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潔茹 : 到卡梅爾去

卡梅爾在一百年前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據說那個時候在卡梅爾買一塊地只要十塊錢，對於害了地震恐懼癥而且一貧如洗的藝術家們來說，那真是一個不錯的價錢。藝術家們把卡梅爾變成了加利福尼亞的桃花源，他們要求絕對極端的自然，任何人工的材料，包括門牌號都被排斥在外，他們津津樂道地敘述他們中間的每一個都得去郵局取自己的信，於是郵局變成了社交會所，說起來，這真是再自然不過了。卡梅爾的地已經成為了整個加州最貴的地，因為它非常地，非常地自然。

提議去卡梅爾看一看的是林的太太，林太太學藝術，卡梅爾當然是最好的與藝術有點關係的勝地，如果開車的不是林而是我，我就選擇去與文學沾點兒邊的斯坦貝克的薩利納斯故鄉，或者就在斯坦福呆着，斯坦貝克也在斯坦福唸過本科。他的小說讓我對加利福尼亞徹底絕了望，現在的情形與《憤怒的葡萄》裡描述的並沒有甚麽兩樣，他們說加利福尼亞可是一個遍地都是工作的好地方，他們每一個人都這麽說，可是實際上加利福尼亞並沒有那麽多的工作，一切又像回到了七十年以前，數以千計的正經人來到加州，他或她只想做最普通的程序員或者接線員，可是他們連摘桃子的工作都得不到。

林開着車往卡梅爾的方向走，可是不一會兒，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去卡梅爾的興趣，我們就這麽半途而廢地停了下來。

我們決定去最近的那個Yard Sale逛一逛，既然我們已經無所事事，我們又是在路上，這個地方叫做聖克魯茲。我來過這個地方，尋找一個根本就尋找不到的朋友。我好像還去了海邊，看了看海象，牠們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海洋動物，牠們懶惰，而且也不太聰明，大概是因為牠們不需要擔驚受怕地活着。牠們是一群真正的流浪漢，對任何騷擾或者恭維麻木，牠們沒心沒肝，也不製造事端。真正的李碧華想要的生活：不勞而獲，財色兼收，醉生夢死。

聖克魯茲的這個街區實在很舊，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聖克魯茲也有舊房子，我們理解的聖克魯茲，和柏拉阿圖沒有甚麽分別，當然，我們並不把東柏拉阿圖也看作是柏拉阿圖，那裡的房子炫耀得舊，囂張得舊，不像這裡的舊，舊得沮喪，不情不願。

我見到了最不可思議的Yard Sale，舊衣服、爛鞋子、破桌破椅，不應該放在院子裡賣，應該都扔進垃圾桶裡去。可是林太太轉來轉去不願意走，她要買一個燈。林太太從台灣來美國，有兩大願望，一是鴨子閣的烤鴨，二是小四川的火鍋，都沒有實現過。林太太問我哪裡有布賣，她要買些布，蓋在長短不齊顏色不一的家具上，掩家具的醜。林在上班，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林太太的節儉真是完全沒有道理，他們是不窮的，我想，即使那工作隨時都會失去。我永遠不知道窮有多麽可怕，大概是因為我從沒有真正地窮過，即使是窮的，窮極了的窮，沒有人告訴我，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個朋友，十七歲和女朋友一起去日本，女朋友在銀座做女招待供他上學，他一直都厭惡學習，到底沒有拿到學位。後來他富了，有了錢，他說他要給他的女朋友買一大箱新衣服，他的第一個念頭，是給女朋友買新衣服。因為那麽多年來，那個女朋友沒有給她自己添置一件衣服。我曾經很愛那個朋友，我認識他的時候十九歲，我一直以為我最早。在他告訴我這些以後，我與他中斷了聯繫，他的女朋友能夠為他做的，我做不到。而且如果你要去愛你的朋友，你就失去了你的朋友。

 可是無論如何，你得相信，日子總會好起來，只要你還有希望，三十年代來到加州尋找工作的人們一直都是有希望的，儘管他們不斷地被欺騙，傷害和破滅，他們到死也還是滿懷希望的。

Yard Sale的主人是兩個年輕人，很期待地望着我們。聖克魯茲的年輕人，期待地望着我們。

林太太終於還是沒有買到她想要的燈。我們決定去遊樂場轉一轉，他們都去過那裡，林和太太，大山和小水，除了我，他們都是苦中作樂的男女，再困頓的生活中都找得到樂趣。我意識不到，我意識不到窮也意識不到樂趣，我的星期天全部用來睡覺和忘記過去。

