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瑋鑾、鄭樹森、熊志琴 ： 淪陷時期香港文學及資料三人談

盧：盧瑋鑾．鄭：鄭樹森．熊：熊志琴

1   緣起

鄭：1990年代初至世紀之交，老朋友黃繼持教授、小思女士和我聯合整理香港文學史料，成果出版為《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上下冊）、《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新詩選：1948～1969》及《追迹香港文學》，總計十冊；只餘淪陷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史料，因黃繼持教授於2002年去世而一直懸擱。

盧：多年來，這未完成的計劃時在念中。我們除一直注意有關研究動態，也不時交流討論，終於在退休後加上熊志琴，再以一支三人隊伍完成計劃。這項計劃多承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補助，分二冊出版：《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前書另蒙葉靈鳳家屬授權刊出葉靈鳳部分日記、趙克臻書信，羅孚先生及姜德明先生授權收入大作，特此鳴謝。後書的抄錄及校對，得剛自教學崗位退役的朱彥容老師鼎力協助，謹此致謝。

2   選收準則

鄭：香港淪陷時期最重要的作家無疑是戴望舒及葉靈鳳兩位；今天回顧，更是早已進入新文學史的作家；而兩位在香港淪陷時期的遭遇及劫後的糾纏，更是絕無僅有。因此在文學作品的選取，幾經討論，決定盡量收取二位的作品，以更為突顯政治與寫作的特殊轇轕。

盧：《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以下簡稱《資料選》）的目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以下簡稱《合集》）的四份目錄，根據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理工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及編者個人收藏編成，只錄入所能及見的第一手材料，不轉錄二手材料。各目錄以1941年12月1日至1945年8月30日為段限，作品一般按發表日期排序，特殊情況下面會另外說明，所及報刊包括《華僑日報》、《香島日報》、《南華日報》、《香港日報》、《東亞晚報》、《大衆周報》、《新東亞》、《時事周報》、《香島月報》、《大同畫報》、《寫真情報》、《四年來之香港》等。

《合集》所收葉靈鳳及戴望舒淪陷時期作品，均以〈葉靈鳳淪陷時期著作目錄〉及〈戴望舒淪陷時期著作目錄〉所列為基礎，只有葉靈鳳「書淫艷異錄」各篇、戴望舒的詩作及已收入《小說戲曲論集》（吳曉鈴編）的文章，因已廣泛流傳或已另有專書而不選印。葉、戴二人淪陷時期的翻譯作品，以及戴望舒「廣東俗語圖解」的陳第配圖，也因篇幅所限，一律不收。

熊：所有作品均依發表原樣排印。除明顯錯漏逕改外，所有異體字、翻譯、標點、引文格式及作者習慣用字，不作統一及修改，原文字形模糊難以辨認或脫文無從臆補，則以［］表示，以盡量保留原始資料面貌。

鄭：淪陷時期的香港文學寫作，因為是一個異族替代另一異族，與內地的情況不盡相同；又迥異於早期香港新文學的萌芽茁長，及稍後國共內戰時期的左右傾軋；因此除了文學領域的相關材料，《資料選》一書也重點收入文化範疇（如教育）的背景材料，提供較多脈絡，俾便對寫作的實存狀況有更多掌握。

史學界探討歷史，不外乎事件、經驗、詮釋三方面。事件有大有小，有單一巨變或蝴蝶效應，但事件編選組織後重新述說的「故事」，可以是朝代史、斷代史，或大事史，角度可能亦有偏倚，但大體上必以事件的連繫為依歸。淪陷時期香港的政經要事，已有鄺智文博士2015年之力作《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全面概括；因此我們的《資料選》可以避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方面的材料，解除了原初最擔心的「非文學」背景問題。

近年史學界經常標舉庶民史與大歷史的分別；也就是日常生活體驗、個體社會經歷，雖與大事件遙相呼應，但肯定大不相同，因為有血有肉的主觀經驗，與事件的客觀記述，觀點立場自然不會一致。故此日記、書信、回憶，以迄各類日常生活記錄成為近年編織歷史的另一種素材。香港淪陷時期的社會民生風貌，2015年周家建博士之《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有相當全面的爬梳，也讓《資料選》省下不少篇幅。

至於詮釋，由於語文、素材、立場、時代、方法等之明顯殊異，不但可包括上述兩種書寫，甚或涵蓋「美麗或不美麗」的傳說，以迄鑿空而來的神話。日軍侵華，內地一度多府並存，香港二度易幟，同一事件的載述，不免隨着時間、修辭、權力之轉變，甚或主體記憶的選擇，而不免出現迥然不同的說法。我們在《資料選》努力呈現當時的文字記錄，其中隙縫空白，以此〈三人談〉作一點補充，雖不免也是詮釋甚或推測，希望能夠提供初步框架。

我們過去的選集，都沒有單一前言或導讀，均以〈三人談〉替代，旨在求同存異、彼此互補。《合集》因已附刊不少分析，未有〈三人談〉，此次補足。

3   淪陷時期戴望舒的文學面貌

鄭：淪陷時期的香港及香港整體文學發展非常灰暗。但相對而言，戴望舒的個人寫作在灰暗中仍極顯光芒。首先，災難與哀痛裡的詩作如〈我用殘損的手掌〉和〈蕭紅墓畔口占〉等都是傳世佳作。其次，持續中譯法國象徵主義詩作及瓦萊里（梵樂希，Paul Valéry，1871～1945）的文章，後經友人紀弦在台灣重發，影響台灣現代主義詩作。其三，研解廣東俗語，極可能是這方面初次大規模整理，今天仍有參考價值。其四，對舊小說及傳統戲曲的考據，甚見佳績，吳曉鈴整理的《小說戲曲論集》，1958年出版後，多篇論文備受推崇，其中不乏淪陷時發佈副刊的短論。

4   淪陷時期葉靈鳳的文學面貌

鄭：請小思女士補充葉靈鳳對香港歷史和風物的考察和研究，以及他在雜文，尤其是「吞旃隨筆」中反映的心態。

盧：葉靈鳳在淪陷時期的寫作情況，可分兩部分說。

首先說對香港歷史和風物的考察和研究部分。我相信外來人對所在地的歷史風物感到興趣，是十分自然的事，何況香港本屬中國國土，割讓而成了英國殖民地，更有研究價值。許地山的研究是個例子。葉靈鳳一貫求知興趣廣泛，看他購藏書目錄便可知道。淪陷時期，所有出版物必須經「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道部」檢閱通過，才可面世。最「安全」通過的內容是寫歷史風物。為應報刊篇幅所需，或手頭材料較豐，此類研究，遂順理成章成為葉靈鳳重要寫作內容。（和平後，他把相同題材，加添新得資料，一寫再寫，除為謀生計外，興趣所在，亦是原因。）

其次雜文，例如「吞旃隨筆」，其實佔數不多。身陷敵手，加上種種原因必須為其「服務」，心中感觸定多，欲表於文字又不輕易，借機明志，乃文人抒發慣技。以「吞旃隨筆」為題，借蘇武「吞旃」史典，以喻一己處境，實在明顯不過。（此例我已有文章分析過，在此不贅。）不過，他如此明顯用典，竟避過日人耳目，是在港日人識淺，還是放他一馬？我很好奇。讀此時期他的雜文，不可粗心，注意其用典──連用日本典也應注意、或筆鋒轉彎抹角處，方知其所欲言。

要補充一下，他用白門秋生為筆名寫得最多是「書淫艷異錄」。這欄目是他1936年在上海《辛報》早就開始寫。他在《大衆周報》再寫，大概正如他說「有時閒得難受，有時餓得幾乎不能安貧，便只有拚命的買舊書，讀舊書……」於是再執筆寫舊書中寫之不盡，他又一貫感興趣的題材。另外，他和太太都很喜歡看電影、戲劇，故寫影評劇評也不少。

他最為人詬病的寫作是為《大衆周報》寫的「社論」、「小評論」欄目。作為該刊負責人，代表該刊或統治者發言，社論非寫不可。題材必須對應時局，但又不能只抒己見，夾於兩難中，那就又要靠筆鋒轉彎抹角處了。

身處敵營，有任務在身，這樣的身份寫雜文，如何「寄沉痛於幽閉」（見〈記鄭所南〉），這才真顯功力，當然也需有心讀者細味方見其機鋒及虛實之間的用心。

熊：我們之前討論過，葉靈鳳1938年來港，直到1975年在港逝世，真正半生居港，他的香港史、香港方物、香港掌故研究，對香港貢獻不小；不過就個人的文學事業而言，他在香港時期所寫讀書隨筆一類的作品，並無超越他早年的文學成就。換言之，居港愈久，他文學成就的光芒愈黯淡，這也是他半生隱忍於香港的代價，不無可惜。

5   和平後戴望舒的「附逆」問題

鄭：我們在《合集》中，就戴望舒的問題，附輯五篇文章參考，分別是：一、盧瑋鑾〈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二、〈留港粵文藝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三、戴望舒〈我的辯白〉；四、馬凡陀〈香港的戰時民謠〉；五、姜德明〈夏衍為戴望舒、葉靈鳳申辯〉。

夏公力保戴、葉有他的歷史因由，因為戴是共青團CY出身，葉是老左翼。夏衍當時作為地下黨的領導人物，有需要為他們緩頰。小思女士是這方面的研究先驅，不知道今天是否有其他意見補充？

盧：《民國時期查禁文學史論》裡有民國時期查禁文學書刊目錄，其中列明1941年4月查禁了葉靈鳳的《紅的天使》，理由是「強調階級意識，鼓吹階級鬥爭。」這是我比較新近看到的資料。其實，自1980年代以後，有關葉靈鳳與潘漢年的關係，較直接說與共產黨關係，已陸續在知情人士的憶述、文獻中湊合成一較可靠的說法，「附逆」已不再是問題。

他日《葉靈鳳日記》出版，大家就更看得清楚了。

至於戴望舒的附逆問題，早就解決了，否則他不會在1950年代初就回到內地。王文彬在《〈我用殘損的手掌〉透視戴望舒》說他1999年4月訪問了戴望舒的女兒戴咏素，她說在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後，徐遲到她家裡談到「文代會上提出戴望舒附敵問題，是茅盾講了話，才告罷休」。戴咏素也寫了〈雨巷詩人戴望舒〉（發表在2005年12月27日《錢江晚報》），提到父親戴望舒的附逆問題能那麼早獲得解決，是「因為香港有地下黨，並且他的問題，夏衍早已出面解決了」。1950年戴望舒死後，《人民日報》刊登他的死訊，以及他安葬和追悼會的安排。追悼會由「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及「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新聞總署的禮堂舉辦，參加者有沈雁冰、郭沫若、胡喬木、陽翰笙、馮乃超、范長江、薩空了、歐陽予倩、老舍等，並有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致送花圈。如此規格，已表明肯定沒有附逆問題。

