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偉才 ： 從《〈香港文學〉筆記選》第五輯管窺香港文學的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

前言

《〈香港文學〉筆記選》至2016年9月已出版了五輯，涵蓋了過去十多年在該雜誌上刊出的不同風格的文學筆記和評論文章。第五輯收了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間總共五十六篇「筆記」，討論對象廣泛，從古典文學到戲曲到現當代文學，而文章長短風格各異，既有附有洋洋大觀的註釋的學院式文評，也有一千餘字的感想式短文；既有作家書簡和訪問，也有前言後記。從文類去分，真的很難統一，現在冠之以「筆記選」也許是比較權宜的做法。
作為職業編輯，看選集時我都會留意一下編輯體例或者「編者的話」之類的前言後語，據編者、《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在前言中介紹，《筆記選》獲得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出版，但由於獲批的頁數有限，「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有些好稿雖然不捨，也只得割愛」。這是殊為可惜的。翻開2012年至2015年間的《香港文學》，好的評論不在少數，看目前的目錄，卻是遺珠頗多。而按筆記選的內容看來，編者似乎把非創作類的文字都撥歸作「筆記」類。由於編者在前言中沒有說明，因此在評論這本書的內容之前，先在文類上定義何謂「筆記」，也許是必須的。
這一輯和前面兩輯《筆記選》之前，同類文章曾被冠以「文論選」。也許因為「文論選」中部分文章曾被批評為不符合文學評論的「身份」，所以才改了一個涵蓋範圍較為廣闊的名稱。然而，即使用《筆記選》的名稱，仍是惹來批評：

「至於《筆記選》中的文章內容，其中有許多篇儼然已是「論文」的體制與架構，與「筆記」有一段差距。在文類的光譜上，筆者認為應該可以分成「論文──類論文──筆記（雜文）」三個區塊。這三個區塊中，何謂論文應不需多做解釋，從形式到內容一切皆需符合學術要求而作，只是刊登在《筆記選》中的論文多半較一般論文短小，精實度亦不及一般學術論文。類論文則是在格式上未依照學術論文的要求（如：並未註明引文詳細出處，甚至完全未註明），在架構上也不如學術論文嚴謹，體制篇幅也不若論文宏大，雖然望之便知不是論文，然而作者的用語，思考的路數以及見解的深度和廣度等，卻並不亞於撰寫學術論文的標準。筆記（雜文）則不論在架構和論述上都更為鬆散和隨意，篇幅也趨於短小。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興起的筆記小說，上承諸子諸史的誌人以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的誌怪系統，內容包羅萬象、品味紛雜，但卻幾乎都是殘叢小語，看似非有意而為之。對「筆記」的定義，根據吳禮權的研究：據1989年版《辭海》的定義，所謂「筆記」，就是「泛指隨筆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其題材亦很廣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歷史、經濟、文化、自然科學、社會生活等許多領域，但亦可專門記敘、論述某一個方面。」於此，我們可知「筆記」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它實際所包含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凡是不可歸類的各種隨筆記錄的雜識、札記、筆談等，皆可統稱之為「筆記」。（1）

