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婉儀 ： 創新而富建設性的華文文學研究——評《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袁勇麟選集》

福建師範大學袁勇麟教授的自選集《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文庫》的第三輯，係「當代著名學者選集，入選學者的代表作」，「文庫」系列自發行以來，已經在海內外學界產生較大的影響。袁勇麟教授在《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中創建性地提出了華文文學新的研究方向，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尤其是華文文學史的梳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

史料在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現代文學史家黃修己先生提出：「有了豐富、完整的史料，學術研究才有堅實的基礎。」（1）一直以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整個華文文學學科中都顯得相對薄弱，本書則敏銳地關注到了這個問題，一方面評介了數十年來幾個區域的華文文學史料建設工作，另一方面又將史料觀照與敘事學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基於言說疆域對於史料研究的寶貴價值。可以說，本書填補了華文文學研究的空白，並且將對下一階段華文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結構上看，本書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輯主要探討華文文學史料學，第二輯主要剖析具體作家作品，可以說完整地體現了「史」與「論」相結合的特點，落實了從宏觀性的研究方法到具體作品闡釋的整個過程。

1   基於現有史料情況的冷靜思考

世界華文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薄弱的現狀，是袁勇麟教授在本書中最突出的關注點，他不僅僅從多個領域對於華文文學史料的現狀進行了觀照，並且對於未來學科的史料建設、發展作出了理性的展望，這對於整個華文文學的學科建設，都具有非常寶貴的意義。

（1）現狀的深入剖析

《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第一輯首先安排了四篇關於華文文學史料現狀的研究文章，分別是〈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文訊》：史料保存與歷史建構〉、〈台灣文學館：資料典藏與文學推廣〉、〈《香港文學》的史料建設〉。這四篇文章，可以說完成了多層次、多領域、多類別的華文文學史料學深入剖析。

首先是整體視野。全書第一篇〈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可以說是全書的提綱挈領之作，全文梳理了台灣、香港、大陸對於華文文學史料的整理現狀，並且指出了所存在的不易收集、資料佔有不全等問題，更有針對性地指出了一系列後續的工作要做，比如史料的考證、版本的鑒別、筆名的辨認等等。這就為全書確定了一個明確的理論視野，之後對於各個種類、領域、地域的史料梳理就變得更加有條理，也給之後「言說疆域」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其次是着眼細節。作者首先注意到了台灣《文訊》雜誌在華文文學史料整理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對於《文訊》具有「為文學立史」的意識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此外，也高度評價台灣文學館對於資料典藏和文學推廣的重要作用，《香港文學》對於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的貢獻。這其中涉及到很多細節問題，是一般文學研究難以涉及到的，比如雜誌如何在創辦過程中堅持史料意識、重塑文壇當下史識、關注文壇生態環境、通過文學評論會等形式來構建文學史，文學館如何承擔起文學推廣使命，對文學資料保持史學敏感。這些研究不僅梳理、反思了過去幾十年的史料整理、建設等工作，更重要地，有助於今後相關雜誌、文學館、圖書館等各領域整理史料、鑒別史料工作的展開，可以說作者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史料學建設總結出了寶貴的經驗。

本書的前一部分着重於總結過去、梳理現狀，從宏觀上指出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上的缺失，指出了一個學科的根基問題所在，細節上又列舉了幾個比較成功的史料建設、保護的成功案例，針對這樣的細節分析，提出了有先導性的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的建議。

（2）前景的理性展望

對於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的未來展望，散佈在該書的一些文章中，集中體現著作者對於本學科未來發展的合理建議和熱切期望。

一方面，在明確了學科的史料建設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之後，作者指出：「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才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板櫈』的奉獻精神。」（2）這不僅為華文文學學科建設指明了方向，更是對當代華文文學研究者的真誠鼓勵和有益勸導。勸導大家能夠沉下心思，不必一味追求學術熱點，更要在學科基礎建設方面貢獻自己的心血。

另一方面，在文章中作者也透露出對於史料建設中文化推廣作用的讚賞。比如在〈台灣文學館：資料典藏與文學推廣〉中提到的兩次攝影展，都是在史料建設的基礎上向普羅大眾展示文學發展的歷史。這就是史料建設的下一步工作――將文學資料典藏化為資料普及和文學推廣。作者對於這一部分的重視就將史料建設的意義更加提高了一個層次。