當日戴望舒惹禍，我相信是由於戰後省港澳的文化人急於佔領有利位置「爭地盤」而被牽連。抗戰勝利重慶「文協」寫信給戴望舒，託他幫忙調查附逆漢奸文人，這引起許多人不滿或不安，遂有一批粵港文化人具名聯署先指控戴望舒，還拿出「真憑實據」來，例如他曾經給日人辦事、替盧夢殊《山城雨景》寫跋等等。朋友要用迂迴的方法保護他，為他開脫，例如馬凡陀說香港戰時的抗日民謠是戴望舒寫的，戴望舒倒從來沒說那是他寫的。在1981年，施蟄存先生告訴我他手上有戴望舒的辯白書，給我匆匆看了一遍，那時候我不敢提出抄下來。印象中好像不見得能澄清甚麼。這件事讀李輝〈難以走出的雨巷──關於戴望舒的辯白書〉就更清楚了。

鄭：熊志琴自解密檔案影印的〈香港近況報告書〉，由陳在韶手書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送出，第八項「文化」之（己）條「文學家會議」特別提及日人指定葉靈鳳同志暨戴望舒二人為出席代表，其中以「同志」稱呼葉靈鳳，亦是地下工作的有力佐證。

熊：〈香港近況報告書〉前有〈卷首言〉，由汪公紀所誌。報告書第八項「文化」之（乙）條「雜誌」一項提到大同圖書印務局，也說「編輯方面則由葉靈鳳同志任之」，隨後更以括號說明「按葉同志為本處派港宣傳指導員」。我們之前討論過，我們都同意戴望舒、葉靈鳳其實並沒有真正「附逆」，但兩者當時留港的原因、性質不同。葉靈鳳是有任務在身，戴望舒的愛國情懷倒比較單純。

6   和平後葉靈鳳的「附逆」問題

盧：關於葉靈鳳問題，唐薇和黃大剛的《張光宇年譜》裡訪問了很多人，其中引述黃苗子2008年7月的訪談錄音說，張光宇1940年初在香港，胡好出資給他開了一家「福祿壽」飯店，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繼續經營，黃苗子說這店「暗裡是聯絡站。葉靈鳳與汪公紀在這裡接頭。」更說「葉靈鳳表面上是替國民黨工作，搞日本的情報，實際上是替共產黨工作。他和潘漢年很久前就一起了。」

熊：謝永光《香港戰後風雲錄》也提到，《大公報》沈頌芳與演員高占飛在尖沙咀彌敦道開了一家小咖啡館，也是秘密聚集場所。

盧：陸續材料浮現，杜宣、馮亦代等人都說過葉靈鳳因為有任務在身而留港。所謂任務，有人說他是國民黨間諜，有人說是共產黨地下黨。我認為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很密切。和平後，潘漢年第一次來港就找過他。1949年後他在報上寫雜文，對新中國事物多懷好感，又多次回國觀光。他在日記裡更有強烈左的傾向，例如1967年，他對「反英抗暴」事件的立場與敘述，就明顯了。

鄭：抗戰勝利後，葉靈鳳選擇留港而沒有回到內地，表面原因是附逆問題，但真正關鍵應在於葉靈鳳與潘漢年的特殊關係。

葉靈鳳淪陷時期留港，可能是因為有任務在身。香港「金王」胡漢輝在1984年的訪問中回顧自己跟葉靈鳳在淪陷時期曾經替重慶做情報，工作是搜集報紙、雜誌送交內地。類似的例子頗多，右派可以參考奉命留守北平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天主教教友英千里教授；英千里後來被指為「漢奸」，但從沒自我辯護，1949年國府遷台後，當局才替他澄清。而中共女作家關露則是中共打入日偽的特務，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至絕路才說出真相以求活路，可惜已經不能挽回。以這些左右例子比照推論，加上羅孚的說法、葉靈鳳淪陷時期的日記，以及其他已出土材料（見《合集》參考資料），葉靈鳳的情況也極有可能類同。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聯合政府，葉靈鳳當日從事地下工作，只能說是為國家做事，若以此論定葉靈鳳只是國民政府情報人員並不準確。葉靈鳳1949年後能否回到內地，真正的關鍵在於他是否奉潘漢年之命留守香港，甚至1949年後續留香港。葉靈鳳早於1926年曾經跟潘漢年合辦《幻洲》，如果潘漢年確為葉靈鳳的上司或曾經指導葉靈鳳的工作，葉靈鳳的附逆問題便只有潘漢年能保住他。如果潘漢年沒有出事，葉靈鳳三年零八個月的事情也不成問題，中共也不會計較；偏偏1955年潘漢年案爆發，葉靈鳳的附逆問題便無從解釋，回到國內只會自動成為反黨集團一分子，此舉無異於自找麻煩，加上他過去與魯迅的齟齬，自然不能回國。

至於羅孚提到的以註釋來替葉靈鳳「平反」，雖不多見，但近三十多年來也有好些更重要的例子。1953年發生的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之饒潄石，在1954年潘漢年及揚帆被捕入獄後，1955年被列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之首犯。潘漢年和揚帆在1982年後先後獲得「平反」，但饒漱石至今未見有正式「說法」，雖然曾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曾指全案「是完全搞錯了」（見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頁309）。儘管沒有「正式」「複查」結論，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著作選》第436條則以註釋來作不着迹的「平反」。此條註釋如下：「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在這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以饒漱石及「高饒事件」之重要，目前也是用一條註釋代替公告「平反」，可見羅孚發現的關於葉靈鳳的註釋，絕對可以等量齊觀，實質上不亞於公告。至於饒與潘、揚錯案之糾結，曾專訪饒漱石政治秘書陳麒章的景玉川的〈饒漱石與饒、潘、揚反革命案〉一文最可參考（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頁40～43）。

熊：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指，毛澤東1940年實行「聯日聯汪反蔣」路線，事後要把當年的見證人統統剷除。潘漢年既是其中一名重要見證人，必須對付。

盧：葉靈鳳1946年5月3日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開始計劃寫『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記所參加的秘密工作及當時殉難諸同志獄中生活及死事經過。在卅餘人之中，只有我是寫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着，所以我覺得我有這責任。」這是日記中的一段摘錄，與葉靈鳳太太趙克臻1988年致羅孚信件內容呼應，快要出版的日記是原始材料，說明力更強。

7  日治下怎樣寫作

盧：我關心的是，我們怎樣解讀在強權統治下為生存而寫出來的作品。在日本人統治下，經報道部檢查之後而能夠面世的東西，我們首先明白當時作者的幾種寫作態度：第一，歌功頌德、好話說盡，充當敵人、統治者的揚聲器。他們有些直接討好敵人，有些則避重就輕地替敵人宣傳，例如〈認清我們的使命〉就是這樣。第二，借題發揮，既宣傳主子的話，又借機會講自己的立場。例如〈如何建設新香港的新文化〉強調寫實主義，這是作者本身的立場。這討論其實是1930年代已經開始的討論，只是在日治下加上反對「風花雪月」、「娛樂昇平」之類的說法。第三，強調利用傳統文化作宣傳，〈我對於文化建設之意見〉是例子。第四，文章首尾以宣傳口號作保護罩，乍看似是支持日治政府，內文包含一些現實情況，例如〈新香港的文化活動　香港放送局特約放送稿〉（收入《合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文壇的實際活動、名單等資料。第五，是層層轉折，借古喻今，葉靈鳳〈煤山悲劇三百年紀念　民族盛衰歷史教訓之再接受〉就是例子。最後一種，我們選的比較多，就是一些民間情況的記錄，例如「教育」部分，從選篇可以看到當時的小學課程、日人對圖書館的重視等等。

有些人一看見是「漢奸」之作便不再看下去，這會錯過有用資料。實際上有些可能真的是漢奸，但其中也有透露着信息，我希望讀者都能採取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當時的情況。注意作者立場立心，小心解讀，是很重要的。

鄭：問題在事隔多年的今天，怎樣審視這些從表面完全不涉意識形態，到明顯地有立場、有派性的作品。剛才小思女士談的是整體狀況，我現在從比較角度稍微補充。

日本作為軸心國一員，提倡大東亞共榮圈，以自己為首來解放受殖民主義勞役的亞洲，因此他們對亞洲佔領區的處理，跟歐洲納粹德國入侵丹麥、荷蘭、法國之後的鎮壓或管制方式大有不同。德國納粹主義和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所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侵略對象，歐洲的芬蘭、丹麥、荷蘭、法國都是主權國家，各有自己的文化、民主政府等等；亞洲的殖民地，包括甲午後由日本管治的韓國，以至其他沒有受日本管治，例如美國佔領的菲律賓，英國佔領的香港、馬來亞、緬甸，法國佔領的越南，荷蘭佔領的印尼（日本人稱為「蘭屬東印度」），葡萄牙佔領的澳門及東帝汶，基本上全是西方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延伸，語言、文化、民族殊異，不像歐洲般擁有希臘、羅馬或啟蒙時期的共同傳統，所以日本對亞洲佔領區，包括香港，用的是「君臨」的態度。

明治維新後，日本人自視脫亞入歐，加上日俄戰爭大勝、甲午戰爭擊敗中國，佔台霸韓，他們對亞洲的態度，跟德國對丹麥、荷蘭、法國的態度，截然不同。德國對丹麥、荷蘭、法國，尤其前兩者，包括被併吞的奧地利，一律視之為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所要吸收的優質國民，他們的文化有備受德國尊崇的地方，德軍對文物的保護或搶掠，本身都出於珍視。

日本對亞洲民族的態度很不一樣，我們基本上被視為劣等、有待改造的民族。但也因此出現管治困難，因為日本從中國吸收漢文化，大量採用漢字，日本人因此也有許多漢文字創作。曾經學習的對象一旦變成管治對象，有時不免出現難以操作的地方，困難在於小部分高層的內心始終對中華文化優秀一面欣賞尊重。所以回顧香港淪陷時期，某些作品或某些意見竟然可以出現，我們需要在一個較大的框架下對照理解，也要從日本文化有相當「漢文程度」的背景來考慮。

當時實質上出現幾種狀況，就是：（a）真心向日本靠攏。（b）汪派人士，在亂世裡附逆以得到相當好處，今天的說法是出頭，利用這個機會露頭角。（c）葉靈鳳、戴望舒的情況。（d）完全不涉及現實政治的作品。這種情況可以理解，一如重慶抗戰八年，不可能天天都寫現實，總有些白日夢、抒發個人情懷的作品。日治下的香港，同樣有很多從前的小報作品，例如武俠小說、艷情小說、民族故事，以至一些奇怪笑話等，這種我們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提及過的、被南來文化人所詬病的所謂小報文化，基本上在這段時間延續。亂世中，這類型作品倒比較容易生存。（e）最後是小思女士提到的，有所寄託、有所諷諭，表達一些內心看法的作品。有些人很明顯在走鋼索，葉靈鳳就有這樣的作品，戴望舒則不很察覺到。

