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 薇 ： 書寫的憂患，憂患的書寫——訪辛金順博士

卻因風雨憶丹江，乘興歸來不卸妝。

猶有故人書劄在，滿山風雨壓詩囊。

　　　　　　　　　　——辛金順作

第一次讀到辛金順的作品，最先是對其姓氏產生好奇心。畢竟此一姓氏在馬來西亞並不多見。後來陸陸續續看到他在報章上發表的詩文，從文章中，才知悉其原來旅居台灣已長達二十年。難得的是，他寫得殷勤，不僅時見佳作，且是馬來西亞和台灣等地許多華文文學獎的常勝軍。

金順在1992年赴台求學，先後於國立成功大學取得學士學位，而後又在國立中正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其學術專業在於中國和台灣現當代文學。畢業後受聘於環球技術學院、吳鳳技術學院、南華大學、中山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助理教授等，目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金順最近剛剛榮獲第二屆「方修文學獎」的散文和詩歌雙料首獎。領獎前一天，我們聚集在新加坡某家酒店，我趁機與這位「緣慳一面」的作家，做了一個很隨性的訪談。從談話中，我發覺對方雖然去國多年，但卻對國內的經濟文化教育文學，不但知之甚詳，且還有不少獨到的見解，這倒讓我頗感意外和驚訝。

之前，我曾經讀過辛金順的散文集《江山有待》，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此書曾榮獲第一屆馬來西亞「潮青傑出文藝獎」。多年過去了，我很想知道眼前這位中生代作家，經過創作的一段長時間後，無論在風格、技巧、題材選擇等，不知是否會有所變異？對方聽了，略略整理了一下思緒，才緩緩地說：他得這個獎時，是在1989年間，那是他離國讀書之
前，當時的寫作正處於摸索期，寫作的自我風格還沒真正確立。回憶起那段剛起步的寫作狀況，他彷彿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故鄉。

民族意識開始萌芽

「我家住在馬來西亞東海岸，吉蘭丹州的一個馬來鄉村郊區小鎮，這也是一個比較保守和落後的州屬。唸完六年的華文小學後進入國中，那是一所純粹馬來文中學，也沒有所謂母語（華文）班，在那六年中學和兩年大學先修班期間，我幾乎沒有接觸過中文。激勵我去創作的，是因為中學畢業後，雖然我理工科的成績考得相當不錯，可是卻因為政府設下的固打（QUOTA）制度，而被阻隔於國內的大學，反觀一些成績不是很好的馬來同學，卻能順順利利地進入他們所選擇的國立大學和科系，當時對這種族群分化的不公現象，以及個人遭遇而言，心理上無疑充滿着極大的不平和壓抑感。

同樣都是馬來西亞人，可是在不公平的族群制度對待裡，讓我感覺到自己是被摒棄在國家之外，公民應有的權益被剝削了。因此，在那一刻起，我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同時也在思考和探索：華族的『根』，究竟在哪裡？」

金順從小生長於馬來鄉村內，周圍鄰居都以馬來人為主。一直以來，與馬來朋友感情融洽。講流利的馬來語，也熟悉馬來文化和宗教。但面對政府所設下的大學族群固打門檻後，他突然意識到，多元國族的虛假性，一切，還是以馬來族群為優先的。這份覺醒，也讓他產生了某種無以名之的憂患意識，導致金順後來走上創作的道路，而將這份意識挹注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他當時有不少的作品，幾乎都反映了自己心中那股不忿的情緒和感慨。

「我也曾想，如果我不曾受過六年的華文教育，而只是一個受純粹的馬來文教育者，我相信這種失落感就不會產生。因此，我深感族群政策的不平等，以馬來族群為優先，往往就會造成經濟、教育和文化的不平等，這種種因素，無形中推動我嘗試用文字去表達心中的憂憤。如何表達？就是通過書寫！不論寫詩或散文，都是如此。」這一如司馬遷所說的，發憤以著書。那是一種強烈生命的體現，也是企圖用文字和書寫，去認識別人和自己。

