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雯 ： 紅蝴蝶

這個城市人來人往。我們總是錯過一些人，遇上一些人；記得不必記着的，遺忘不應遺忘的。這是城市的特色。我在回家的天橋上，看見地鐵站前進進出出的、小如螻蟻的行人，想起那個戴着紅蝴蝶的男人。

有一段時間，他早上站在地鐵站口派傳單。遠看只以為是一個瘦小的中年婦女；然而他是個男人。當然我沒有看見真實的證明，只知那是男人的樣子，男人的線條。圓邊草帽、長直髮，小企領白色襯衣，白底紅點半截裙；瘦長乾枯的小腿。短襪搭涼鞋。
男人的鬢邊戴着一個紅蝴蝶髮夾。「攞張睇吓啦。」我隨手把傳單接過，瞄了一眼。某工廠大廈開倉平售球鞋。「如果有人問你傳單點得來，你就話喺地鐵站拎啦。」他微笑着叮囑。一切在兩秒內發生，然後過去。我沒有停下腳步。紅蝴蝶閃進我的眼中。「他是男人﹖」我問丈夫。「大概是。」丈夫平靜地答。我回頭看男人一眼。我們住的是個小區，老弱的、殘疾的、骯髒的、精神有問題的，都有。沒甚麼能讓我們訝異。
「車到了。今晚見。」車上人多。大家都衣冠楚楚，烏眉瞌睡。紅蝴蝶便在人海中消失。自此我每隔一兩天便在上班時遇見紅蝴蝶。派傳單本不受歡迎，但他總是笑容可掬地站在那裡。

「我想起一個人。」躺在牀上，我忽然說。「唔？」丈夫的回應已朦朧。「我的小學同學，」我繼續說，「不知他現在怎樣了。」丈夫沒作聲，我決定說下去。「是男同學，但動靜很古怪，說話時翹起尾指，連女同學都笑他，叫他乸型。」我回憶着，「你知道，屋村的小學，總得找個嘲笑的對象。」
旁邊的枕頭傳來一下低低的笑聲；夜色裡，一張尖下巴、浮腫的臉浮起，戴膠框眼鏡；有點長的瀏海薄薄地貼着特別高的額頭，反射出一點油光。
安眠藥開始產生作用；之後，或許我比丈夫更早墜入夢鄉。世上總有能依靠的事物，例如安眠藥。

醒來的早上我們在樓下的茶餐廳吃早餐。今天的茶餐廳似乎比往常熱鬧：一個三十來歲的高大的男人在我後面的卡位上大笑揼地。他的對面沒有人。對面的人手臂不自然地向前拗曲，用奇怪的方式拿着叉子吃麵。他們都沒有惡意。他們在展示自己真實的一面。另一邊的女人把零錢掉在地上。她太胖，腰彎不下來。零錢躺在她的拖鞋旁邊，骯髒肥大的腳趾，長長的灰甲。這些都是奇怪的磁場，一圈又一圈地向我震盪過來。我繼續喝我的奶茶，吃我的多士，看起來好好的。

「你還可以嗎？」丈夫問。「還好。」我沒有說真話。我出門前沒吃鎮靜劑。我別過臉去，看見油膩的牆上爬過一隻螞蟻。螞蟻看起來比平時的大，健壯的觸角在空氣中左右撩動，不知在探測甚麼。
「這裡有油炸的氣味，沙嗲牛肉的氣味，」螞蟻彷彿在說，「人的氣味，皮膚和汗的氣味。」
牠往前移動了數步，又停下來。「我要告訴其他螞蟻。」然後螞蟻匆匆忙忙地走了。越過這面牆大概是螞蟻的長征；可惜我看不到牠的表情――可能悲壯，也可能充滿希望。
「我讀過一本書，裡頭說，二萬五千里長征對共產黨來說是重創，但也成為日後中共迅速壯大的心理原因。」我忽然說。
「嗯？」丈夫看着我，似乎不介意我往下說。「因為倖存者覺得虧欠了那些死去的人。」我引述作者的觀點。「是有這種心態的，覺得自己活下來是罪過。」丈夫答。他已習慣我無端引起話題。桌面的麵包屑變成平原上乾枯的草頭。
「走吧。」丈夫拿起單據。大概他也知道留在這裡無甚益處。我們側身通過餐桌之間狹窄的通道，侍應阿姐正蹲下來，替胖婦拾起零錢，嘀咕她老是亂放東西。侍應阿姐甚麼也不怕。她在我所見過的人中最高深莫測。

