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離別是一把快刀

文學大師紀錄片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中，不計算劉以鬯、西西、也斯三位香港作家的話，如果單單說與香港關係最深的台灣作家，當數余光中――余先生夫子自道，抗戰時來過香港，遷台前也來過香港，更不用說1974年至1985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了。

余光中在2017年12月14日溘然長逝，九十年的一生漫長，遷來移去，足迹甚廣。另一方面，他又出入於古典與現代，古今中外的文學涉獵皆深，我曾經在2011年的訪問中，詢問余光中真正的逍遙遊，是時間之遊，還是空間之遊呢？ 

余光中說，「逍遙遊是精神之遊。」說到底，那一代人不少都是難民，而且經受戰難所磨，肉身有種種囿限，心中有諸般不快，要達到逍遙遊，還是歸之於精神之域，一如余光中在〈逍遙遊〉中說：「如果你有逸興作太清的逍遙遊行，如果你想在十二宮中緣黃道而散步，如果在藍石英的幻覺境中，你欲冉冉升起，蟬蛻蝶化，遺忘不快的自己。」

有趣的是，余光中喜歡駕車外遊，那大概就是現代人的閒暇逍遙遊了，香港的飛鵝山、鹿頸和船灣他都去過。當年人手一本的散文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1987）中有一篇〈輪轉天下〉，由 「無輪時代」說到「四輪時代」，他在文中道： 「華山夏水的第一知己徐霞客，如果是駕一輛三百匹馬力的跑車，在雲貴高原的高速公路上絕塵而去，那部雄奇的遊記傑作只怕早收進反光鏡裡去了。」果然不離幽默風趣本色。

還記得「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中的紀錄片 《逍遙遊》，由陳懷恩執導，陳懷恩的代表作品當數2007年的劇情片《練習曲》，電影曾經引起台灣年輕人的踏單車「環島熱」，當中可以見到陳懷恩對旅程的重視。總觀《逍遙遊》，導演以旅程、生平和詩作三者互相扣連，紀錄片拍得自然，不求張揚獨到，但總算做到有條有理、清清楚楚，教育意味也很高，其中余光中遊無錫一段最具有生活 感，他正正經經參拜徐霞客墓，但也像老頑童般騎上石獸。不錯，余光中和紀錄片都給我們一致不誤的印象，就是亦莊亦諧，他可以跟你嚴肅討論大問題，也可談笑風生妙語如珠。

回到詩。在2011年的訪談中，余光中對我說過，「詩是哲學的戲劇化，感情思想在裡邊。」余光中的詩總是反照出他的人生哲思，個性鮮明，像畢卡索般多變，他早年的詩作耽於少年浪漫，五、 六十年代之間的〈我之固體化〉、〈天狼星〉等作則傾向現代主義，但是余光中還是不滿意西方現代思潮及存在主義，決意再見虛無，於是有1964年出版的《蓮的聯想》，出入於中國古典意象，對中國傳統重新肯定，信誓旦旦要下五四的半旗。 

回到傳統，也觀望現實。我記得紀錄片《逍遙遊》中，年輕人開詩會，圍讀余光中六十年代末的作品，《敲打樂》（1969）和《在冷戰的年代》（1969）兩本詩集的作品，不少都是回應時局，如今由青年讀來，仍是火熱。順理成章，紀錄 片就帶到余光中與台灣民歌運動的關係，楊弦以詩譜歌，唱出有名的〈鄉愁四韻〉。

在2011年的訪問中，我問過余光中最喜歡自己哪一本詩集，他爽快地答道：「《白玉苦瓜》，當中的作品最成熟。」對此答案大家並不感到意外，而我也曾在〈詩與音樂對話――評2015年「余光中詩歌音樂會」〉一文指出：「余光中 在新詩、散文、評論、翻譯方面都卓有成就，他的詩歌風格多變，早年的詩集如《舟子的悲歌》（1952）和《藍色的羽毛》（1954）倚仗格律，充滿浪漫色彩，《萬聖節》（1960）、《鐘乳石》（1960）和長詩〈天狼星〉就轉向現代主義，《蓮的聯想》代表新古典主義的詩風，《五陵少年》（1967）和《敲打樂》就展現出新舊融和的嘗試，至《在冷戰的年代》和《白玉苦瓜》（1974）邁向成熟。」（見《明報．明藝》2015年2月28日） 

〈江湖上〉、〈鄉愁四韻〉、〈民歌手〉、〈白霏霏〉、〈小小天問〉等著名民歌都出自《白玉苦瓜》，當然也包括了點題之作〈白玉苦瓜〉， 詩中詠台北故宮的寶物，有赤子精誠的中國情懷：「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猶帶着后土依依的祝 福╱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熟着，一個自足的宇宙╱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白玉苦瓜》出版以後，余光中來到香港，期間著有《與永恆拔河》（1979）和《隔水觀音》（1983）等著作，創作不輟，可是紀錄片《逍遙遊》只有輕輕帶過，香港又一次成為補白、佈景，幸好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籌劃了「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堪為補苴罅漏。 

紀錄片《逍遙遊》轉而拍攝余光中在高雄的日子。1985年，余光中離開香港，原因何在？他說，一來退休的年齡漸近，二來中英草簽後，香港步入過渡期，移民者眾，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文學院邀余光中擔任要職，於是他就回到台灣去了。當然，紀錄片不會提到李國威的尖銳文章〈請戴望舒原諒余光中〉，還有《香港文藝》第六期的「余光中專輯」，專輯中有黃國彬、覊魂、胡燕青和陳錦昌的送別之作、陳德錦的訪問記、黃維樑與王良和的〈余光中研究資料續編〉，也有葉輝的尖銳文章〈香港的滋味――余光中詩二十年細從頭〉

時光飛逝。在去世之前數年，余光中依然活躍，保持頭腦靈活。單單2015年他出版了遊記選集《古堡與黑塔》、詩集《太陽點名》和散文集《粉絲與知音》，2017年推出增訂新版的《守夜人》和《英美現代詩選》。之前的2012年，余光中出版了《濟慈名著譯述》，此書為濟慈（JohnKeats）的中譯詩集，更附有研讀文章，印象中我曾經從《聯合文學》看到〈賽琪頌〉、〈憂鬱頌〉等譯筆，已看得手不釋卷。 

於是，我想起自己曾向余光中詢問：「以他八十多歲的長者，人生閱歷豐富，翻譯一位二十六歲就早逝的詩人，不知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受？」余光中指出，他更佩服濟慈了――濟慈一生命途多舛，經受文藝圈的負面批評、貧病交迫、男女感情的煎熬，但年紀輕輕就吸收了《神曲》、彌爾敦（JohnMilton）、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語言，寫成〈西風頌〉等名作，實在太難得了。

我又回想起余光中本人的詩藝，他是廣泛吸納，化為己用，單從一部紀錄片《逍遙遊》又豈能一一述及，經驗與生活、傳統與語言、幽默與學養，都是余光中文字魅力之要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