從舊詩詞汲取養分

辛金順自言，由於自己不是正科的華校生，但是卻有個常人少有的優點，就是年輕時期記性超強，一本馬來歷史，他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了下來。就像七八十年代許多年輕人一樣，金順也看了不少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對於書裡面的詩詞，他看過一遍後就可以記了下來，意猶未盡下，自己又去找了不少這類書來看。所以可以這麼說，唐詩宋詞，對他後來創作，影響很大，包括寫詩。當然，內容大部分考慮的，都是有關族群文化。

「也許我不像一般寫作人，他們是直接從白話書寫，或從西方的文藝理論養料下手，或學習一些外來的寫作技巧等等，我卻是反其道而行，先從傳統的文言文着手。當時所作的詩、所寫的散文，對一個少年的情懷來說，是屬於比較激情，感受也特別強烈。不過，鄉村生活的題材到底不是很廣，所以我的文章寫了不少有關我阿嫲、親人等等的生活狀態。 

遠赴台灣深造

1992年，辛金順以一個二十八歲的「熟齡」前往台灣求學深造，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社會工作經驗和生活經歷，這對他日後的創作，可以說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資產」。

「到了台灣後，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寫作理念，也就是創作的手法。那個時候的台灣，因為政治環境變化，對外戒嚴解除，發現他們對本土文化的重視，對地方的關懷、生態和環保的關注；還有政權的輪替、各種信息如潮水般地湧了進來，各種創作理論的出現，甚麼後殖民、後現代、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這種種的變化，無形中也提升了我的創作視野。

「當時正好舉辦很多文學獎。文學獎的多元性和機緣，來自各方的競爭，它啟發你如何利用這種文學機制，去凸顯自己的技藝，以獲得評審的矚目和青睞。說得白一點，文學獎其實是一種遊戲機制和模式，你參加多了，就懂得怎樣去選擇題材，知道內容如何切入等等，這也是一種不同創作手法的自我訓練。

「作者參加文學獎時，如果你選對了一些課題，用對了手法去傳達，評審員一定會給你加分。所以我認為文學獎其實就是提供你這樣的一種訓練。我在台灣這麼多年，對於他們的政治、歷史、文化、教育、文學思潮等，多少瞭然於胸；對他們的文學脈絡、瞭解他們參賽的手法、要採用甚麼樣的文學手法傳達給評審員、如何選擇一些大家共有的集體記憶題材，以便引起評審員們（不是一兩個）的共鳴和認同，這樣就能提高你獲獎的機率。相反的，如果你只是書寫一些個人的小情小愛，充其量也許只能得到個別評審的欣賞而已。」

辛金順毫不諱言地說，他是蠻欣賞台灣社會的自由開放，他們不會阻擋，或者禁止任何的信息，甚麼同志題材、女權、情色、後殖民、後現代、解構文學等手法，一樣百無禁忌和接受。

傳統和現代的交織

提到古典文學，我就想起了金順提及當年年紀小，又生活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閱讀資源有限，加上有關方面對不同族群的不公平待遇，心裡有諸多感懷，因而寄情於古典文學，並從中汲取了不少的啟示和喜悅，我問他這些因緣是否導致後來選擇文學創作？

他的回答很直接。

「剛才我提過，去了台灣這些年，的確是大大地拓展了我的視野，還有文學理論的思考，除此之外，也提升了我的創作手法以及提供很好的創作氛圍。這和我出國之前是完全不同的，我幾乎全身心浸淫在中文世界裡，除了繼續研究我的古典詩詞外，對於西方思潮和文學理論、先秦思想，宋明理學，傳統和現代，都有一定的掌握和相當的研究。

所以說，不論是中國文學也好，台灣文學也好，都不是空懸的，而是有根有莖，源遠流長的。

「就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吧，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倡議要將古籍丟進茅坑裡去，可是他們卻都是從私塾出身的，他們可說早就完全掌握了這些傳統資源。當然，他們之所以這麼說，也許有他們的考慮，實際上，從跨傳統到現代，他們都是屬於中間派的。拉拔於傳統與現代之間，但為了現代化，他們中的一些人，只能用激烈的手段，將長久控制中國人思想的四書五經扔棄，而選擇西方的精確的科學和開放的民主。

