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 ： 強大的近鄰：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日俄華人記述

1868年前的日本，一向將中國奉為上邦，並多方向中國學習，1868年明治維新後卻轉而學習西方並迅速實現現代化。而俄國自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崛起，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國家都是中國的近鄰，與中國有着長期緊密的關係，它們近現代發展歷程的特殊性必然也造成其時這兩個國家華人記述的獨特性。

1  近現代日本華人記述
近現代日本華人記述，一般認為始自1853年羅森的《日本日記》，之後就要到1876年李圭、何如璋、黃遵憲、王韜等人對日本的記述。事實上，若要論近代日本華文文學，時間當可再往前追溯，且文本不僅限於這些赴日官員、考察者的記述。王韜曾記載：「長崎居民中，有能操華語者，多明時遺老後裔。易代之際，逃此不歸，遂為日人。」（1）李筱圃在追述日本自漢已與中國通使通商的歷史後，亦記其時「華商在日本約共五六千人」（2）。黃慶澄的資料則更確切：「在長崎者七百餘人，在神戶、大阪者千餘人，在橫濱者四千餘人。」（3）那麼，在那些會講華語的日人當中，尤其那些在日經商的華人當中，是否有一些華文文學的創作？但由於史料的限制，本文仍從羅森《日本日記》論起，由此也可見近代海外華文文學史料收集的緊迫性。

甲午戰爭是近現代日本華人記述一個十分重要的分界線。甲午之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種，除羅森、王韜、李筱圃的私人遊記外，主要是使臣記述與少量考察記。甲午戰敗，中國人在驚詫之餘，也痛定思痛掀起學習日本的高潮。據記載，自1898年到1911年，有據可考的赴日考察者人數就達一千二百人左右（4），而自1896年首批十六名學生赴日後不到十年，在日本的中國學生人數達萬人（5）。因此，近現代尤其是甲午之後留下大量的日本華人記述。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專門對此做了收集，總數達二百四十四種之多。甲午後的日本華人記述，以實務考察居多，涉及政治、經濟、教育、農業、商業等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行業，其中多是「瑣細而無趣的專業化的考察報告」（6）。就文學文化角度而言，這些記述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日彼此對視的態度。

比照甲午前後的日本華人記述，可以發現中日彼此對視態度的巨大轉變。研究者認為，王韜《扶桑遊記》中對自己在日本招妓薦寢之事的記錄，呈現了日本在「王韜及其前後時代的普遍意識中不過是一個文化、禮儀處處附屬於中華的『蕞爾小國』，是一個大清帝國陰影下不值正視的『小日本（7）。

王韜的《扶桑遊記》無論是描摹還是敘述，都是文筆了得的文言上乘之作。其描摹如：「屋宇雖小，入其內，紙窗明淨，茵席潔軟。庭前必有方池蓄魚，荇藻繽紛，令人有濠濮間想。」（8）其敘述如：「晨，雨殊大。旅中無事，閉門僵臥。午後天忽放晴。季方以事往大阪。余偕某友，乘車出遊，新雨泥濘，車行頗遲。登山浴溫泉。」（9）然而，可惜的是，王韜如此美妙的文筆卻主要記錄其在日本的詩酒風流，而對1868年以來正以維新之治變得現代化並強盛的日本卻關注不夠，且無警戒之心。他不僅沒有預見到明治維新正給日本帶來的巨大變化，反而還批評日本「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10）。

與王韜同時代赴日的幾位晚清使臣見解亦與他相類，甚至於更為保守。何如璋多次記錄日本明治維新處處改西制的情形。他記日人服飾改西制，「男女均寬衣博袖，足躡木屐。頃改西制，在上者氈服革履」（11）；禮儀改西制，「其禮簡略，與泰西同」（12）；飲食音樂改西制，「赴外務省公宴。太政官以下，各長官咸集。筵饌西式，奏樂亦仿歐洲」（13）。總之是，「近趨歐俗，上自官府，下及學校，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然以泰西為式」（14）。然而，對於發生這樣巨變的日本，何如璋卻認為這樣的變化只是「風會所趨，固有不克自主者乎？」（15）他甚且懷疑這樣的改變與現代化是否會比幕府時代更好。於是他對那些還死守着舊制的老遺民深表憐惜：「而遺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習、談漢學、硜硜以舊俗自守者，足矜已！」（16）而至為遺憾的是，當他參觀日本軍艦，看到他們軍法嚴明、軍紀整肅、船堅炮利之時，他並沒有意識到日本即將對中國帶來的威脅與戰爭，而是轉而去討論歐西大勢。在何如璋的「戰國」列強中，並沒有日本——這正是晚清的對日心態，「蕞爾小國」無論如何都不足懼！

