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城：晚年的金庸

1972年，《鹿鼎記》在《明報》連載畢，書迷都很失落哀傷（內裡包括了我）。當我看到書末「全書完」的三個黑體字，沮喪、絕望，一擁而上。早聽文化界有人傳言：《鹿鼎記》是金庸的「收山」之作。天哪！武俠小說之王擱筆，咱們武俠迷還有啥看？雖然還有梁羽生、古龍，就是鴉片跟白粉之分，總不頂癮呀！身邊有朋友去信《明報》，聲淚俱下，要求查先生撰寫新的武俠小說，信去多封，仍不得要領。書迷不死心，進言懇請體諒書迷心意，休息一段日子，再度執筆。金庸並沒有明確決定，日子一遠，我們知道，希望最後會是絕望，這終將成為不變的事實。《鹿鼎記》是金庸擱筆力作，歷史小說《成吉思汗》作者董千里是金庸錚友，「項莊舞劍」膾炙報壇，曾撰文為《鹿鼎記》下判語——「這是一部罕見的反英雄小說。」九十年代末，廣為評家引用，以此品評此書，只是改英雄為「武俠」而已。我覺得有點不是味兒，英雄可反，武俠咋反？對不？金庸打五六年寫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起，到七二年《鹿鼎記》輟筆，時空橫亙十七年，十七年之間，共寫書十五部，平均一年多一部，創作力之旺盛，當世無人能及。要知除《越女劍》、《白馬嘯西風》、《鴛鴦刀》外，其餘的部部都是大部頭小說，套句日本文壇慣語，就是「大河小說」，粗略算之，都超過一、二百萬字，情節離奇曲折，神秘莫測；人物複雜多變，教人目眩；結構豐盛磅礴，嚴謹不亂，以個人之力，竟能如此，難怪倪匡摘筆三嘆：「古今中外，空前絕後」，你以為是美言，俟看過金庸所有小說後，可能還嫌倪匡寫得不夠實在地道，個人愚見，金庸小說大可以三字概括之，便是——「棒棒棒」，三隻大拇指，這便概括了一切讚語。
金庸擱筆後，何以遣有生之涯？除了主政「明報」事務，抽空修改舊作，不同於他的老朋友倪匡，作品出門翻臉不認，永不修改。有個不知情的作家，生好心，勸倪匡仿效金庸修改一下衛斯理全集。你猜倪匡怎說？照例三聲「哈哈哈」：「改甚麽！修改有屁個用？原汁原味多好。」因而北極熊弄錯了，由他去，甚或辯說：「錯了又怎樣，讀者還不是由頭到尾照看！哈哈哈」真給他氣炸肺。金庸十分重視自己的作品，視為親生兒，常思如何將之完美化，於是花上八年（1980至88年），將十五部小說重新修改一通。金庸武俠小說前後共歷三個版本，舊版（鄺拾記），新版（明河社）和新修訂版（明河社）。1955至72年是舊版（鄺拾記一週版，全書成後，交偉青書局再出版）。新版冠明《金庸作品集》（明河）。由九九年起，金庸重新修訂本則為新修訂版，迄今已完成整個工程。金庸小說，冠絕古今，捧場人多，柴台者少，可也有對頭人，這便是立心不良的內地文人王朔，九九年在《中國青年報》為文詈罵：「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來了，只留下一個印象，情節重複，行文囉嗦，永遠是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初讀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體驗，問始懷疑起那些原本覺得挺高挺有腦的朋友的眼光，這要是好東西，只能說他們是眼睛瞎了。」嘿！依我說，王朔是吃不到葡萄是酸，說金庸文字囉嗦，真是不知何所云耳，明眼讀者都知金庸用筆凝練簡潔，行文有韻，實非一般武俠作家所可及，王朔此評，我絕不同意。瞎掉眼睛的正是王朔而非一般讀者，如斯指鹿為馬，混淆黑白，也只能說是文人相輕矣。至於指金庸虛構一群中國人，於某種程度代替了中國人的真實形象，更是天大笑話。小說人物大都虛構，即使盛行於日本的私小說，說的是個人私事，也非全部真實，說真的，小說根本便屬杜撰嘛，王朔胡言妄語，惹來非議，長河漸落曉星沉，迅即無人理會。批評也非獨言堂，有始作俑者，必有後繼人，寫《香港小說史》的袁良駿，也來軋一腳，數說金庸武俠小說的不足處，還是站在傳統的道學思想，以老氣橫秋的態度對待創作小說。引申下去，就是「脫離現實生活，仍然是不吃人間煙火」，他要求金庸寫「真正的、嚴肅的歷史小說」。潘耀明先生挺身而出以利劍刺之曰：「其（指袁氏）衡量文學作品的標準還是中國開放前的一花獨放的表現手法――現實主義。對於像袁良駿這樣的一個知名學者，似乎有點抱殘守缺了。」說得客氣，露骨一點，就是冬烘。武俠小說不真實，有幻想，有啥出奇？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天馬行空，玄幻空靈，人人稱妙，嚴肅文學，根本只是小圈子人的玩意，難怪潘耀明要不客氣地說「抱殘守缺了。」說到批評金庸武俠小說，還是台灣葉洪生中肯，有肯定，也有指出其不足之處，堅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中、台在批評文學上還是有分野的。金庸很在乎別人對他的小說的批評，好的，開顏一笑，甘之如飴，若有胡言亂語的，便耿耿於懷，大為不快。絕非小氣，面對袁良駿那樣不着邊際近乎挑剔的指責，金庸並非六根清淨的高僧，生氣自是理所當然。
