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張 ： 丁酉正月、晉江與蔡其矯

1

若不是航班延誤兩個半小時，我應該傍晚時分就可到達泉州晉江國際機場，結果遲至晚上八點半，還要勞煩鄭館長和錦秋先生候在那裡，心裡很是過意不去。

我與晉江的淵源，皆與蔡其矯先生有關。近十三年的秋天，正是蔡先生親自通知我前去晉江參加全國性的蔡其矯詩歌研討會。自然，除了開會本身，也隨與會人員一道前往紫帽山下的蔡先生故宅圓坂和晉江著名的自然、文化景點訪問，與幾位前輩詩人重逢之外，還新結識了蔡先生的不少好友。於我，那次晉江之行雖短暫，卻愉快。

不過，第一次畢竟是第一次，儘管有不少生動的片段記憶，但若說對晉江有甚麼認識和瞭解，怕就說不上了。故而這次重訪歸來之後，竟然有了寫點甚麼的衝動，心裡想，不妨借着這次行走的路線和印象，順便把上次的片段記憶穿插進去，算是自己兩次晉江之行留下的腳印。

第一個強烈的感覺，應該是氣候的溫暖和明亮。在南北不同地方都有過經驗之後，或許就會對同一季節南北氣溫之差較為敏感。譬如現在還是正月，北方理所當然猶處於春寒料峭時節，我在江南杭州感受到的春意自然要比北方濃得多，可到了晉江氣溫卻又明顯升高一截。加之那幾天又特別晴朗，這種溫暖明亮的感覺也就益發強烈，這就使我在跟隨大家各處參觀時不得不臨時減掉一些衣服。

這種溫暖明亮的晴天，讓我想到更早些時候蔡先生在信中給我介紹泉州時，曾說過一句「氣候比山東好」。眼下我有了真實的體驗，又想到另一問題，即北方受困於濛濛霧霾之時，晉江以地理環境和產業結構不同的緣故，該沒有遇到類似的困境吧？看眼前空氣的透明度，也似乎跟霧霾八竿子打不着。

與上次不同的是，這回還特別走訪了幾處古建築密集的村落與街區，比如往安海鎮路上的靈水古村落與安平橋，又比如紫帽鎮的紫星村和市區內的五店市傳統街區。除了安平橋如臥波長龍那樣的從容安閒外，靈水古村和五店市古街區建築群給我的印象，幾乎可以用震撼來形容。我當然知道泉州、晉江一帶是久遠時代海上絲路的起點，也知道因商貿發達而成為著名的僑鄉，十幾年前的蔡其矯研討會結束後我曾獨自前往泉州，注意到了泉州市區建築上廊柱造型的別致和寺廟飛簷的靈秀，可這次近距離觀察晉江古村古街建築，我卻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熱烈的暖色調建築帶給我的視覺和心靈的撞擊，我第一次明確意識到：晉江原來是赭紅色的呢！

這熱烈的溫暖的赭紅色，襯托上同樣熱烈、溫暖、明亮的天氣，可就營造出一番絕然不同於北方之土黃、尤其是江浙之白黑的色調了。假如再將畫面拉遠些，把山的綠、海的藍一併作為襯景配上去，其色彩之鮮麗豐繁與乎格調之生氣勃勃，就更是令我這北方佬、江南客感到某種不可思議。還有，氣候溫暖雨水豐沛又讓植物們得其所哉，舒葉、着花益發蓬勃踴躍，自北而南，花事繁盛情景差異之大，若非親眼所見真不太敢於確信。春節前後的中原最多只能看見淺黃的臘梅（養在溫室的花卉不算），就是杭州也不過只有梅花、茶梅、枇杷花幾種，在晉江就不同了，我所見大面積開着的便有三角梅、炮仗花、刺桐花、串錢柳，還有隨處可以碰見的灌木、草本小碎花，以及掛滿一串串飽滿果實的木瓜。這裡頭，最能叫人心跳起來的是藤本花木炮仗花，葉子蔥綠，花色橙黃，花朵像鞭炮一樣紛披於枝頭，密密麻麻，而又爬滿主人家的牆頭，竟跟晉江民居的赭紅匯成同一色調，煞是喜慶。正當我把炮仗花作移栽江南的設想時，不意走在身邊的蔡三強先生也低了聲音問我：「不知道這炮仗花可不可以帶到北方去種？」看來被這繁華綠葉所吸引的不止我一個北方人呵。

文化和人，都會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不知晉江泉州一代發達的傳統經貿和文化是否都跟這暖色調的氣候、風土有些內在呼應關係？

2

回到杭州重翻蔡其矯的鄉土詩，才發現蔡先生原是寫到過家鄉民居的，不過奇怪的是，在詩人筆下，這些在我看來暖色調的房子卻呈現着另一番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六十年代初寫的〈僑鄉的歌〉就如此寫道：

