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 ： 一個對西藏愛入骨髓的人——懷念廖東凡先生

廖東凡先生走了――我們同學迄今六十年，大家依然習慣叫他小廖。對於他的去世，雖然早有心理準備，於他而言也是一種解脫，但消息傳來，還是忍不住心底一種莫名的揪痛，一種無以言說，也不知如何言說的刀剜似的揪痛！

小廖躺倒在醫院好幾年了。二十四年的西藏生活，高原反應徹底損壞了他的健康。2002年第一次腦溢血，只是最初的信號，接着連續幾次復發，最終使他失去了語言能力。意識似乎尚還清醒，但已口不能言，手不能寫了。那些年我從福建每回來京，總要去醫院看他。見他看到老同學時那種吚吚啞啞、兩手揮舞的喜悅神情，想起往日他那生龍活虎的樣子，我知道我佯裝高興的背後，黯然的心是在流淚、流血。記得我最後一次去看他，同班同學劉文昭領着我找了兩三個醫院（不知甚麼道理，每個醫院只能住一段時間就必須轉到另一個醫院），才在一所不大的，簡陋的中醫院裡找到他。那是個初冬的午後，他坐在輪椅上被推到病房走廊的盡頭，借高高窗台透進來的一隙冬陽靜靜地微閉着雙眼，他的一位長年陪伴的護工，也坐在樓梯頭打盹。見面時的那種興奮，只能借不成言語的吚吚啞啞來表達，卻掩不住內心的悲涼。小廖生命最後的幾年漫長日子，就是這樣度過的。一個對生活充滿如火熱情的生命，一個如朝陽般活力四射的生命，就這麼在漫長的無言的孤寂中如漸漸黯淡下去的夕陽熄滅了。

小廖考入北大，五年裡一直與我和洪子誠同住一個宿舍。我們三人，子誠最小，小廖次之，而我比小廖又癡長半歲。三人性格雖不盡相同，但都屬於班上較小的那一撥。班上年歲略長的調幹生不少，視我們這幫應屆上來的如同「小孩」。或許社會經歷較少，彼此都沒甚麼心機，所以容易相處。有一段時間（1958年吧），宣傳「共產主義」公社，我們還把彼此的衣物拿出來「共產」，誰願意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小廖熱情，又熱心，班級的事，無論小組討論、公益勞動，還是組織體育鍛煉，他都十分積極，忙在前面。後來他被選為系學生會的體育部長，本來人緣就好的他，全系各個年級認識他的同學就更多了，「小廖」「小廖」的名字喊遍了大半個中文系。

然而，在小廖那裡，始終有份解不開的心事：家庭出身不好。今天看來，其實也沒有甚麼。他的先祖廖樹蘅先生（1839～1923），曾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家裡當過西席，任玉潭書院主講，後受命主持常寧水口山礦，創明壟採礦法，獲利甚豐；1903年調任湖南礦物總局提調，後升總辦，加四品銜，是晚清那一撥著名的實業家之一；辛亥後便退養在家，著有《珠泉草廬詩鈔》《珠泉草廬文錄》多種。這樣的家世當然會有點積蓄，父親土改中被評個甚麼也不奇怪。小廖從家鄉的鵝山中學、長沙師大附中一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他希望，憑自己的積極努力，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可以擺脫家庭出身的陰影。然而現實並不如此。那時候政治運動多，大學裡也不能免。每次政治運動來了，小廖總是積極回應，自我批判。但不管他怎樣努力，「家庭出身」的陰影總如影隨形地像緊箍咒罩在他的頭頂，成為無法解脫的「原罪」！1961年大學畢業，小廖主動要求到西藏，到最艱苦最偏遠的地方去接受鍛煉和考驗；這個決定他甚至都沒跟家裡商量，直到事情定下來後，經同學的提醒，才在幾位同學陪同下到雙榆樹郵局給家裡發了一份電報。洪子誠在〈事情的次要方面〉這篇文章中談及當年他進藏的情況：「他於是從家鄉長沙隻身一人動身，在火車、汽車走了二十多天之後到達拉薩……」

