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肇龍 ： 《三劍樓隨筆》短評

1   引言

《三劍樓隨筆》成書於1957年，結集了1956年10月23日至1957年1月30日百劍堂主、梁羽生、金庸七十多篇刊於《大公報》副刊的雜文。過去鮮有學者研究此書，然而我們可以從三位武俠小說家的早期雜文，比較他們的創作心態。

《三劍樓隨筆》過去只有少量論述。只有如馬幼垣的〈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1）和陳永康的〈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2）。近年較為具體和清楚闡述的有梁羽生接受訪問現身說法的〈回首三十年：新武俠鼻祖梁羽生專訪〉。（3）馬幼垣的文章為《三劍樓隨筆》的作者各自的文章數目和類型作了一番整理，也說明百劍堂主究竟是誰。陳永康的文章中肯地評論了《三劍樓隨筆》的各文章。梁羽生的〈回首三十年：新武俠鼻祖梁羽生專訪〉主要是敘述其開始撰寫小說的經過和構成小說風格背後的原因，例如因為家學淵源，自小對古典詩詞嫺熟，下筆時每每信手拈來。訪問中有部分提及《三劍樓隨筆》的作者問題。可是三者沒有詳細比較《三劍樓隨筆》與作者寫作階段和內容風格的關係。

2   《三劍樓隨筆》的緣起和作者問題

關於《三劍樓隨筆》的緣起，可見於刊行本的扉頁：「四十年前，香港《大公報》的三位青年編輯查良鏞（金庸）、陳文統（梁羽生）、陳凡（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文壇三劍客』。1956年10月，他們突發奇想：在《大公報》副刊上開設專欄《三劍樓隨筆》，三人合寫，每人每日一篇，以展現『三劍客』『交會時互放的光芒』。他們瀟灑、雋永的散文彩筆，為『三劍樓』增輝添色，給『新派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我社徵得當事人的同意，特精選七十餘篇可讀性極高的《隨筆》結集成書，以饗讀者，並誌當年海外文壇的這段佳話。」（4）這段文字看似清楚交代刊本緣起和作者資料，說明作者筆名背後的真實姓名，以及撰寫《三劍樓隨筆》的因由，他們因為志趣相投而產生合寫專欄的念頭，並不如梁羽生撰寫《龍虎鬥京華》和金庸撰寫《書劍恩仇錄》般，受到羅孚的建議而寫。（5）實情卻不然。他們的寫作緣由，並不純是三人自發的舉動。在《三劍樓隨筆》開首，百劍堂主的一篇「『正傳』之前的『閒話』」裡說：「當初，編者叫我們每人來一個專欄，輪流刊登，但金庸說，不如三劍俠一齊出馬，更可以互相壯膽。大家不待商議，立表同意。」（6）這說明本來他們各自撰寫一個專欄，經金庸建議，變成三人合寫一個專欄，如此改動，除了聲勢浩大，賣點出眾，最大的原因當然是三人的工作量都減少了，可以多花時間和心力各自撰寫自己的武俠小說。

3   書寫主題與個人喜好

撰寫《三劍樓隨筆》時，三位作者都各自在忙撰寫自己的小說，而且是個人創作階段的開端，實在沒有太多時間和心力投放於可有可無的《三劍樓隨筆》之上，然而我們還是可從中看到他們各人的生活喜好，以及創作武俠小說時的點點滴滴。當時，金庸已差不多完成《碧血劍》（7），梁羽生也快寫好《七劍下天山》（8），只有百劍堂主剛開始寫他的唯一的作品――《風虎雲龍傳》（9）。可能是由於百劍堂主撰寫首部作品的關係，花的心力和精神更多，因此三人輪流撰寫文章，依據刊行，百劍堂主只寫了二十二篇（連後記），梁羽生寫了二十七篇，金庸寫了二十八篇，合共七十七篇。

