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錦 ： 異端之辯

幾個侗族少女也有點年紀了，拿花傘，穿紅衣，戴銀頭飾，邀請在座的男遊客跳舞。男遊客興致還高，樂於陪跳，腰間纏一條紅彩帶，模仿侗族少女旋身揚手，然後一起走進角落裡的小房子。男遊客恍然大悟，算是「定親」了，忸怩不已，掏出至少一張「布達拉宮」作「聘禮」，才結束遊戲。事後有人取笑道：「你這出賣漢族節氣的！」我不服氣：「是她們才對，出聘禮的是我。」

有些變節不是遊戲，性命攸關，甚至以靈魂作賭注。艾柯（Umberto Eco）的名作《玫瑰的名字》，刻畫中世紀天主教內關於異端的紛爭，連結到符號的意義、理解和運用。曾任宗教裁判官的威廉教士認為異端和科學也可詮釋天主的意念，但他無法挽救教士對知識的禁臠所引發的仇殺。

宗教裁判所將異端送上火刑架之前，總會宣讀一長串罪狀（例如魔鬼作惡），讓素民辨別奸邪（其實是強迫他們接受），也彷彿要讓異端死而瞑目。所謂異端，是與正統有所差異而不為正統所容的思想信仰。孔子所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至少有兩種解釋：「攻」可解作「攻擊」或「鑽研」，「已」可解作「終止」或「無盡」。攻之可滅盡之，研究則禍患無窮。無論作何理解，儒家文化很早就要建立一套語言系統，一方面是鞏固仁義禮智等正道，一方面辨別怪力亂神等異端邪說。從前在中學唸國文，背誦韓愈《原道》至「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時，總不明白他何以偏激至此，建議朝廷清理佛教徒，這是一個走進寺門吟詠「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山石〉）那樣的人所想望的嗎？也許他跟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理智受正統思想所拘束，感情則別有流向。現今大學裡的「文化課程」主張學者應寛容博大，要回到不同的時空情境體會差異性以至使人尷尬的文化現象。不過，在書齋裡宏觀地閱讀各種文化，同現實中切膚地感受——也許是「忍受」——這些文化是兩回事。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燦爛的篇章，一筆一墨是以獵巫和火刑下的鮮血換取的。

語言是能指，所指向的事物和現象也再質詢語言的真偽。在能指和所指之間有無法彌縫的間隙，手握權力的人加以修剪和抹塗，把這些本來應細加審視的所指，變成簡單的概念，並以執持信守這概念而自得。艾柯以故事所作的語言思辯也許重點在此。《玫瑰的名字》裡，擁有中世紀最豐富藏書的修道院最後付諸一炬，整個由異端引發的爭論受此「天譴」，文化倒回到幾百年前，宗教再定於一尊。那不過是爭論僧侶應否過清貧生活或「笑」是否天主所容許的事情，本可由經驗來實證，卻交由擁有絕對解釋權的人一錘定音，原因是擁有權力者害怕權力一點點被削奪。

近讀鄭明仁先生的《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使我心底悸然是這個被政治煎鍋所反覆烹調的概念：「文化漢奸」。香港重光後，曾在淪陷期留港與日本人協作的知識分子，不少被國民政府定性為叛國之士。在這裡且為「文化漢奸」一詞稍作釋義：「漢」乃中華民族之謂，在「五族共和」之前是正統，「奸」為敗類、作惡者、賣國賊。戰敗被俘投靠匈奴的李陵是漢王朝眼中的「漢奸」，相對而言敵國那邊也必有「胡奸」。唐朝國力不遜於漢，但唐人卻總愛自稱漢人，邊界稱為漢界，唐代史籍裡也從未出現「漢奸」、「唐奸」一語。要到清代，因漢人曾與苗人聯合對抗清廷，雍正才創造了「漢奸」一語，也許那時按民族劃分還有滿奸、蒙奸、回奸也說不定。

「文化」也者，辦報、結社、寫文章之類。「漢奸」而冠以「文化」之名，指控者認為彼等「用文字代敵宣傳」、「為虎作倀」，「罪惡並不比政治漢奸和經濟漢奸更小」。被指控的力言當時身不由己，保存性命、在敵據土地上繼續辦報，維持經濟收入，可以救助戰禍中的同胞。要是把李陵之降胡、庾信之事北朝、錢謙益之仕清室移到今日的法院審理，兩造對辯，誰是誰非，也未可論定。何以厚古而薄今？我總感到，當政治平穩、經濟蓬勃時，人人受益，靠邊的知識分子若能沾取一點渥澤，已是萬幸。但當政治逆轉、經濟破敗，社會氛圍變得不再寛容時，賣文餬口的「文化人」也往往首當其衝。有心人尋瑕抵隙，任何舉措都會備受攻訐。一旦漢奸罪名成立，重則丟命，輕則終身失去寫作和出版的自由。回顧這三年零八月（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的香港：外面，是餓殍滿街，是敵方官兵嚴密的監視，是隨時遭受盟軍空襲的陰影；內裡，是委身事敵的痛苦，是藝術志向無法伸張，以及民族大義之是非對決。當中有被迫美化「中日和平」的報紙主筆，有受刑而在獄中題壁的詩人，有埋首整理典籍的大學圖書館館長，也有轉而研究和書寫地方誌的作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的文化工作有誰去計較？或者說，誰不知道這些文化工作是槍口對準腦袋的違己之言？我想，這群在敵後工作的人被指控的罪名如斯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背負了「本國文人」的身份而不是他們對民族的具體損害所致。然而，他們成為政治家心中無可寛容的異端。

想起寫《寛容》的房龍說：「一切不寬容之根源為恐懼。」（Fearisatthebottomofallintolerance.）假如說，「文化漢奸」是複雜的政治標籤下無可寛容的觀念，那麼這觀念的根源也不外是一種恐懼。相對於有真實證據的賣國行為，這種恐懼帶一點非理性。那麼，或者可以說，要清除的不是這些指被控有罪的人，而是非理性的恐懼，它的根源是戰爭――這往往是很多非理性行為的開端和結果。

2017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