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偉才 : 在歷史的空間中對話——走進《香港文化眾聲道》的歷史空間

前言

 回顧香港文學的發展歷程，我們發覺，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獨特風格。此中原因，文化刊物的出現和影響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左右派文化機構在五十年代開始透過文學刊物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手段，是研究香港文學發展的重要線索。左派方面，由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不斷出現的政治運動，尤其在香港的文學和文化刊物出版往往處於被動狀況，雖然像《文藝世紀》、《海光文藝》、《海洋文藝》等都曾起過一定作用，但比起右派文人搞的《文藝新潮》、《人人文學》、《海瀾》、《中國學生周報》等的影響力，卻顯得薄弱得多。對於箇中原因，在香港回歸二十週年紀念的今天，本來應該可以作一次深刻的回顧，無奈由於連綿不絕的政治鬥爭，使得左派文學發展在香港沒有很好的論述，更沒有人作一些有意義的回憶和檢視。反觀右派機構，例如「友聯」出版社所辦的一些文化雜誌，則透過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教授盧瑋鑾老師（小思）和她的學生熊志琴的悉心整理之下，先後出版了以口述歷史方式，記錄「友聯」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的人和事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及第二冊），讓我們看到這個代表着五六十年代右派文化路徑發展的機構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面目。

我在前面特意標出左派和右派，是有意而為之，後會更詳細的探討這個問題。這裡的標籤作用，並不是高下或正邪之分，而是想說明左右翼在香港文化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力。討論右派文化機構在香港文學發展中的影響力，「友聯」可以說是一個十分具代表性的團體。近年來對它背後美元文化的揭露和爭論，以及《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文學發展所起的作用，更使到它像神話般盤據着香港文學研究的各個角落。因此，筆者意圖從香港文學發展歷程的角度，回顧和剖析《香港文化眾聲道》提到的「友聯」機構的人和事，以及如何利用口述歷史研究香港文學發展的角度，探討上述兩書的得失。然而，由於書中提到的內容廣泛，需要不少背景解釋的互相參照，在這裡有限的篇幅中未能容納，所以今次先集中就「友聯」與美援之間的問題作一些梳理，待以後有機會再討論書中的其他內容。

甚麼是口述歷史？

 先讓我們回到問題的原本：甚麼是口述歷史？

簡單地說，口述歷史是有系統地對個人經驗的收集和整理，作為一段歷史時期或某個歷史空間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口述歷史不是民間傳說，也不是未經證實的傳言的散佈，也不是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閒話家常，而是有目的，有企圖地重構已發生過的事情的回憶片段，從而組合成一幅清晰的歷史畫卷。由於口述歷史牽涉到個人的記憶能力，並通過說話表述，因此其真實性和表達力的誤導往往影響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因此，這些回憶都不算定案，而是作為研究者探討歷史真相的佐證。而好的口述歷史，卻可以為研究者帶來發現真相的滿足感和喜悅。

在中國，口述歷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口述歷史作為學術界研究當代歷史的新方法，則起源於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的歷史學教授Allan Nevins 首先創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通過訪談記錄等等手段從歷史事件親歷者或在場者口中獲取第一手資料，以幫助或佐證歷史研究課題。他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技能要求：訪問技巧，記錄方法，以及背景資料的準備等。簡單地說，口述歷史是需要被訪者有自覺意識，知道這是一個口述歷史的過程，被訪者需要知道回答哪些問題是重要的，並知道將有錄音或錄影作為記錄。訪問者和被訪者都需要解釋一些背景情況，作為證言的輔助部分，好讓問答的內容易於理解。被訪者也有義務告知訪問者，哪些內容對研究課題比較重要。

背景，或者context在口述歷史的訪問過程中十分重要，它讓被訪者不易於跑野馬，集中於為言說中的歷史提出新的或有力的佐證。好的口述歷史的訪問，其實是一種對話關係，是訪問者和被訪者就某個歷史的事件和空間展開對話，也是今天和過去的對話，同時也是真實與謊言的對話。