比較起來，百劍堂主文章的主題都與生活時事相關，較接近大眾。例如談到流行電影的文章〈我想瑪麗蓮‧夢露〉，裡面談到自己對瑪麗蓮‧夢露所飾演的電影的看法，讀來平易近人。（10）又如〈不愛白臉假斯文〉，裡面談到作者自己近來的讀物，分享了一些閱讀心得。（11）相反，梁羽生、金庸的文章學術味較重，尤其是前者，喜歡講一些專門的學問或談及一些名人交往，似給人炫耀之感，例如〈閒話楊朱一局棋〉一文，提到跟名棋家曾益謙的交情，甚至邀其到寓所聊天。（12）加上文章主題大多與當時正在連載的《七劍下天山》有關，有宣傳小說之嫌，例如〈凌未風‧易蘭珠‧牛虻〉一文，提到有一位中學生讀者，沒有餘錢買《七劍下天山》的單刊本，因此十分喜歡到書店去看。又寫信給梁羽生，說發現其中一角凌未風，是牛虻的化身云云。然後文章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釋創作《七劍下天山》的經過和與《牛虻》的關係。最被人認為是在借機宣傳的一處，是提到凌未風的命運，文章說：「凌未風會不會死，現在不能預告，可以預告的是，他的結局絕不會和牛虻相同。」（13）這種弔詭式的答法，如果說是為吸引讀者追看《七劍下天山》的結局，相信是很合理的。又例如梁羽生花了三篇文章去談納蘭容若，它們分別是〈才華絕代納蘭詞〉、〈翩翩濁世佳公子，富貴功名總等閒――再談納蘭容若的詞〉、〈納蘭容若的武藝〉。為甚麼花如此多筆墨去談納蘭容若呢？原來在當時正在連載的《七劍下天山》中，梁羽生把納蘭容若寫進了小說去。三篇文章提到納蘭容若的家世、文藝和武藝。梁羽生一方面跟讀者分享撰寫小說前的資料搜集過程，更重要是同時吸引讀者追看快要結局的《七劍下天山》。前兩篇文章都在談納蘭容若的身世和詩詞，第三篇文章直接跟《七劍下天山》與納蘭容若相關情節的描寫都放進去，又可以說是為《七劍下天山》的讀者解說小說情節。（14）除此之外，筆者發現梁羽生每每談完一門學問後，都會連繫到自己的小說裡去，例如〈夢的化妝〉一文，本來好端端的談夢、談心理學、談佛諾依德的解夢分析，到文章結尾竟又與《七劍下天山》扯上關係，提到小說有一段「夢的分析」情節。（15）可見，梁羽生在寫《三劍樓隨筆》時，內容往往涉及快將結局，正在連載的《七劍下天山》，把搜集得來的資料，也一併放進隨筆裡去。 金庸對象棋甚有研究，花了好幾篇文章談論，如〈談各國象棋〉，比較了歐美、亞洲等地的象棋源流（16），這些都是頗為專門的學問。又例如在〈圓周率的推算〉回應梁羽生關於數理的問題，談到圓周率的問題（17），都是非其專業的學問，可見作者涉獵之廣。

新派武俠小說比傳統武俠小說優勝的地方，是糅合了西方小說的敘事技巧和寫作特色。在《三劍樓隨筆》的幾篇文章中，作者就親自說明哪裡有借鑒西方小說的地方。例如上文提及的梁羽生的〈凌未風‧易蘭珠‧牛虻〉，還有的如金庸的〈無比敵有甚麼意義〉和〈無比敵有甚麼好處〉。前者交代了《七劍下天山》裡凌未風的角色原型。後者被專家學者推算為《倚天屠龍記》的謝遜人物的原型。（18）當時武俠小說作者在塑造人物或建構故事時都從西方文學或從意識形態上汲取養分，而在《三劍樓隨筆》中作者大膽明言塑造小說人物造型的依據乃參照西方小說人物，實有違普遍作者作風。（19）因此，《三劍樓隨筆》的幾篇作者談自己作品的文章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當然，梁羽生「作者自白」的習慣，屬一例外。（20）

4   結語

《三劍樓隨筆》各篇由各人每天輪流即興所寫，因此脈絡比較凌亂、鬆散。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以當時新聞入文，例如梁羽生的〈辯才無礙說玄奘〉，談到在報上看到達賴、班禪赴印度的消息，而聯想到唐三藏。（21）又例如金庸的〈圍棋雜談〉，提到作者日前看到一篇訪孫中山上海故居的文章，孫中山的故居除了有圖書和地圖外，還放着圍棋，然而作者乘機談到象棋，談到跟梁羽生下圍棋等生活閒事上。（22）這些文章可獨立成章，然而綜合《三劍樓隨筆》來說，各文章之間的聯繫可以說是頗為欠系統的。不過，正如前文所述，個別文章都有助我們瞭解當時作者的行文思路，以及創作武俠小說的經過。

【註】：

（1）馬幼垣：〈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收入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385～399

（2）陳永康：〈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東方日報》〈G版〉，1997年10月3日～11日

