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祁 : 鼓嶺——古嶺

在我年輕的時候，就聽說鼓嶺很文學。那時大學的語法老師批我：怎麼能用「很」修飾名詞呢？三十年一晃就過去，現在可是「很」到處飛了。可見語法是會變的。不過比起語法，我們這些寫作的，總是更興奮於「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

那時，我們這些八十年代「崛起派」文學青年，喜歡雄壯的崛起的山嶺，勝於悲涼的漂流的海洋，自然會喜歡雄偉的鼓嶺，也沒顧得考證一下，鼓嶺為甚麼叫「鼓」嶺，就像聽了鼓聲似的，緊跟省作協的領軍人物袁和平，直奔鼓嶺辦文創班去了。而後《福建文學》刊有號稱「三才女」的同題散文：〈在鼓嶺的日子〉，可以為證。那時流行「號稱」，但絕不會號稱「三美女」。換成當今，可就要號稱「三大美女」了――管它美不美，「資深」就行。

三人中，鄭最年輕，用現在的話說，屬於60後。她是福建師大政教系畢業的，到文學界「串門」。我覺得，她的才氣是飄逸的，就像鼓嶺的風（風與她的名字同音），飄來飄去。但她說話語速極快，像政治宣傳員，操起機關槍一掃就是一大片。我這人怕死，能躲就躲。只有袁大帥（和平）才「刀槍不入」。另一個「王」也不怕「槍」，她的名字證明她生來就是作家，足以「唇槍舌戰」。我曾和她相約母校講座，題目來點轟動效應：「兩個半女人談文學」。半個是誰？也許是月亮。那年頭我們每每視「六便士」而不見，深得孫大師（紹振）的「真傳」，愛月亮愛到語不驚人死不休也。

可惜最愛月亮的李白不曾到過福州，不見有詩篇留下，但照耀過李白的月亮很文學，此刻正在鼓嶺緩緩升起。鼓嶺的月亮很大，貼面而來。如果說一個女人臉盤大，未必美，但說月亮大卻絕對美，即便它大而慘澹而冷酷，也不管你「性冷淡」與否，就只管往你臉上沾抹，無限柔情地將你包裹。那份冰清可人，叫你怎能不傾心？

常說三個女人一台戲，可甚麼「戲」一到月亮面前都「莫言」了。我曾自我調侃：「字，莫名祁妙，號，豐乳肥臀」，但比起身旁的「圓滾滾」（袁和平的外號），卻只是「小巫」級別。你看他有如圓滾滾的月亮，一統鼓嶺的「千軍萬馬」，氣勢不亞於「魏武揮鞭」，更勝似他「知青」內蒙的草原牧馬。我最喜歡聽他講草原故事了。只見他用大手往胸前一比劃，故事就像是從蒙古長袍掏出來似的，源源不斷。如果說那時他的長篇還沒衝出福建，但他長篇小說家的口才，卻足以叫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記得那一刻，他講內蒙清晨的洗臉：含一口水，往臉上噴，雙手一抹，臉就算洗好了。他說普通話的時候，帶有福州腔――福州人稱這類外來者為「兩個聲」。我疑心這兩個聲裡有一個音來自月亮，要不他明明說着遙遠的故事，月光卻只管往我們臉上噴呢。勝似清水瓊漿，噴得我們一臉霧濛濛的，好個冰清感。

都說人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我們總是記住美好，更忘不了恐怖。那晚一進住招待所（現在叫民居），他就抓起棉被一抖，大喊「蛇」。嚇得我們抱頭鼠竄。他還在一邊笑話我們：怕蛇能算福建人嗎？「閩」字門裡就是一條蛇，要出了門才是龍。

不久後，我們三人競相「出門」去了，從福州出發，二人向西，一人向東，趕上出國留學的熱潮。我想，且不管是否成龍，這「門」總是要出的。人生最難、也是最重要的事不過是「出門」。

那晚，招待所的門是柴門，一推，便聽得歲月咯吱的響聲，令鼓嶺的夜晚愈加靜謐。三個怕蛇的女人，戰兢兢地踩響一路碎銀似的月光，自以為敲響了鼓嶺的鼓，若無悲壯可言，卻也一路詩情亂撒。

不曾想袁大帥還是個算命大師，對《易經》瞭若指掌。他說鼓，在易經中為震、為東方。易經《震卦》象徵震動的鼓聲：可致亨通。震來，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其意思是，重雷發響，千里傳聲，有驚無險之象，亦有變動之意。那時代，大凡上過中國作家講習所的作家都會算命，不管準不準，我學算也被算，卻最甘願被袁和平算。至少他算鼓山之「鼓」意義非常，我就願意相信。 

相傳鼓山作為福州的青龍山，因其頂峰有一石鼓而得名。又相傳石鼓是天上的擂鼓將軍鎮惡龍時特地留下的。每當風雨交加，石鼓便有簸盪之聲，那就是鼓將軍在山頂面對海上龍王進犯而擊鼓。既然鼓嶺與鼓山同名「鼓」，其意義也就相同罷。何須再找一石鼓來傳說。鼓嶺自身不就是大鼓嗎？

鼓，自有其使命。問題在於，既要閩人出門成龍，又要擊鼓鎮龍，豈不矛盾？

袁大帥無以解答。

我寧願相信鼓嶺又名古嶺。古自1886年，鼓嶺就由西方傳教士開闢。即便中國學者極少為其樹碑立傳，但世界歷史上還是留下了它的名字：鼓嶺，英文譯名「Kuliang」，讀音為福州方言。由於不懂福州話，竟然耽誤了一對美國老夫婦圓「中國夢」。報載，加德納的夫人伊莉莎白為了尋找「鼓嶺」走遍長江兩岸，直到1991年，中國留學生鍾翰在她家中發現一個脫胎花瓶及蓋有福州鼓嶺郵戳的信封（鼓嶺早在1902年就開辦了夏季郵局，是中國最早的郵局之一）才認定加德納是住在福州鼓嶺。而這則美國故事直到2012年，被習近平發現並加以傳播，「鼓嶺」才大大感動了中國。