盧：剛才說的小報，通俗、艷情的作品，包括葉靈鳳的「書淫艷異錄」、戴望舒的「廣東俗語圖解」，我想也是日本人樂見的，因為他們想要麻痺人心。就是你想要娛樂，我就給你娛樂，你不要作亂就行。日本人一來就禁賭禁舞，但很快就恢復賽馬。1942年7月，日方還籌設娛樂區，其中包括舞廳、按摩院，後來也有比較正經的歌廳。統治者要削平反叛的民心，本來最重要是讓他們吃飽，但日本當時的經濟狀況沒辦法令香港人吃飽，於是便用娛樂麻醉人心。三年零八個月的最後階段，日本人甚至准許辦通俗小報，例如他們就讓靈簫生辦小報，可惜這些小報我們現在看不到。

剛才你用「君臨」二字很貼切，他們自認要來解放被殖民者，所以快速去殖。大概在1942年2月，日本人還未站穩陣腳，就已經去掉全港招牌上的英文字，這看似小著，實際上顯示了他們去殖的決心。同樣是1942年，日方將維多利亞皇后像移走，有人說是因為戰時需要銅，他們要把銅像運回國熔掉。其實這是他們刻意在短期內去殖化的舉措。

另外，你剛才談到日本也吸收了中國文化養分，香港也因此得以保存一些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這裡有一點補充，日人來到香港，很快就到香港大學檢查藏書，精選了好一批先運走。他們會特別尊重一些文化人，《陳君葆日記》有很詳細的記錄，經常有日本高級文化官跟他見面商量市民圖書館、興亞學院、東亞研究所等事情，這些都是利用香港華文傳統的行為。香港在日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裡沒有出現大規模殺戮，這也是重要原因。

鄭：補充一點。因為香港是日人在英治下搶奪過來的，這跟中國東北有偽滿洲國、南面有汪偽政權不同。在中國大陸，日軍在地方上仍然依賴華方政客成立傀儡政權，依然以中文來統治；但對香港，日軍一來就預備日後變成用日語絕對統治，即徹底代替英國。

熊：〈香港和新文化　日美術家伊原宇三郎廣播詞〉直接說：「我們應首先掃蕩本港功利屈辱的英美色彩，中國人則使光輝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在這裡（本港）再行蘇生，而我們日本人則把日本固有的藝術和現在我們所有的文能能力移植這裡（本港），總之，用我們東洋文化的手創設新的香港文化，這是必要的。」

盧：日本就是想代替英國，香港其實只是換一個統治者。日人首先在全港辦日語班。對教育控制尤其嚴格，他們分批讓原有學校復校，但恢復的都是傳統中文學校。

熊：我們一方面看到武俠、艷情等小報式作品，另一方面也有批評艷情作品的文章出現，我們這次也選錄了。他們認為這些小報式作品不入流，他們來就是要掃走這些不入流的作品，用甚麼來掃蕩呢？用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國傳統的優秀特質掃清英美餘孽，後來才看到盧老師所說的，鼓勵或默許小報出版。

盧：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在香港1930年代本來就並存，過去香港報紙副刊大部分都受諧部編輯控制，直到1930年代，新文學作家來到香港，報刊才出現嚴肅文學創作，批評小報式作品的，就是這些人。當時另外有些人，包括我們等會會提到的盧夢殊，他們在上海小報出身，來港後也比較接受通俗作品。

熊：《大衆周報》會不會刻意比較通俗、比較大眾化？它的〈創刊詞〉表明「尋求大衆的趣味核心所在」、「內容力求通俗化」。戴望舒用「達士」這筆名在《大衆周報》寫「廣東俗語圖解」，《呂氏春秋》有所謂「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後漢書》則有謂「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但「廣東俗語圖解」的內容有些十分鄙俗，甚至包括廣東粗話。葉靈鳳的「書淫艷異錄」也是在《大衆周報》刊登，同樣以通俗「艷異」包裝中國文化。剛才說的批評文章，被點名批評的「崆峒」，他也是《大衆周報》的作者。

盧：我看是日本報道部想《大衆周報》辦得通俗些，他們找了葉靈鳳來編，葉靈鳳又怎會這麼順從全部都通俗？於是一方面找靈簫生、崆峒等人來寫，另一方面又找了戴望舒。戴望舒也不可能總是長篇大論談文學，那時也需要考慮謀生，於是又找來了相熟的楚子，楚子即……

熊：鄭家鎮，亦即陳第。

盧：鄭家鎮一向都是比較通俗的。所以《大衆周報》很奇怪，有時是很重的文章，有時是跟報屁股沒分別的文章。葉靈鳳編來也費心思。

鄭：這種情況跟1960年代香港一些以市場為主的通俗雜誌，有時也會找一些嚴肅作家寫作一樣，有這種夾縫中出現鮮花、輕中見重的狀況，這往往要看當事人和有多少筆桿子參與。

盧：看慣香港報紙的人，早習慣接受從一份報紙中，看到雅俗完全不同風格的作品。報紙講的是銷路，但淪陷時期我相信是日本人只想增加娛樂性，不求好的作品。

8   「大東亞」及「大東亞文學」

盧：「大東亞共榮」這概念，日本御前和軍部會議經常提及。1942年9月1日，日本政府決定在東京設立「大東亞省」，「省」即是部門，同年11月1日正式開廳，此前在9月12日召開了「大東亞文藝復興會議」，有六個國家參與，包括日本、菲律賓、泰國、滿洲、緬甸、南京政府。由此，可見當時日本想利用文化統治來聯繫整個亞洲。日本人一直想籠絡文化人，在軍事以外實行思想統治。跟香港有直接關係的是「大東亞文學者會議」，1942年11月3日在東京召開第一回，1943年8月25日東京召開第二回。（1944年11月12日在南京召開第三回。）1943年5月31日，他們決定了「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1943年11月，大東亞會議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即是我們所收的第一篇材料，從中可見剛才所說的六個國家合而為一。後來「東亞文化研究所」、日人想在香港辦「興亞學院」，也是這方面的延伸。所謂「大東亞」和「大東亞文學」，實際上是政治需要大於文化需要。

熊：在《早期香港文學資料選》的〈三人談〉裡，兩位和黃繼持教授提到，「大東亞文學」的提出是要取代「和平文藝」的主張。我們選收了雨生的〈大東亞戰爭與中國文學〉，這篇文章在《南華日報》分五日刊登，裡面細數北方有哪些雜誌，舞台劇、小說、散文、翻譯等方面有哪些代表作家作品，也有提及1942年日本發起在東京舉行第一屆「大東亞文字者大會」，1943年是第二屆。

盧：雨生屬於汪派，汪派並不是完全服從日本統治，汪精衛個人志在全中國，不是志在香港。

鄭：雨生即後來澳洲的著名漢學家柳存仁，據他自述，他是滿人，所以他對民國有所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熊：就是鄭孝胥所說的，「民國乃敵國也」。

鄭：是，民國令他原來的祖國滅亡，他當然非常不滿。滿洲國成立之後，柳雨生在香港做英國人的文化檢察官，住在跑馬地，生活優裕，主要是他的英語非常好，這從他後來大量的英語著作可以看出來，而他的中文能力也可以配合英方的審查需要。他後來離開香港去上海參加汪派文藝活動，戰後被判刑，服刑之後再來香港。

盧：再來香港時，先在中航公司任職，後來在英皇書院教書。

鄭：在英皇書院教中文，開始撰寫長篇小說。後來移居澳洲，成為在研究上非常有成績的學者。柳雨生的情況，日本學者杉野元子曾經探討，〈柳雨生與日本──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親日」派文人的足迹〉一文收於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1卷3期的「柳存仁先生紀念專輯」。柳雨生到上海參加汪派，以致判刑、服刑的一段經歷，後來若不是因為張愛玲走紅，恐怕也不會重見天日，大家早已把他忘懷。

柳雨生的作品，包括我們這次選收的、在香港發表的〈大東亞戰爭與中國文學〉所見，並不很依照日方宣傳的政策行事。他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相當重，主張的文學觀其實跟抗戰前的汪派相當接近，日本軍政府所提倡的「大東亞文學」，他的論述跟其他人比較是最不明顯的。日方提倡的「新東亞」很強調兩項，一是日本道德，二是東洋精神。何謂日本道德和東洋精神？在軍方來說大概是武士道及神道，在文學文化上指發揚亞洲的獨立原則──日方指導下的獨立原則；其次是打倒西方的殖民思潮；三是去除日常生活上受西方不良風氣的影響；四是日方很重視的防止共產思想散播，剷除共產思想。但柳雨生在這些方面並沒有任何明確表示，他跟日方軍政府提倡的「大東亞」和「大東亞文學」有點距離，在日軍統治下比較有自己的看法，跟當時香港以至上海的一些配合言論有所不同。

另外，這次資料選的第一篇〈大東亞共同宣言〉是官方文告，發表時已是1943年年底，這宣言點名提到只是英、美兩個新老帝國主義，不及法國、荷蘭等西方國家。

盧：這點很清楚，淪陷初期所有外國電影都禁止在香港放映，後來放寬，法國、俄國、德國的可以，英、美的仍不准許，在日本人心目中，最大力對抗的是美國和英國。

鄭：主要是到了1943年，法、荷已經不堪一擊，而英、美尚在抵抗。

熊：我們選收的〈新香港的透視〉，其中也提到「香港的文化，已由洋化回復東方文化了」。

盧：是。這是日本對佔領區的「良好意願」，但我們讀這篇文章要小心。

此文寫於1942年8月，即攻佔香港不足一年，作者目的在概括報道在這段時間內的統治成績。為亂局塗脂抹粉成分極濃，例如說「香港米源特殊充足」。這文章正好作我剛才說「歌功頌德、好話說盡，充當敵人、統治者的揚聲器」的例子，因為實況並不如此。我們選取了此文，是因它內容又的確透露了香港淪陷首年的某些社會實況。例如交通狀況，作者的確約略交代了，但他沒真切說明這些交通工具往往因缺乏電力、汽油而斷斷續續的真相。不過，他透露了要靠人力車。例如他強調「價值又特殊昂貴的洋書，多成廢物」，這並不是表示香港人不再洋化，而是怕洋化惹禍。1942年2月12日的《華僑日報》就見民間燒書扔書，小販執來販賣的消息。當時燒的賣的不只洋書還有中國線裝書。故葉靈鳳、戴望舒此時買了許多舊書。