「大家都知道魯迅到日本去是學醫，日本是東亞國家中最早接受西方現代思想和信息的。再說，這些作家小時候深受私塾教育，對四書五經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你看胡適到美國唸的是社會學博士，回國後卻教文字學、紅樓夢；而聞一多在美國修的是美術雕塑，回來卻教神話、楚辭、詩經，而且還成了『神話專家』。

換句話說，傳統文化已經跟他們的內在生命融合在一起，這是有理據的，而馬來西亞的情況卻不同。

「馬來西亞和中國還是有所隔閡的。特別是六十年代中，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時，很多傳統的東西（古典文化）已經被他們大肆破壞，丟棄得差不多了，他們認為這是除舊。倒是台灣在五十年代時，卻在『中華文化復興』名堂下，保留了這些傳統的文化。你看白先勇、李永平、王文興等人的作品，都知道他們的文字獨樹一幟，都是因為受到傳統文化的滋養。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到台灣去的留學生，一般的傳統文學根底還是不錯的。」

辛金順表示，去了台灣之後，無論是對文學的理念、文學的資源，以及對文學的掌握，跟他在未出國之前，的確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文學是一種生命情感的抒發

金順此次是以散文集：《家國之幻》參加第二屆「方修文學獎」，結果得了首獎，於是，我就此問對方，他這本散文集是否與1989年出版的《江山有待》的書寫意識有內在的延續？因為我發現其內容有大部分都是在抒發他對家園和故國的關切之情！

金順一聽，不禁微笑：「你不提起，我還沒去想這個問題呢。」

他解釋說，《江山有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大概寫於1985年到1987年左右。在這本書裡有三十四篇散文，其中有一篇散文〈夜征〉（註），敘述他從吉蘭丹坐長途巴士到吉隆坡的漫漫長夜，在每一段路程中，沉思着族群在這國度的命運和政治困厄，教育和文化的衰微等，強烈反映出他當時「憂國憂民」的情懷。〈圖騰〉則是以美國印地安人的命運，徵示華族的未來，強調無法團結的民族終將亡族的悲劇。而〈江山有待〉則是文化失落的追尋，在先祖的腳印南來，到後輩的忘乎歷史和自我文化的處境中，思考根植家國的意義。 後來他到了台灣，他將兩篇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除了〈夜征〉外，還有一篇〈江山有待〉），參加了台灣大學主辦的文學創作比賽，都得到了評審員的青睞，雙雙獲得首獎，辛金順將之喻為「是一種文學生命和悲情的抒發」。

一個破碎的「吉蘭丹人」

去了台灣前後二十年，也許是離國太久，對國內的政治新聞，雖然還不至於太隔閡，到底還是隔着一片大海（南中國海），對國內的各種政治新聞、醜聞，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反應強烈，倒是對家園，對自己出生的地方，懷念特別深。他說：
「你說你很愛國，你會唱國歌、你會講國語，可是這些國家意識都是通過特有的機制強加灌輸於你，那是很空泛的概念，充滿着意識形態的。可是鄉土就不同了。

「那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你的左鄰右居、你聽慣的鄉音、你熟悉的食物，都是曾經經歷過的，是生命中的內涵。即使離開了，也是記憶中的故事。一旦身在海外，你會特別的眷念和懷念。於是，我就寫了大約一萬字左右的散文：〈吉蘭丹人〉。文內主要表達出一個離散者在異鄉的認同問題，語言與身份，主體與客體，接受與抵抗，純正與混雜的種種省思。換句話說，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與認同問題，充滿着破碎感；而等到你回國後，你又在自己的國家被視為一個流浪的陌生（異外）人，甚麼也不是。」

於是，金順說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一位台灣朋友到北京去，那裡的人一聽到其朋友所講的台灣國語，立刻就能從口音中辨別出對方是來自台灣，而他呢？對方猜不出金順是來自哪裡，以為他是南方人（指福建、廣東一帶）。

「這就是我指的語言與身份的徵示。馬來西亞華人以能說多種方言和語言為喜，卻是膚淺而沒有深刻內涵，東一句西一句的，很破碎。因此表現在身份上，也是破碎的。所以你要怎樣用具體去認知自我的身份？在這種時候，你會生有一種強烈的漂泊感。」

