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 : 對一幀照片的凝思

八叔從箱底裡翻出了一張陳年的全家福老照片。

八叔是我祖父最小的兒子――閩南話叫「尾仔子」，今年虛齡八十了，身體依然健朗。雖然大我一個輩份，但年齡卻小我一歲。因為年紀相仿，從小便沒大沒小地玩在一起。童年的照片裡，需要小孩出現的場面，總有我倆的身影，或一前一後為六叔（他的六哥）的婚禮提着花籃，或一左一右在清明家祭的儀式中，分坐在祖父（他的父親）墓碑的兩旁。自三年前大伯母以百歲高齡謝世以後，他就是我們家族的老大。這時候大家便不再喚他小名，改口稱他八叔、八叔公或八太公。我們這個大家庭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祖父和伯叔、父親被阻留居海外，各房便各自分開謀生。抗戰勝利後祖父和父親、伯叔們從菲律賓歸來，大家又聚在一起；翌年祖父過世，便徹底分開了。八叔與二祖母（大祖母早年就過世）生活在一起，唯有他才能翻找出這樣陳年舊歲的照片。

照片已經有點泛黃，但圖像還很清晰。我們圍着仔細端詳，都認不全照片上所有的人。連矇帶猜，大約正中坐着的那位老者，應該是我的曾祖父，因為站在他身後那位穿白色漢裝的中年人，雖不像我們常見的西裝革履，但我是認得的，那是我祖父。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從菲律賓回到我們在鼓浪嶼租住的儲家園，我見過他，雖然翌年就病逝，但他和大祖母的照片，還一直掛在廈門溪岸街大伯母家三進大厝的正廳兩邊牆上。有意思的是照片裡曾祖父的兩旁，左手邊穿黑色唐裝的老太太，應是我的曾祖母，她旁邊站着的中年婦女，是我祖母――這我也有點印象；再過去，祖母旁邊的年輕女人，就猜不出了。而右手邊――這是我想說的重點――是一位抱着孩子的年歲略大的女人，從相貌、衣着上看，不像中國人，很像是曾祖父在菲律賓謀生時娶回的當地女子――閩南話叫做「番婆」，如果猜的沒錯，她也是我的另一位曾祖母。而她的右邊，是一位梳着分頭的男子，從拍照的座次看，他應是和曾祖父同一輩份，或兄弟或其他；而他的右邊並排坐着的，又是兩位略為年輕的異國女性，從相貌和衣着上看，也是菲律賓女人。這就很費我們猜想，她們會是誰呢？是與曾祖父同坐在中間一排的那位梳着分頭的男子的女人嗎？還是站在她們身後，與祖父同在第三排的兩位男子――從座次上猜，應是祖父的兩個兄弟――的媳婦嗎？還有，曾祖父膝前半蹲着的三個帶有明顯混血相貌的小孩，他們又會是誰呢？我曾祖父與「番婆」的孩子，還是旁邊另外兩位異籍女人的子女？他們半蹲在曾祖父與盤腿坐在地上的七個小孩之間，輩份顯然比他們要高。那麼，我該叫他（她）們叔公、姑婆，還是叔叔、姑姑？他們後來好像從我們家族渺去，是回到菲律賓，還是漂流到世界的哪個角落？⋯⋯這些，今日都已成為永遠無解的謎了。

照片沒有記年，但從盤腿坐在地上的幾個小孩依稀可以認出，那是我父親那一輩。正中身材較壯實的是我的大伯父，他右邊是排行老四的我的父親，父親的右邊，應是我的六叔，而伯父左邊是誰認不出，再左邊是我的五叔。父親生於1912年（？），此時大約七、八歲模樣，從年齡上推測，這張全家福老照片應該拍攝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前後，距今已經將近百年了。

如果不是這張照片的偶然發現，這一切都將淹沒在歲月的灰塵裡。以前只知道自己家族人多，但不知道多到跨向另一個國度；以前只知道祖父那代就到菲律賓謀生，但不知還要上推一代甚至更早，至少從曾祖父那代就已漂泊、創業在南洋，還娶了當地「番婆」，讓異國血脈融入我們家族的血統⋯⋯