小廖是抱着一顆真誠的心一個人長途跋步來到雪域高原的，現實的冷遇並沒澆滅他心中的熱情。當時漢族援藏幹部，尤其像北大這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一般都分配在重要的黨政機關或文教單位，唯獨他例外。他名義上分配在拉薩市文教局，不久就下放在拉薩市西郊的堆龍德慶縣，帶領一支號稱歌舞隊的業餘的文藝宣傳隊在基層演出。這支所謂的「歌舞隊」，其實是「由一群街頭青年組成，隊員中不乏當過小僧人、小乞丐、小商販的，國家每人每月只補貼十八元，平時靠築路、做鞋、到藏醫院搓藥丸的收入維持生計，晚上才是排練節目的時間。」（1）

然而小廖並沒有因此委屈、抱怨。他帶着這群被稱為「吉普賽人」的從沒受過專業訓練的業餘宣傳隊，從一個牧場走向另一個收場，從一頂帳篷走向另一頂帳篷；他們白天一起勞動，晚上一道編排節目。他向這些藏族小演員們學藏語，也教他們漢語。他把自己供應的三十斤口糧――從四川運來的大米和白麵，變成宣傳隊共同的「牙祭」，日常的吃食卻是隊員們口袋裡的糌巴。他被打入了「底層」，卻在人生底層裡找到一個真正的西藏，完成了自己的「藏化」。藏曆年初一，他身穿藏袍，和隊員們一家一家去道「折嘠」（吉祥）；他策馬深山峽谷，參加修復古迹扎耶巴石窟的勞動；他向民間藝人記錄民歌，乘牛皮舟沿拉薩河採訪；他在牧場上與藏民通宵達旦地跳「鍋莊」；躺在守夜的高高青稞垛上，聽藏族老人講星星和流水的故事……他實踐着入藏時的誓言：西藏的路，我要從零公里走起。當他穿起藏袍，被高原的太陽曬得紅紅的臉頰，你已經不能把他從藏民中區分出來。他成了藏族朋友尊敬的「格（老師）小廖啦」！藏胞們把他當作自己人，給了他一個最高榮譽的稱號：「亞朗新差」――翻身農奴！

幾年的努力，小廖帶領的這支歌舞隊在拉薩演出了名聲。當時正在推廣內蒙古的烏蘭牧騎經驗，上面決定調歌舞隊進京匯報演出。這是小廖進藏後難得的一次回京機會，他除了抓緊節目的創作、排練，心裡美美地盤算着，他要借這個機會回學校見見闊別的老師、同學，或許還可以順便請假回湖南看看臨別時哭得肝腸寸斷的老母親……然而一個晴天霹靂，當進京名單正式宣佈時，他和另外幾名被認為家庭和社會關係有問題的隊員，都被排除在外。

這是第幾次了？——不過這回他平靜多了。是的，隊伍是他帶的，劇本是他編的，節目是他排的，到要進京匯報了，卻沒有了他。許多隊員和朋友都為他不平，小廖當然也想不通。那個黃昏，他躺在拉薩河邊石砌的堤壩上，聽着浩浩江流陣陣滔聲，甚麼也不願想。直到暮色四合，他才奮身躍起，告誡自己，決不能自暴自棄，為了自己和歌舞隊的前途，要比以前更振作更努力。送別進京隊伍的第二天，他就領着被留下的隊員下鄉了。三個月以後，會合進京歸來的隊員，一台嶄新的節目在拉薩演出，引起了更大的轟動。

真正給小廖心裡留下刺痛的是另一件事。

1977年，小廖入藏第十六年，他的境遇也開始有了變化。8月，他到北京觀摩解放軍文藝會演，抽空去看望大學時候的同學，也是當年年級黨支部書記。當年他進藏，就是這位書記和他談的話，告訴他：要求進藏的同學很多，經組織再三考慮，才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你。十六年後再見，吃飯間這位當年的書記才有意無意地說出實情，原來當時西藏來中文系要兩名畢業生，要求其中至少一名是黨員，最好是一對夫妻或定下關係的愛人。支部前後動員了兩對，都不願去或有困難不能去，最後才找的小廖。聽了這話，小廖突然像一隻飽滿的汽球被狠狠戳了一針。多少年來，他一直把進藏當作組織的信任和關懷，是他的光榮。「因此無論順境還是逆境，我總是任勞任怨，默默無聞，埋頭苦幹，生怕給自己的母校抹黑，生怕玷污了北大的名聲。今天當分配我去西藏的實情，由當事人有意或者無意地親口說出來，我從內心深處感到有點屈辱，有點貶損，對我的真誠信仰，是一種褻瀆。多年以來伴隨自己的光榮感、榮譽感、自豪感，轉眼之間蕩然無存了。」（2）