最後，作者也強調了未來華文文學史料建設中「互動」與「合作」的必要性。這種合作不僅僅局限在作家、評論家和史料工作者之間，也存在於研究機構和出版單位之間，更重要地，是大陸、台港澳和海外之間的互動。作者在這一點上打破了大眾對於史料建設的刻板印象，將史料建設不僅僅局限在學科基礎建設這一位置，而是將其作為一種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學科交流手段的特性挖掘了出來。這一點在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學科裡顯得尤為重要，與本學科「跨地域、跨領域、重交流」的特性非常相符。正是如此，本學科史料建設的未來可以說是一項意義非凡的工作。

2   拓展言說疆域的跨學科研究方法

這個部分可以說是整本書的核心內容，將歷史寫作與敘事學聯繫在一起，並且與文化視野、意識形態相關問題相聯繫。基於第一部分的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現狀問題的思考，本書在這一部分集中實現了理論上的創新和方法論上的指引。

（1）敘事學與史料學

蜜雪兒‧福柯曾經這樣評論對於文學史的微觀理論視野觀察：「與其說它構成一個邊緣的領域，不如說它構成一種分析的方式，一種透析法。」（3）這樣的推論主要是基於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對於歷史的呈現方式的思考。敘事學家認為：「歷史寫作中明顯存在着話語的手段。」（4）對於這樣的話語手段的研究，在華文文學史料建設中是有着別樣的意義的。不同普通的收集、整理、鑒別，這樣的史料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特殊路徑的文學研究，尤其是作者所研究的大陸編纂的台灣文學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作者在〈言說的疆域――淺談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一文中以大陸編纂的台灣文學史為研究對象，對比了幾個版本「此岸書寫」在敘事學上所展現的言說疆域版圖，並且深入分析了這種有距離的「此岸書寫」所展現的遠離「中心」的冷靜客觀態度，及其背後所展示出的文化視野的現象。以此為契機，研究大陸學者關於台灣的文化敘事特點。作者在研究中深入分析意識形態在歷史敘事中所展現出的文化視野的疆域、挖掘敘事的細微差異、探究其背後敘事機制生成的種種差異。可以說，敘事學、形象學、史料學在這裡實現了有機的結合，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後指出：「隨着理論視野的位移無限拓展蔓延，我們或能在這片土地上搭築起台灣文學研究的理論大廈。」（5）

（2）理論視野的變化與史料學

對研究對象的關注背後所潛藏的往往是理論視野，理論視野的變化往往也會帶來關注方法的不同，最終的結果就是言說疆域的不同。作者在本書中不僅關注了敘事學、形象學角度的史料學研究，更宏觀地從理論視野的變化深入研究了台灣文學史中言說疆域的轉變問題。

大陸對於台灣文學史的編纂，本質上展現的其實是大陸對於台灣的文化態度。歷史的、宏觀的、整體的理論視野，必然會將台灣視為中華民族版圖內的一部分，這樣充滿了「母緣」文化意識所書寫的史料其敘述肯定帶有明顯的將台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大敘事內的特徵。而微觀的、個體的理論視野，必然會在敘事中更加關注個案研究，對文本進行細讀，甚至其敘事重點相對來說更關注精神層面上的台灣文學發展。

通過對兩種理論視野的對比，作者已經向讀者明確地展現出了理論視野轉變過程中史料書寫變化的種種可能。在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他者」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中心話題。無論是港澳台文學還是馬華、北美等地的華文文學，「他者」既是一種客觀身份，也可能是一種心態、一種文化身份。而史料的編纂，在其敘事過程中，肯定會表達編纂者對於這種「他者」身份的認識，種種認識的差異背後，正是理論視野的變化。對於理論視野變化的關注，一方面是有其普適性意義的，這樣的「言說疆域」存在於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史學的編纂過程中；另一方面，「言說疆域」又可以在研究華文文學史料及其史料建設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正是因為華文文學這一特殊創作群體所經歷的特殊的歷史變遷造成的。可以說，理論視野變化的研究、「言說疆域」變化的研究，是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的一個重要的開拓，具有不同尋常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3   文體並置與鬼魅原型的魅力