一張百年前的老照片，不僅喚醒我們對於家族的記憶，還將對它的聯想與追索，拉向了遙遠歲月的另一個國家。

中國與稱為「南洋」的東南亞諸國（菲律賓是其中之一）的交往，有很久遠的歷史了。史載三國東吳在公元226年曾派宣化從事朱應和中郎康泰浮海巡撫東南亞。康泰歸來後著有《吳時外國誌》，此書雖已亡逸，但裴松之註《三國誌》時曾引用過，《晉書》亦曾提及。康泰稱其在數十年的南巡中，曾抵菲律賓的臣延、耽蘭和杜薄。這是見之史載的中菲交往史上最早的記錄。至唐及宋，國力鼎盛。唐所拓展的，主要是駝鈴叮叮北向中亞直達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而有宋一代卻把目光更多投注在向南滔滔的大海，以史稱「東方第一大港」的泉州為中心，海上貿易，十分繁榮。其時，有一航線最後抵達菲律賓，即從泉州港出發，繞過海南島，先抵越南的占城，再繼續沿海岸線南下，抵馬來半島，而後橫渡至加里曼丹島的渤泥，再從汶萊北上，抵菲律賓的蘇祿群島和綿蘭佬群島。以當時菲律賓列島的經濟情況，並非中國與東南亞諸國貿易的重點，但擁有八千多個島嶼的菲律賓，自然條件優越，卻人口稀少，恰是適宜移民開發的首選。因此，這條航線的意義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於開拓了福建沿海人民遷徙菲律賓的通道。明永樂年間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途經呂宋島，就見過許多閩籍子民和福建僑商。至今菲律賓的華人移民中，以閩人為主，尤以泉籍的移民，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年來的歲月邅遞，華人移民男多女少，難以都回原鄉尋找配偶，為求得發展，多娶當地「番婆」，加速了華人移民與當地土著的民族融合。據人類學家估計，在菲律賓八千餘萬人口中，具有華人血統的約佔百分之二十。這一切，所拜正是自唐宋以來這條航線的開拓之賜。

那麼我們這個家族，究竟是在甚麼時候，從哪一輩先人開始，就遠渡重洋，來到這片曾經熱疾纏身的荒漠之地呢？

這還得從這張老照片上尋索。

我們老家在福建南安縣（現改市）的碼頭鎮劉林村。南安北部靠山，南部臨海，故有上、下南安之分。碼頭鎮在南安的西北部，屬上南安的丘陵山地，劉林村就在著名的高蓋山北麓。此地原為晉江上游東溪的河運裝卸碼頭，古稱鼇頭。唐已建制，隸山頭社。據族譜上記載，劉氏原姓伊祁，始自帝堯陶唐氏之裔，系出彭城（今江蘇徐州）。據說隋唐年間，劉氏先祖劉文靜公曾輔佐唐高祖李淵開創大唐偉業，官至戶部尚書，後遭奸人誣陷全家滅門。時擔任監斬官的林元帥，為文靜公至友，跟隨文靜公轉戰多年，憐劉氏忠心被害，臨刑前將親生兒子替換即將被斬的劉氏幼子，演繹了一齣新版的「趙氏孤兒」故事，為劉家保留下一息宗脈。後事敗露，林元帥在單騎突圍中，帶着劉家孤兒逃入深山，遇一侯姓獵戶，遂將劉氏遺孤託付給這對侯姓夫婦，自己引開追兵自盡身亡。隨同侯姓獵戶長大的劉氏後人，隨養父姓侯，此後遂有劉侯同宗之佳話。唐朝末年，劉氏的一支輾轉入閩，遷到武榮州（即今南安）高蓋山北麓的依仁里北坑，即今之劉林村；延至第五代，人丁漸旺，又拓展到隣近的侯垵、梅山一帶，合稱蘆川。為報林元帥之恩，建祠祭祀。在幾度修譜中，都有恢復本姓之議，但宗親散迭，不能周全。至今劉侯相遇，乃視為同宗兄弟。劉氏這一支於唐末入閩，迄今九百餘年，子孫繁𧗠已達四十餘代。

對於這片祖輩生息的土地，我毫無感性的印象，雖然「劉林」這個村名，從我記事開始，就深深烙在心中。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從那裡延續來的，但「那裡」是怎樣，我毫不知情。我曾祖父留下來的這張百年前老照片，據八叔考證，是在廈門溪岸街已經坍塌了的「大品仔內」三進大厝的老祖屋前拍攝的。那麼即是說，至少從曾祖父那輩起，我們家族已經遷離劉林老家，遠赴菲律賓謀生，並在廈門購屋定居，繁衍了一個龐大的家庭，到我這一輩至少已經四代了。或許曾祖父、祖父和父親伯叔們，和祖家劉林還有藕斷絲連的種種聯繫，但到我們這代，「劉林」只成為沒有實際生活意義的家族記憶的一個符號了。不知曾祖父是不是我們這個家族離鄉過番的第一人？因為按常理揣測，第一代過番的人，一般很難赤手空拳打下這份家業，形成這麼龐大的包含有異族女性的家庭。那麼在曾祖父之前，是不是還會有太祖父、太太祖父⋯⋯率先走上這條漫長而艱難的南洋之路，為曾祖父後來的發展打下基礎呢？――這一切都已成為一個無解的謎了。

現在我們還只能回到曾祖父的照片。其時已經子孫滿堂的照片上的曾祖父，年紀應已在六十開外。如果依前推測，這張照片攝於1920年前後，那麼曾祖父應是1860年前後生人；假設遲至二十歲左右才踏上離鄉過番的路，此時應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後，這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的節點。