作為一部口述歷史，如果從讓讀者瞭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友聯」在香港文學／文化發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兩冊《香港文化眾聲道》都是成功的。從第一冊訪問「友聯」及其刊物的早期負責人如何振亞、奚會暲、王健武、孫述宇、林悅恆、胡菊人等，到第二冊的羅卡、吳平、陸離、張凌華、黃子程、古兆申、金炳興、陳任等，都透過他們自身的參與說出他／她們在「友聯」及其刊物中的所見所聞，而這些見聞和經驗，如果拼貼起來，則會是一幅十分有用的「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在香港發展歷程的畫卷。然而，要使這幅畫卷清晰，還得依靠讀者的主動介入，例如對記錄中的人事背景有基本的瞭解，否則就如一塊塊凌亂的碎片，得物而無所用。尤其是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長大的讀者，也許適當的背景導讀是需要的。幸好訪問者／編者都有了許多註釋工夫，讓讀者對中間的人事脈絡和歷史背景都有基本瞭解，但對一些從書中尋求完整論述的讀者來說，也許還要多一篇綜覽式的導言。

口述歷史與對話理論

這便牽涉到口述歷史的處理問題。筆者在前面提到，口述歷史其實也是採訪者與被訪者的對話，也是今天和昨天的對話。而關於對話關係，作為一個敘事文本，筆者嘗試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探討兩冊《香港文化眾聲道》的得失。

根據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對話的前提是語言和話語。他認為，「語言、話語――這幾乎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由於人的全部思維，都具有對話的性質，因此，「對話的邊界縱橫交錯在人們現實的思維空間裡」。「對話關係不是存在於具體對話的對語之間，而是存在於各種聲音之間、完整的形象之間、小說的完整層面之間（大型對話），而同時在每一句話、每一個手勢、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對話的迴響（微型對話）」。（巴赫金：《詩學與訪談》）上述概念是巴赫金在研究杜斯托耶夫斯基小說時提出的複調理論中的有關對話關係的描述。作為話語文本，《香港文化眾聲道》顯然也包含這種對話關係。因為，「語言只能存在於使用者之間的對話交際之中。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域裡（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等）無不滲透着對話關係」。「語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而話語是針對對話者而言的。話語，是連結我和別人之間的橋樑。如果它一頭繫在我這裡，那麼另一頭就繫在對話者那裡。話語是說話者與對話者之間共同的領地」（同上）。因此，用話語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便同時起了對話的作用。

在巴赫金看來，對話可以分狹義和廣義。狹義的對話關係，是指說話者與對話者之間的言語相互作用。廣義的對話關係，則指包括不同範圍、不同層次的言語的互動作用。因此，書籍、報刊的文本語言，其中既有直接的和生動的對話，又有批評、反駁、接受等語言互動過程中以不同形式組織而成的反應或回應。而書籍、報刊等印刷出版後的文本言語，其內容不只是當代的，也可以針對歷史上的作者本人，或其他人在不同領域內的過去的行為展開的語言的交流互動。

對話不但觸及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也貫穿着不同時代，過去與現在，個體行為的回顧反思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回答與回應則是對過去自己行為的態度表達，而作為文本話語的文學創作和口述歷史的書寫整理，同樣也適用於對話理論的探討。巴赫金指出，「文學是文化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脫離文化的完整語境去研究文學。不可把文學同其他文化割裂開來，也不可把文學直接地（越過文化）與社會、經濟等其他因素聯繫起來。這些因素作用於文化的整體，而且只有通過文化並與文化一起再作用於文學。」巴赫金在這裡提出如何展開文化與文學的對話關係，他認為人文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對話型態的科學。在人文科學領域（包括文學理論研究），「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過程中，在他們之間的對話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來（甚至這也僅僅是局部的）。這種對話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們，它就會持續下去」。（巴赫金：《文本，對話與人文》）

如果我們用這種觀點來理解《香港文化眾聲道》，便明白書裡面的對話不僅僅是訪問者與被訪者的對話，也包括訪問者與被訪者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同時也包括不同時代，不同空間，不同人物（書中被訪的各個人物）之間的對話。我們看到這些對話起了相互補充，互相排斥的作用，並從這些不同的對話關係中，讓我們更接近，或更理解事情的真相。