例子還有許多，故我說讀這選集要小心解讀，這是很重要的。

熊：「大東亞文學」一輯我們還選收了〈第二屆東亞文學者大會獻詞〉，其中一段指在第一屆大會「提出了東亞文藝復興運動的口號，展開了反英美的功利主義的文化之鬥爭，確立了發揚東洋的道義精神的民族遺產的意義，而明顯地指出了今後東亞文藝運動所應走的正確路線。」就是剛才所說的，特別強調反英美，這是第一屆。第二屆就提到「中國之有新文化運動，自其啓蒙時期起，即已全部的接受了歐洲的浪漫主義的文藝思潮之影響，在當時固然是一種反固有的封建文化的一種革命行為，但結果却流於機械地變成了歐洲文化之附庸而失去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從這一方面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失敗的！」可見日人將戰線再拉闊，在這基礎上更進一步強調中國文化是指中國傳統文化。

盧：就是無論用甚麼來包裝，實際還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因為這是中國人願意接受的話。

9   不在香港的人與事

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引出了周作人和沈啓无的師生恩怨，沈啓无後來給掃地出門。第六輯「其他文學論評」裡選收了周作人的〈關於老作家〉、〈文壇之分化〉、〈一封信的後文〉，就跟這件事有關，這幾篇文章首先在上海《中華日報》發表，然後才在香港《南華日報》刊登。

鄭：當時北平淪陷，上海也全面淪陷，再到香港淪陷，如果這樣將消息發出，就等於全國通傳。加上香港的報紙和消息能傳到桂林，桂林再傳到重慶，因此無論出於私人恩怨，抑或針對「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作用，他都需要擴大宣傳。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在北方或上海刊登過的文章在香港出現，甚至有時以不同形式先在香港發表，然後在其他地方重新包裝出現，這是一種連線。

熊：鄭教授之前說過，耿德華（Edward M. Gunn）指北平、上海有「雙城連線」關係，現在看來，也應加上香港。

盧：這很重要，證明了香港的地位特殊，香港是把信息傳入大後方很重要的橋樑，香港命中注定一直要扮演這樣的角色。當時香港所謂「水客」，例如胡漢輝替葉靈鳳工作，胡漢輝太太（楊銘榴女士）也說丈夫是「水客」──當然沒那麼簡單，把香港報刊帶入內地。

鄭：香港1949年後到今天仍然扮演這角色。電影方面有另一個證據，何非光的《東亞之光》在香港上映，是利用香港對日方反宣傳。從這兩個相反的角度可以看到香港的角色，直接的說法，是「買辦」角色，後來美其名為溝通中外。這裡我們看到一條連線，平津的報紙互相流通，能夠在北平發表的，大抵在天津也能夠發表，以至在北方可以流通，然後上海多少可以看到，至於南方，香港的角色其實是延伸到澳門、桂林、南洋，最重要是重慶。

剛才說葉靈鳳、胡漢輝搭檔走私報紙，抗戰時期陪都能夠取得一份報紙是很重要的參考。三地互動，包括桂林地方的一些作品、台灣的一些活動，香港都可以看到，包括這次我們選收的路易士在香港發表的文章，路易士即是後來赴台的現代詩社創辦人紀弦。文獻上我們也知道胡蘭成曾在《南華日報》寫社論。大概只有香港才可以這樣互動，相對而言，南京辦的一些報刊完全在汪政權指揮之下，路線比較清晰，沒有日方、汪派等不同面向。

另外，香港也有比較地方性的活動，包括香港跟廣州的互動。

盧：是，比如娜馬，他究竟是甚麼人呢？他在廣州逗留了很久，很熟悉廣州，在廣州的活動量很大，他的文章記錄了廣東文學會的活動。當年省、港、澳一衣帶水，我在廣州中山圖書館看到一些內戰時期的雜誌，雜誌裡的人1949年後全都來了香港，成為廣東派報紙的重要編輯。

熊：我們這次所看的淪陷時期報刊也有很多粵謳、粵諺、嶺南風俗、香港掌故等地方性作品，當然葉靈鳳寫了不少香港風物，還有戴望舒的「廣東俗語圖解」。

鄭：這種地域相連的互動，今天不是那麼明顯，但1930年代至國共內戰時期則很強調三地一體，這在粵劇、粵語電影的表現很清楚。

熊：這裡有一筆關於戰後情況的資料值得補充參考。謝永光《香港戰後風雲錄》引錄廣州行營參謀處長李漢沖回憶錄，指復員後中央通訊社香港辦事處主任翁平，及國民黨香港支部主任委員李大超等，力主將《華僑日報》岑維休引渡歸案。因為岑維休在日治時期曾經到日本覲見天皇，又曾以香港報人代表身份出席廣東偽政府召開的會議，加上《華僑日報》言論親日，應以漢奸論處。他們又向張發奎獻計，藉此將《華僑日報》接收以作行營在港的機關報，其資產不下百餘萬港幣。

結果港英方面以岑維休的代表身份不合縣級以上偽職人員的資格，要求粵方補充罪證。岑維休也向廣州行營表示願意交出編輯權。其實粵方志在接收報館及財產，而不在是否引渡岑維休，雙方討價還價，李漢沖更擬介紹時任廣州《天光報》總編輯的宋郁文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結果粵方曾派王侯翔入主《華僑日報》任社長，後來因為相關的人調職或地位有變，事件不了了之。英王喬治六世在1946年宣佈特赦香港淪陷時期曾公開與日人合作人士，港英政府也隨即訂立〈通敵分子（投降）法例〉，此法例保護了不少曾被指落水附敵的社會名流、商界、文化界人士，也成為了岑維休的護身符。

港英在事件中對岑維休似有所袒護，實際上是由於政治部也看中了《華僑日報》。岑維休在1956年和1977年，分別獲頒OBE和CB勳銜。另一方面，宋郁文雖然沒有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但1952年開始擔任《成報》編輯及主筆，至1985年退休，在《成報》任職時間長達三十三年。由此可見，淪陷只是一時，往後還續有故事。

可以與岑維休參照比對的是胡文虎。胡文虎是南洋極有影響力的僑領，曾捐巨款支持抗戰，抗戰期間僑胞捐款以馬來半島最多，個人捐款又以胡文虎最巨。後來馬來半島和香港相繼淪陷，胡文虎雖一度被日軍軟禁，但不僅捐款救國的事蹟沒有被「追究」，還被安排於1943年到日本覲見日皇和東條英機，在東京停留了個多月，回港後曾發表〈何事去東京〉。既去了東京見了天皇，戰後「胡文虎」的名字卻能從戰後「肅奸」名單上刪除。胡文虎總能「絕處逢生」，相信與「星系報業」在粵港以至東南亞擁有多份具規模的報紙有關。報紙也就是宣傳機器，在華人社會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日人和胡文虎心目中的版圖，從來不限於香港。而胡文虎戰後能脫險，曾任《星島日報》總編輯的陳夢因在〈香港報業史中之三大報〉說：「後來最高當局之智囊團發現政爭仍需虎公及其印刷設備的幫忙，在『肅奸』名單中刪去胡文虎之名。」看來也是同樣原因。

盧：所以，本書選材與以往純以香港本地人與事為主的作品集不同，用心正在：香港一貫與中國、與東南亞關連密切，許多事情不宜切割單獨來看問題。

10   葉、戴之外的人物

鄭：剛才提到的娜馬，不知何許人，今天似乎很難考據他的真實身份，我們從舊詩詞的酬唱活動以及其他資料，可以歸納幾點。首先他是廣東人，是廣東的國民黨，後來成為汪派的國民黨，來往粵廣之間，相當熟悉廣州情況，他也有一些遊記作品，可見他對其他華南地區不陌生。香港淪陷前，他已經在香港活動，曾經因汪派「和平文藝」問題和「新風花雪月文學」跟葉靈鳳筆戰。葉靈鳳在論戰中還激動得以「娜馬」諧音的髒話斥罵，又認為娜馬背後是一小撮人，可能有五、六位。香港淪陷後，「新風花雪月」實際上已被「諧部」取代，「和平文藝」不能再講，被日人要求的「大東亞文學」取代，娜馬便是個搖旗吶喊的人物。和平後看不到他有甚麼活動，或者他已經改頭換面，以其他身份出現。

熊：娜馬在〈關於參戰文藝理論教程的話〉裡提到有人稱呼他「老吳」。

鄭：是，我們選收的文章中，他提到要搞「文學入門教材」，以新東亞精神為主，這很罕見，可以看出他跟柳雨生、張愛玲的不同。

熊：這個教程後來腰斬了。

盧：他接着去了廣州，還說要去北方，不再回來。

鄭：他說的北方應該是指南京，但他在南京當上甚麼位置？不清楚。其他人，例如「舊詩詞」一輯裡提到的江亢虎，他北上掛了甚麼職，我們知道；胡蘭成遊走於上海、香港和其他地方，他做了甚麼官，我們都清楚。唯獨娜馬，我們做了這麼長期的資料，仍無法確定他是甚麼人物。

熊：娜馬又與羅玄囿筆戰，娜馬的〈今之第三種人〉、羅玄囿的〈目前所需要的文學與讀物〉，可以看到他們之間「互有往還」。

盧：羅玄囿算不上甚麼人物。他讀書不成，與家庭不和合，教書也不成，寫些〈新歲感〉、〈苦雨孤燈之夕〉之類文章，是自覺懷才不遇那種「才子」。根據他的文章，我們知道他是廣東西樵人，1944那年廿九歲。他十七歲開始教書，離家六載，1942年來到香港，開始向《南華日報》投稿，我們最早在香港看到他的散文發表於1942年2月11日。他常說自己過的是窮書生生活，只是投稿，寫得快，甚麼都寫，都是些風花雪月作品。直到寫了〈踏着烈士的血的前進  實踐新國民運動〉，他似乎開始在《南華日報》找到適合位置，以擁躉立場緊貼，為日人的主張加上理論，例如1942年9月發表的〈大亞洲主義之實踐與個人主義之揚棄〉，就是這類文章，這正合《南華日報》的需要。大概到1944年，他開始少寫，不知甚麼原因還幾乎沒機會再寫。除了《南華日報》，他基本上沒法在其他地方發表文章。這人本來不必討論，但他在《南華日報》佔了好些篇幅，還有因為與娜馬對罵，才引起我們注意。

亂世紛紛，價值觀扭曲，自有些人鑽空子，抓機會求進。羅玄囿是一例子。

鄭：他唯一的歷史位置就是跟娜馬吵架，因此才進入我們視野。

盧夢殊我們倒要談一談，他戰後在文化界仍相當活躍。

盧：我想先讀一段葉靈鳳1952年12月的日記。他說，「克臻（葉靈鳳太太）在路上見盧夢殊，牽一幼女，此時尚衣單衫，蓬首垢面，憔悴無人色，何以潦倒至此呢！殊不可見。他因得志時曾利用日人壓迫《華僑日報》諸人，因此，他們袖手絕不相助，遂至走投無路，可嘆也！」寥寥數語，盡見其人。