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四十首，除了對日本風俗的描摹外，亦有涉及維新之政。他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之進行了嘲諷。他否定日本改用西曆，他諷刺日本改服西制是「沐猴而冠」「狗尾續貂」。而對甲午後受到中國考察者一致肯定與讚賞的日本女子教育，他還只是將其當作「女紅」之類的來看待。

至於李筱圃，正如鍾叔河所論：「李筱圃對日本『一切效法西洋』憤憤不平。除了看博物院是為了獵奇，看工廠也許是為了應『號東』、『號友』的請託外，他對維新帶來的新事物和新氣象很少注意，更矢口不予讚美。」（17）他總是以天朝上國的姿態去關注中華文化在日本的留存與傳播。在花園裡，他想到的是他們「仿倪雲林所作蘇州獅子林山石之意」，在上野博物院，他記載了裡面保存有多少中國古畫。

值得注意的是黃遵憲與黃慶澄，他們以比較嚴肅的態度來對待日本的崛起。黃慶澄遊歷日本的重點主要放在考察其明治維新後造成的社會新景象，如工廠「肅有定規」（18），鐵路四通八達，學校學制現代等，他並為見到幾何形體器具而十分興奮。黃慶澄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日本遷都東京的魄力並讚賞其推行維新之政的勇氣。黃慶澄在日記中稱「欲為倭遊者，五載於茲矣」（19），從其考察內容推斷，其一直想要遊歷日本的原因當是為其維新之政所吸引，因此，當親眼所見之後，對之倍加讚賞。不過，當時的黃慶澄亦如晚清歐美使臣一樣，為其器物所驚詫，為其除政治制度外的其他制度所吸引，但還保有強大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並極力為之辯護。而或許也正是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下，雖然他親眼目睹了日本維新之後的強盛，但亦只認為這樣的親歷是「生平一快事也」（20），卻絲毫未注意到風暴來臨前的痕迹。黃慶澄東遊日本是1893年，其時甲午之戰當已露端倪。

黃遵憲是我國近代史上研究日本第一人。黃遵憲於1877年毅然拋棄科舉仕進之路，跟隨何如璋出使日本，任參贊一職。其就任期間，憂慮於中國對日本的瞭解太少，「日本與我僅隔衣帶水，彼述我事，積屋充棟；而我所記載彼，第以供一噱」，因此，「今從大使後，擇其大要，草《日本誌》成四十卷；複舉雜事，以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為次，衍為小註，丳之以詩」（21）。《日本雜事詩》首成於1879年，其時共有二卷一百五十四首，後黃遵憲於1890年對之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最終成詩二卷二百首。《日本國誌》則資料收集並初撰於其在日期間，最後完成於1887年，共有四十卷五十餘萬字。

《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誌》的寫作說明了黃遵憲不似其他同時代之人一樣俯視日本，而是十分重視這一「蕞爾小國」。這一「蕞爾小國」之所以能讓黃遵憲如此重視的原因，正在於它的維新之政：「今日本國勢未定，兵力未強，與日爭衡，猶可克也。隱忍容之，養虎坐大，勢將不可複製。」（22）黃遵憲已預見到維新之政後日本的強盛及其即將對中國產生的威脅。