巴赫金認為，對話發生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理解和互動過程之中。而「在文學和文藝學中，真正的理解總是歷史性的和個人相聯繫的」（同上）。因此，在對話關係中，最終將達至理解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則穿越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語境中。

對話是尋求理解

 透過上面的對對話關係的分析，我們現在看看《香港文化眾聲道》的對話關係如何指向理解的過程。

現在，我們回到《香港文化眾聲道》兩冊口述歷史文集。作為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採訪記錄文集，根據以上對口述歷史的理解，我相信採訪者的歷史指向是圍繞着以下一些問題：「友聯」是一個甚麼樣的機構？它是如何成立的？它是否收了美國人的錢？美國人有沒有干預？「友聯」內部是否知情？知情者是甚麼人？編輯自主權如何？美援和旗下出版物，例如《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月刊》、「友聯」研究所的從屬關係等等，而相信這也是今天想瞭解「友聯」機構的讀者最關心的問題。綜觀兩本採訪記錄文集，我們知道，採訪者至少是帶着上述全部或部分問題向受訪者提出發問的。如果從訪問內容觀察兩位採訪者的分工，顯然熊志琴是專門就「友聯」背景和美元文化的角度向受訪者發問，而盧瑋鑾老師則主要是背景和人物的理順和補充，以及作為事件參與者或旁觀者的觀察。例如，在訪問兩個「友聯」老臣子時，熊志琴都重複的一個問題是：周報早期的督印人經常轉換，很快就換了另一位，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呢？另外是問及「友聯」或《中國學生周報》的人是否知道亞洲基金會贊助的事？知道多少？怎麼看法？整體地說，作為一系列口述歷史的其中兩部，它們的確起到了讓讀者瞭解香港文學／文化發展中，「友聯」機構在其中的影響和作用。

從對話理論的層面看，訪問者對「友聯」、新亞書院和亞洲基金的追問，都可看出訪問者試圖從不同被訪者中探問大致相同的內容，其指向性十分明顯。這種情況正正顯示了她（或該書的全部策劃者與採訪者）希望一步步接近理解真相的過程；而這個理解過程卻是透過各個被訪者與訪問者之間的對話來成全的。其中關於亞洲基金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當時「友聯」的高層是否知情，以及對編輯和出版方針有沒有影響等問題，從各人的回答中，或者在這種對話過程中，我們可以從被訪者回應中，看出有些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歷史時刻的位置。

下面是其中一個例子。曾經與美國人接頭的三個「友聯」高層對這段歷史都有自己的詮釋角度：

奚會暲

一般人很少知道亞洲協會資助的香港機構有好幾個，最早有自由出版社，後來規模較大的有亞洲出版社及其文化團體。我想我們最大的分別是，「友聯」是一個團體，而「自由」及「亞洲」由個人創辦及領導。……「友聯」是一班窮小子，我們每年都把各部門的預算詳細列出來，有的部門有盈利，例如兒童樂園能夠收支平衡，有的例如研究所，成本高收入低，赤字部分便由亞洲協會資助。

……它（亞洲基金會）在不同的地方，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等都有分部。我們都是做budget（預算），我們研究所多少，我們的收入可以有多少，那麼basically, financially, it supported（基本上，財政上，它支持）。我們有印刷廠，也有賺錢的，有發行的，但是大部分，I should say（我應該說），大部分是Asia Foundation贊助的，有段時間，我代表「友聯」跟他們接觸的。