葉靈鳳和戴望舒曾替他的《山城雨景》寫過序跋，這純粹是他利用日人勢力施壓才得的結果。他在《華僑日報》做事，其他人不去東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但他前後兩次都去了。在日本開會，香港電台接駁東京電台，直播他以香港代表身份宣讀的廣播詞，開會後又在全日本走了一圈，回來寫了長篇的〈東遊觀感〉。〈東遊觀感〉，拖拖拉拉，斷斷續續在《華僑日報》不同版面登了頗長時間，可見得他設法要在文壇佔一些位置。香港甚麼公開活動，他都現身。

他到1945年1月初才離開《華僑日報》，原因據《陳君葆日記》說與《華僑日報》內部有關。7月他就找到門路創辦《香島月報》，自任主編人了。刊物還未出版，廣告誇稱為「南方十年來唯一偉大定期刊」。其品格可見一二。

熊：上海《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開始分期發表張偉整理的《傅彥長日記》，裡面好幾次出現盧夢殊的身影。

盧：實際上這人1920、1930年代在上海是文化活動家，在電影界、戲劇界編編刊物，也寫寫通俗小說。做點宣傳工作，跟很多文化人都認識。1937年左右到了廣州，投稿到香港《工商日報》。1941年4月已見他身在香港，看似已入《華僑日報》，從此在文化界「風生水起」，無處不在。這人本來也不必提，不過以他作為例子，證明總有某種人，在政治環境轉變的時候，會如何用盡方法，壓迫他人，得到最多好處。

鄭：如果說盧夢殊仍有少許歷史位置，都是因為戴望舒曾經替他的《山城雨景》寫跋。

盧：這也害慘戴望舒，後來這篇文章就被當作他「附逆」的證據。

鄭：這也是一種寫作狀況，一些不入流、三四線的人物在亂世中鑽縫出頭。

熊：還有李志文。他有一篇〈門外文談〉，諷刺娜馬「開口便說自己是珠江三角洲兒女，『頭府』『頭縣』人物」，又有一篇〈關於鄉土文學〉，說「深望廣東同胞於百忙之中抽出些少時間，於生活困迫中抽出一點精神，與本刊合作，大家來做一點工作」。

盧：他是《南華日報》主筆，他編的文藝版經常挑起爭端。

鄭：李志文經常有不同意見，似乎是個人恩怨，但也可看到他們當時的關係。

我們得談談小椋廣勝（Hirokatsu Ogura）。他寫了一本很難得的書《香港》；此書對香港各方面情況綜合報道，當時全世界都罕見，昭和十七年由日本岩波書店出版。全書引用的材料非常豐富，除了日文、中文，還有當時可見的英語材料。小椋1902年出生，在香港的活動時間應在此書出版之前，後來在1968年去世。此書1942年出版，日本一位教授內田直作同年8月在《東亞學》第六輯的評介相當推崇，此書應該是當時日本軍部的重要參考資料。

小椋廣勝本身是記者，屬於1930年代的左派，在軍部鎮壓左派時曾經下獄。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即使日軍全面鎮壓，也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我們要記得，日本軍部不是鐵板一塊，一向有海軍陸軍之爭，小椋究竟被哪一方重用，因而受到某個程度的保護？這點現在很難判斷。他在和平後仍繼續傳播左翼思想，翻譯了很多中國左派和西方講解社會主義的書，大多由岩波出版。他的翻譯和個人著述非常反帝、反殖，是支持共產黨的文化人。他後來在日本因著述而成為教授。1964年日本立命館大學季刊第二期，出版了《小椋廣勝教授還曆祝賀論文集》，用的題名是《世界經濟と經濟地理》，這是他後來著作的重點，觀點和美國托派一些觀點相呼應，是蘇聯斯大林比較機械的馬克思主義之外，較活潑的講法，亦有針對美國帝國主義經濟下的亞洲，或帝國主義經濟對中國封鎖的意見。這論文集附有〈小椋廣勝教授略歷並著述目錄〉，把他戰前和二戰時期的著作，包括《香港》一書都記錄在內。

盧：小椋廣勝很早就到香港，他1944年就是同盟社香港支局局長，位置很高，管理新聞是很重要的位置。他後來做了東亞學院教授，在香港教「大東亞史」、「大東亞地誌」和「香港史」。他還寫了相當多香港史研究，包括《香港前史研究》、《香港史迹行腳》。奇怪的是，陳君葆很討厭他，而他和葉靈鳳的關係卻很好，這也是當時葉靈鳳在香港能有許多活動的原因。夏衍曾經提及，蕭紅墓的石圍是小椋出資的，這說明了他用錢方便，而夏衍也認識他。

熊：同盟社主管香港新聞發佈，小椋是同盟社香港支局負責人，而葉靈鳳跟他稔熟，葉靈鳳在做地下工作，夏衍又跟他認識──說白點，就是他們在左翼脈絡上有聯繫。那麼，就是小椋當日潛伏得很成功，十分隱蔽，以至陳君葆也不知道他是同路人。

鄭：一般都會這樣。

盧：是，《陳君葆日記》有一段記載是葉靈鳳告訴他小椋曾在日本坐牢。

據日本手冢英孝著的《小林多喜二傳》（卞立強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說日本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於1930年秋再建後，日本共產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1931年2月15日，《赤旗報》復刊。5月左右，在文化團體內部組織了黨組。官本顯治、小椋廣勝和手冢英孝等人最先参加了。據日人森正藏《風雪之碑：日本近代社會運動史》（趙南柔、曹成修、閔德培、史存直譯，1948年，中國建設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說：1932年3月24日小椋廣勝與平田良衛、波多野一郎等十多人，被視為共產黨和共產黨青年同盟分子而被捕。相信坐牢就指這件事。

想不到十多年後，他在香港可以當起同盟社香港支局局長來。

戰後他仍積極研究共產黨思想，對中國也特別關注，例如他與水谷啓二共譯了黄炎培《延安報告》（時事通信社，1946年5月出版）。

熊：《陳君葆日記》1943年10月17日提到：「晚葉靈鳳戴望舒假大華飯店請宴，到的東亞研究所的小川，中原和中込，同盟社的小椋。靈鳳的太太也於此次初認識，以前她大蓋不大出來活動也，小椋據說是廣東通，但普通所謂『通』也者只在飲食起居穿着女人方面講究耳，雖然這也是入手方法，並不應十分菲薄的。真正對學問有研究的仍以小原為首屈一指，堀內也頗有眼光。」《陳君葆日記》另外還有一些片言隻語提到小椋，但這段已表示了對小椋的印象一般。

鄭：也可能陳君葆不瞭解小椋有大量牽涉西方經濟學的譯述、著作，以他所接觸的中文和歐洲材料，還有他的左翼史觀，相當獨特，他在當時的日本已相當突出。

11   舊詩詞的破例選收

熊：我們今次的選篇中沒能充分反映陳君葆當時的工作和所發揮的作用，只在「舊詩詞」一輯選收了他的〈水雲樓吟草〉，但從選篇以外的材料，我們知道他做了很多工作。

鄭：我們過去整理《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香港新文學年表》都不涉及舊詩詞，這次破例選收，原因是想利用少量篇幅，從酬唱中得窺當時的關係網。例如黃振彝詩贈娜馬兄，但又得賴端甫贈詩並稱同志，可見三人同為汪派國民黨黨員。賴端甫是香港知名足球評述員，俗稱「講波佬」，他經常撰文推廣體育，淪陷前經常發表文章。他與「國腳」李惠堂甚多往還，李惠堂也是國民黨老黨員，曾得總裁接見。賴端甫在戰後仍相當活躍，今天耄耋輩球迷仍津津樂道的1951年南華巴士大戰，即由賴端甫在香港電台直播講述。另一個唱和圈子是江霞公（江太史）、陳君葆、鮑少游。鮑少游是嶺南畫派高奇峰弟子，留日多年，1985年去世前居港創作、授徒、著述逾半世紀，但日佔時期的事蹟則鮮有提及。他們三人之中，陳君葆的身份、角色最為曖昧，他在當時扮演了近乎留守的角色。

盧：陳君葆扮演的不只是留守的角色。他戰前已經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出力甚多，陪伴香港大學校長到南洋一帶籌款，當翻譯，又為當時尚未正式完全成立的圖書館擔任館長，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香港文化界的活動量很大，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瞭解他跟甚麼人來往。香港淪陷前，有朋友在郵政局負責審查郵件，因此他往往能從朋友口中得到一些有關人等複雜的信息。又告訴他當時香港政府把一些檔案，包括香港人的生死註冊資料放在中環郵政總局，淪陷前後，陳君葆搶救了這些資料，免被日人毀掉。和平後很多香港人的身份證明因此才得以保存。他對香港中國另一貢獻是護書。抗戰中鄭振鐸有一批善本書，為了免受戰火損害，以為運來英國殖民地香港比較安全，於是掛名由陳君葆和許地山接收，準備收藏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但書到香港，許地山已經離世，另一接收人是陳君葆，日本人便把他抓去。陳君葆因此和日本人有所接觸了。結果那些善本書被運到日本東京上野。陳君葆念念不忘，和平後設法讓前往日本的中央官員取回這批書，運回中國。其實陳君葆不只保存了香港大學的藏書，還包括香港很多著名中學的藏書，因為當時那些中學都把書運到香港大學保存。結果這些書保住了，後來都順利歸還給那些學校。因為陳君葆，香港大學的藏書才不至被霸佔成為日本人所辦圖書館藏書總部的書。

另外，他跟左右翼文化人都熟絡，在外國人圈子內也很活躍。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保存的《立報》，幾乎每天都是茅盾寄給陳君葆的，由此也可見他跟左翼人士的交往。

鄭：他一直跟左翼文人有深厚交情，1949年後，他是當時建制裡最早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的。

盧：1930年代他與左翼文化人已多交往。內戰時期他寫很多支持共產黨的文章，之後他不斷組織一些人到內地參觀。參與中英文化協會時，他很多演講都提到共產黨，香港大學校長因此警告他，要他把演講題目和內容首先給他校長過目。他日記裡也寫到帶香港大學學生到內地參觀。

熊：〈香港文化聯誼社　昨午正式成立〉一則提到「香港文化聯誼社」的發起人有十二人，包括知識真治、島田謹二、陳德芸、深澤長太郎、葉次周、葉靈鳳、鄧爾雅、盧觀偉、戴望舒、羅四維、羅旭龢和陳君葆，知識真治是《香港日報》社長。這只是陳君葆涉足的其中一個組織，已經牽涉各方面人物，其關係網之深之廣，難以想像。《新生日報》和《新生晚報》在戰後迅速創刊，分別在1945年12月15日和1945年12月22日就發刊了，兩報均由陳君葆擔任社長。這又是另一例證。

鄭：回應之前討論葉靈鳳的問題，陳君葆在淪陷時期，是否奉命留守呢？

盧：沒有甚麼證據顯示他「奉命」留守。但他的活動範圍很廣，活動能量極強。不似普通學者。他的日記也不見破綻。多少年來各類文化界回憶記述文字也少見他蹤影。可以說收藏縝密，應是最高層次的高手。