黃遵憲呈現了一個全面的日本，而其對日本維新之政尤為重視。他在第六首即寫到《明治維新》，並在「註」中稱讚它是日本「偉矣哉中興之功也」（23）；在第十二首〈銳意學西法〉之「註」中，他再次肯定明治維新是「美善之政，極紛綸矣」（24），並以具體的資料來證明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巨變：「而自通商來，海關輸出逾輸入者，每歲約七八百萬銀錢云。然易服色，治宮室，煥然一新。」（25）正因為如此，《日本雜事詩》廣泛記錄各種維新之政，如〈新曆〉〈議院〉〈租稅〉〈軍制〉〈刑訟〉〈警視〉〈消防局〉〈統計表〉〈新聞紙〉〈女子師範〉等。在這些記錄當中，黃遵憲描繪出了一個稅制嚴明、軍隊強大、教育新式、社會安全的現代日本。在〈租稅〉一詩中，黃遵憲注意到日本民無私田、稅賦極高的現象，但他並不如李筱圃一樣否定明治維新「聚斂苛急」，在〈煙酒稅〉一詩「註」中他更以「西人之課煙酒稅，大類如此」（26）來肯定這些稅賦的積極意義。他欣賞日本軍隊「兵仿西法，槍炮連發，分屯互擊，若對敵者。步伐整齊頗可觀」（27）。日本城市「街道甚修治」且有「巡邏者時時環門」（28）。日本教育多從西學：「五經高閣竟如刪，太學諸生守兔園；猶有窮儒衣逢掖，著書掃葉老名山。」（29）由於詩長於描摹，且為篇幅所限，黃遵憲較難在詩中表現自己的思想傾向，所幸這些詩後都有長篇之註讓他一抒胸臆，而若再把皇皇之《日本國誌》與之對讀，則黃遵憲寫作的意圖與對日本維新之政的讚賞就會更加鮮明。甲午戰敗使得「吾國四千餘年大夢被喚醒」（30），因此，在之後掀起的考察與留學日本熱潮及其記述中，中國人不敢再輕視日本，反而仰視日本，學習日本。雖然此時「瑣細而無趣的專業化的考察報告成為書寫的主要方式」（31），但考察者對日本的觀感與態度也還總是會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因此，甲午戰敗是中日雙方對視態度的一個轉捩點。中國對日本的態度由輕視轉向肯定，甚至於讚賞——就有論者認為：「溢美式描述成為甲午後日本遊記的重要書寫方式」（32），反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則由仰慕轉向輕視。而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日本人刻意製作的貧弱中國、怪異中國的話語，這一話語同西方的同類話語相配合，既提振了日人甲午之後的強大自視，又進一步強化了近現代華人的自卑意識。

也正是在這樣的刻意扭曲之下，日本人對待華人的態度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有較大的轉變。羅森1853年赴日還十分受歡迎：「（日本人）故多酷愛中國文字詩詞。予或到公館，每每多人請予錄扇。一月之間，從其所請，不下五百餘柄。」（33）而至1893年黃慶澄赴日則已改變：「三十年前，華人旅居者備承優待，其遇我國文人學士尤致敬盡禮，今則此風稍替矣。」（34）到1906年的吳慶坻考察日本，就更為不堪了：「政治家、教育家皆有輕視中國之心。」正如實藤惠秀所論，自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chankoro）」（35）。

更為糟糕的是，與將近現代西方對中國的他者鏡像轉化為自我鏡像一樣，中國人亦將日人的這種輕視與侮辱內化為自我形象並深感自卑。張資平在1922年5月創作於東京巢鴨的短篇小說〈木馬〉中刻畫了三個極為骯髒並讓人厭惡的留日中國人：


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樑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裡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樑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捋，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只在櫻花樹上一抹，櫻花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黏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視窗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36）


由於當時的華人普遍生活水準較低，在日常衛生與禮儀舉止上相對不講究，但張資平的描寫卻也有其因自卑之心而起的誇張。當然，描寫華人自卑形象最為人所熟知的是郁達夫的〈沉淪〉。小說中的那個留學東京的「他」總是覺得學校裡的同學都在看他講他笑他，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而之所以他這樣認為，是因為他是一個華人，而且那些日本同學「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37）。在這篇小說中，郁達夫既透露出其時日本人對華人的輕侮之心，亦形塑了一個十分悲哀的自卑到只能自瀆並自殺的華人形象。這一類華人形象亦如近現代歐美華人記述中的同類形象一般，需要我們重新梳理考辨其源頭並予以一一析解。

