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輝 ： 從手機進化史到無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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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智能手機不再僅僅是一部「流動」的電話，當大街小巷、地鐵車廂裡都是「低頭族」，當每天都有大量信息（facebook、Twitter、WhatsApp）紛紛湧進手中的小屏幕，那就不妨停下來想想，曾幾何時，手機已不僅僅是通訊工具，更是一種不斷改變城市人生活及思維方式的文化現象――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城市居民的生活簡史其實就是一頁「手機進化史」，只有一頁，不必翻頁。

時代太匆忙了，智能手機的時代更匆忙――話說四十多年前，摩托羅拉（Motorola）工程師馬田．庫珀（Martin Cooper）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使用手機打了一通電話，打給貝爾實驗室（Bell Labs）的祖爾．恩格爾（Joel Engel），手機從此就不斷在撰寫全球演進史，轉眼間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如果世人能夠忙裡偷閒半天，不妨將被遺棄的手機都找出來，然後使用智能手機拍照，那樣的照片排列出來就有如連環圖，恰似不勝欷歔的現代人生活簡史，亦即每一個人的「手機進化史」――那些Motorola、Ericsson、Nokia乃至一大堆忘了名字的山寨貨，說來就像地方戲曲所說的「細認前朝事」了；智能手機早已不再是一部「流動」電話，而是隨身的微電腦，不斷改變現代人的閱讀、觀看乃至思維模式――由「微小說」到「微電影」，俱盡在小小的屏幕裡靜靜起革命。

日本有一位「尼姑作家」，名叫瀨戶內寂聽，她在八十六歲高齡之時創作第一部手機小說《明天的彩虹》，曾有三百多萬「讀者」下載；美國作家巴利．約克魯（Barry Yourgrau）則是唯一受邀進軍日本、創作手機小說的外國作家，他說：「正如活地阿倫（Woody Allen）對所有喜劇創作的忠告那樣，『短』是喚醒讀者想像力的靈丹妙藥。」

美國有兩名大學生――米高．哥貝爾（Michael Koerbel，演出）和安娜．詹姆斯（Anna Elizabeth James，編劇）――只花了一百五十元美金，製作了一套名為《珍愛》（Apple of My Eye）的「微電影」，在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攝影、剪輯及上映，難怪CNN報道時指出：「這是獨立電影全新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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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少讀者依然對《堵塞學》津津樂道之際，此書作者西成活裕早已將研究焦點從「堵塞」轉向「無用」，並且早已寫成《無用學》一書；邊讀邊想，世人原來活在一個資訊爆炸而不斷更新的世界，如果「無用」乃指向一個社會的「堵塞」和「冗餘」，世人也許要停下來想想，「無用」到底是甚麼？為甚麼都擁有大量「無用」之物？

那就不妨想想，我們家裡有多少「無用」之物？比如說，早已過時的影音器材如錄音機、攝影機、錄影機（及盒帶）、收音機、遊戲機乃至電子計算機，又比如說早已過時或逾期的衣物、鞋子和食品？我們漸漸發覺，幸或不幸，我們原來活在一個因過量生產而物質過剩的世界，今天的物質很快便淹沒了昨天的物質，新產品新不了多久便變成落伍的產品。

世界的步伐太急促了，我們漸漸明白了，「伊士曼柯達王國」猶如羅馬帝國，如何由盛而衰――大半個世紀前的彩色電影，曾以「伊士曼」之名作招徠，此家有百年基業的老牌企業曾以七千四百萬美元的代價，換取作為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場地的大戲院二十年的冠名，那麼，此家老店為甚麼經不起時代的衝擊，為甚麼終於以瀕臨「破產」收場？

都用不着為物質排行榜欷歔甚麼，因為世界的步伐實在太急促了，今天的物質很快便淹沒了昨天的物質，而新產品新不了多久便變成了落伍的產品，剩下來的問題也許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無用」之物，包括早已失去了「用」之價值的影音器材，乃至二十年來由「有用」變成「無用」的舊電腦與舊手機――今天的「物」也許已非昨日的「物」，只有在「物」與「用」之間更新思維，取得精神上的平衡，方可免於因「感物」而神傷。