後來他似乎不大喜歡葉靈鳳。

鄭：兩人同是地下工作，但線路不同。陳君葆很特殊，很早就露出底牌。

盧：他很明顯，毫無疑問。姚德懷是他帶到大陸參觀的第一批學生，據說回來後即受到香港政治部審查，但一直沒影響陳君葆的工作。他的活動稱得上八面玲瓏，又十分穩妥。

鄭：他當時已經有一份待遇優厚，而且地位崇隆的工作。

盧：葉靈鳳辛苦得多，卻沒有甚麼具體、物質的好處，但陳君葆絕對有。

鄭：因此他在淪陷時期裡跟日本人、落水文人的周旋，要以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

熊：還有1945年和平後，「捉漢奸」之聲四起，但偏偏沒有為難他，以他在戰時有過這麼多虛與委蛇的事，很難撇清，結果他卻能全身而退。

鄭：從來沒提過他。

盧：這就是八面玲瓏，你看他天天拿米分給香港大學圖書館的同事拿得多容易。

鄭：他甚至分配給其他人，以供溫飽。

盧：他的日記還提到怎樣跟日本人、英國人討價還價，非常特別。

熊：他後來還獲頒OBE，港督楊慕琦授勳。

鄭：他最成功就是潛伏這麼長時間，又得到大英帝國的勳銜。

熊：大英帝國自然瞭解他的背景。

盧、鄭：當然了。

鄭：「舊詩詞」一輯還有幾個大號人物，第一大號是江亢虎。江亢虎一生矛盾，早年提倡社會主義，在蘇聯見過列寧、托洛茨基，後來搖身一變，堅決反共。1930年代到台灣遊歷，跟台灣漢詩詩社交流，但又抨擊台灣漢詩詩壇歌功頌德，對日本人諂媚，惹來不滿。他本身舉人出身，反對白話文、討厭新文學，台灣左翼作家如楊逵便很憤怒，鳴鼓攻之。所以他在台灣是兩面不討好的人物。1930年代後期，他在香港活動，之後北上南京，投身汪派，擔任考試院院長。戰後因叛國罪被判無期徒刑，坐牢至1954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逝世。江亢虎本來早已被遺忘。由於他的漢奸問題，大陸的論述一般不提。近年台灣因為「台文所」興旺，所以他1934年的《台遊追記》出土，成為研究對象。近來大陸思想也比較開放，也有學者重提他早年倡議社會主義之事。

另一大號是龍沐勛。1943年汪精衛六十歲，陳群（人鶴）出面刊印《雙照樓詩詞藁》，找來龍榆生（沐勛）編校。1947年，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藁》又有龍榆生跋。這次《資料選》所收的1944年〈恭讀雙照樓詞〉，時間上剛好是《雙照樓詩詞藁》和陳璧君手抄本二者之間。龍榆生是詞學名家，在汪府基本上只是清客，政治上沒做過甚麼大事，所以抗戰勝利後只是短期入獄，比江亢虎的無期徒刑幸運得多，他在1950、1960年代仍有活動，出版詞選之類的作品。

第三個大號是柳亞子。他人不在香港，而作品〈寄友――百年一首和胡樸安〉竟然在香港發表，這應是汪派國民黨拉攏柳亞子的策略。汪派早年其實是國民黨的左翼，跟何香凝等同為國民黨左派或反蔣派，而柳亞子向與何香凝等人一黨。所以這作品的出現，應是對柳亞子招手，與柳亞子本人沒甚麼關係。不論左派右派，常用這種方式向對方釋放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合作的信號。

盧：我想特別提一提陳君葆及江霞公的作品。

陳君葆寫許多詩，在淪陷時期也用詩與日文人唱酬，但這裡選了寫給神田喜一郎及島田謹二兩日人的詩有特別一段小插曲。因為那只是私人聚會唱酬之作，沒想過公開。誰料羅四維沒事先徵求陳的同意，便給《華僑日報》發表了，陳君葆在日記中說：「我一時頗感不快，但事前沒有防到此着也沒法子了。」陳君葆在日治期間與日本人的交往頻繁，日記有詳細記錄，但在當時報上，不會見到。今回給人公開了，真沒辦法。

江霞公〈與人論妄執得十解行將入山以柬夢殊有當留別〉這首詩。小心讀讀詩句，並讀詩後小跋，再想想盧夢殊為人，便知道江太史有深意的話要說。

12   相關文化領域

鄭：除了文學創作，相關領域也共同構成文學場域，讓我們可以看到較全面的狀況。這部分第一項是「電影」，我們選收了有關何非光電影《東亞之光》的兩篇評介，兩篇都在12月4日刊登，即香港淪陷前，這次是破例收入。因為這電影發揮了剛才談到的香港的特殊樞紐作用，香港成為溝通各方面的消息發放點。

《東亞之光》因為涉及日軍，所以日本軍方非常注意；又因為電影拷貝留在香港，成為日方對俘虜人員的重要參考。電影在重慶拍攝，是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出品，特點是全世界第一套以被俘敵軍人員擔演、近乎紀錄片之劇情片，即所謂docu-drama。電影重點是批判日本侵華，通過俘虜來倡導某種人道主義。不過，導演後來亦因此片而下場淒涼。何非光是台灣人，台中出生，通日語，有先天條件去處理這電影。他1913年出生，1997年去世。十七歲左右由台灣去上海，先當演員，後任編導，《東亞之光》可說是他的代表作。雖然他還有幾部作品被視為代表作，但《東亞之光》由俘虜演出，這在世界電影史上是很特別的例子。他自任編導，顧問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工會主任委員的郭沫若，執行製片是中共黨員、有新聞片經驗的羅靜予。《東亞之光》在1941年12月2日晚九點半，在香港利舞台首映。12月8號日軍才開始攻打香港，電影拷貝於是留在香港。順帶一提，何非光在重慶還拍了《氣壯山河》，屬宣傳片，這部電影在電影史上也別有意義，因為它是唯一一部國人自行拍攝，講中國軍民與盟軍共同作戰的電影。戰時的好萊塢在加州片場也有同類作品，即盟軍中的美軍同國軍聯合作戰，包括John Wayne演出的空戰片《Flying Tigers》（《飛虎群英》）。

因為這些背景，1949年後何非光成為「日本間諜」、「台灣特務」、「國民黨人員」而備受折磨，一度甚至不知生死。何非光後來成為台灣重視的影人，可說反映了時代的曲折。晚近日本也有何非光研究，包括日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的三澤真美惠教授，2013年9月在台灣大學出版中心以〈前往上海，前往重慶：被遺忘的電影人──何非光〉演講，專門以何非光作為重點。我們這次破例選收《東亞之光》的有關材料，可說是補充了海峽兩岸所未見。《東亞之光》在重慶拍攝而在香港首映，讓國際朋友觀賞，實際是通過香港發放消息，這點值得注意。淪陷前夕，在英國人審查下，凡提到「日方」、「日軍」都要打XX，甚至開天窗，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但這部電影可以正式放映，倒是相當例外。

此外，「電影」一輯最特出的，應是紫羅蓮的口述文章。紫羅蓮當年赴日參加演出《香港攻略》──日文原名是《香港攻略》，還有副題《英國崩潰的日子》（《香港攻略：英國崩るるの日》，Honkon Kōryaku: Eikoku Kuzururu no Hi），日本大映出品。電影叫《香港攻略》，即攻佔香港，但遲至1942年才拍攝，是事後拍攝的一齣電影，《香港日報》1942年6月21日還以〈香港攻略戰拍攝成績美滿〉來報道電影拍攝進度。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邱淑婷教授曾經訪問紫羅蓮，訪問後來收在2012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港日影人口述歷史》裡，可惜也許因為紫羅蓮年事已高，又或有所隱瞞，訪問裡沒有多談箇中微妙，令人失望。邱教授也訪問了其他幾位相關工作人員，有些材料值得參考。我們這次大量選收紫羅蓮的口述文章，算是補充，也是這輯資料裡面一大特色。

盧：那時候紫羅蓮極年輕，只得十八歲，還是個讀書不成的女孩子，被日本人吸收作為一套宣傳片的配角，正好利用作為理想代言人。事後絕口不提這經歷，也很合理。後來她在粵語電影圈成了紅星，更不會談起這些往事了。晚年成了很虔誠基督信徒。

鄭：順帶一提，我們在原始材料裡都不太看到李香蘭的消息。李香蘭在台灣拍了《沙韻之鐘》（サョンの鐘），1943年，松竹出品，導演是相當有名的清水宏。這電影現在有完整復修版，可以在網上看到。但我們所看到的材料並沒有對這部電影特別回應。另外，日本東寶在華製作《支那の夜》，1940年作品。這電影差不多在全中國、台灣、東南亞各地都有放映，非常受歡迎，電影中有一首歌《蘇州之夜》，由李香蘭主唱，十分流行。電影在香港淪陷時期也有放映，但我們看到相關的材料也不多。《支那の夜》有個特殊經歷，戰後曾經將戲中所謂中日親善關係部分刪去，剪輯成劇情片放映，就叫《蘇州之夜》。這可能是李香蘭主演的關係，也可能因為男主角是非常著名的男優長谷川一夫，導演伏水修沒有很特別，編劇小國英雄倒是後來和黑澤明有大量合作的名編。今天我們仍可看到短版《蘇州之夜》和長版《支那の夜》。

電影方面，我們還選收了有關《萬世流芳》、《博愛》的一些評介，和卜萬蒼一篇文章。《萬世流芳》是1943年長達一百四十三分鐘的電影，除了卜萬蒼是主要導演，電影還牽涉到朱石麟、馬徐維邦。朱石麟後來被左派詬病的歷史問題正是源於此片。這電影歌頌林則徐禁煙的歷史事蹟，以之抨擊英帝用鴉片來毒害中國。演員包括高占非、王引、袁美雲，及2016年在港去世的陳雲裳。陳雲裳完成此片後嫁給富豪湯于翰醫師，自此息影隱居香港。電影裡的《賣糖歌》後來十分流行，亦由李香蘭主唱。

卜萬蒼也是《博愛》其中一位導演。《博愛》有十個小故事，卜萬蒼擔任策劃，其他導演有朱石麟、岳楓、李萍倩、馬徐維邦、王引等，這批人1949年後都在香港發展。《博愛》是所謂「中日親善」的另類電影，但沒有直接宣揚日本的所謂東洋精神或者日本道德，而是鼓吹人類之間的各種愛。卜萬蒼是位矛盾人物，抗戰爆發前他屬於抗日，組織上海電影救國會，上海孤島時期還拍過《木蘭從軍》，是鼓吹士氣的愛國抗日電影，但上海全面淪陷後又加入華影，拍《博愛》、《萬世流芳》，1948年內戰時又拍忠貞片《國魂》。他的電影是另一種緊貼時代，但他個人立場不清楚。我們選收的這篇文章，算是他比較專業的看法。卜在香港逝世前，曾任麗的電視編導訓練班老師，培養了一些演員，包括汪明荃等。