2  近現代俄國華人記述
（1）近代俄國華人記述
相比較近代西歐各國，近代俄國對華人的吸引力顯得要小得多，雖然近代俄國也十分強大，一向被喻為戰國之秦，但由於極為寒冷的氣候以及長久以來的邊界矛盾，近代俄國華人記述並不多。志剛是近代第一個到俄國的晚清使臣，他於1868年出使歐美，終於在1870年到達俄國，其由歐入俄，又由歐返回，致使後來黎庶昌批評他未能借機順勢由俄國至中國東北返回考察入俄之路：「有從陸路回國之議，嗣以畏難而止。」（38）事實上，在《初使泰西記》一書中，雖然志剛「旅寓俄者七十餘日」，但對俄國的記錄並不多，除了一些邦交過程記錄，就只注意到「俄君身體雄偉，神暴露而氣深穩……與臣民猶家人父子」，以及俄育嬰堂讓其油然而生「暢遂之機」（39）。

在之後的幾種俄國華人記述中，張德彝的記載最為具體生動。張德彝1878年隨崇厚出使俄國，除了外交事務外，他尤其關注俄國的城市建設、日常生活與風土人情。在張德彝的眼中，俄國的城市建設遠不如西歐。比如俄國輕工業不發達：「俄京一切精巧綢緞器皿，以及桌櫈玩物，皆來自英、法、德、瑞各國。間欲定造一物，則云無此巧匠，亦無此等材料。是製造不如他國也」；「俄京載物車輛之不輕捷，包裝之不整齊，諸處省工減料，遜於英法遠矣。」俄國人日常生活較粗糙：「俄京茶會跳舞會，規模與他國略同，飲食甚為簡約。」俄國人不守時：「西人每事訂時，無論何等人，毫不爽約。至俄京則不然，如赴宴會及他約，皆晚到一小時不為遲。」俄國官員驕矜：「談及昨晚二人喧嘩，據云，是為俄國陋習：凡為官者，驕傲自大，易於動怒。」「禦者隨行吃喝，氣燄頗盛。平等之馬車、雪牀，聞而避路，英法則否。」

但是俄國老百姓給予張德彝較好的印象，他多次描繪俄國的老百姓雖然貧窮，但仍保持衣着整齊、頗有禮體的個人尊嚴：「俄都貧民，率皆安分守命，竭力謀生，鮮有囚首喪面赤身跣足而沿門乞食者。」「俄京貧民雖多，而無乞丐。間有討錢於街市者，無論男女，皆整衣淨面，手執青布一塊，方一尺，上縫黃布十字，向人指示，祝以吉語。」「老少群坐，多有談笑喧嘩者，而口角鬥毆及語出不馴者，百無一人。」


他並記載了俄國的重稅與苛政：「俄京稅務極重，無物不稅。」「前日放槍行刺之人……據供因國法太嚴，民受荼毒，總由君上不明，廷僚貪墨之故。」而俄國天氣酷寒是所有赴俄華人難以忍受也必記錄之事：「俄京冬季滴水成冰，寒氣凜冽，朔風肅殺，墮指裂膚。」張德彝則更進一步指出他對俄國日常生活及國政的影響：「故一盧布可買肉一塊，而不能買菜一束。十斤肉只抵一斤米穀。是茹素難於茹葷也。」「俄國地廣人稀……其正北及東北一帶較少者，一因地皆石田，一因天時寒冷。至南界各省，一因遊牧所居，一因乏缺水草。其在亞洲者，統為沙漠，五穀不生。……其勤於工商者，多他國僑寓之人。倘有鄒衍吹律，寒谷回春，則物阜民豐，不至有向南垂誕之望矣。」（40）張德彝此次出使是隨崇厚與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因此，能夠在記述中如此理性談論俄國掠奪野心產生的原因並將記錄重心放在日常細節的描述上，實在是十分難得並值得研究。

王之春1895年赴俄，主要任務是賀新皇尼古拉二世登位。其《使俄草》共八卷，屬俄國記述的僅卷三後面一小部分與卷四全卷。其餘是其赴俄途中見聞及之後因他事赴法外交記錄。王之春與張德彝記述風格迥異，他主要客觀記錄外交與參觀之事，另外對俄國的地理、民族之來源與俄皇血統進行了極長的敘述。不過，在這樣一些冗長的敘述之下，還是讀到一些其時俄國的風土與社會情狀及其個人觀感。

