭乃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後之爭，那麼同為中國文化的文言白話在香港乃是同盟的關係，這裡的文化對立是英文與中文。香港新文學之所以不能建立，並非因為論者所說的舊文學力量的強大，恰恰相反，是因為整個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應該警惕的是許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國舊文化。一味討伐中國舊文化，不但是自斷文化根源，而且可能會造成舊文學滅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9）可惜的是，這種聲音過早，當時並無反響。

事實上，內地學界近年也有不少重新看待現代舊文學的討論，也有相關學者，包括筆者博士生的博士論文，也開始討論現代文學中的舊詩詞等問題，但還不能撼動中國現代文學的固定結構。現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面世了，或許對我們是一種有益的啟示。中國本身沒有完全殖民地的經歷，容易對於「現代性」背後的殖民性掉以輕心，香港的歷史可以啟示我們重新思考漢語文化主體與西化及殖民性的關係。

【註】：

（1）      慕容羽軍《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社2005年7月初版。頁1

（2）      謝曉虹編《香港文學大系‧小說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12月第1版。頁50

（3）      黃仲鳴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12月第1版。頁51

（4）      同（2）。頁51

（5）      同（3）。頁27

（6）      同（2）

（7）      程中山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商務印書館，2014年11月第1版，頁25～26

（8）同（7）。頁44、76

（9）趙稀方《小說香港》，三聯書店2003年5月北京第1版，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