「我原本要寫一本家族史，但不是一本書，而是通過各個篇章來表述，例如在《家國之幻》一書裡，我用鱉來寫我外婆，其實鱉就是別的意思，這是象徵我外婆從中國南來後，無法回歸的一種失落；另外一篇〈燕子〉，則是寫我父親的一種無奈心情。燕子是一種候鳥，到了某個季節，牠們就會自動離去和回歸，可是我父親南來之後，卻無法落葉歸根 。我主要是要陳述我們的先輩們，南來之後，開荒拓土，卻不被這土地所接受，又無法歸鄉，最後都落得默默無聞的消逝。」

詩文雙絕

曾經有位作家這樣評析辛金順的作品：「無論他寫詩、寫散文，文字以醇厚、溫潤，企圖以詩句解構滄桑悲涼的生命，以散文描述悠悠歲月。因此在詩文創作中，常流露出作者對生命與歲月的期待、戀慕、矛盾與迷惘。」

這次他以〈對話〉長詩參加第二屆「方修文學獎」詩歌組，結果得到首獎，於是，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請教他：

「有人說，詩寫得好，散文也一定能寫得好；相反的，散文寫得好，詩未必就能寫好，而您兩樣都寫得一樣出色，不知您對此有甚麼個人的看法？」

對方謙虛地說：你說我的詩和散文都寫得好，這也是很難下定論的，好壞不是由自己說了算，再過一個時候，或許有人會覺得你寫的詩文不是他們那個時期認為好的標準和要求。因為時代變了，詩和散文的語言也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對審美的要求也就不同了。

「當然，從學理上來說，詩寫得好，散文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其實散文是所有的文學類型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即使你寫小說，散文也不能太差。散文寫得不好，又如何寫詩呢？因為詩的語言是最精煉的，需要進行藝術的處理、轉折和變化。散文是一種最基本的語言表述。

詩，就不一樣了。詩是需要種種的技藝的加持，語言的變化性很大。它講求技巧，如戲劇化、音樂感、意象、象徵等，還要留些空白讓讀者去想像，而散文卻不需要這些，所以說它是最不具備文學性。在西方文學史裡是沒有散文這個名詞，只有小說、詩歌和戲劇，他們將散文說是一種 essay 或是 prose，可是，對中國來說，散文的傳統卻是淵源流長。

「散文也需要藝術技巧，但沒有詩那樣的強烈。更重要的是，散文可直接抒發你的感情生命，或歷史記憶等，可以瑣碎也可以宏大，且更能打動人心，可是如果刻意對散文做種種技巧，反而隔了，就沒辦法直接表達生命中的真情實感，散文是不能虛構的，否則就是說謊。當然，散文也可以借小說的技巧、詩歌的象徵手法等，只要你用得恰到好處，而不是喧賓奪主，只要純粹地襯托出表達內在的真實的生命感，一樣可以寫出感人的文章。

「當你懂得詩的種種技巧之後再來寫散文，會讓你的散文變得更豐富、更精彩。因此，有人說散文是散步，詩是跳舞，當你在學會跳舞之前，有必要先把路走好；會跳舞的人，走路當然會輕盈自在。所以說詩寫得好，散文也可以寫得不錯。但散文寫得好，詩未必寫得好，因為詩要用意象、語言節奏，象徵手法等等技藝，這不必然存在散文的書寫中。不過，這也只是個人的認知，可能別人也有他們不同的看法。」

而提到如何去創作出一篇佳作時，金順說：「我覺得如果你能寫出一篇跨越年代，觸到人們共有的內在情感，或引發集體的記憶，即使過了一兩百年，依然能讓人產生共鳴，這就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就如心理學家阿特勒所說的集體潛意識，只要詩文觸及於此，必能引起大家的認同。

馬來西亞和台灣的文學生態

在台灣求學多年、創作又屢屢得獎，對一個跨越兩個國家、地區的金順來說，應該有足夠的資格來談談（不說比較）兩地的文學現狀和影響吧？再說，馬來西亞不少中生代，甚至是年輕一代，深深地受到台灣文學的影響，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此，我請這位中生代作家，談談個人對這問題的看法，應該是適當人選。