……有一陣子，我們發現，……他們跟CIA有關係，以後大家鬧得不開心，我們變成給特務機構做事，對不對？

……亞洲協會在馬來西亞成立辦公室，展開工作都必須獲得外交部及內政部同意。他們與「友聯」的關係，兩個機構都是很正面而做對馬來西亞文化教育有意義的工作。

……當然是有人給錢我們，不然哪來錢？

……是主要的（經濟）來源，買廠房，在馬來西亞買地都是。那些錢是他們給的。

孫述宇

……「友聯」社的成員也只知道有美國的錢資助，但究竟資助了多少，都不太清楚。

美國人有幾個途徑提供金錢資助，其中一個是美國新聞處，……

亞洲基金會，這是另一個，一般瞭解這是美國援外的，就是做門面，背後是CIA。

……新亞書院的話，亞洲基金好像支持過一些。

我想亞洲基金和美國新聞處都有一些，大概以亞洲基金為主。我是這樣想，因為美國新聞處有自己的工作，他們已經自己出版書籍、雜誌，或許也給「友聯」一些資助，因為我知道徐東濱等跟美國新聞處常常有聯絡！

……

何振亞

這我記得，就是所有的出版物都接受資助。《兒童樂園》、《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友聯」研究所的出版物，還有一些小書。

……他們說美國人資助我們刊物，美國人給我們錢甚麼的，他們講很多話很難聽，我知道這種講法不對，所以我們每年計劃作預算，但提出的資助費用很少，盡量用事實說明。在我的印象中，美方從來沒有不支援，或說我們的預算數目太大……

另外，是關於美方有沒有干涉「友聯」或《中國學生周報》的出版和編輯事務。

孫述宇

沒有，我不記得有。（由上而下指令，要求怎樣處理周報版面）……一方面是談民主自由和反共的，這一點當然很明顯跟美國人的資助配合，美國人主要就是反共。……美國政府透過CIA――我暫且當作CIA――拿一筆錢出來，在國外做一些宣傳和對抗蘇聯的工作。……

何振亞

……絕對沒有。大概跟一個人有關。這個人是Jimmy Ivy，第一任的Asia Foundation（亞洲基金會）負責人，很文質彬彬的一個人。

……早期除了亞洲基金會的經濟支援，其他的都沒有。剛才說的Jimmy Ivy，他從來不干預，除了看我們的兩份報告，一份是預算計劃，另一份是去年的報告。要花多少，從來不干預，甚至批評也不批評。我們自律得很嚴格，所以這些地方，我們「友聯」都可以告慰於大家。

……後來這個問題變化太大了，拿過國民黨的錢。

（林悅恆補充）也不能說拿他們的錢，他們是買我們的microfilm（微型膠卷），就是這樣。……「友聯」研究所的資料，他們拿錢買一套，那時候也需要幾萬美金。……七八萬美金。

何：我很反感就是很反對，甚麼都不要聽，這個事情……

……我們當初談的時候，Asia Foundation是一個民間組織，我們很後期才知道CIA的，至少我個人是很晚才知道吧。

（林悅恆插話）CIA給錢他們，不是CIA附屬機構吧？（馮按：原文如此，按當時語氣，這樣記錄也許更準確：CIA給錢他們？不是吧？是CIA附屬機構吧？）

何：這有分別嗎？

林：有分別，當然有分別。

何：我覺得沒分別。

林：他給錢他，你不符合他們的工作，為甚麼把錢給你？這不就等於他的機構？CIA跟國務院不一樣，國務院給錢不能那麼明確，CIA給錢的話非常明確。

……後期還加上美國新聞處的關係。現在很可惜，譬如假使宋淇還在，……我們那時跟美國新聞處的聯繫對口主要是宋淇。但目前談到那時期的美國新聞處幾乎沒有人提到過一個李登雲的人，這人雖不重要，但在美國新聞處他還算是宋淇的上司呢！

巴赫金認為，對話關係具有深刻的特殊性，它的完整表述背後是潛在主體――表述的作者――這裡則是訪問者與被訪者共同創造體。這種對話關係一定存在着某種意義上的相通。因此，如果從對話關係去分析，或者說，透過對話關係的重組，我們便看出訪問者與被訪者的對話關係中產生的意義。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幾位「友聯」高層都有一種心態：我們即使拿了美國人的錢，或者具體一點說，是中央情報局的錢，但他們沒有下指令要我們服從，也沒有來審查或限制我們的編輯自主權。我們反共，他們也反共，他們付錢讓我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沒甚麼不對，而且也心安理得。三個人之中，取態也不一樣。何振亞是知道一些是非問題的，也有內疚。奚會暲的包袱沒有何那麼沉重，孫述宇因為更早離開「友聯」，也是搞研究的人，對中央情報局的活動當會從其他書上看到。而林悅恆，雖然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好人，但他卻是最口密的一個，從對台灣買膠卷的爭辯中，可以看出他和何的想法如何不同。

