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俊 ： 從心理探索到心靈觀照――論施叔青的《度越》

「度越」一詞在漢語裡的一般釋義是「超越」、「勝過」，然而在施叔青的新作《度越》中，它卻具有一種宗教（準確地說是佛教）意義上的「度」與「越」之意涵，由是，小說《度越》中的「度越」，就不是簡單地「超越」和「勝過」，而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艱難地跨越到一個新境界」之意。

在《度越》這部小說中，有兩條線索：一為現代的知識女性「我」（台灣某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因為感情煩惱而從台北來到南京，希望通過專業的沉浸來忘卻過去，不料她赴寧搜集東晉佛教資料、對在南京出土的東晉蓮花紋瓦當進行田野調查之時，卻引發了沉迷在佛學之中的曾諦教授對她的情感依戀；一為東晉的比丘寂生（朱濟）從洛陽赴建康（南京）學法，卻難忘在路上遇到解救過的歌妓嫣紅──嫣紅原為貴族名門仕女，因政治鬥爭導致家庭變故，淪為歌妓。小說中的這一古一今兩條線索，交織成《度越》中的外在故事。

然而施叔青在《度越》中寫愛情，不是要寫愛情本身的波瀾壯闊，而是要寫人在情慾中的痛苦掙扎，以及人希冀對愛情的「克服」以求「度越」──在某種意義上講，施叔青在這部小說中寫愛情，其實是以愛情為試金石，來測試／反映人在「慾望」和「克服慾望」兩者之間的張力到底有多大，來探究人是否能通過對「慾望」的克服，達到捨棄「慾望」進而讓人生達至一種「新境界」的可能。

以愛情為殼，寫人在慾海中的浮沉，以及在力圖擺脫慾海時尋索解救之道，才是施叔青在《度越》中要表達的主旨。朱濟就是因為「在現實中找不到一絲慰藉」，才「把目光轉向來生彼岸，萌生拋棄塵緣，剃度為僧以求解脫的念頭」。從朱濟到寂生，體現的是對「本心」的求解，對身心安寧的追求。佛門淨地，似乎為寂生打開了一條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通道，開啟了他人生智慧的「法眼」，從他遇到的每一位高僧大德及聽講、抄經（寂生就是一個抄經生）中，他汲取了豐富的佛學知識，瞭解到佛學教義，其實是幫助人清淨本心、收攝妄念、除塵五蘊，達至心如明月、了知盛衰更替、勘破生歸死滅，進而邁入無想無妄「淨」的境界，實現「自由自在」。

雖然寂生對佛學的高僧大德頂禮膜拜，對佛學教義心悅誠服，可是知易行難，那個在井邊遇到的以刀自衛女子，令他魂不守舍──那也「正是他出家前，在豪門家門口桃花樹下驚鴻一瞥的那女子」，而在救助之中「無意間摸觸到她腋下一團軟綿綿鼓起的圓物」，更使「寂生的心顫慄了一下」。他以為他把這個女子（嫣紅）送進竹林寺後會就此忘懷，「把她放下」可是她「一直沒忘記那女子」，「佛殿盤腿靜坐」之際，「夜深人靜，那女子的容顏從他心底最深處，浮現到眼前了。」寂生自覺「業障太重……無能伏住淫慾之心」，於是「起了大慚愧心」，他想用靜坐、酒、抄經、寫詩來「克服」對女子嫣紅的思念，可是一切似乎均屬枉然，當他最終來到竹林寺，想把嫣紅帶走之際，已入佛門的嫣紅──此時已叫如慧──卻令他在女子的「聖光」中自慚形穢。一直要到從「名士們對生命本質的驚懼惘然不安」中，寂生才驚覺到「佛陀教人們捨棄對世間名利情愛慾望的執著，解除外在的黏縛，開發心靈的喜悅，往內探求生命的本質，盡去人生的葛藤才能發現內在的安穩之道」。於是「平生首次，寂生有了深刻的覺醒，離生死六根清淨才是他此生唯一的願望，他下了大決心先從廣讀佛典開始，解行雙修度越自己」。

與寂生同時代的嫣紅也從法忍的驟逝中感受到生命的無常，在愛道尼師的牽引下，她「起了慚愧心」，「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無助」，於是遁入佛門，開始修行，「由外轉向內在的探尋，捨除對外在的追求，讓內心不再受迷惑與慾望的糾纏」。曾經有過的與玩夜的情慾沉迷，至此得以解脫。