似乎比語言更能留下歷史事實的是石頭建築。早在1886年，外國牧師任尼就建造別墅，為鼓嶺留下了一座最古的「石碑」。此後外國人競相效仿，到光緒二十五年已蓋別墅八十棟，到1935年竟達三百六十六棟，蔚然成為「別墅群」。

可惜歷經風雨，很多別墅已成「別野」。一百年在世上似乎彈指一揮間，而我們這些活不過百年的人，哪敢揮得如此瀟灑一如月光？面對揮不動的石頭，語言又是何等無力？默默地在別墅群裡漫步，我們一腳高一腳低，跟隨月光走向宜夏別墅及相鄰一百米的老教堂。教堂老矣，不如現代教堂氣勢恢宏，但石頭砌成的厚牆，寬大的走廊，傳達出厚重的歷史感。歷史是否可以趴在石頭縫裡瞧呢？

鄭趴着石縫摳青苔，王爬上半牆石壁瞧古井，月光在井口打顫，透出深處幽幽的陰氣。莫非這就是文學的古嶺？很想「穿越」回去。

最容易穿越的應該是離我們最近的中國現代文學了。1930年代，郁達夫任職福建省府期間曾到鼓嶺小住，曾在《閩遊滴瀝》裡寫到：「自鼓嶺至鼓山的一簇亂峰疊嶂，或者將因這一篇小記而被開發作華南的避暑中心區域，也說不定。」郁達夫似乎對文學的作用力充滿自信，以至於我們也不得不信，看當今文化鼓嶺的開發，就與文學有關；而我們對文學的情有獨鍾，也與他有關。

還有，他在散文裡說福建之美當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飲食，第四氣候。福建的山水，實在也真美麗；北峙仙霞，西聳武夷，蜿蜒東南直下，便分成無數的山區。地氣溫暖，微雨時行，以故山間草，一年中無枯萎的時候。最奇怪的，是梅花開日，桃李也同時怒放；相思樹，荔枝樹，榕樹，杜松之屬，到處青蔥欲滴，即在寒冬，亦像是首夏的樣子。」我們算是看到首夏的綠了，不由得伸手去摸它的「青蔥欲滴」，欲滴就滴在月光裡。

可惜郁達夫只是「滴瀝」福建而已，福建本來就微不足道，邊緣得連山也靠在海邊，在福建的海邊把帆升得再高，北方也看不見的，所謂「天高皇帝遠」。加之郁達夫在現代文學史中的邊緣地位，可以說是「雙重邊緣」了。邊緣自有邊緣的美吧？

福建文學並不安於邊緣，總想北上覓食，倒是鼓嶺安於邊緣地位，自古自顧鬱鬱蔥蔥，花開花落。小王喃喃唸道：

永恆是生生死死

永恆是花開花落

現在想來，這感嘆還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而只有當你親眼看到身邊的「花兒」悄然敗落，你才能聽到她沉重的嘆息。

世紀之交，我從日本去澳大利亞看望王鄭二友。和鼓嶺的綠有所不同，那裡的海水特別藍，陽光特別燦爛。但我看到的黑眼睛正溢着憂傷：鄭瘋了，她把自己和孩子都鎖在家裡，誰也不見……據說她是被北京的帥哥傷了，據說……一大堆的傳說起閧，我卻只聽到鼓嶺的風來來去去，卻甚麼也沒說。

也許因我遠道而來，才被允許進入她家：澳洲政府給的簡易住房，凌亂得沒有客坐之處，睡牀上一塌糊塗一攤血迹……那胖乎乎的小男孩，怯生生地望着我。她也怯生生地迎向我，但沒有擁抱，沒有像這片國土到處是擁抱一樣。我真想奪門而逃，我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年最酷的花兒！

離開她家的時候，我最後看了一眼她的小窗，它就像嵌在監獄大樓裡的一個洞眼，雖不會傳出機槍掃射聲，我的心卻已被狠狠地擊傷。有人說，她要是不去澳大利亞留學就好了……我卻想說，我要是不去鼓嶺就好了，就不會認識她。但，我這一生就能不被風吹到？就能不傷心嗎？

當我翻開三女同題於福建文學的散文：〈在鼓嶺的日子〉，那名字依舊，笑聲依舊，花朵依舊開在鼓嶺，風來風去，咳，她要是不名叫「楓」多好！還有，我那文章的開頭幾行依稀可見：「就這樣遠去了，」那「轟轟烈烈的光芒」……遠去的除了她，還有他呀――圓滾滾的笑聲。袁大帥倒是真的走得很遠很遠了。願鼓嶺的月光陪伴他，一路走好！

日前，想約小王（從她的憔悴，想見自己的衰老）一起去鼓嶺看看，卻總也不得空。也許早就被八十年前的郁達夫不幸而言中：「但因塵事的勞人」。其實，我心裡明白，有時忙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怕，怕時間觸痛心尖尖那塊脆弱！

只有鼓嶺――古嶺不怕時間。浸透時間的月光，柔情地擁抱着文學的鼓嶺。

我有時候會留一點激情給自己，比如寫詩：護照是我的最後一片國土，當夕陽西下，總會有月亮升起。

依然相信鼓嶺很文學。今夜枕着濤聲，記憶裡的鼓嶺又綠了，那種郁達夫所說的青蔥欲滴的綠。

2017年6月19日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