至於訪問者一方，她們在追問美援有沒有影響編輯自主權時，相信心理上也和上面「友聯」高層的假設有某種程度吻合的地方。所以我們沒有看到訪問者窮追猛打，一定要找出事實真相的姿態。當一部分被訪者，例如羅卡和陸離，對一些干預作出自己的解釋和演繹時，也沒有更深入的挖掘更多事例，也是很可惜的。

當然，因為是不同時空、不同人物的對話關係，我們很難說清楚他們心中是否真的是如此想法，但從文本生成過程中所展示的對話關係，我覺得這個推論有一定道理。

通向理解真相的途徑

到此，筆者需要強調一點的是：這裡無意責怪任何知道收了美援的人，也沒有站在道德高地作出批判，而是想從《香港文化眾聲道》的兩冊口述歷史中，找出通向理解真相的途徑。至於收美國人的錢應該不應該，或在個人的心路歷程中有沒有經過反思，則是每個人自己去判斷，不是我在這裡討論的範圍。事實上，《中國學生周報》和《兒童樂園》的正面影響力還是比負面多得多，這在兩冊訪問記錄中都很真實地展現出來。

說到《中國學生周報》，不同時期的編輯風格都影響了不同年代的人。早期影響了一代的文藝青年，其中一部分成了文壇的生力軍，有些今天已成為名作家或學有所成的學者；中期的周報則影響了香港新一代電影人，間接地培養出八十年代蓬勃發展的香港電影和電視行業專才。這些我們都可以在訪問《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的回應中看得出來。透過訪問者與被訪者的對話關係，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學生周報》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文化發展的過程，與香港社會氣氛和意識形態發展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因為篇幅關係，這個問題以及其他雜誌例如《盤古》、《兒童樂園》，以及其他的一些六十年代的雜誌，我們需要留待另一篇文章再探討。我這裡只補充一個資料，作為對《中國學生周報》的轉變與時代關係的例子。（這其實也是周報與時代對話的一個例子。）

1972年9～10月間，吳平編的《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刊出總共八篇文章，多位作者就香港文學問題提出看法。以洪青田〈看看青年寫作風氣的的凋零〉開始，而吳平則在總結時這樣寫道：「周報的文藝版有些甚麼可做的呢？最近增闢的報告文學欄，算是對這場討論的一個呼應。今後，在發掘三四十年代文學時，亦將着重探討介紹寫實主義的作品。」而參與討論的作者，還包括古蒼梧、黃俊東與也斯。其中溫健騮發表了兩篇――之前的〈批判寫實主義是香港文學的出路〉，以及壓軸的〈還是批判寫實主義的大旗〉。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吳平在內，溫健騮和古蒼梧也是立場鮮明，提倡當時（文革時期）左翼文學所主張的批判寫實主義。1972年9月應該是美援已停止資助中周，而號稱反共的「友聯」高層當時作何反應，是研究《中國學生周報》編輯方針最值得關注之點。可惜，《香港文化眾聲道》的被訪者（包括吳平）都沒有正面觸及這個問題。只是在羅卡和古蒼梧的訪問中，透過他們的觀察，指出後期周報因為與時代脫節而走向末路的原因。而這裡說的與時代脫節，不是有沒有流行音樂的問題，而是國際意識形態潮流傾左期間，「友聯」及其出版物如何回應。這其實也是關心「友聯」和中周由盛而衰的過程中需要深入探討的。而美援終止固然是中周不能辦下去的其中一個原因，但美援為何終止也需要更多的分析和補充。這方面被訪者的「友聯」高層也似乎沒有作更仔細的思考和研究，而只是單純地以中美建交作為大概的理由。