關於這個問題，辛金順也直率地說：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也是他近幾年一直在反省的問題。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有些人未必認同，因為這也涉及到有關馬華文學史的問題 。如果照方修先生所說的，馬華文學是從1919年的白話文新文學開始的，然後馬華作家才有了他們自己的想法如宣揚人道主義、反帝反殖民的反抗書寫等，那是方修自己的認知。我認為在馬來亞獨立前，馬華文學是百分之百受到中國影響，沒有中國的白話文，就沒有中國的寫實主義，不然，馬華新文學也不是這樣。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馬華文學就亦步亦趨地跟着中國文學的路向走，更確切地說，那時期的馬華文學，是從中國延伸出來的一個新文學面向。

「從另一方面說，在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之前，所有僑民都被賦予中華民國國籍的。我最近就從一個朋友的家裡，看到他父親在五十年代初曾擁有過這個身份證件。當然，也有一些偷渡過來，是沒有身份國籍的。」

「華僑」與「南洋」 

「1957年我國獨立之後，大家就要做出選擇，你是要保留這個國籍還是做馬來亞公民？還是回到中國去？所以，我認為『南洋』這個概念是跟華僑結合的，因為『華僑』是跟中華民國而產生出來的。我對『南洋』的理解是，他們是以中國的視角來看東南亞這些地方，是他們想像中的中國版圖的延伸。以前如果知道有人『下南洋』，就意味着入番的意思，這裡面似乎包含了大中國心態和某些卑視的目光。

「馬來亞獨立後，『華僑』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已經成為馬來亞國籍了，或不被接受為國籍而保留永久居留權的紅登記。當然，也就沒有『南洋』了。

「大致而言，無論是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馬來亞，跟中國還是緊密相連的，不論是抗日或國共內戰，都分成兩派，馬來亞華人都沒坐壁上觀，有錢出錢，沒錢就親身支持，像『南橋技工』，他們連家產生命都可以犧牲。所以無論中國發生甚麼變動，都會影響馬華文學，這裡的新聞也大部分以中國為主，所刊登的，不外是有關中國新聞，捐錢啦、呼籲支持等，內戰新聞也一樣。你說難道馬華文學在那時具有主體意識，不會受到中國的影響嗎？

「1922年，開始有人推動南洋文學，後來又推動馬來亞本地文學，獨立之前又提倡愛國文學。他們的寫法受到反黃、反資本家、反殖民主義等的左翼思想影響，這一套現實主義書寫，最具批判性了。到了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最高峰時期，美國擔心東南亞被赤化（當時有馬共、砂共、印共和緬共），於是，他們推出很多政策，包括美國新聞局和亞洲基金會，以隱蔽和迂迴的方式，提供各種報刊、雜誌，以大量的金錢資助，所涉及範圍，不僅是政治、文化，還有文學。」現代主義的崛起

「他們推廣現代主義文學，主要在於強調個體意識，內在感情，個人存在感，純粹是以個人為主。視域一旦往個人內在世界開發，則就對現實社會和歷史事件忽略掉了，社會種種現象，不是最主要的關注問題。此外，現代主義注重的，是審美語言、技巧表述，而不是社會內容，恰好與寫實主義相反。在那冷戰時期，他們選擇和利用一些作家的名望，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艾略特（T.S.Eliot）、喬哀斯（J.Jocye）等，用廣播、報紙去凸顯這些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讓現代主義文學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其實這是現代與現實文學場域的爭奪戰，說白了，也就是左翼與右翼文學的爭鬥來代替政治鬥爭，並進行影響。