熊：我們選收的材料沒有提到張善琨，但剛才提及的《博愛》、《木蘭從軍》，其實都跟張善琨有關。張善琨比卜萬蒼更徹底，1941年擔任日本人控制的「中聯」和「華影」的總經理，與日人川喜多長政有很多往來合作，包括發行《木蘭從軍》，1942～1945年間製作大量電影，其中就包括《博愛》。正如剛才所說，《博愛》基本上不能算是宣傳片，但抗戰勝利後，張善琨還是被視為曾經落水，1946年後和太太童月娟來港避難，成立「永華」、「長城」，但都不能經營下去，甚至有說「長城」是被進步影人逼退。後來夫婦二人在港重新經營「新華」，創業作是《月兒彎彎照九州》，1956年基於川喜多長政的交情，率先去到日本拍攝三十五毫米的彩色電影，但不久就在日本過身。童月娟後來卻擔任了「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主席，邱淑婷教授也曾經訪問童月娟。

鄭：她後來變成右派，支持國民黨政府。童月娟的電影公司需要台灣市場，台灣事實上也需要童月娟這一類電影人去組織電影界來支持，於是便既往不咎。

熊：1974年《大成》刊登了屠光啟的〈四十年影劇回憶〉，屠光啟說，張善琨和日本人合作組織「華影」，實際是受命於重慶政府，得到地下特派員蔣伯誠指示，表面合作而暗中抗日，但後來他和全體職演員都被罵是漢奸。

鄭：張善琨跟日本人合作是落水，與重慶方面的合作是事後的洗脫。但在政府已經淪亡，沒辦法在淪陷區作任何保護時，他能夠利用他與日本人的關係，維持一批電影人的生活，即使中間拍過一些電影不得不為日軍宣傳，仍然有他的功能，也保存了部分人不至受左派籠絡。1949年後，非左即右的對抗情況更令童月娟等一類人較受台北支持。有些人因為本來就是1930年代比較左翼的，例如朱石麟、李萍倩，自然和香港左派公司繼續合作。正因為淪陷時期這一段，無論左派右派的影人最後只能在香港討生活，到大陸不是一個選項，去台灣也可能受攻擊，但在香港反得包容；例如左派的朱石麟，右派的演員李麗華（李麗華曾和寶塚歌舞劇團合演《萬紫千紅》）。至於屠光啟的說法，絕對是事後的粉飾；很多人後來都藉着香港這種包容將之前的事情有所調整。馬徐維邦等導演，或演員陳雲裳、王引等，都不提過去這一段。屠光啟不必神話化為重慶領導。

童月娟在邱淑婷教授的訪問裡沒有談到核心問題，十分可惜；在不會入罪的情況下，還是沒有暢所欲言。無論如何，這次出土紫羅蓮的口述材料，是這一輯最珍貴的文獻，因為是第一手的日本觀察，不單是紫羅蓮個人事蹟，也看到當時日本的狀況。

熊：這一輯還有老張。

鄭：對，老張的影評相當有水平，而且寫得頻密，但後來卻給開除。他涉獵廣泛，日本電影到華影、滿影、香港本地製作，以及在香港放映的歐洲淪陷國家、法國傀儡政權的電影。可惜我們只能有限選幾篇。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和平後也不見有任何線索。

盧：他很特別，不會長篇大論，都是很短的影評，但筆力夠，大概因得罪人多，終於沒能寫下去。

熊：還有，順帶一提，我們這次編選，對香港浸會大學製作的「早期華文報紙電影史料庫」也有一點補充作用。

鄭：對，因為「早期華文報紙電影史料庫」沒有涉及香港淪陷時期。

熊：據網頁說明，他們所收的香港報紙只有《華字日報》，但《華字日報》在香港淪陷之前已經停刊，資料庫收的主要是杭州、廣州、天津的材料。資料庫一則沒有收香港淪陷時期的報紙，二則沒有收和香港淪陷有密切關係的上海的報紙，而且史料庫比較多收上映電影的廣告，而我們選收的是影評和電影製作資料，也是一種補充。

鄭：在相關文化領域的另一項是「廣播」。根據地下工作人員陳在韶手抄送重慶的〈香港近況報告書〉，在日軍認為香港已受全面控制後，首先恢復電台廣播，但居民的收音機一律得「申請審查登記」。據陳在韶說，廣播節目還要添加日語學習。

盧：對，收音機要經審查登記，全部廣播節目都要經報道部審核。其實當時電力不足，又不是每個家庭有收音機，廣播時間也受控制，但他們堅持廣播，為的是向民間宣佈信息，不能單靠報紙。報紙每星期會刊登「香督令」發佈信息，但比較軟性的內容就需要靠廣播。廣播節目有日語教授，還有許多奉命寫作的廣播劇，以作宣傳。我們選收的〈廣播劇在香港的一年間〉提到顧文宗，宣傳香港「新生」。這人很聽話，有相當多的作品，文字版還在報上再登一次。

鄭：顧文宗的書現在也比較容易找到。

盧：但他《新生》的劇本實在看不下去，只是服從指令而寫。

鄭：很差，一派胡言。

熊：當時的報紙也為《新生》宣傳，1943年1月13日《香港日報》一則報道交代了「旅港影人團名導演顧文宗氏」的一些資料：「江蘇無錫縣人，年三十五，生於北京，五四運動時代，他已經加入北京『大學劇聯』，開始話劇活動」云云，又說他「生平愛好戲劇，對於話劇，電影，和無綫電播音劇的推進和研究，不遺餘力，對於國語造詣尤深，談吐流利，堪稱『登峰造極』，有『標準國語教師』之稱，顧氏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任各影片公司編劇，導演及國語講師之職，七年前在上海與陳大悲合創無綫電話劇社，繼在『上海樂劇訓練學院』導演名劇《摩登夫人》及《西施》，極博藝術界及觀眾之好評，民三十年來港，任職於商務印書館，兼任南粵影片公司之編劇、導演及演員，聖戰後，他毅然加入旅港影人劇團，協力於文化宣傳工作，在影人劇團中，他導演的多為諷刺喜劇，如《都會流行症》，《理想夫人》，《黃金美人》等，給予觀眾以精神上無限之快慰，談到作品，以前在港演出的獨幕劇『香港第一百回聖誕節』和最近在《東亞晚報》發表的五幕民族史劇《鴉片戰爭》，都是顧文宗戰後的佳作，最近完成五幕時代劇《新生》一齣，洋洋五萬言，劇情曲折，意識正確，拘為顧氏對於迎時代偉大的貢獻。」

鄭：《鴉片戰爭》也是配合日本人反英帝的意圖，顧文宗戰後也有活動。

熊：另外，我們在《合集》收入了署名「葉」的〈新香港的文化活動　香港放送局特約放送稿〉，裡面提到「東亞文化協會」，說這協會差不多網羅了留港文化界全體知名人士，會長楊千里，副會長馬鑑，後來改組為「新東亞文化協會」。陳在韶的〈香港近況報告書〉也提到這個協會，說是報道部強迫楊千里、馬鑑等社會名流為要員。

楊千里即楊天驥，亦即楊彥岐的父親，楊彥岐即易文。黃南翔〈記三位已故的文藝界前輩：朱旭華、易文、潘柳黛〉提到：「易文的父親楊天驥（千里）以詩詞書法著名，也是個名報人。曾出任無錫縣長，一生在政治、文化與藝術圈中甚為活躍，又交遊廣闊。楊千里於1938年以避難之身來港，為杜月笙延攬，幫忙一些重要文牘及諮詢公務，又任賑濟委員會委員。因了這個緣故。1940年易文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即來港協助乃父工作，侍奉左右。及至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楊千里父子接獲重慶密令，暫時留在香港協助國府幾位地下人員工作。至1942年4月，由於形勢險惡，為了安全，易文才隨父親等人以偷渡方式進入內地，輾轉去到陪都重慶。由於有這一段特殊的經歷和背景，加上學歷和才華，才二十二歲的易文便有機會在重慶出任《掃蕩報》編輯。迨抗戰勝利，他已升任為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了。」我們收的材料裡沒有提到易文，更沒有提到楊千里和杜月笙，但這就如先前談到的陳君葆的情況，我們的材料沒能顯示他們在淪陷期間做過甚麼，但他們在背後發揮了不少影響，尤其是杜月笙。我們看戴望舒、葉靈鳳、陳君葆，會看到他們背後的線索，汪派背後又是一條線索，但杜月笙我們便無法說明。

盧：關於「東亞文化協會」，有文章提到「這協會差不多網羅了留港文化界全體知名人士」，這必須明白，此會成立於1942年2月初，日本軍政府剛穩陣腳，就立刻進行了民間各種重要行業的人材編收。特別與意識型態、宣傳媒體有關的，例如文化界、新聞界、演藝界等等均立刻組成協會，以便有組織的系統的管理。又可對外宣傳這些有頭有面的人卻盡歸「我」了。以此會為例，1942年2月7日《華僑日報》刊出了〈東亞文化協會主辦文化登記啓事〉。就是叫人歸隊了。名人被迫「掛名入圍」，以便號召而已。此會沒有甚麼活動，不了了之。到1945年8月3日匆匆又成立了「香港文化聯誼社」，由日人松尾新聞班長領導，發起者有陳君葆、葉靈鳳、戴望舒、鄧爾雅、羅旭和等十二人，實借這些仍留香港的文化人在日暮途窮時再撐場面。

鄭：我們的材料沒有顯示，但從其他材料可以看到杜月笙的兒子在香港有活動，線索不清楚，但值得注意。我們要記得，淪陷前夕，無論左派或右派，尤其左派，將許多文化人救離香港，是得到一些江湖人物幫忙。不是靠英軍或游擊隊，而是非白道的助力，這方面我們看到後來相當多的回憶。

熊：潘靜安。

鄭：潘靜安神秘而沉默的一生可以佐證。

熊：潘靜安1980年代曾經以「潘柱」之名兩次口述當年搶救工作，〈回憶香港的搶救工作〉發表在1984年6月《東江黨史資料匯編》第三輯；〈虎口救精英〉則收入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秘密大營救》。文史掌故專家許禮平勾沉潘靜安的生平事蹟，寫成〈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記香江潛龍潘靜安〉、〈三教九流佞神鬼　五湖四海傲王侯──再記香江潛龍潘靜安〉和〈潘靜安二三事〉，都收在201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舊日風雲》（二集）一書裡。