作為口述歷史，兩冊《香港文化眾聲道》無疑給我們許多有用的資料，足以佐證「友聯」機構與美援的關係，也讓我們理解到「友聯」旗下的刊物，尤其是《中國學生周報》和《兒童樂園》在香港文化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如果我有機會問他們的話，我也許會問一個這樣的問題：戴天去年11月回港小住時，說過一句這樣的話：香港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那時所做的事也有責任。你們如何理解這句話？

作為讀者，在看這兩冊口述歷史時，其實也是在跟被訪者與訪問者的對話。我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透過對話探求真相。至於誰的看法更接近真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參與對話者（包括所有讀者）都能夠一步一步走近真相。如果今天不可以，可以再繼續探討下去。

 附錄

下面是筆者一次參加香港大學的香港文學研討會時發表過的一篇論文的摘錄。這論文題目為〈從曹聚仁作品看冷戰時期（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其中比較細地談到美援在香港的情況，相信可以為《香港文化眾聲道》有關美援部分作一些背景補充。

前面我們提到，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在香港的激烈情況，下面我們再從曹聚仁的文章中引述一下，當時的冷戰文化鬥爭是以甚麼形式呈現出來的。

……大部分的反共文化宣傳，靠華盛頓方面的有力支持，除了美國新聞處所編刊的半公開書刊外（一部分由該處發行，大部分由該處收購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發行。另外一部分便是美國國防部的遠東情報處），另一個則是自由亞洲協會（在美國），即如ＸＸ出版社和電影廠，便是該會付了一部分經費支持的。前幾月，左舜生到了台北，公開說香港的文化宣傳（出版事業），大多由美國供給了經費才發展起來的，這是最真實的事實。（引自曹聚仁《採訪三記　採訪新記》，下同）

上述這段話正反映了當時左右冷戰當中，雙方如何掌握和實行文化宣傳戰，並且還可以看到，在美元文化的支援下，香港文壇出現了甚麼樣的局面。

當時在香港出版的「反共八股」書刊，據曹聚仁的描述，單是自由出版社的，就有百多種，「後來自由亞會所支持的AA出版社，UU出版社，又出了大量這類書刊，已出版的也有百多種，多由M新聞處以躉購方式作間接的支持。然而，這麼多書刊，就沒有一種值得看一看的……最大的緣由，乃在於理論的空虛，與思想的混亂。」 

上面說的AA出版社，說的是亞洲出版社，UU出版社，則是「友聯」出版社，M新聞處，就是美國新聞處。至於以《國史大綱》為人注目的國學大師錢穆、曹聚仁推崇他的這部傑作，但認為他在香港為國民黨CC系寫的《文化學大義》、《中國社會演變》都是反共八股，是「立場全坍，無以自持其論了」。

這幾個機構在五十年代冷戰期間，在香港文壇中發生過甚麼影響，雖然已有不少文章談論過，但仍然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主要原因是上述機構的當事人，後來都諱莫如深，沒有清楚交代他們和美國人的關係，因此，我們唯有從曹聚仁的文章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迹，再從另外的文獻中拼貼出一個比較可信的圖景。

這一場文化宣傳戰中，美國人願意在遠東扮演主要的角色；他們袋中，帶了使遠東人眼紅的錢。因此，香港的文化人，就想盡一切方法，來打美國人的主意；這兒的口頭語為「撈」。華盛頓方面，究竟準備了多少錢，用到香港來呢？我們在幕外是無人知道的。不過，有一大筆錢，即是，沖繩島、琉璜島的剩餘物資，就在民國政府搬遷時期，給美國人拍賣所的一億美元，它們是準備用之於對中國的文化事務的。……那個XX亞洲協會的經常費用，便是從這兒來的，他們預定每一年度，在香港方面，使用六十萬美金。這個協會，準備對香港的學校、出版社、報刊一類的文化事業有所資助，因此，只要能出一個主意，疑出一個計劃，就是撈到美金的希望。這兩年來，一窩蜂似的，辦學校，弄出版社，出版期刊，就是從這一缸蜜糖誘導出來的。