事情瞞了他十六年，表面講得多好聽，原來卻是個墊背的。不過這已不是剛剛進藏時的小廖，當年怎麼分配他來的已沒多大關係了，「最為重要的，我已經和那片稱為西藏的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牢牢地契合在一塊，即使是刀子砍、斧子剁，也無法使我們分開。我只能這樣說：進藏，是我此生此世心甘情願的活法，也可以說是前世修來的福分。」（3）

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到西藏視察，要找一位精通漢藏兩語的翻譯。此時已在西藏生活十九年，熟悉西藏的歷史、文化、風俗、民情，能講一口流利拉薩口音的藏語的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廖東凡，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一個曾經被打入另冊的人，卻成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藏語翻譯，歷史正在經歷深刻變化。1978年，小廖參與西藏文聯的籌建，開始有了一些銜頭：他是西藏作家協會的常務副主席，西藏民間文藝家協會的常務副主席，西藏自治區民族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小組的副組長……但他清醒地知道，這些「頭銜」都是虛的，重要的是他可以借此做更多實在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優勢在民間，好像老天派他來到這片雪域高原，就是為了西藏的民族民間文化。雖然他也寫過小說、散文，編過曲藝、歌舞，但他最寶貴的還是被貶入西藏底層意外獲得的對西藏民族民間文化的熟悉和瞭解。他有許多朋友，從上層的活佛、貴族，到喇嘛、尼姑、乞丐、藏兵、牧民、巫師……他都與他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從他們身上學習西藏的歷史、宗教、文化、民俗。他開始有計劃地深入到拉薩河谷、雅魯藏布江兩岸、喜馬拉雅山區、怒江峽谷和藏北高原……如往年一樣，他和藏族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勞作在一起，然後一夜一夜聽他們講述那些古老的歌謠、神話、傳說，體驗藏胞的風俗、民情。1982年，他還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事結伴，徒步翻越五千二百多公尺的多雄拉山口，深入到被叫做「陰陽界」的隱藏在雲霧、雪山、密林中的人間絕域――當時全國唯一未通公路的墨脫縣釆風，在喜馬拉雅雪峰南麓的墨脫縣住了兩個月。他們常常穿越原始森林，攀登峭壁懸崖，爬過細密的藤索橋，去叩開一家家幾乎與塵世隔絕的珞巴族、門巴族的門戶，聽他們用珞巴話、門巴話、藏話唱歌，記錄早就淡出世人視野的神話史詩和傳說故事。有一回在去卡布村的路上，被號稱「蒙古兵」的毒蜂蟄腫了手掌，在手腳並用地翻越懸崖時，一失手跌下陡壁，在翻滾中幸被一盤老樹根擋住，才倖免落入崖底咆哮的雅魯藏布江。在西藏的二十多年，這樣的與死神擦肩而過的險情有過多次，或者在寒夜露宿被突來的雪崩壓住全身，或者在山崖交錯的行車中差點被擠下深谷……小廖對西藏民族文化和民間文學的諸多著述，都是用他的命換來的。

1982年，小廖和他兩位朋友搜集整理的《西藏民間故事》獲得全國第一屆民間文學一等獎。1984年，為表彰他紥根西藏的工作成績，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給他提升了兩級工資。小廖——這個「完全藏化了的漢人」，在西藏文化界，成了一個真正的「人物」。

1985年，當時主持全國民間藝術家協會工作的劉錫誠（北大俄語系畢業）面臨退休，經他極力推薦，小廖在進藏二十四年之後調回北京，擔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書記處的常務書記，兼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所的所長。

來到北京，大大開闊了小廖的眼界。他不僅作為一個藏學家，還作為中國民間藝術的組織工作者，有機會訪問歐美和亞洲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在考察和交流中更深刻地認識祖國的民間文藝和民間文化；也從全國各地風釆各異的民間文藝大花園中，感受西藏民間文藝獨特的個性和魅力。他參與了「三套集成」（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大型文化工程的普查、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組織工作；他還作為秘書長成功舉辦了首屆中國民間藝術節。那幾年，小廖幾次因公到福建，我們總能抽空一聚。他依然如當年那樣熱情、熱心，為幫助解決機關某些同事的個人問題，他還找了在部委工作的同學幫忙……然而，文化單位歷來是個神龍通天唱群英會的地方，小廖單槍匹馬毫無背景從邊遠的西藏調入中央，碰到的撓頭事自不會少，甚至連駕駛員都可以欺負他。最後統戰部決定將他調回本系統，1990年，小廖到發行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西藏》雜誌社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又如魚得水地暢游在自己喜愛而又稔熟的西藏文化的天地裡。