如《使俄草》中王之春寫有八首《俄京竹枝詞》，其二即描述了俄國寒冷氣候及女性裝束：「冰天雪地共誰偕，結伴行經大海街。群挈馬單廊下出，大毛風領小皮鞋。」（41）他亦注意到俄國的稅制，但並不像張德彝一樣認為是重稅，反而覺得比英法稅輕。且與張德彝對俄國百姓的欣賞不同，他批評俄民多是「惰農」：「俄之歐境各屬，北稍荒寒，南多沃壤，惜皆惰農，秋冬霜雪既降，便事酣嬉，親耒耜者歲不過五六月，種耘本疏，納稼滌場亦複草率，因俄民多先代貴族奴僕，常租既交足供口食，即不更求生活，今雖脫籍，尚未能改錮習也。」（42）

研究者認為王之春銜命出使，着意通好是，因此，「述俄皇、宮廷，及各處景觀，筆多溢美，尤其對尼古拉二世，不少稱頌」（43）。不過，在這樣的溢美稱頌下，他還是記錄了俄國社會之亂：「俄近日頗講求文治，而所讀多法國之書，法人多主民政，故俄之亂黨甚多，有喀拉波特肯黨，有拉勿諾甫黨，有格爾特捫黨，有嘰爾皺黨，大旨謂俄貧富不均，國家賦稅重，思一切反之，易君主為民主焉。」（44）

尤其應該注意的是，他在參觀了俄國「海軍機器造紙各局」後賦詩一首，極為稱讚俄國的強盛。然而在其中，王之春亦隱含了其防備俄國之心，他很清楚俄國覬覦中國新疆西北之地，「天山誰暗覬」。而在另一處，他亦暗指俄國侵略印度與中國的野心：「俄之鐵路如蛛結網，然皆在歐洲，其中亞細亞，惟布哈爾蓋已近印度，至於至東方之西伯里亞，則尚擬築而未就。然觀俄人之志，必當卒觀厥成也。」（45）

1903年，錢單士厘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隨夫入俄並留下《癸卯旅行記》中下二卷俄國記述。其雖為一介女子，所述卻少有日常，反是諸多社會考察與政治討論。錢單士厘對俄國至為反感，她在旅行記中記述其對內推行苛政與專制，對外亦以強凌弱，手段極端「俄待他種如芬蘭，如波蘭，如猶太，皆有種種不思議之苛例，罄竹難盡，大意無非欲遏民智，俾就夷滅」（46）。雖然其時俄國推行西制並頗為強盛，但錢單士厘仍然說「此俄之所以異於文明國也」（47）。

與志剛、張德彝、王之春等人不同，錢單士厘在《癸卯旅行記》多次記載了俄國人對華人的凌虐侮辱及其侵略中國的野心。她親眼見到俄人車夫「用華語毒詈此荷校人，作極村辱語」，而其夫下屬李君亦無來由地遭俄警毆打：「李君亦聞聲趨出，向警役用俄語聲說。詎警役驟加毆辱於李君，可謂奇極」。她亦回顧了俄國人一向以來對中國邊境的搶掠及中國政府的無所作為：「俄人肆虐殺淫掠於東三省，自以海蘭泡之殺我男婦老幼三千餘人於一日，為最著稱。黑龍江沿岸，被殺者數十數百，不可枚舉，此將軍壽山之所致，猶曰此庚子事也。……至於毀居屋，掠牲畜，奪種植，更小事矣。此在民間被害，初亦憤；憤而訴，訴而無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且以為非人力所能回矣。即在華官確知民間被害，初亦憤；憤而訴，訴而無效，亦姑忍耐；妨而久，亦以為非人力所能回矣。」（48）


錢單士厘並直接指出俄國對我國東北西北的蠶食之舉與入侵野心，她敘述俄人借拳亂之名搜盡武器欲使滿洲對它無抵抗之力，又不停地屯地圈界擴張路域，為今後出兵之用。而王之春記錄的「至東方之西伯里亞，則尚擬築而未就」的鐵路，至錢單士厘時已建成，錢單士厘直言不諱地指出其對北京的威逼之意：「西兩路均通莫斯科。南一路漸引漸長，將出彼之斜米帕拉庭斯克（或譯曰七河省），而入我新疆北路者，與其里海東岸一路，已引長至安集延，而瞬將入我新疆南路者，正如巨蟹右螯之雙鋏。而營口已成之路與張家口必造之路，又如巨蟹左螯之雙鋏，向我北京云。」（49）