金庸為求完美，耗費心血，殫精竭慮修訂小說，新版和最新版陸續面世，並非人人歡迎，倪匡就以為舊版比新版好。也有人為文指出新舊版本的差異，表達喜惡，不妨列出一二。2002年修訂《書劍恩仇錄》，增補一章，約五千字，從陳家洛口中引出金庸對人生、情愛、民族的種種深刻思索，為《書劍》一書，增添智慧光芒；新版《天龍八部》金庸作出重重修改，尤以王語嫣的修改最大。王語嫣癡迷青春不老，終使段譽擺脫對王語嫣的「心魔」，結局全盤推翻。不少讀者着迷段譽「癡情」，對這個修改並不滿意；修訂《射鵰英雄傳》，金庸用力至深，將「東邪」黃藥師的性格作了重大修改，寫彼戀弟子梅超風，自詡是最滿意的改動，卻引來讀者正、反兩論，兩派勢均力敵，爭持不下……歸根結底，有人拍手讚賞，新版添采，也有心存隙疑，新不如舊，倪匡屬後一派——「我總覺得出門不驗貨是對的，舊日的文字，載着舊日的風景，是當時的一種記憶，改了反不美。」不要以為倪匡懶情推搪，說的有點兒道理。豬怕肥壯，人怕出名，金庸七十年代已名播華人世界，隨即引起台灣的注意，金庸武俠小說因其《大公報》背景，在台長期被禁，惟滾滾金潮不可擋，台灣讀者早已偷看。早於上世紀六七年就盛傳金庸訪台，受長期監視的哲學家殷海光先生曾致書司馬長風，透露有人作出活動要推薦金庸。金庸本也有意，一拍即合。七三年兩岸關係敏感，為避嫌疑，宣稱以普通記者身份訪台。到台灣觀光，跟高層見面，一向是金庸的心願，他是大統一的支持者，希望兩岸能和談。對蔣經國先生印象不錯，蔣經國先生路邊吃茶葉蛋，深入民間的故事打動了他，這體現出蔣經國要比他父親蔣介石親民。金庸初晤蔣經國，道出個人看法——「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他倆說的是上海話，哪會不親切？沒了隔閡，金庸就把肚皮「聽說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事無鉅細，都要由蔣先生親自決定。我以為你應當是掌握政策，一般事務交由部屬分層負責。在一個民主主體中，應當職權分明，同時你也可節省些精力。」說得好，你猜蔣經國如何回答？略一沉吟說——「你的意見是很好，只不過我求好的心太切，總想一切事情推進得快些。」金庸聽了，還有甚麼好說的？十日訪談，回港寫成〈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明報》發表，引起廣泛反應。
封筆後的金庸，最如意、興奮的事，莫過於得到鄧小平親自接待。當時鄧小平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上是垂簾聽政的真正掌權者，要單獨接見金庸，除了傾慕他的小說高明而成金迷外，更是想藉金庸來訪，向外釋出新的對台工作——統一台灣。鄧小平早在七十年代後期，便留意金庸小說，十分喜歡，女兒鄧楠說過「爸爸每夜臨睡，必要看幾頁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的小說只看數頁，豈能頂癮？鄧楠解釋：「那是我們限制他看，要不然爸爸會看到通宵返頂，第二天哪能工作？」對！日理萬機，焉能無神！茲事體大。除了小說，也有留意到明報社評，金庸對鄧小平既敬佩又同情，在社評中，不斷為鄧小平打抱不平，強烈反對四人幫，甚至認為要救中國，只有鄧小平的復出，鄧小平看在心裡，早認定金庸是百年一遇的海外知己，因而起了邀金庸到訪一遊的念頭。1981年7月18日上午，北京酷熱，稍事走動，即大汗淋灕。平日不修邊幅的金庸，一早梳洗打扮，罕有地穿上西裝，帶着夫人林樂怡女士和一對仔女，由廖承志陪同，一起驅車直赴天安門。中共待客，有極嚴厲的規格，一般嘉賓直進會客廳，領導人站定握手，可鄧小平打破常規。金庸一下車，已見鄧小平站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門口迎迓，一見金庸，主動走過來握手。這是破天荒的舉動，金庸簡直呆了，心跳加劇，從未想到會得到如斯隆重的接待。鄧小平緊握金庸的手道︰「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實際上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金庸聽了，受寵若驚，接下來的說話更令他愕然——「你小說此正是夫子之道，鄧小平是郭靖、是令狐沖、是蕭峰，金庸感動得眼睛也潤濕了，說：「我一直對你很仰慕，今天能夠見到你，感到榮幸。」