根據曹聚仁的說法，美國那邊派了一個人來，找到了新亞書院院長錢穆，由「張教授」（馮：疑為張國興）擬出計劃，美方給了他們六十萬美元，「於是最堂皇的出版社出現了」。

這個XX亞洲基金到底是甚麼來歷呢？曹聚仁雖然說出了部分源流，但它的輸送渠道如何？它的目的是甚麼？我們從另外的來源中找到：

    在德蘇行動處成立後，並且牽涉入對朝鮮戰爭時，中央情報局正迅速擴展。由1950年的五千個僱員增加到1955年的一萬五千人，而且還增聘了數以千計的合約僱員和海外情報員。在這些年裡面，情報局超過一百億美元加強西歐非共產國家的軍事力量；贊助全世界的政黨，設立自由歐洲電台以對東歐廣播宣傳，組織游擊隊入侵中國大陸，成立亞洲基金會……

    ……基金會的董事都經過精心挑選……它贊助學術研究，支持會議和研討會，主持學術交流計劃。它每年從中央情報局撥出共八百萬美元資助。雖然基金會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合法情況下進行，但情報局也利用它來作為隱蔽活動。例如派人滲入該會作為職員或會員，在各個亞洲國家發掘反共的學者，在整個亞洲散播對中國大陸、北越和北朝鮮的負面印象，並且選拔外國情報員和發掘新案子的負責人。雖然基金會的任務大都是作為隱蔽行動的掩護，但它的主要目的則是要宣傳和反共和親美思想。……

    除了基金會的錢，美國文化名人如哲學家杜威、中國名教授胡適等，在美國也搞了一個基金會，把不知從哪裡來的美元用來接濟香港文化人。當時，基金會的香港分會以歐懷國為委員長，為香港文化人登記。結果，「一登記，就有三萬多人來排隊，合格的有一萬九千多人，為了登記填表，幾乎鬧了大亂子。結果，真正得到救濟的，還是鑽石山派的文人，以丁XX為首的編譯組，左XX、易XX都曾領了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的每月辦公費，以錢X為首的研究組，簡XX、劉XX、衛XX等七人，都按月領了九百元研究費，其他則收了五十種以上的稿子，出版了十多種新書。調景嶺王國的武人，先後領了一千多張入台證和一筆可憐的路費，相形見絀了」。 （曹聚仁雖沒有寫出全名，但今天我們都知道，那些文人是丁文江、左舜生、易君左、錢穆等人，當時他們是在為台灣工作，因此也就有份領救濟了。）

    上面說的那些書稿，是怎樣送到讀者面前的呢？前面已經說過了，一部分由美國新聞處發行，大部分由該處收購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發行。另外一部分便是美國國防部的遠東情報處。

這種出版方式，是中央情報局的慣常運作。曹聚仁提到的一本當時很出名的The God That Failed的三種翻譯本，也是在中央情報局的精心炮製之下出台的。

在香港，有一種小冊子，是有三種譯本的：一種是華國出版社的《破滅了的信心》，一種是自由出版社的《自由的幻滅》，一種是「友聯」出版社的《坦白集》。……美國新聞處，為甚麼要把這一小冊子重新翻譯一遍，大量印送一回呢？因為這小冊子，和一般反共八股的小冊子大不相同，那幾位作者都是迷途知返的人，但一個現代中國人，對於歐美人士的所謂「迷途」，也還是模糊得很的。

上述三個譯本的炮製過程，我們局外人不會知道，但它的原著英文版是如何出來的呢？卻幸好有人寫了書，把真相揭露出來。從中，我們知道，中央情報局的製造工廠，如何把反共文人連結起來，為他們効力。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的啟示

 2000年，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York:The New Press，中譯本《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版公司，2002），立即震撼了歐美文化界。因為裡面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它如何利用和收買文化人，以達到它的反共宣傳目的。在書中，涉及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文化名人之多，令人大開眼界，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美國新保守主義大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哲學家、社會學家伯林（Isiah Berlin），文化評論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文學批評家楚林夫婦（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T.S.Eliot）、奧頓（W.H.Auden）和洛威爾（Robert 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奧威爾（George Orwell）、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等。