正如鍾叔河所論：「錢單士厘雖然少談政治，卻能毅然『以國民自任』，在日記中留下了很多頗有政治意義的記載，值得後人仔細玩味。」（50）

（2）蘇俄時期華人記述
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國家。而對一直以來孜孜以求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當然極具誘惑力，因此，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遊歷考察蘇俄的熱潮。中國的蘇俄考察並非只一黨一派之舉，而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理想投射。其時蘇俄華人記述除了最為知名的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外，尚有胡適、胡愈之、蔣光慈、郭沫若、徐志摩、戈公振、鄒韜奮、李四光、抱樸、江亢虎、冰清、林克多、曹谷清等人十分豐富的記述。關於蘇俄時期的華人記述，研究者認為其中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並呈現了兩個不同的蘇聯形象（51）。

絕大部分的蘇俄華人記述採用的是肯定的聲音。如蔣光慈與郭沫若等人則更用詩人的激情讚美新生的蘇維埃。有感於「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沒有貴賤」、「也沒都市，也沒鄉村，都是花園」，蔣光慈讚道：「喂！此邦簡直是天上非人間！／人間何時才能成為天上呢？／我的心靈已染遍人間的痛迹了，／願長此逗留此邦而不去！」（52）郭沫若亦說五十多天的蘇聯之行，使他「相信了在地上確是有天國」（53）。在肯定的聲音中，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影響極大。它甫一連載就使雜誌銷量大增，1931年出單行本，一年多時間連版五次，之後被禁，但又在香港與南洋翻印出版。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並不像蔣光慈與郭沫若充滿激情，而是以平實理性的語言娓娓道來，這反而讓它贏得了眾多的讀者：「轟動了知識界，開拓了一代人的視野，在他們的心靈處播下了嚮往社會主義的種子。」（54）

在蘇聯的七天裡，同其他參觀者一樣，胡愈之被安排參觀了許多地方：工廠、學校、醫院、農場、歌劇院、克里姆林宮、列寧墓等。他經歷了俄國一向的寒冷，卻也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冷可是冷極了。溫度總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可是空氣卻很清洌，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革命的熱情，竟把寒冷衝散了……當時滿街站着的人，都已興奮到忘卻寒冷了。」（55）他看到的蘇維埃公職員，「態度和藹，少一些官場氣」（56）；在蘇維埃的無產者旅行社，「一切都毫無拘束，衣服歪斜些不要緊，高聲談話也沒人干涉。大家都像一家人，過的全是天真的樸素的自由的生活」（57）；他討論蘇俄的公有制，「因此增加工廠生產率，減低產品成本，在蘇維埃國家，乃以工人自己的志願、工人自己的努力來企圖。為社會全體增加生產，視為工人最大的榮譽……一切的生產競賽，都是由工人自動發起，自動決定標準，自動訂定契約。這工人直接動員，為增加生產而鬥爭，是五年計劃時期蘇維埃經濟的一個特徵」（58）；新式工人住宅整齊劃一，設施齊全，整潔又不缺陽光；醫院是義務性質的，醫院費分文不取，收拾得很清潔，「因此連最貧困的農民，都想去鑲上幾粒金牙，於是牙科醫生都忙的不亦樂乎」（59）；工廠食堂十分現代化，「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大規模的廚房。據說這廚房每兩小時內可供給六千份的全餐。一切設備全是用新式的電氣裝置。湯是用蒸汽大鍋燒的，糕餅是汽爐蒸的。甚至馬鈴薯也是用機器來去皮」（60）；使得胡愈之感慨對「人類的後代的幸福，才有了確信」的幼稚園：「嬰孩又依年齡的不同而分列在各個特別的房間。裡面放着許多小搖牀。另外有遊戲室、哺乳室等，室內放着小桌、小椅、小牀、小磁盆等，都是為着嬰孩們特製的。內部非常整潔，淨無纖塵，室內參觀，須脫了鞋方能進去。」（61）