彷彿是與東晉時代一對離亂男女的愛慾糾葛和在佛門中求得安寧相呼應，現代社會的真諦教授與女研究生的曖昧情愫，雖然不知來何來不知去何去，但也在佛教的教義感召下，化為無形──真諦教授本來在「我」為情所困時以「指點者」自居，不料卻莫名其妙地陷入對「我」的強烈渴望之中，後來在隨佛法師的「理喻」下，醍醐灌頂，走出迷情。而「我」則在對自己「分身」的感受中，體會到了佛教的輪迴轉世，於是「激情漸漸止息，我將不再痛苦與渴望」。

在這部以南京（建康）為基點，兩條線索、穿越古今的愛情故事為框架的小說中，施叔青置入了大量佛學（經典／教義）和歷史（東晉／近代）知識，這種理論代入和歷史還原的敘述方式，在施叔青的小說中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從她的「香港三部曲」和「台灣三部曲」中，我們已經強烈感受到了她對理論知識的興趣和對歷史演變的關注，不過，在《度越》中，我們還是察覺到了不同，在這部帶有濃厚宗教意味的小說中，施叔青的敘事風格是抒情的，對於佛理知識和歷史言說在小說中的代入，她是相當投入甚至是有些任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寫愛情也好，寫歷史也罷，說到底，這一切其實都是施叔青要在這部小說中，通過愛情、歷史，來展示她對佛理的理解，並在這種理解中，實現對人（類）（包括她自己）的心靈觀照。

人生而有慾，因慾而有煩惱和痛苦，如何克服、戰勝、解脫與生俱來的慾望折磨，是對人的一大考驗。《度越》中東晉的朱濟（寂生）、嫣紅（如慧）和當代的「我」、真諦教授，不約而同，都在佛教中

尋找到了智慧的結果和解決的途徑──施叔青顯然是要告訴人們，佛理能為人們提供克服慾望的智慧，能為人們尋找到破除慾望的解脫之道。在佛理的智慧點撥下，人們能得大圓滿、大解脫。

當施叔青十七歲創作〈壁虎〉發表在《現代文學》雜誌的時候，她的興趣主要是在探索人的心理世界──在〈壁虎〉中，少女對大哥懷有亂倫迷情，因而對大哥的妻子充滿敵意和仇恨。在接下來的早期其他小說中，帶有明顯的現代主義色彩，從一些獨特的視角展開對人的心理世界的挖掘，就成了那一時期施叔青小說的基本特點，到了她的「香港的故事」系列，施叔青轉而較為注重寫實，早期濃烈的「現代主義」風格至此為「現實主義」的典雅精緻所取代，到了「香港三部曲」和「台灣三部曲」，為香港和台灣寫史立傳的宏大企圖，與以現代主義為底子的現實主義出神入化交相輝映，成就了施叔青的大家風範，然而，在「把寫作看得像命一樣重要」的施叔青看來，已有的成功並沒有給她帶來心靈的安穩和妥帖，相反，她倒是有了「年輕時那種纖細敏銳的感覺會隨着年歲增加離我而去，創作之泉源也隨之乾涸枯竭」的恐懼，為了「尋找一條途徑，緣着它，使我疲憊的心靈得以復甦，我想經由禪修靜坐把自己沉澱下來，以靜湖般的心來繼續寫作」──是佛教讓施叔青找到了「艱難地跨越到一個新境界」的途徑，並從佛教的因緣法中，獲得了內心的感悟和人生的智慧，明瞭了人生的局限和要學會放手的道理，醒悟到了人生不可太過執著和拘泥，苛求過甚、追求完美，只會使自己陷於無盡的痛苦，寫作如此，人生亦然。

因此，施叔青從少女時代對人的心理探索開始，經過中間的「用力」創作，完成了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書寫，終於進入到反觀自我內心、追求人生的宗教解答的新階段。小說《度越》固然寫的是從古至今紅塵男女在慾望中焚煉、翻滾、掙扎，並在佛理對心靈的觀照下最終得到解脫的過程，但又何嘗不是施叔青自己對創作和人生反躬自省、在佛理中力求並最終獲得「度越」的一個自我內心觀照的體現？而從心理探索到心靈觀照的轉變，昭示的是施叔青的小說創作「經過艱難跨越到了一個新境界」──也就是「度越」／《度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