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 ： 手機，想說愛你不容易

手機，我很遲才使用。倒不是擔心像電影《手機》中的男主人公上班時把手機忘在家裡，讓妻子發現了他與一個神秘女子的曖昧關係，因此離了婚。而是對機械技術或複雜技巧的掌握上，我天生就是一個很笨拙且保守的人，常常有畏懼的心理，比如許多人勸我學車，可我總擔心車壞在路上怎麼辦？正應了古人說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所以寧可乘公交出行，美其名曰「綠色環保低碳」。
在手機出現之前，我就曾對騎自行車（還不是駕駛汽車）和使用電腦懷有恐懼。我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我成長的年代裡，經濟條件尚不富饒的中國不像今天交通擁堵、車滿為患，每個大中城市都像北京一樣成了「首堵」。當年中國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車，甚至它和縫紉機、手錶一度成為年輕人結婚必備的三大件。尤其是產自天津的「飛鴿」牌自行車和產自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車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交通工具。那時每日上下班蔚為壯觀的自行車洪流，更是讓中國成為外國人眼中的「自行車王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在1974至1975年擔任駐華聯絡處主任期間，最有名的舉動就是「騎自行車瞭解北京」。他經常和妻子芭芭拉閒着沒事，騎着永久牌自行車穿行於北京的胡同，感受中國獨特的民俗文化和風土人情，甚至被譽為「自行車大使」。就像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一樣，自行車一度成為中國的國車。我相信我的同齡人很小就會熟練地騎自行車，甚至像雜技演員一樣可以在上面做出各種高難度的動作，但是對我來說要讓兩個細細的輪子保持平衡比登天還難。我一直暗暗責怪自行車廠家為何只用兩個輪子，而不生產像娃娃騎的小三輪車不易摔跤。因此，我在福州讀大學時，學校位於一座小山上，從宿舍樓到校門口走路要花很長時間，許多人都以車代步，我自巋然不動，靠着雙腿，每天匆匆飛奔於途中，大有「神行太保」戴宗那般行走如飛、日行千里的感覺。其間還曾經發生過一個尷尬的事情：一位江西籍的研究生同學期末帶一大批行囊回家，用自行車載到公車站，路上叫我幫助扶着車後的行李，然後他上公車赴火車站，讓我把自行車騎回研究生樓，不會騎車的我一路跌跌撞撞推着車上坡，由於控制不好車把的平衡，腳還被自行車的踏板碰得青一塊紫一塊，往事不堪回首。直到研究生畢業後談戀愛，「人約黃昏後」，晚上回校的公車早早停駛，這才發現不會騎車實在不便。於是倉促學車，勉強上路，卻始終不敢載人，至今妻子還調侃從沒有坐過我的自行專車。唯一有幸享受過我自行車「專座」的是女兒，因為只要大人上座我的車把便左右搖擺無法前行，只有送女兒上幼稚園和小學，我才有勇氣載她。
我對現代機械使用的笨拙，還體現在用電腦上。早期電腦打字需要背五筆字型，更是讓我退避三舍。直到1997年撰寫幾十萬字的博士學位論文，我還是先用手寫，再請人打字。很長一段時間，我經常坐在路邊的打字店裡校對文稿。由於不會使用電腦，也就沒有儲存磁片，導致早期文稿均無存檔，現在找起來，真有白居易「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之慨。幸好新世紀拼音輸入法的發明解救了我，從此開始告別筆耕墨種，不過很長一段時間不會運用雙手熟練打字，只會用單指敲打鍵盤，一字一頓，因而被朋友戲稱為「一指禪」。
1973年世界上第一部手機誕生於摩托羅拉實驗室，1983年美國有了第一部商用手機。早期手機雖然比較笨重，類似磚頭大小，卻成為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重要道具，尤其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隨身標配，因而贏得了「大哥大」的美稱。手機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據說是為了配合在廣州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1987年推出了第一批模擬行動電話，使用者寥寥無幾。