以上兩部分討論了作者如何在《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這本選集的前半部分對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現狀所進行的冷靜反思和深入觀察，並且在這一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言說疆域」這一理論概念，同時提出了在宏闊的理論視野下逐步擴大華文文學的研究「疆域」的相關建議。第二部分，該書選編了作者對華文文學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涉及到了多種文體、多個體裁，形成了針對多種文體研究的「狂歡化」效果，而其中對於華文文學中的「鬼魅」敘事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引人矚目。

（1）多重文體的「狂歡化」效果

所謂狂歡化，來源於狂歡節的概念。按照巴赫金的理解，意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儀禮、形式的總和，一般發生在「廣場」之上――「官方的民間文化在中世紀，還有文藝復興時代，都保留着自己的一塊特殊領土――廣場，和一段特殊的時間――節日和集市期。」（6）總的來說，它是一種儀式性的混合的遊藝形式。狂歡化的形成，使狂歡節逐漸脫離了固定的時間節日和地點廣場，向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形式。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形成了這樣的「狂歡化」效果。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一個部分選擇的文章體裁各不相同，有現代詩歌、小說、舊體詩詞、散文，還有時下非常流行的「微小說」，這種不拘泥一種文學體裁的編排方式，一方面展現了作者涉獵之廣泛，另一方面這種不同文體研究文章的選擇極易給讀者帶來一種「狂歡化」的閱讀體驗。在這一部分，不同的體裁成為了「廣場」上的「遊藝人」，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打破大眾對於文學研究的單一印象，同一時間段內瞭解到不同體裁、不同地域、不同知識背景的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這種跨越平時某一體裁的選編方式，可以讓文學體裁跨越邊界的限制，形成一種「狂歡化」的效果。可以說，本書這個部分完成了一種文化儀式，將袁勇麟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組織成了一場有關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文化狂歡遊行」。無論是舊體詩、現代詩歌，還是散文、小說，都成為這個文化廣場的一部分，在呼應、對比的過程中相映成輝，展現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繁盛局面。

（2）獨特的鬼話敘事研究

鬼文化是文化學的一個分支，有着豐富而深邃的內涵，伴隨着人類文化出現而出現，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獨特的文化現象。按照民俗學的分類，鬼魅屬於民間信仰之列，雖經近代科學、理性的衝擊，依然沉澱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而鬼話敘事，一方面蘊含着重要的文化學、民俗學內涵，另一方面鬼神意象本身的構建也有各式各樣神秘的隱喻意義。正如尼爾森‧古德曼在《藝術語言》一書中所指出：「文學藝術的符號語言，並不僅僅是審美的符號，它由於在社會交往中頻繁使用，而具有自然的、社會的意義關聯。藝術的審美符號也隨時可以拓展自己的意義範圍。」（7）

鬼魅形象、鬼魅話語作為有着重要隱喻意義的文化符號，在華文文學的研究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大陸對於「鬼話」研究正在興起。在本書中，作者填補了這一空白。一篇〈盤旋的魅影――試論馬華散文中的鬼魅意象〉，一篇〈低迴的魅影――試談張愛玲影響下的台灣女作家「鬼話」創作〉，「魅影」兩文可以說既關注了符號學視野下的「鬼魅」文化意象，又關注到了張愛玲作為文化屬性的「非語言符號」在「鬼話」敘事中所產生的輻射效果。這樣既觀察文化符號本身、又關注文化符號源頭的研究視野，無疑是「言說疆域」下理論視野不斷擴大的現象之一。這樣的研究對於瞭解世界華文文學作家的歷史淵源、生存現狀、生命體驗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這樣的理論視野背後是鮮活的生命圖景。可以說，「魅影」兩文為這一題材甚至類似題材在華文文學中的研究提出了極具理論性的寶貴範例。

總的來說，袁勇麟教授的《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一書關注華文文學研究中的缺失問題――史料建設問題，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理論視野與「言說疆域」的研究建議，頗具創新性、問題意識與建設性。該書的出版，對於整個華文文學史料建設、史料研究、學科發展都有着不可忽視的貢獻。

【註】：

 （1）    黃修己：〈告別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思考〉，載於《藝文述林2――現代文學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頁1～2

（2）      袁勇麟：《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頁17～18

（3）     ［法］蜜雪兒‧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頁150

（4）     ［美］戴衛‧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馬海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78

（5）      袁勇麟：《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頁74

（6）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0

（7）     ［美］尼爾森‧古德曼：《藝術語言》，褚朔維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頁24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