胡愈之對蘇俄的所見所聞所感也是絕大部分蘇俄考察者的觀感，比如鄒韜奮同樣描寫新式工人住宅的整齊與陽光，蔣廷黼亦羨慕他們的幼稚園，而戈公振也讚揚了工人精神推進的蘇俄五年計劃。因此，研究者認為這些蘇俄華人記述中呈現出十分明顯的互文性（62）。而形成互文性最主要的原因是蘇俄對參觀者的參觀行程嚴格把控，這些參觀者並不能在蘇俄境內隨處行走。鄒韜奮與李四光都在他們的遊記中提到這一點：「科學院兩百週年紀念會完了。我們在俄國沒有特別事可幹。蘇俄當局也不願許多外國人到處看見一些不應該看見的東西，所以我們只好大家收拾行囊，承他們的種種照應，快快的去出蘇俄的國境。」（63）


也有一些參觀者看到了不一樣的蘇聯。與胡愈之、蔣廷黼等人看到的幼稚園不同，抱樸所見的蘇俄幼稚園是「小孩的被褥都很單薄，飲食也很壞，每天僅有麵包一磅，中午兩餐的馬鈴薯，都是腐爛的」，他還看到滿街的乞丐以及蘇俄的極度不平等，他批評蘇俄的公有制：「用武力去奪取農民的餘糧，有時連他們最後的種子也拿走了」，而特權階層比資本主義更甚：「當軍事共產主義時代，一般人僅領到半磅黑麵包，而委員們卻得到豐裕的麵包。」（64）江亢虎因為其夫人在蘇俄期間恰好要分娩，得以進一步瞭解到另一個不一樣的蘇俄：平時參觀所見醫院、幼稚園等處的整潔，均是為參觀者刻意打造的表象，除了參觀之日，「院中衾席污穢狼藉，經月不易」（65）。

徐志摩則更側重從人精神的萎靡方面呈現昂揚奮進之外的蘇俄，他描繪了莫斯科各色人等，最終做出總結：「雖則嚴斂、陰霾、凝滯是寒帶上難免的氣象，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憂鬱、慘澹，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着一個重量似的。」（66）其餘如曹谷冰、蔡運辰等人亦或多或少記錄了蘇俄的負面現象，但反應最為激烈的還是徐志摩、抱樸與江亢虎三人。他們的遊記被認為是蘇俄華人記述中最為「異質」（67）的聲音。抱樸稱他已「灰心絕意」，徐志摩則十分嚴厲地批判那是「一座血污海」（68）。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瞿秋白的蘇俄記述。瞿秋白赴蘇俄最早，他亦早在《餓鄉紀程》中記錄了蘇俄的種種負面現象，如他遇到的蘇俄工程師唾罵布爾什維克並諷刺說「黨綱好極了！好極了！可惜夢想，幻想；槍，監獄，監獄……」（69），批評蘇俄採取的體制是「集權制」，他並看到「市場上的俄國人都穿得襤褸不堪」（70），飯菜粗劣等。事實上，瞿秋白剛進入蘇俄之境就被俄國人警告不要再往裡走，只是他不相信。而後面他遇見的一位蘇俄公職人員也親口承認蘇俄並沒有宣傳的那麼好，卻要求瞿秋白：「你們通信，可不要寫俄國的壞處呀。」（71）然而，瞿秋白卻將他的蘇俄所見如實的記錄在《餓鄉紀程》中。

但瞿秋白畢竟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因此，其第二部蘇俄記述《赤都心史》不再直接去描繪蘇俄的負面現象，但他卻也無法像蔣光慈等人那樣直接讚美或像徐志摩那樣盡情批判，於是，其散文筆法便呈現了一種隱晦的特徵：「其中充斥着即興的、碎片式的段落，隱晦的象徵和比喻，無緣由的傷感和抒情，不完整的敘述與句法結構，作者立場的隱含，自相矛盾的表達，曖昧的詞句，等等。」（72）。張歷君為他這一寫法所做的解釋是：「瞿秋白在他的蘇聯之旅中不斷遭遇事物本身所提供的無言的見證。他不斷變換自己理解和觀看事物的視角，力求尋找一種語言解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但卻一次又一次無功而還。」（73）

蘇俄的華人記述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隨着蘇聯政府政策的改變突然銳減，雖然它出現的時間不長，但產生的文本卻不少，其中關於蘇聯形象的辯駁與多重敘述聲音的研究仍然還可繼續深入。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成果）