藏胞長念不忘的「格小廖啦」到北京去了，但「格小廖啦」永在他們心中。1997年，小廖再次回到西藏，「他的老朋友們把他的到來當成節日，他們在羅布林卡整日歡聚，他們給他獻哈達、敬青稞酒、敬酥油茶，碰額頭，貼雙頰，用盡西藏古往今來的禮儀表達感情。」而在北京，小廖的家是著名的西藏「民間接待站」：「十餘年來，一撥一撥的西藏人來到他家，他們有的是來北京看病，住不起賓館，就住在他家；有的是來內地開會，繞多遠的路也要『順便』來看看他；逢年過節，家裡的電話基本都是0891的區號……」（4）

曾經和小廖共事四年、同歷過險境、把小廖尊為「廖公」的全國政協文史委副主任葉小文說：「這一切都只緣於他曾像高原上的藍天一樣透明澄澈地與他們共度了八千七百多個日日夜夜。這就是廖公，一個無心表達苦難的人，一個對足下的土地愛入骨髓的人。」（5）
2002年，小廖突發腦溢血入院搶救，這是長年高原生活罹致的後遺症。出院以後，小廖知道，這是生命的一次警告，必須乘自己記憶力還沒消退，頭腦還算清醒之時，趕緊把自己在雪域高原二十四年所見所聞所歷的西藏文化記憶，整理出來。這是他生命最後的寄託。2008年，一套二百萬字、包括十部作品的系列著作，以《廖東凡西藏民間文化叢書》為總題，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這十本書是《靈山聖境》《雪域眾神》《神靈降臨》《藏地風俗》《節慶四季》《拉薩掌故》《墨脫傳奇》《喜馬拉雅的囚徒》《浪迹高原的歌手》《布拉達下的人們》，同時出版的還有小廖的自傳《我的西藏故事》。《中國西藏》雜誌社和中國藏學出版社聯合為這套叢書的出版舉行新書發佈會和作品研討會。我遠在南方，無法出席會議，但我深知，以小廖帶病的身體，用不到六年時間完成這二百多萬字的系列著作，小廖是在和死神賽跑！

小廖這一生究竟寫了多少東西？我在網上查過，洋洋灑灑一長串書單，他獨自完成和以他為主合作完成的著作多達五十種，還不包括他編寫的一百三十多個歌舞、曲藝節目（不少尚在流傳）。其中如《百年西藏》《雪域西藏風情錄》《世界屋脊上的神話和傳說》《藏族服飾文化》電視紀錄片《布達拉宮》等，都曾獲得「全國最佳圖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珠穆朗瑪文學獎」「華表獎」等各種獎項而多次再版重印。

然而小廖倒下了，不僅他自己，還有他的家庭。由於可以知道的原因，小廖很晚才結婚，婚後夫妻長期分居。他的第一個孩子夭折，第二個女兒也不幸由於缺氧而智障，現在妻子也在不堪長期照顧子女和丈夫的沉重身心負擔中，病倒了。小廖生前最擔心的是自己走了以後，智障的女兒怎麼辦？幸好當時主持統戰部工作的一位中央領導，批了一筆款項，作為他女兒的撫養基金。小廖告訴我這事時感激而興奮，說這免了他的後顧之憂。然而我仍然感到還是有問題，我不知道這個家庭，會不會就此消失？

面對小廖的一生，我不知如何言說，也不敢和不忍多說。他原可以不必這樣結局的。老天不公，雖然後來還給他公道，讓生命的黯然映襯生命的輝光，但還是留下殘酷的遺憾。

2017年7月於廈門

【註】：

（1）馬麗華〈一個人在西藏的經歷〉，載《人民文學》1985年第3期
（2）（3）廖東凡《我的西藏故事》，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版
（4）（5）葉小文〈我的朋友廖東凡〉，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