建造在沙灘上的露天遊樂場，又新又舊的遊樂場，時髦的雲霄飛車和粉紅棉花糖，古老的旋轉木馬，我從特拉弗斯的童話裡知道旋轉木馬，神奇的瑪麗波平斯隨風而來又隨風而去，她是那麽不可思議的神奇，乘着風乘着風箏，最後她乘着旋轉木馬離開，毫無預兆，愛她的孩子們望着旋轉木馬，旋轉着，旋轉着，她就不見了，再也不回來了。我望着旋轉木馬，像望着我的過去了的童年，旋轉着，旋轉着，童年就不見了。

角落裡，水晶球的後面，坐着吉普賽巫師，古老的機械，眼神會流轉，假的眼珠，定定地看我，看出我的魂來。她說你是不是感到孤獨？她說孤獨的日子將在秋天結束。

小孩們在海灘上燒烤，堆沙堡。林太太撿了一些爛木頭，她說那些木頭實在是做畫框的好材料。我孤獨的日子，將在秋天結束。

另外的話：關於聖克魯茲

 Adrienne Rich和她的伴侶，牙買加出生的小說家Michelle Cliff住在加州的聖克魯茲，一個坐落在太平洋狹長海岸，被芭蕉與番石榴樹包圍的城市。――2002年11月10日

我想告訴你詩人里奇的故事，在我開始敘述聖克魯茲是一個多麽美妙的地方之前。

她也許不太著名，就如同大多數人聽說過聖弗郎西斯科卻從未聽過聖克魯茲一樣。傑克克魯亞克的光芒也總是勝過尼爾卡薩迪，儘管卡薩迪是《在路上》真正的主人公，他偷竊，四處遊蕩，勾搭男人也勾搭女人。克魯亞克搬來和他共同生活，直到他實在嫉妒得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死於吸毒。克魯亞克死於酗酒，在嬉皮運動代替了垮掉的一代以後，他咒罵嬉皮，憤怒得不能自已。

里奇與垮掉的一代沒有甚麽關係，五十年代，她為了證明她結了婚可還是一個詩人，出版了一本壞得一塌糊塗的詩集。之後的十年，她沒有寫一個字。可她最後還是成為了一個先鋒詩人，他們稱呼她為女權主義的同性戀女詩人或者同性戀的女權主義者，這兩種稱呼都不是我喜歡的。她自己也說，探究我的性生活而不討論我的作品，其實是一種坦率的性別歧視。我還是稱呼她詩人好了。

詩人里奇出生於1929年，她的父親要求她成為一個詩人，要求她的妹妹成為一個小說家。這兩個孩子每天都得寫點甚麽。里奇的妹妹在極為勉強地發表了幾篇小說後用婚姻徹底擺脫了小說，這樣也好，我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她的名字，我們也不需要再提及她了。里奇二十一歲的第一本詩集得到了誇獎，他們說她的詩謙遜，尊重長者卻不懼怕他們。然後她和她在哈佛認識的一個男人結了婚，然後她就出版了那本糟糕透了的第二本詩集。此後十年她完全停止了寫作。她每隔兩年就生一個孩子，那些孩子顯然給了她最尖銳的痛苦。她做了絕育手術，重新開始寫作，在被評論家認為是私人化寫作以後，她再也沒有寫過類似的詩。她離開了她的丈夫，他在佛蒙特的叢林中開槍自殺。她在丈夫死後斷絕了和所有男性朋友的聯繫，然後，成為了一個同性戀者。也許她原本就是一個同性戀者，她需要一個提醒，也許她和克魯亞克一樣，為了與著名的《在路上》保持一致而開始酗酒，她為了宣揚同性戀女權主義理想而成為一個同性戀者。她成為同性戀者後的詩被評論家認為是歇斯底里。1976年，她和米歇爾克利夫相愛，她們共同編輯同性戀雜誌《邪惡的智慧》。

里奇已經七十多歲了，她住在聖克魯茲，美麗又安靜的小城。我去過那個地方，看望一個開快車傷了頭的朋友，我當然沒有看到我的朋友，我找不到她，她應該也不在聖克魯茲了，她出車禍是兩年以前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我為甚麽要去聖克魯茲。那段日子我就像卡薩迪一樣，不正經地旅行，四處流蕩，毫無目的地遊蕩。我在一條街的盡頭看到了一個樹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樹屋，那也是我到美國的第三個月，連看到樹屋都會記錄下來的第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