「你知道吸煙的人如何戒煙嗎？」我搖搖頭。「比起改變感覺或想法，改變行為較為容易。例如，有吸煙習慣的人，可能無法減少吸煙的慾望。他們只能制止自己購買香煙的行為。」
我點點頭。「然後，購買香煙的行為漸漸減少了，吸煙的衝動也會漸漸減退。」我點點頭。「情緒反應有時也是一種習慣，像吸煙。或許你無法阻止自己焦慮，但可以試試做別的事情分散注意。」
我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這樣吧，」醫生調整了坐姿，「你能告訴我，這一刻在想甚麼嗎？」「我想像自己坐在一個無人的石灘上。」我嘗試整理腦海中的畫面，「看着大海與天空。」「天氣好嗎？」「藍天白雲。」「沒有其他人？」「沒有，連一隻鳥也沒有。」我看着他。「如果可以設一個期限，我希望能坐在那裡一萬年。」
醫生笑了。我很開心能把醫生逗笑。「一萬年的話，會有點沉悶吧。」我知道醫生們都喜歡聽甚麼話。我嘗試當一個乖巧的病人。醫生只是微笑，「何必為自己設限呢？」「今天，要病假紙嗎？」他在病歷上撩下我看不懂的符號。
「不用了，下午有會議。同事說，最好能回去。」醫生抬起頭。「兩星期後見。」他看着我，「有需要的話可以打電話來。」
如果可以設一個期限，我希望在診室裡一萬年。然而已是離開的時候了；門外是沒有設限的宇宙，我在失去重力的空間艱難地向地鐵站的方向走。
「有咩好講？講嚟有用咩？」我轉過頭，見到兩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在說話。「係呀，你千祈唔好亂講嘢添呀。」他們都看着對面馬路；轉燈了，人潮像流水，所有穿西裝的人都湧到馬路上去。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臉。或許他們其實沒有臉，只有健壯的觸角，在油膩的牆上爬。我只好跟着爬上去。天空還是晴朗的，也果然沒有鳥。

「我之所以記得那位男同學，是因為他偷東西。他偷了鄰居的裙子。」「唔？」漆黑中，我眼前出現一個畫面。「公屋人家，天氣好了便隨便把衣服晾在走廊上。」我繼續說，「那一天，我聽到對面的大姐姐嚷嚷，說晾在外面的裙子不見了。我記得那條裙，紅色的，很漂亮。」
「唔。」「過了兩天，又有衣服不見了。終於，我聽到有人大喊：賊！有賊仔偷衫！於是鐵閘聲響起了，一下接一下，好像交響樂。」「哦……」「我追出去了，反正功課已經做完，卡通片也放完，於是我便追出去，跟在幾個大人身後跑。他們追到走廊盡頭的樓梯口，把出口堵住了。我擠上去，看見他蹲在樓梯底，手裡抓着一條裙……他的眼鏡反光。」
身旁的丈夫在蠕動，大概是在被窩裡轉過身來。「後來聽說他的父親打了他一頓。」「那時是會打孩子的。」丈夫說。「他好像慣了。」「那後來呢？」丈夫問，「後來他們是如何讓他離開的？」「他很害怕。我看見他的下巴在打顫。他的眼鏡很大，把臉遮了一半。」「那時你還小，沒能力幫助他。」丈夫把手放在我肩上，「那不是你的錯。」
「可是我的想法跟其他大人一樣。他是個怪人。我見過他把裙子穿上啊。」我忽然想起來，他的確有把裙子穿上，早在別人發現之前，我已經見過了。那是一個安靜的下午；陽光漏過窗框，在地上劃下一個個細小的籠牢。我們站在各自籠牢裡。風吹過紅裙的裙襬，像飛不起的蝴蝶。那是記憶還是夢？我無法辨別。