【註】：

（1） 王韜：《扶桑遊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95

（2） 李筱圃：《日本紀遊》，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163

（3） 黃慶澄：《東遊日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23

（4） 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之研究》，（日）汲古書院1998年

版，附錄第1～44頁。轉引自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頁111

（5） 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頁8

（6） 楊湯琛：《驛動的「思」與「文」：晚清域外遊記研究（1840～1911）》，中山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頁179

（7） 同（6），頁170

（8） 王韜：《扶桑遊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99

（9） 同（8），頁398

（10）同（8），頁453

（11）何如璋：《使東述略》，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92

（12）同（11），頁101

（13）同（11），頁102

（14）同（11），頁107

（15）同（11），頁102

（16）同（11），頁107

（17）鍾叔河：《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嶽麓書社2002年版，頁188

（18）黃慶澄：《東遊日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25

（19）同（18），頁372

（20）同（18），頁372

（21）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註）》，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790

（22）吳天任編著：《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31

（23）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註）》，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

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586

（24）同（23），頁601

（25）同（23），頁601

（26）同（23），頁626

（27）同（23），頁630

（28）同（23），頁637

（29）同（23），頁649

（30）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戊戌變法（二）》，上海書店2000年版，頁153。轉引自楊湯琛：《驛動的「思」與「文」：晚清域外

遊記研究（1840～1911）》，中山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頁176

（31）楊湯琛：《驛動的「思」與「文」：晚清域外遊記研究（1840～1911）》，中山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頁179

（32）同（31），頁181

（33）羅森：《日本日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8

（34）黃慶澄：《東遊日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Ⅲ，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23

（35）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1983年版，頁11

（36）張資平，《木馬》，《張資平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頁34～35

（37）郁達夫，《沉淪》，《郁達夫小說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頁21-23

（38）黎庶昌：《西洋雜誌》，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Ⅵ，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543

（39）志剛：《初使泰西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Ⅰ，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338～345

（40）張德彝：《隨使英俄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Ⅶ，嶽麓書社2008年版，頁670～678

（41）王之春：《使俄草》，《王之春集2》，嶽麓書社2010年版，頁709

（42）同（41），頁692

（43）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230

（44）（45）王之春：《使俄草》，《王之春集2》，嶽麓書社2010年版，頁687

（46）錢單士厘：《癸卯旅行記》，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Ⅹ，嶽麓

書社2008年版，頁753

（47）同（46），頁744

（48）同（46），頁723～724

（49）同（46），頁748

（50）鍾叔河：〈錢單士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從東方到西

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嶽麓書社2002年版，頁651

（51）陳曉蘭：〈「兩個蘇聯」：20世紀30年代旅蘇遊記中的蘇聯形

象〉，《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頁21～26

（52）蔣光慈：《昨夜夢裡入天國》，《蔣光慈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頁327～328

（53）郭沫若：《蘇聯紀行》，上海中外出版社1946年版，頁66

（54）陳曉蘭：《「兩個蘇聯」：20世紀30年代旅蘇遊記中的蘇聯形象》，《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頁23

（55）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26～27

（56）同（55），頁28

（57）同（55），頁41

（58）同（55），頁51～53

（59）同（55），頁67

（60）同（55），頁98

（61）同（55），頁100

（62）蘇明：《域外行旅與文學想像：以近現代域外遊記文學為考察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145

（63）仲揆（李四光）：〈一個月在蘇俄的所見所聞〉，《現代評論》1925年10月17日第二卷第四十五期，頁12

（64）抱樸：《赤俄遊記》，北新書局1927年版，頁29～49

（65）江亢虎：《新俄遊記》，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頁79

（66）徐志摩：《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丁）》，上海書店1995年版，頁71～72

（67）蘇明：《域外行旅與文學想像：以近現代域外遊記文學為考察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166

（68）徐志摩：《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丁）》，上海書店1995年版，頁109

（69）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85

（70）同（69），頁86

（71）同（69），頁94

（72）陳曉蘭：〈徘徊於理論與現實之間——20世紀20年代中國旅蘇遊記中的蘇聯形象〉，《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頁67

（73）張歷君：〈鏡影烏托邦的短暫航程——論瞿秋白遊記中的烏托邦想像〉，《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1期，頁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