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 ： 煙花歲月留光影──序鄭蕾《香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

如果說，歷史是有一種斷裂的形態，香港文學史是很好的樣本。香港的文學，每如煙花般燦爛；平地飛升，於九天綻放、響振，絢美醉人；轉瞬間，星屑亡逋，影殘煙墜。接續總是一輪沉寂。然後，又再響起另一番璀璨。煙花或許頻放，某些年會特別多；歲月間卻不相聞問，互無交接。因為，這是一個慣於失憶的城市。

比如說，現代主義思潮在香港：有倖存的老輩，為圍坐少年數說劉以鬯的《酒徒》、李維陵的《魔道》、崑南的《賣夢的人》；講到其源起，會想到在上海辦《文潮》、香港辦《文藝新潮》的馬朗。這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一席華美盛宴。不過，已經沒有人記得起1928年香港有葉觀棪介紹「達達主義」的長文〈靆靆派〉，1929年又有由廣州遷來香港的新舊文學大混雜、別題LePêle-Mêl的前衛刊物《字紙麓》；三、四十年代還有活躍於省港兩地的「未來主義詩人」鷗外鷗，以及認定司馬遷為「詩人」的梁之盤、視王漁洋為「象徵派」的風痕。這許多，原是又一隻圓寶盒中的晶瑩。其間有沒有一段承傳接力、發展演變的過程？還是各自絕緣，連叛逆、競賽的關係也無法建構？在時間線上緊接的前與後，卻如銀漢遙遙相隔不相望。

我們說，香港的記憶被掏空，香港的歷史文化，被刻意遺忘；因為有不容情的「太上」主宰着這個城市的命運。由是，在這片土地上起居作息言談詠歌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抗拒遺忘」。鄭蕾，在我看來，已經和這浮城齊呼吸、同脈動；以三千遍日出與日落，細意搭起一道記憶之橋，重新擦亮於五、六十年代閃耀的珍珠、寶石，或者星。

鄭蕾《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選取1958年成立的「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透視點；追敘崑南、王無邪、葉維廉、李英豪、蔡炎培等處身香港社會夾縫中的幾位文藝青年所作所為。這是香港文學史大開大闔的一段。這是香港史上最有道德文化承擔的年代。離散在港台的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於時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存心再植靈根，倡言中國傳統文化可以開出現代的民主與科學。崑南、王無邪等「番書仔」也在1959年發表〈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推動「我國文化再造運動」。「番書仔」們高懸起「中國」的意象，並以這個「中國」意象來解釋香港的現況，顯示出對香港的社會生活方式、香港的文壇風氣，有強烈不滿的情緒。他們都是「ObsessedwithChina」（「情迷中國」）。新儒家們關懷的是眼不見香港的「文化中國」；而「番書仔」們「情」之所繫，卻是「香港的中國」。我在〈情迷中國〉一文（載《香港的抒情史》，2016），嘗試解釋在殖民統治的境況下，一群文藝青年如何以「中國」意象加力，奮起向那荒唐的現代、廣漠的宇宙挑戰。鄭蕾在她的論述中，剖析更見精微：王無邪由詩學到畫論的推衍與拓展，葉維廉與李英豪在文學批評觀念上的交流協進，崑南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躍動，蔡炎培為「破鏡」煎熬、為「重圓」試煉，都在這數百頁的「感光紙」上重新顯影。更見新氣象的是，鄭蕾為一種「香港的抒情傳統」作素描；她體認出這一波「香港現代主義運動」是「抒情的」。因為「情」之所鍾處，從鄭蕾所見，「有着與西方文化抗衡的意圖；在建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中，則成為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這幾筆勾勒，應該為世人詮解「香港」的意義增加一個向度。

鄭蕾告訴我，這是她第一本出版的書。我想她是應感光榮（而不是驕傲），因為第一本著作已經擲地有聲。她對「文學香港」的刻畫，可謂精準入微；想是目既往還，心亦吐納。鄭蕾之作，優異之處不在於理論工具和學術語言的純熟操作，這是寫過博士論文都不難掌握的初等技藝。鄭蕾讓她的書寫沒有「離地」，讓「筆墨」與「地方」同感懷、同省思，才值得珍視。這應是我城「抗拒遺忘」的浩大工程所亟亟需求的。對鄭蕾，我們還有持續的期盼。

2016年12月3日於台北市溫州街客舍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