就在地鐵站的流動攤前，我又見到紅蝴蝶了。我站在攤子前看東西，然後發現他在旁邊。「呢啲，點賣？」他指着攤上一袋袋磨好的合桃粉、芝蔴粉。「合桃粉七十蚊一斤，芝蔴粉六十蚊。」阿姐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很快又轉開。「點食呢？」「沖水啦，放落粥度啦，好香㗎。」阿姐對他如同對其他人一樣，說話流暢得像部優質錄音機，「滋陰補腎。」
他在猶豫。「百五蚊三包畀你。男女老幼都啱食。」說的時候阿姐在忙碌地執貨。「我一個人食唔晒喎。」他笑道。「咁每樣半斤啦！」兩包堅果粉很快便包好。他還站在那裡跟阿姐聊天。丈夫提醒我時間。「真的不用請假嗎？」丈夫在閘口前確認，「你昨晚睡不好。」
我搖頭。「不想麻煩同事。」「其實那可能只是你的想像，」丈夫罕有地嘆了一口氣，「即使是，那又如何呢？」列車像一條高速爬行的蟲；我想像在每一次停車時，乘客從車門裡爆發出來的情境；就像某一種孢子似的，飄向四方，佔據這個城市的表面。

「最近好嗎？」醫生在開場白方面一視同仁。我想這也是專業吧。「還好。」「可以再多說一點嗎？」顯然，他不滿意我的回答。而我只是無力坦白而已。
我決定沉默。醫生把病歷擱在桌面的一旁，靜靜地坐着。「剛開始當醫生的時候，病人對着我哭，我便害怕。」醫生忽然說，「那種感覺，就像當救護車護理員，第一次來到車禍現場，看見傷者滿身是血，手足無措一樣。」
我點點頭。「漸漸地，習慣了，知道如何收拾，總有辦法讓病人平靜下來。」我點點頭。「後來想法又不一樣了。病人能哭、發怒、笑，都是好的，只要出於自己的意願。有甚麼關係呢？病人來到這裡，表達情緒，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提醒。」
「提醒甚麼？」我問。「珍惜。」他說，「每一次看見病人哭泣，我都珍惜。」我考慮了一會，決定開口。「病人也有病人的責任。」我說，「病是一個名稱。病人的責任是扛起這個名稱，然後放下來。」「『扛起疾病的名稱，然後放下來』。」醫生點頭微笑起來，「我以為那是藥劑師的責任呢。」
這次我真誠地笑了。「不管得病的原因是甚麼，病人需要的只是理解與幫助。」醫生想了一想，「如果真有所謂病人的責任，那就是接受自己的病和軟弱。」我點點頭。「讓人看見真實的自己並不是羞恥的事。」我看着醫生背後那幅長期落下來的百葉簾；那看起來就像許多雙閉起的眼睛。我學它們一樣閉起雙眼，看見一堆紅色黑色在蔓延。
忽然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是半夜。我以為自己在泥土裡復活過來。外面一下拉蓋掩的聲音，我彷彿看見客廳的牆頓時變成比啤酒更深的黃，映出雜物與孤獨的影子。
我揭開窗簾一角；外面風很大，樹冠怒不可遏地擺動。這樣的晚上是沒有雲的，雲都吹散了，幾顆星星發出微弱的光芒。我看見一雙翼拍過。據說，樹上有蝙蝠。但也可能是一隻紅蝴蝶？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