「那時候的文學界是不會想到這些的，而台灣成了現代主義最強的據點。五十年代末的現代主義借着反共意識在台灣被廣為接受，並且非常繁盛。加上六十年代中，中國因為發生文化大革命而對外進行封鎖政策，馬來亞的年輕人，也就無法從中國接受到任何精神養分、信息，唯有從台灣、香港方面去尋求精神出路。再加上在當時從新加坡遷移至吉隆坡的《蕉風》雜誌推波助瀾下，如六十年代中，黃崖當主編時，大量採用了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文學作品，引進現代主義的詩歌和小說，無疑對馬華年輕寫作者起着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想說的是，六十年代過後的馬華文學，不論是語言、技巧、修辭手法、文學理論等，都深深地受到台灣現代主義和之後各種文學思潮的影響。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及兩千年後，都承接和延續自台灣的那一波波文學風潮，並整整影響了五十年，半個世紀，一直到今天。至於以後，由於中國的開放，有不少馬來西亞學生到中國求學，以及馬中關係的密切性，會不會由此形成馬華文學內部的更變，相信應該會吧，只是還需要十年二十年時間的觀察。」

馬華文學的定義

馬華文學的定義又是甚麼？關於這點，辛金順也有他個人的見解，他說：

「當我們將馬華文學作品放到台灣去發表時，你是看不出到底是台灣的，還是馬來西亞的。他們之間分別究竟在哪裡？所以我們不禁要問：這個『馬華』到底在哪裡？或許又再問：馬華的語言，又是甚麼語言？沒有人去討論！要怎樣才能稱為馬華？內容是比較容易界定，你只要反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情景、在地的地理環境、華人的被邊緣化的命運、華人的政治鬥爭、文化現象，因為這些都不能複製，那語言呢？

「語言是會影響你的閱讀感。例如你讀了某些在台灣，或從馬來西亞去的作家所寫的作品，雖然他們所寫的也是馬來西亞某個地方譬如怡保、檳城或亞庇那裡的情境，可是它給你的感覺好像放在哪裡都可以，因為他們用的是純中文化的語言，一種雅馴的中文（這種中文，最常見於台灣中文系出身的創作者），你不會聯想到那是馬華文學作品。

「那要怎樣去解決呢？其實我一直都在反省着這個問題。後來我就嘗試去用一種『小破壞』來解構，將你的語言變成他的語言，就是變成了一種混雜性（Hibridity , Homi  K.Bhaba後殖民）的概念，舉個最實際的例子：馬來西亞人講的華語，其實是混雜了很多的語言，有方言、有馬來話，又有英語，人家一聽，就知道這是馬來西亞的華語，有特色。建構了馬華話語的特色，語言中心的語言，當我嘗試過後，覺得也不是一種最好的方式。雖然語言的辨識身份強烈。如我曾在〈說話〉的長詩中，以吉蘭丹土話、潮州和閩南方言、粵語、英語、馬來語去進行詩歌語言混雜性的表述，以呈現出個人身份在語言穿梭中的掙扎和拉拔。最近則嘗試以〈我的家庭〉寫了一首五百多行的史詩，通過家庭的每個成員生活狀態，去反映出這國家七十年來的政治與經濟的變化，也反映族群的命運，裡邊就有馬來詩歌、英文詩歌混雜其間。

「我覺得馬華文學或許可以從語言上去處理！語言造成馬華文學的失落和失陷，混雜性的語言，雖會塑造自我的特色，但同時卻可能會走不進純中文的文學場域中去，因為它會因為語言而形成隔絕。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考慮和反省的問題。

「馬華文學的『馬華』，將要如何去看待和反省，以去凸顯屬於我們馬華文學的語言？我想我們都必須去思考，要怎樣去實踐這語言的文學性，或反映出這地方的特色，也思考馬華文學的主體特質和位置。當然，我也知道，要重建一個文學語言系統不是那麼簡單，甚至是極之困難的。現在我故意用一種混雜的語言來嘗試，成效如何？我不敢預測。」

訪談到這時刻，時間已接近午夜，是該到了結束的時候了。可是，我們都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但願以後還有機會跟金順做更深入的討論，關於創作，關於馬華文學。

2016年7月17日於新加坡

（本文圖片攝影：愛薇）

【註】：《江山有待》總評人，已故詩人林木海（筆名慧適）的評語是：〈夜征〉可以說是作者寫得最好的作品。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平淡的流水式散文，但作者的苦心設計及創作功力，卻有如「圖窮匕見」，令人吃驚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