（3）見《新民週刊》（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2008年6月6日

（4）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三劍樓隨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扉頁。據馬幼垣的考證，《三劍樓隨筆》於1957年5月已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出版，對本來副刊的文章已作增刪編訂。一直以來《三劍樓隨筆》都不受重視，直到1997年學林出版社的簡化字版出版後，流通情況漸有改善。他又說，歷來的出版物（包括1997年學林出版社版的版本）都沒有交代百劍堂主是誰。（見馬幼垣：〈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收入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385～399）然而此版本的扉頁其實已清楚交代百劍堂主到底是誰，只不過是歷來甚少文獻記載百劍堂主的個人背景而已。除了馬幼垣最後舉出梁羽生於1997年寫的挽聯，證明百劍堂主就是陳凡外，我們可參考梁羽生於2008年的訪問，他直接道出百劍堂主就是陳凡，又於五十年代中期寫過武俠小說，名叫《風虎龍雲傳》，於1997年9月去世。梁羽生當時更為他寫下輓聯「三劍樓見證平坐，亦狂亦俠真名士；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邁俗流」，此聯亦即馬幼垣論文所引之輓聯。梁羽生續指出陳凡有俠氣，抗戰期間當過記者，最重要是提到《三劍樓隨筆》是陳凡提議出來，與金庸、梁羽生合寫的。（見《新民週刊》，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2008年6月6日）本文依1997年版的《三劍樓隨筆》為據，比對1957年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和1988年台北的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兩個版本，所收文章包括名稱和次序，都與1997年版無異

（5）1954年澳門舉行了一場比武，太極派的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派的掌門陳克夫簽下生死狀，在擂台上一決高下。其實他們起初只是在香港的報刊打筆戰，後來演化至擂台比武。由於香港禁止比武，決戰遂定在澳門舉行。當時香港市民對比武極為關注，社會發展出一股武俠熱。因此當時《新晚報》的總編羅孚建議梁羽生撰寫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1954年1月17日）。（見梁羽生：〈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收入陳永明、劉紹銘編：《武俠小說論卷》［下冊〕，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676～702）作為梁羽生的同事―─金庸，同樣是受當時《新晚報》主編羅孚的建議，開始撰寫《書劍恩仇錄》。（見冷夏：《金庸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頁53）及見孫宜學：《金庸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頁50）

（6）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三劍樓隨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1

（7）《碧血劍》於195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連載於《香港商報‧說月》

（8）《七劍下天山》於1956年2月15日至1957年3月31日連載於《大公報‧小說林》

（9）《風虎雲龍傳》於1956年9月9日至1957年7月29日連載於《新晚報‧天方夜譚》

（10）同（6），頁34～36

（11）同（6），頁137～139

（12）同（6），頁22

（13）同（6），頁6～8

（14）同（6），頁40～42

（15）同（6），頁80～82

（16）同（6），頁154～156

（17）同（6），頁209～211

（18）馬幼垣提到金庸在撰寫金毛獅至謝遜前四年半（《倚天屠龍記》寫於1961年7月6日～1963年9月2日的《明報》），腦中已有角色原型。更指出吳靄儀在《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對謝遜角色有獨到分析。（見馬幼垣：〈從《三劍樓隨筆》看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收入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385～399）

（19）普遍作者一般堅持筆下角色的原創性，免削減作品的文學價值。以金庸為例，在多年後（1998年）的一次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行的「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葉洪生撰文說金庸小說人物很多都非原創，其實「脫胎換骨」自其他武俠小說。金庸這樣回應：「葉洪生先生討論到我的小說人物的『原型』問題，他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某某某武俠小說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說中的某某人物是從那部小說中取材的。從古人書中取材，文學創作向來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故事均非獨創，如果真是這樣，倒也不必否認。葉先生說臥龍生的小說《飛燕驚龍》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偽君子岳不群是抄自臥龍生所創造的假好人，臥龍生（本名牛鶴亭）是我相當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時我去台灣，台灣的武俠小說家來香港，我們經常相聚飲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請客者，所以他們一致稱我為『幫主』。這個幫，大概就是胡鬧幫，幫中成員主要是古龍、臥龍生、諸葛青雲、倪匡、項莊，此外尚有張徹、王羽等等。我做了幫主，總不好意思去偷幫中堂主、香主們的傳家寶了。岳不群是偽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鄉願，德之賤也。』鄉願就是偽君子，孟子形容這種人『媚於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中國社會中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有偽君子，不必到書中去找『原型』。至於東邪黃藥師的原型，那種玩世不恭的高人隱士，中國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齊、介子推、莊周、柳下惠，《論語》中的楚狂人接興、長沮、桀溺，以及魏晉時的阮籍、稽康，有一個極長的傳統。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於某一個人。如老頑童周伯通這個形象，其原型在歷史上就有幾個，漢時的東方朔，《三國演義》中的于吉，後來寒山拾得、濟公活佛等等，他們嘻笑怒駡，遊戲人間，到老還保存着天真。」（金庸：〈小說創作的幾點思考―─金庸在閉幕式上的講話〉，收入劉再復、葛浩文、張東明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23～28）

（20）梁羽生喜另作文章，交代撰寫過程以及對作品作出評價，如他於1966年以佟碩之的名義寫了一篇名為〈新派武俠小說兩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論〉的文章，自抬身價，引起不少論爭。（佟碩之：〈新派武俠小說兩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論〉，《海光文藝》，1966年1～3月，頁2～9、4～10、6～13）

（21）同（6），頁107

（22）同（6），頁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