啊，海外旅人的故鄉

誰能夠看見你而不記得

那龍眼樹蓋滿的山丘

那黃土路邊小小的園圃

那聳立水田邊的

一棟棟紅磚的高樓

都飽含着離人的眼淚

和遊子的鄉愁

在同時期寫的〈1932年的圓坂〉裡，也有「憂鬱的黑瓦／哀傷的紅磚／白日裡也只有深沉的感嘆」這樣的句子。細細推究之後，若有所明，或許也只能這麼理解：此二詩所寫，要麼是舊時代「貧窮的村莊」，要麼是海外遊子凝滿鄉愁的淚眼，從心境反作用於環境的角度，紅磚給人哀傷之感也便是自然的了。

借助另一首〈紅甲吹〉，或者可從正面印證晉江風土的溫暖明亮：

記憶中的故鄉全出現了

帶着它的色彩和它的風情

扁擔挑着雕縷塗金的漆籃

戴花的婦女芬芳襲人

稻田盪漾着明亮的氣流

蜜蜂身上沾滿金黃的花粉

「稻田盪漾着明亮的氣流，蜜蜂身上沾滿金黃的花粉。」不錯啊，這樣的記憶恰好與眼前的溫暖明亮吻合着。

十二年前的晉江行，也去了草庵，也去了圓坂，這回再去，當然便是重遊了。不同的只是，樹木花草屋宇依舊，蔡先生熱情的招呼和擁抱卻不在了。

在草庵，我又看到了那棵千年檜木。它還是那樣斜着身子，這棵上千年的古樹歷經久遠的歲月而硬生生分離成兩半，看上去就像是兩棵樹。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十二年前那次來草庵的情景，那時這棵被歲月劈成兩半的樹還沒有被木柵欄圍起來，遊人完全可以走到它跟前撫摸它，或倚在它身上照相。而我當時看到它，隨即想起牛漢先生的詩〈半棵樹〉來，我就趕快招呼：「牛漢先生，快看，半棵樹！」聽到喊聲，牛漢先生果然跟過來，也看到了它那遒勁的身姿，我拿出相機，請牛漢先生站到這棵樹中間的空處，為他們留下了一張合影。這張合影後來被我用到當代文學課堂上，每次講牛漢的詩作〈汗血馬〉〈半棵樹〉，我都會以這張照片導入課程。牛漢、蔡其矯、邵燕祥，都是我喜愛的詩人，他們彼此也是談得來的好朋友，而我認識牛漢先生甚至比認識蔡先生還略早些，1988年就到北京八里窪牛漢的家裡拜訪過，與蔡先生通信雖始於1989年，見面卻是遲至十二年前那次會上。

那次到圓坂，我對其方位沒有甚麼概念，還以為就在晉江市區。這次乘車去時，我才留意到是出了市區又走了不少路，跟前一天去的紫星古村一樣同在紫帽山下，而圓坂則緊鄰泉州。蓋圓坂、紫星所在的紫帽鎮，乃晉江最北端的一個鎮，再往北的確就分別是泉州、南安的界內了。

蔡先生故宅兩層樓的洋房，一如十二年前那般闊氣，院子裡擺滿了大大小小的花盆，院牆上更是開滿了紅紅火火的炮仗花，而門前多了一塊石碑，上面鐫刻了「濟陽樓」三個字。據說這是因為蔡家遠祖來自河南濟陽，「濟陽樓」的名字是蔡先生的父親當初蓋樓時就定下來的。

我想起了那次來時，蔡先生雖然也已經八十七歲，可走路講話都還是風風火火的樣子，進了圓坂村，他走在最前面，帶着大家到院子裡看這看那，在一樓擺滿水果的巨大桌案前揮着手臂致歡迎詞，又爬到二樓指點着幾張作協會議的大合照給大家看。回到院子裡，蔡先生拉着我的手與我合影，他的臉上始終洋溢着熱情歡樂的笑容，他的堂弟蔡其雀也站在院子裡迎接着客人。

和那次一樣，從濟陽樓出來再到後山去，後山上也到處開滿了花朵。只是那棵高大的鳳凰樹下增加了蔡先生的墓碑，碑的材質為黑色大理石，正面居中是蔡先生遺像和「蔡其矯（1918～2007）」的字樣，基座鐫刻「我是大海的子民」七個隸書漢字，碑背面則鐫刻蔡先生名詩〈波浪〉中的三行：「對水藻是細語／對巨風是抗爭／生活正應像你這樣充滿音響」，而碑的左下側是蔡先生母親的墓，右側平鋪的巨石上刻着蔡先生題寫的「綠色家園」四個大字，整個蔡氏墓園依山而建，巨岩突兀，花木扶疏，真乃風水絕佳之地。記得上次來，我和另幾位北方客錯將那棵大鳳凰樹認作合歡花樹，舒婷言之鑿鑿地給予糾正，還笑話我們幾個：你們這些北方人啊！