上述那些文化界名人，有的並不知道自己被捲入中央情報局的陰謀，只是用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頭等機票去開一些文學或文化研討會，而開會的地點是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但有些人卻是十分清楚，那些會議都是中央情報局組織的，其目的是反共宣傳，當然他們也知道會議的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伯林、馬爾羅、貝爾、胡克、楚林夫婦。至於那些聲稱自己不知道的人，從作者對第三者的訪問中，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知情的，只是為免自己的形象受損，才予以否認。

書中還透露，為了對抗蘇聯集團共產主義國家，中央情報局至1953年止，已成功操縱或影響了涉及所有領域的國際組織。甚麼「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國際婦女委員會」、「全（美）國學生協會」、「世界青年大會」、「國際自由記者聯合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其他如《時代》雜誌、「國際筆會」、「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涉及中央情報局的「工作」。而原屬於聯合國組織的「國際筆會」，更是被中央情報局「騎劫」，長期以來作為右派作家反共宣傳的平台。

此外，涉及的基金更是多不勝數，著名的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卡內基基金外，對中央情報局更是言聽計從，中央情報局不但通過這些基金資助反共勢力，而且還給情報人員提供掩護。此外，至少還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會也在為中央情報局服務。1963～1966年三年間，就已經有一百六十四個基金會，為多達七百個項目提供資助，平均每個項目都在一萬美元以上，而這些基金的錢，也都是或明或暗地由中央情報局通過各種渠道「捐獻」出來。

說了上述的背景資料後，我們回到1949年出版的The God That Failed這本書上。這本書是以現身說法的形式論證共產主義理念已經失敗的文集，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的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促成本書出版的關鍵人物，他跟中央情報局心理戰執行部的德國主管克羅斯曼商談後，這本以理想幻滅為主題的書就組織起來了，六位撰稿人都是曾經加入共產黨，後來退出的名作家，除了凱斯特勒外，還有法國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英國詩人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意大利小說家西洛尼等。《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寫道：

「上帝失敗幫」已被中央情報局用作一個專門名詞，按一位官員的解釋，這個名詞指的是，「一群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可以使之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還沒有一定立場的但是在其同輩中的某種程度的影響下會自主選擇立場的知識分子。」

這部書通過美國政府屬下的美國新聞處，向全世界發行。「《上帝的失敗》這種特殊的背景說明了它既是知識界的一本著作，也可以說是情報部門的產物。」

《上帝的失敗》出版的內幕，曹聚仁當時並不知道。但美國新聞處的大力宣傳和免費送出的這些動作，他看在眼裡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

罪咎感與懺悔意識

前面說過，《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涉及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那些名人無論是否在事前知道中央情報局與他們的關係，但當事件被揭發後他們都負有某種罪咎感。究其原因，自己的言論被情報組織利用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不是一件光采的事。正如英國詩人斯彭德，他曾經當了「Encountor」的主編多年，當發覺這本雜誌竟是由中央情報局在幕後操控，他便馬上辭職。當時有人問他：你當編輯時人家沒有左右過你的編輯方針，為甚麼要辭職？斯彭德回答說：在英國，一個國會議員在國會上如果牽涉到一些他個人利益時，是要詳細交代的，而他的處境，就好像面對一個欺騙他的國會議員。所以，為表清白，他不得不辭職。

冷戰期間美元文化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我們今天雖然已知道一些情況，但距離真相仍然非常遙遠，因為那些當事人有些已經去世，有些已經移民，剩下來的，又都不願意談起，更不願意把當時跟美國人合作的種種細節公諸於眾；這當然跟罪惡感有點關係，但我們更需要他們具有懺悔意識，讓後世的人知道美元文化在香港運作的詳細過程，好讓後來者對香港文學的歷史有更全面的理解。

（馮按：「友聯」高層在接受訪問時，沒有人能道出資金的數額，但能夠在香港開印刷廠，在馬來西亞買地，或其他的活動經費，也不會是一筆小數目。希望有一天這些數字都能得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