這是肺腑之言，金庸一直認為當代能挽狂瀾於既倒的人僅鄧小平一人。鄧小平體胖，怕熱，穿着短袖襯衫，見金庸整冠肅衣，柔聲勸導：「北京天氣熱喇，脫了外衣吧，不用拘禮。」於是倆無阻隔，放言直談。鄧小平向金庸提到了三件事：「反霸權、完成統一大業、搞好經濟」正是金庸的心願。七五年《明報》組織了一個「反霸權」的座談會，邀請當年駐港日本特派專員參加，此會宗旨正與鄧小平想法相同。兩岸統一一直是金庸的宏願，他訪台時，曾到前線看了一趟，看到地下坑道縱橫，大炮機槍滿地，一片肅殺，金庸難掩哀傷，更激發起他的統一念頭，不止一次對董千里、汪際說過——「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訪談歷一小時，金庸、鄧小平惺惺相惜，惜別時，鄧小平親自送到門口，緊緊握住金庸的手道︰「希望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看看，最好每年一次。」鄧小平此次送給金庸的禮物，便是發出准生證，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正式在內地出版，此舉催生了一代文豪。

為了實現統一願望，八五年金庸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八六年成為「政治體制法」負責人，一心為國為民的金庸，到頭來卻不獲小部分香港人的認同、諒解。衛動的團體一度跑到南康大廈「明報總部」焚燒《基本法》。獨力難堵天下悠悠之口，金庸痛心疾首，失望沮喪，八八年辭掉基本法委員會之職，同時宣佈再不當《明報》社長，矢志閉門讀書，專心修訂小說。既無意報業，就有出售《明報》的念頭。放盤消息一出，掀起千層浪，各方買家紛至沓來。金庸左思右忖，最後敲定兩個買家︰一是世界傳媒大亨梅鐸，次為香港青年作家于品海。誰是于品海？當時認識他的人不多，可謂名不經傳，實力欠奉。人人都以為金庸定會將《明報》售予梅鐸，豈料結果出人意表，居然平價售予于品海。金庸心腹王世瑜，曾力勸千萬不要賣予于品海：「伊唔嘸經驗，弗來事格！」對王世瑜一向言聽計從的金庸，這趟居然借了聾耳陳的耳朵，不納，最後將《明報》交予于品海。何許人也，于品海！出生平民家庭，曾在《信報》、《財經日報》當編採，閒時也寫點文章，是一個知識青年，能得金庸信任，有人說是因為他跟金庸去世的大兒子傳俠有幾分相似；也有人以為金庸有愛國之心，不想報紙落入洋人手上。勿論如何，金庸這個決定乃是其畢生三痛之一，教他夙夜難成眠。于品海主政《明報》，第一件事就是甩開金庸。陶傑在《明報》出售後仍留任編輯，負責副刊，因知金庸素重副刊，致電詢問如何處理。金庸答以一切照舊，萬勿亂改，陶傑心遂定。過了些時，開編輯會，席上有人建議大改副刊版，陶傑告以金庸本意，當事者冷淡對之。不久，開董事會，金庸以董事身份翩然而至，卻被擋諸門外，有人對他說：「查先生，今天你不用列席。」金庸聽了，一盆冷水迎頭澆，登時呆立當場。王世瑜跟我說金庸這趟真的生氣了，回家坐於書房，痛定思痛，謀東山復起，立馬致電在加國的他：「世瑜兄！儂立刻回來幫我辦張新報紙！」十萬火急，事在必行。以金庸的才力和財力，此事何難。為何最終沒了下文？誠是出於查太林樂怡女士的反對——「年紀這麼大，已近古稀，不要再勞碌了！」妻之肺腑言，焉能不遵從！遂罷此念。王世瑜瞇上眼，感嘆地說——「七十其實不老，我當年才五十多一點，精力旺盛，老虎也能打死兩三隻，辦張報紙，還是有點把握。」《明報》落在于品海之手，結果如何，有目共睹。在香港辧報，沒頂樑柱是不行的。金庸冷靜爾雅，平日少發脾氣，更少埋怨人，唯獨對于品海例外，罕有地向傳媒訴說于品海，沒有兌現當年購買《明報》時的承諾。對此，聰明圓滑的于品海只回答了幾句話——「金庸先生是世外高人，我們都是凡夫俗子，所以在有些問題上我們肯定是有不同的看法。」就這樣搪塞了過去。錯賣《明報》是金庸一生中的第三痛。（註：另外二痛為兩段失敗的婚姻和兒子傳俠英年早逝）
金庸晚年憾事，大抵只有這一宗，其他的都是好事：獲頒大紫荊勳章、出任中文大學文學院榮譽教授、充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一大堆好事，教金庸樂呵呵。2010年9月八十六歲的金庸以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獲頒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事。今年已屆九十四高齡，平日深居不出，健康已不如前，夫人林樂怡女士悉心看顧，四人護士輪番廿四小時侍候，夕陽西下，老人向晚，而光芒璀璨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