當時我正在讀研究生，不用說窮書生買不起也沒必要，就連一般的工薪階層都不敢奢望擁有一部昂貴的手機。當年比較流行的是俗稱BP機的傳呼機，在手機普及之前，人們普遍以擁有傳呼機為榮。「腰別BP機，手捧大哥大」是那個時代暴發戶的形象寫照。我所在的大學美術系，曾流傳過一個笑話，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許多老師辦起裝修設計公司，為了方便聯繫業務，紛紛配備了傳呼機，結果在學校開會時傳呼機的響聲此起彼伏，一干人馬爭先恐後衝向系裡唯一的一部公用電話回話，場面既壯觀又混亂。當年傳呼機也不便宜，在月薪只有一百來塊人民幣時，一部BP機要兩三千元。我的一個大學同學辦了個印刷廠，由於不善經營勉強保本，但他天生樂觀，每次與我們同學見面暢談宏偉藍圖後，不忘加上一句「等我有錢了，給大家每人配一部傳呼機」。網上曾經流傳過一個有關傳呼機的段子：
今天去接我老大出獄，我老大當初因為走私罪被抓，在裡面死活不肯透露最後一批貨藏在哪裡，被從重判了二十年。今天終於出來了。出獄之後一言不發讓我開到郊區，仔細辨認了一天找到了當初埋貨的地方，我倆挖了半天挖出了一個大箱子，老大看着大箱子，開始顫抖了，緊緊地抓着我的手說：這批貨一出手我們就有錢了，這二十年的苦也沒白受，咱們一起過好日子！我倆流着幸福的淚水，打開了箱子：滿滿一箱子BP機……
在傳呼機早已退出人們視線的今天，這個略帶黑色幽默的段子對於90後來說，猶如天方夜譚。可是每次看到它，我都會想起大學同學永未實現卻溫馨滿滿的諾言，因為他的工廠早已倒閉。
1990年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母校任教，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是個快樂的教書匠，除了一週兩三次到學校上課，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寫作論文，名副其實的「坐家（作家）」。朋友們很容易通過座機找到我，不需要額外配置一部手機，所以也就沒有使用手機的慾望。直到2004年夏天出任所在大學新成立的傳播學院行政職務，創業之初事務繁雜，經常周旋於學校各部門之間，甚至外出考察調研，為了工作聯繫的方便才買手機。第一部手機是大姐從荷蘭帶回的黑色諾基亞手機，精緻小巧玲瓏，令人愛不釋手。而且聽說我所在城市最早的移動基站是諾基亞公司捐建的，那部手機在當時基站密度還不是很大的情況下接收信號特別好。只是這部手機係私人帶回，沒有入網許可，與中國移動制式不能相容，僅限於通話，無法接收短信內容，所有短信均呈現一片墨塊，無法一窺全豹，最終還是換了新手機。
手機於我，長期以來都只是通話和短信兩種功能，其它包括遊戲等在內的多種用途，我一竅不通，以至於被研究手機功能的傳播學研究生在問卷調查中列為「微博逆流」。我調侃說，如果你瞭解「文革」期間給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三老四帥」扣上「二月逆流」所帶來的可怕後果，可能就不會輕易使用「逆流」這個概念來形容像我這樣僅僅對新技術使用笨手笨腳的「良民」。
正是畏懼手機的複雜功能，我很遲才用上智能手機。面對厚厚一冊宛如天書的使用說明書，我從來不看棄置一邊，因而也就無法掌握手機裡面的所有功能，暢享新技術帶來的方便。如很多人開通的手機銀行、支付寶，我至今仍未嘗試，因此少了網購的樂趣。可是，由於短信只能傳送文字，無法傳遞聲音圖像，越來越不方便與朋友的溝通交流。終於在兩年前的新年期間，與幾個師友到福州近郊的風景名勝鼓嶺度假，因緣際會才開通了手機的微信功能，當我把令人驚艷的「鼓嶺藍」發到朋友圈時，連遠在澳大利亞的同學馬上點讚並評論，因為平日他在媒體中見到的故國多是灰濛濛的霧霾景象。時空的隔閡被打破，真正感受到天涯咫尺微信牽。
剛開始使用微信，連發朋友圈都不知道可以同時發出一組九張，只會一次發一張，更不用說對圖片採用修剪、濾鏡、虛化、美膚、塗鴉、浮水印、標註等功能加以後期加工。隨着手機功能慢慢熟悉掌握，漸入佳境，我也不知不覺中從「逆流」變成「微信控」，每天花在手機上的時間多達兩三個小時，尤其是睡前翻看朋友圈裡的各種消息、訂閱號中的相關信息，以及國內外突發新聞，久久不能自拔，導致睡眠不足，視力下降，悔之晚矣。
儘管如此，我始終認為手機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所帶來的通訊革命以及其他諸多功能，將長期影響人類的生活，未來何去何從，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