根據西成活裕的觀點，物質世界或資本主義世界充塞着大量「無用」之物，活在這個物質過剩而不斷更新的世界，他所研究的「無用」之學，既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導思想的社會正常不過的「新陳代謝」，如此說來，所謂「無用」，難道就是一門不必考慮經濟，不必考慮金錢、時間、資源、勞力等「成本」，只去做「讓自己滿意的事情」的學問嗎？

我們早已活在一個被物質統治的世界，也許已經找不到回頭路了，然而，如果能夠苦中作樂，盡可能嘗試以「無用」的眼光看世界，盡可能嘗試以日本人所說的「物哀」重新認識世界，大概不失為一種「無用」之用，亦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權宜之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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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時候開始，手機子民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都變成了手機的奴隸？如果覺得此一說法太誇張，不妨上YouTube看一條只有兩分鐘長的短片：《我忘記帶手機》（I Forgot My Phone），想像一下自己是一個沒帶手街的異類，就會發覺這是一個早就被手機全面侵佔的世界：人們在吃喝玩樂的時候，在看手機，在談戀愛、在爭吵，甚至在抗爭的時候，都不忘拿着手機，用手機拍下片段……那無疑就是每一個手機子民的寫照。

在《我忘記帶手機》此條短片裡，有一對男女躺在牀上，女子的頭枕在男子的臂彎，兩人也許是夫妻，也許是戀人，但卻默默無言，因為男子的右手儘管擁抱着女子，他的另一隻手卻拿着智能手機，手指在不停撥弄手機的小屏幕――數以千萬計的人次的觀眾見證了這樣的一場戲，或許都會有此一問：此對男女在最親密的時刻，為甚麼會顯得特別疏離？

對忘記帶手機或遺失了手機的那個女子來說，那是非常「反烏托邦」的一天：她跟男子去跑步（或遠足）的時候，男子接到電話，在喋喋不休地指示、討論或爭辯一些甚麼，女子站得遠遠的，彷彿是個局外人；此一女子跟一班朋友一起吃午餐，同檯吃飯的友人都在看手機，那一刻，她真的是一個局外人。

此一女子去聽音樂會，會場裡的人都不停舉起手機拍照；她去玩保齡球時打了一個「全中」，沒有人為她歡呼鼓掌，因為沒有人留意她――場內的人都在低頭看着手機；此一女子去參加一個生日派對，所有人都拿出手機拍照，或者拍短片留念，她是唯一沒有手機的人，此所以她是唯一的局外人。

在《我忘記帶手機》的末段，一天快要結束了，沒帶手機或遺失了手機的女子回到牀上，她的男人還在把玩手機――對她來說，那是非常「反烏托邦」的一天，也是非常「存在主義」（或「反存在主義」）的一天，觀看者都在短短兩分鐘內成為短暫的局外人――那豈不就是卡繆（Albert Camus）1942年的小說《局外人》（The Outsider）的現代版嗎？

短片的女主角狄古茲曼（Charlene deGuzman）在接受訪問時說得好：「我們只顧盯着手機，而沒有親身參與自己生命中的某些時刻，這讓我感到難過……」反正觀看短片的過程時有會心微笑，然後，或會有些微難過。

狄古茲曼也是此一短片編劇，她說，之所以決定拍此部教人難過的短片，「是因為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真是太荒唐可笑了」，真的是太荒唐可笑了，甚麼時候開始，手機子民總是拿着手機去喝茶吃飯――此所以網絡上總有無數的美食照片「分享」，順帶一提，在網絡上「分享」的還有大量精神食糧：從來沒時間去閱讀的書本；是的，從美食到精神食糧，都只是一個沒有第二頁的世界，不知道有何味道，也不知道有何內容。

是的，手機子民總是拿着手機去購物，一不高興，就用手機去拍店員的嘴臉，錄下店員的言行；或者去遊行、去集會、去抗爭的時候，手機子民都不忘拿着手機，一不高興，就拍下警員的嘴臉和言行，等等，那就是手機所申訴的公義了。

如果有一天，你也像短片裡的女子那樣，由於沒帶手機或遺失了手機，因而整天感到惶然不安，因而成為「反烏托邦」的一天裡的局外人，甚或覺得一整天無事可做，可又好像記掛着一些失去的甚麼，你也許就會像狄古茲曼那樣，自覺或不自覺地思考着「存在」與「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