我讀過一點東南亞華人移民的資料，也收集不少廣泛流傳於閩南、台灣、東南亞的「過番歌」民間唱本。我知道，鴉片戰爭以後，國勢頹下，是中國大量海外移民的開始；至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已成高潮，一直延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近百年間，走出中國的海外移民，數以千萬計。據1935年一份調查顯示，其時移民最多的粵閩兩省，人口合計共四千四百八十萬人，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數多達七百八十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絕大部分都是農村的破產農民和城市的貧困市民。其移民的原因種種，戰亂災禍導致經濟凋敝，農村破產，是為移民的主要推力。我收集的一部三百餘行的長篇說唱《新刻過番歌》，南安冮湖客輯，清末道光年間廈門會文堂印製，描繪的正是我的老家南安一位貧困農民，為生計所迫，漂洋過海到了「番平」（實叻，即今之新加坡），經歷艱難謀生的種種挫折，最後兩手空空返回故鄉。他歸來後發出的呼籲是：「勸恁這厝那可度，番平千萬不通行」。這是所有「過番歌」共同強烈表達的勸世主題。成千上百萬漂離家國的過番客，或許懷着淘金的夢想，或許抱着創業的雄心，但對於沒有資金、沒有技術的廣大貧困農民，只能依靠出賣低賤的勞動力，來討取一份生存的可能。因此大量以契約勞工、潛契約勞工或自由移民身份遠赴海外的過番客，十去九不歸是普遍的情況，正如南安那部《新刻過番歌》所唱的：「番平那是於好趁，許多人去幾個歸？」

當我最初從一位法國學者手中讀到這部《過番歌》時，我立即聯想到我的家族。我曾祖父應和《過番歌》中這位主人公年歲相仿，他們都是夾裹在十八世紀後期掀起的這股洶湧的移民浪潮中，開始自己過番歷程的。如歌中所唱，他們是沿着南安老家從溪尾、尾嶺、官橋，經晉江的安平到達即將登船的廈門，一步三回頭地懷着不甘和不捨的萬般愁緒，觸景生情，邊走邊唱，離鄉別親，走向茫茫大洋的。《過番歌》有安溪、永春等多種異本，所不同的除若干細節之外，就是沿途所經地點的不同，這些烙印在他們心中即將遠去的故鄉的地名，寄託着他們心中的痛和痛中的夢，是對別離的不忍和對未來微茫的期待。那種到最後只剩下空無的對命運怨懟的情緒，在所有「過番歌」裡都是相同的。

然而命運就是這樣，中國的文化以土地和血緣為中心，「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是儒教倫理的核心。但是文化的力量敵不過現實生存的逼迫。儘管明知「南洋不可行」，但還是有一代又一代後人循着父輩並不成功的足迹，向大海走去。這已成為幾乎所有華人移民家庭的宿命。在浩如過江之鯽的移民中，我的曾祖父應該算是幸運的。他雖不算是大富大貴那種發蹟的人家，但總算有幸能回到廈門置辦了一份家業，養育了一大家子女兒孫。但即使如此，仍然難逃這一宿命。在我們家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當男孩長到十六歲，或者小學、初中畢業，就必須循着當年父兄的足迹，去到南洋謀生――不是豪門大家的繼業，而是開始新一輪從頭打拚的謀生；數年之後，還必須回到原鄉娶妻生子，把一脈香火留在祖地，如一隻隻飄蓬天外的風箏，再遠也要牽一條細線，繫緊在故土這棵大樹上。如此迴圈不已，代代相繼，只是到了我們這一代，由於世局的變故，才終結這一宿命。以我們家族為例，就我所知，繼曾祖父之後，就有我祖父兄弟三人，我父親、伯伯、叔叔七個兄弟，整整三代，十幾個男人，前赴後繼地沿着這條此去茫茫的風波之路，最後埋骨在異邦那片灼熱的土地。

如今，在無數白天和無數寅夜的夢中，我站在廈門碼頭望着滔滔遠去的大海，遙憶1948年送短暫歸來的父親，登上號稱「十三港」的芝加哥號萬噸輪返回菲律賓的情景。那時已讀小學四年級的懵懂的我，只知好奇地看着甲板上戲水泳池的美國水手，想像再過幾年自己也將如父親一樣遠行，心中竟有一絲歡喜，全不理會父母傷別的神情。誰也不曾料到，這一分手竟成永訣，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回到母親身邊的第二年就病逝在菲律賓的達沃。在許多年之後，我才悟知，這是一個移民時代的結束，直到再過三十年，才有另一波新移民時代的開始。

「海上絲路」如今是個十分時麾的名詞，這個字眼充滿了柔軟、華貴、輝煌和神奇。可是你可曾想到，在這條通往南洋、通往世界的風波路上，曾經演繹了多少悲離死別的故事；這條如今風光無限的「絲路」，是由千百年來無數華人移民的血淚和生命最先鋪就的。在茫茫無邊的風吟濤唱中，你可曾聽到那一縷思念的苦、傷離的痛、謀生的艱難和拚搏的堅忍？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