鄭：我們接下來談談戲曲。

盧：戲曲包括粵劇、歌壇。日本統治香港時十分重視娛樂，要給平民百姓娛樂，好打發時間。香港多廣東人，所以粵劇很興盛。淪陷初期，很多有名戲班因來不及逃出而滯留香港，他們需要生活，那就要演戲。他們有些認真地演，有些則只是等機會離開香港。中日戰爭不久，已經有很多話劇人才流落在香港，例如歐陽予倩、司徒慧敏，他們在廣州也有很多學生，盧敦就是在廣州的學生。北方的旅港劇團來的演員也很多。香港淪陷來不及離開，為生計只好繼續演出。

鄭：這部分的材料跟先前所講「大東亞文學」等比較嚴肅的題目沒有大關係，是關於本土及庶民生活和文化，但也為我們補充了一些戰時的珍貴史料，也關連到和平後的一些發展。

盧：省港澳有水陸路相通。許多粵劇班往後都紛紛離港，部分去了澳門長期演出，因為澳門平靜安全。和平後部分回到廣州，但大部分人回到香港，促使日後香港粵劇與廣州粵劇的風格分途發展。

熊：一些材料也提到許多伶人不願在香港登台演出，又因家累重或戲班負擔大而回不了內地，那就去澳門避風頭。

盧：任劍輝、白雪仙就長期在澳門。

鄭：在澳門看到的資料就正是跟任白有關。

盧：任白與唐滌生合作也源於澳門，她們後來回港紥根發展，但澳門是很重要的過渡。

熊：留港的劇團便改名，比如新東亞劇團。

盧：沒有離開就只有這樣。但演的都是舊劇，不見改變。

我們在戲曲部分選材好像有點拉雜，但正如樹森兄說補充了一些戰時的珍貴史料，且看看娜馬怎樣罵新粵劇，當年香港人聽甚麼歌，白駒榮對粵劇有何批評與反省，秦小梨、余麗珍、白燕在演些甚麼，在香港有甚麼戲班等等，也頗有趣。

鄭：只是表面文章，跟演出沒關係。

我們談談梅蘭芳。梅蘭芳在上海淪陷時期蓄鬚明志的事蹟，今日海內外所有有關梅蘭芳的論述都必然提到，也成為愛國教育的一部分。但從我們這次收集的資料來看，居港的梅蘭芳似乎也不得不與日敵虛與委蛇，因此他光明高大的形象在這一輯材料裡不免有點遜色。但形格勢禁，恐怕當時也別無長策，只是有些記述為了保存梅蘭芳的形象，不免剪裁粉飾，例如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

盧：當時留港而稍有名氣者，無論學者還是藝人，日本人都有意希望借助他們粉飾太平，作為一種姿態，表示對你們的文化人都很尊重。對那些文化人來說，既走不了，那就必須有應對之法。我們選收這些材料，不表示我們意圖要污衊梅蘭芳的形象，只是表現一個文化人身陷敵陣時，究竟如何應對，絕對無意低貶。

鄭：梅蘭芳始終沒有投敵，這一點是肯定的，絕對看出他的高風亮節。反之如北平李麗主動投日，來港大肆宣傳自己，其實就是利用民族災難圖利。李麗甚至強拜梅蘭芳為師，真是滑稽肉麻；她和梅蘭芳對比鮮明，有人主動獻身，有人力求脫身。在有關梅蘭芳的材料也提到胡蝶，紅極一時的胡蝶當時也滯港，她當年的名氣甚至可能比梅蘭芳更大。

盧：日本人十分欣賞、尊重梅蘭芳。

鄭：我在1986年秋幕後作最後編校的台北聯經版《胡蝶回憶錄》，提到日軍派中國通與名流溝通，謀取支持，並以糧票配給為要脅，企圖說服胡蝶參加「中日親善」宣傳工作，包括拍攝胡蝶遊日本的紀錄片。報道部藝能班班長和久田幸助通曉粵語，時常跟胡蝶打交道。胡蝶在步步進逼之下，毅然冒險逃回內地，途中遇劫，財物盡失。負責營救的是楊惠敏，即是後來「神話化」成「冒險泅河送國旗」給死守四行倉庫國軍號稱「八百壯士」的那位女童軍，因被軍統懷疑她私吞胡蝶財物，在重慶被下獄三年多，到抗戰勝利後1946年才釋放。楊惠敏在回憶錄中說這是她畢生最大恥辱，救人卻成了吞佔別人財產。這是題外話。我們的資料裡沒有關於胡蝶的內容，但因有關梅蘭芳的報道中提到她，因此順帶一提，其實胡蝶很快便脫身，而在脫身過程中有這樣一段插曲。

盧：日本人其實不願放梅蘭芳，但因為和久田幸助極之欣賞他，尊重他，結果放他回廣州，他再從廣州回到上海。

鄭：和久田幸助確實尊重梅蘭芳。根據小思女士自日本搜羅的和久田幸助回憶《日本佔領下之香港で何をしたか》（1991年5月岩波書店），梅蘭芳之外，也特別照顧胡蝶和薛覺先。和久田幸助生於1915年，天理大學外語廣東語部畢業；1934年4月至1943年年底在廣州、香港進修及工作。梅蘭芳之外，胡蝶和薛覺先均先後脫險返回內地，看來和久田幸助不甚「稱職」。

熊：1970年《大人》上有陳定山的〈歷盡滄桑一美人──北平李麗的故事〉，裡面引述李麗自傳《誤我風月三十年》說她是受重慶錄用為間諜，「用她的身份救過香港不少舞民」，在香港淪陷時期，「更幫助流寓港九的名伶梅蘭芳，讓他得到日本人保護，用飛機送回上海。也就在這個時候，她拜了梅蘭芳做老師，學習更多的平劇，不久，李麗也回到上海，她以日本人的關係而做着重慶的地下工作」；又說「支持她的某將軍在抗戰勝利之後回到上海的時候，他的飛機中途失事，乘客十七人，機員五人全部罹難。李麗半生的工作成績都在某將軍記錄檔案中，因而也全部毀滅了」。

鄭：她說的某將軍就是軍統情報頭子戴笠；戴雨農一死，不少人都說是受戴先生委派為國府辦事，但已經死無對證。1949後許多回憶都說自己做地下工作，保護了一些人，甚至在漢奸大審的記錄也出現這類辯解。周佛海也在汪政權末期在南京設地下電台，與重慶通消息，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為周佛海就是埋伏在汪政權裡的人。我們處理這些資料時要十分小心，要有其他材料佐證，不然就誤將神話變信史。

熊：李麗後來在台灣、香港都有活動，但已惡名昭著。周佛海和一些人在抗戰後期的這些舉措，其實都是留後路。上海淪陷時期任《申報》社長的陳彬龢，戰後移居香港，就連他也在回憶錄《前塵夢影錄》裡說：「勝利以後，上至陳公博、周佛海等巨頭起，下至起碼的偽保甲長止，其能提出證據，表白與地工有關的漢奸，直佔百分之九十五，這是後話。」

盧：我們選了多篇有關李麗的文字，並不是因她是「重要角兒」，而是通過一個藝人居然由跳腳舞、哼西洋調兒到在香港吃頓飯便要拜梅蘭芳為師演京劇，又到廣州演顧文宗編導的話劇《茶花女》，在日治亂世的省港地區方便遊走。回憶錄更見神通廣大，許多大件事她也沾上了。這類文字歷來多的是。

13   「歷史」的「遺忘」，「遺忘」的「歷史」

盧：有些筆名我們無法查明是誰，但讀者可以注意他們主要在哪張報紙出現以考慮其立場。這裡補充一點注意事項。第一，我們所看到的報刊不全面，缺期的也不少，故取材有局限。第二，讀這些選文時，要注意選文出自哪張報紙，因他們各有立場。比如《香島日報》，胡文虎的身影經常在報上出現，說他怎樣運米、怎樣做慈善工作。因為胡文虎是老闆。《香港日報》則是日本人辦的，現在的說法就是統治者的喉舌報，「香督令」就刊登在這裡，只會說政府要說的東西。《華僑日報》也聽從政府的命令，仍有較多實在的材料，談經濟問題、教育問題，但有某些特殊人物盤踞其中，例如盧夢殊。至於《南華日報》，則是汪派。

熊：大同圖書印務局也是由胡文虎、何東合資，出版《新東亞》、《大同畫報》等。據陳在韶〈香港近況報告書〉所說，大同還計劃發行漫畫雜誌、兒童雜誌，但我們沒看到。

還有，我們處理的雖然是香港淪陷時期的材料，而香港淪陷說到底只有三年零八個月，但當時各方的考慮都並不以一時一地為限。各人都以這段特殊的時空為一個轉圜的機會，利用這個機會重新洗牌、佈陣，把形勢扭轉到有利自己的一方，因為以後的日子還長。當日的舉措、佈局，對日後亦有實際深遠影響。讀者讀這些選文時，若不以此為念，恐怕會失落很多重要內容。

鄭：就是說，解讀時要有歷史感，注意文章的背景脈絡，瞭解刊物的立場，也要考慮文章出現的時間。隨着太平洋戰爭的變化，日軍對香港的言論控制也有所鬆動，對庶民娛樂生活沒有之前那麼多管制。

我們長時間處理史料，能看到的都看了，但能看到的畢竟只是當時材料的一部分，客觀的流失無可避免。同時，任何一個主體面對廣闊的歷史時空都不可能綜觀全局，主體的觀察無可避免必有缺失。事過許久來整理，面對這麼大量的材料，編集時又淘汰了大量資料，其中有些也有應該收錄的，基於種種原因或編選時焦點，結果沒有收錄，例如過去就沒有牽涉舊詩詞。所以，客觀存在的材料本身已有所流失，這是「歷史」本身無可避免的自我「遺忘」。選編過程又刻意排除以為聚焦，最後再分門別類成個別重點，其中自有許多不得不被汰濾的人和事，以至評價，這可說是主觀地去「遺忘」的「歷史」。這次被我們主觀「遺忘」的還包括一些「純文學創作」，和用廣東話寫作的俗文學。小思女士提供的英文報紙，雖然十分完整，但我們看過認為無須處理，因為這些英文報紙除了新聞報道和日軍政府的文告，基本上沒有與我們這次編選相符的內容。後來由於物資缺乏，英文報紙幾乎變成小張式的單張出版，最後甚至停頓。

盧：也許有人認為淪陷時期中的「和平文藝」也算是重要項目，為甚麼我們不談。原因是我們在處理早期香港文學資料時已經處理，這次不必再討論。

最可惜是篇幅所限，我們還是無法收納廣東話的俗文學。

「遺忘」總免不了，得靠後人努力。

熊：我們無法求全，只能盡力而為。

鄭：在斷斷續續整理出版香港文學史料的二十多年，一直得到天地圖書顏純鈎總編輯的大力支持；本書恰巧也是顏先生退休前負責的最後一本書，我們衷心感謝，並祝願在不再為他人壓金線之後，早日重拾彩筆，再干氣象。

（記錄：朱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