蔡先生一生滿是傳奇，歷經種種冷遇和坎坷，卻也從不把這些看在眼裡，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愛，他從來是個歡樂、大度的人，他為家鄉寫了那麼多深情的詩章，又以自己的持續探索豐富了漢語現代詩的新傳統，甚至熔鑄了一種別具魅力的詩體與詩風，帶起了家鄉眾多的詩歌苗裔，他是無愧於家鄉，無愧於祖國，亦無愧於詩歌的。在蔡先生辭世十週年之際，晉江沒有忘記他，開會紀念他，整理出版了若干種以蔡其矯為主題的圖書，其意義又何止於紀念蔡先生一個人？

再度來訪，匆匆兩日，用自己的眼睛和腳步一一印證蔡先生讚美家鄉的詩句，深以為幸，殊覺親切。相信與蔡其矯、與晉江仍有後續之緣，且待來日。

3

去年暑中，借出差北京機會，我跟三強先生聯繫好，在某日上午到東堂子胡同和他見面。這樣，在蔡先生離世十年之後，我終於到了蔡先生北京的家裡，也見到了九十七歲高齡的蔡夫人徐競辭先生。

實則在蔡先生剛去世時，我就曾給徐先生打過電話，知道了蔡先生患病、住院、於睡夢中辭世的詳情，之後我也計劃到北京拜訪老人家，想跟她談談我的一些想法。去年上半年，我先打電話初步跟徐先生商量，但她很客氣地阻止我不要去，建議我與蔡三強以及晉江蔡家聯繫，且為我提供了聯繫方式。我只從電話裡聽得老人家的聲音是爽朗的、明快的。

過去蔡先生回我信，地址如果不是福州省文聯宿舍，就是北京東堂子胡同，故而這地址於我毫不陌生，具體方位也早在地圖上找到過。那天出了地鐵，在清早的涼爽中沿了東四南大街前行，不一會兒就到了胡同口。胡同裡很寧靜，猶保持着北京老胡同的端莊從容，絕不似南鑼鼓巷的擁擠和吵嚷，找到59號，才發現這裡原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宿舍，那麼，這應該是徐先生單位分配的住房了，徐先生早年所學就是美術嘛！曾閱編的蔡其矯年譜裡就收錄了她在延安畫的一幅蔡其矯速寫像，很有味道。

一座呈直角形的老舊宿舍樓，徐先生住東側一排二樓一個不大的單元，與我想像中的樣子不同。過去跟蔡先生通話，有時會聽到房間裡有說話聲，我以為那客廳可能不小，沒想到只十平方米左右，家具而外，空間就十分狹窄了。九十七歲的徐先生除了頭髮全白，倒真不像高齡老人，眼睛有神，腿腳利落，不斷招呼客人喝茶――北方人喜歡喝的茉莉花茶！三強先生因為我要來，也就提早趕過來，他聽了我的一些想法，告訴我福建的王炳根正着手編《蔡其矯全集》，這讓我感到興奮，也頗受鼓舞。我總覺得，像蔡先生這樣的詩人，傳記、年譜、全集、研究資料集都值得編纂出版，而做這些事的空間也的確還很大，正需要有心人一點一點做起來。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再次提及陶然先生。在蔡先生離世之後，若說對蔡先生的紀念活動和研究資料的編輯，可能沒有比陶然付出心血和努力更多的人了。他先是在《香港文學》做了一期紀念專號，隨後又編輯了一本十六開精裝《蔡其矯詩歌作品評論選》在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還花很大精力編了一本《蔡其矯書信集》交李輝納入「大象人物書簡叢書」推出。雖說這本書信集猶未達到它應該有的厚度，不無遺憾，可是工作已然開了頭，相信總會有不斷增加其厚度的機會。

那天從東堂子胡同59號院子出來，心裡很踏實，我也在設想着自己所要做、所能做的事。不僅僅出自個人對蔡其矯詩藝的偏愛，也真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蔡其矯詩歌為更多的讀者所瞭解、所欣賞，這也並非簡單的商業推銷，乃是因為蔡其矯詩歌包含着這個時代需要的真愛和純美。

此次晉江之行，陶然先生也來了，真令我喜出望外。當初通過書信與陶先生認識，亦是蔡先生作伐，可書來信往多年，一直沒有機會碰面，十三年前那次會陶先生也未出席。蔡先生喜歡交友，多少年來也的確有眾多談得來的詩朋文友，可要說與蔡先生友情之長久深厚，以及對蔡先生的忠誠和推重，陶然當屬海內外第一人。對陶先生，除了感謝他為蔡其矯研究者提供了那麼多切實的幫助而外，我還抱着新的期待，我想，以他與蔡先生長期的交往，若是有朝一日把他們二人之間全部的通信整理出版該多好！全部通信，是包括蔡其矯致陶然、也包括陶然致蔡其矯的，而不僅僅指前者。我這麼想，是因為我相信，兩個人的對話，較之單方面的問或答，內容含量一定更大，而意趣也一定更豐富，提供給讀者的東西當然也一定會更多。

不知陶然先生以為然否？

2017年2月27日，3月20日，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