在以上的引述中，顯然作者是把筆記歸入「雜文」類。並引台灣學者、著名散文家鄭明娳的文章論證：「……雜文中的『雜』並非專指內容之駁雜，也涉及形式的不定型，它接受西洋的隨筆與中國的筆記文學以記錄為主的形式。在內容上，它具有理性的論說。」（2）並斷言《筆記選》中的「筆記」，其實就是「雜文」。作者把筆記視作雜文，固然過於簡化，而把那些非學院學報式論文稱作「類論文」，以別於全篇佈滿註釋的所謂「正統」學院式論文，也是「別具一格」。在我的閱讀經驗中，「類論文」這個名詞比較少見。也許作者是從字面上把類似學術論文簡化而成，但看起來卻是有點兒滑稽。然而，我們還是把焦點放回筆記上面去。
在中國傳統文學分類中，筆記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等。其源流可上溯至東漢，到唐代而盛，到宋代則呈多樣化發展，至明清，則是理解當時歷史不可或缺的輔助讀物。鄒福清在《唐五代筆記研究》中整理出來的結論，認為「文人劇談風氣、史傳文化是唐五代筆記繁榮的文化原因」，並指出「文人的職任、交遊、家學等深刻地影響了唐代的筆記寫作；赴舉、入幕、歸隱等文人風氣是筆記作品的重要內容，從這些內容可以窺見文人群體的文化心態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唐五代筆記的詩本事類以其獨特的言說方式使本事批評成為一種重要批評模式並導源出宋代詩話」。（3）
「以其獨特的言說方式使本事批評成為一種重要批評模式」，即是說，筆記文類中自唐以來，就兼有文學批評的功能。如《詩品》、《滄浪詩話》、《人間詞話》，甚至當代文學中錢鍾書的《談藝錄》，都可稱作筆記。當然，還有一直以來存在於今天文學批評寫作中的讀書筆記（不是如今學生作業那種）。
為「筆記」一詞翻案自不是本文的目的，但為了要對《筆記選》第五輯寫一篇評論，先理清一些概念還是有必要的，否則作者與讀者之間，便難有一個理解的共通點。另外一點還要說明的是，本文雖稱作文學評論，但筆者無意用學院式的批評模式去討論《筆記選》第五輯，因為筆者一向以為，評論的好壞，跟評論模式沒有直接的關係。雖然筆者也寫過學院式評論，也從一些水準高的學院批評論文學到不少東西，但對於那些滿紙註釋，檢拾前人觀點而看不出作者見解，或者語焉不詳的學術論文，總是敬而遠之。而在《香港文學》這樣一本非學報的文學刊物，也無需過於執著於學究氣。事實上，二十世紀以來不少大師級的文學評論家，其成就都不因為評論是否學院式，而是因其對文學的認識與洞見而著名。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EdmundWilson）的文學批評著作，其多本文學論文選集用的就是LiteraryEssays作統稱，而Essay可解作論說文、散文、隨筆、小品文等，在學院作，有時也稱作論文（有別於thesis或paper那種學術論文）。
綜上所述，以目前《筆記選》第五輯的內容看來，自是符合中國近代文學筆記的定義。然而，這裡面也涉及另一個問題――筆記一詞既是古典文學用語，而香港文學則是新文學類型的出版物，放在一起似乎有點矛盾。因此，我還是贊成用回文論選LiteraryEssays比較妥當。當然，從文論選的角度去看《筆記選》第五輯，有些應酬式的短文就會落選。但我看這並無不妥，正好把篇幅讓出來給一些遺珠者。
《筆記選》第五輯是一本厚達四百五十頁的書，如果不想用數字式的統計，或語焉不詳的短語去討論書中文章，在有限的篇幅內實在難以兼顧全部內容，因此，筆者在這裡用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就是只討論有關香港文學作品的篇章。但即使這樣，篇幅還是不夠，於是只好再簡略一點，只集中探討香港文學發展史的一個點――用管窺式的方法探討香港文學的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作品。所謂管窺式，就是用最簡略的方法，或者說，是蜻蜓點水式的方法，看看香港文學中的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特質。而還需說明的是，即使有了一條界線，有些作家和作品仍是不能兼顧。

閒話表過，回到正題。《筆記選》對香港文學作家的討論，歸納起來包括葉維廉、也斯、西西、侶倫、舒巷城、崑南、劉以鬯、黃繼持、羅貴祥、林夕、黎翠華、陶然等。其中黃繼持是其學生何杏楓對其治學態度的回憶，葉維廉則是一篇有關其創作的訪問，而舒巷城一篇則是作者沈舒透過訪問新加坡作家歐清池的回憶片段。
在上述多篇有關香港作家的文章中，筆者嘗試用一個串連的方式去整理出香港文學的獨特面貌，就是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兩條脈絡。
我們先由葉維廉說起。在葉維廉的訪問中，對於香港作家這個身份，他既肯定，又遲疑。肯定，是因為他青少年時期文學創作起步期是在香港，然後去台灣和美國留學，在台美留學期間他的詩也常在香港發表，他並且和崑南、王無邪於1958年創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並合辦《詩朵》。但他的成名，卻是在台灣和美國。他在訪問中說：「（關於錯位）比如說現在我離開香香港很久了，香港也不認為我是香港人，可是呢，到底我在香港成長一個階段，我十二歲到了，那個開始有思想有甚麼的就是在香港，所以我有沒有懷念？有啊！」又說；「我離開的那幾年也沒有離開啊，因為我繼續跟他們辦雜誌。我暑假回去三個月啊，那時還是繼續寫的東西。當然我後來有很大的變化，因為瘂弦他們把我的一首詩放去了六十年代詩選，然後我就進了他們的現代詩運動，還有就是參與現代文學這兩個刊物，所以後來算是在台灣成名。」（4）
作為學貫中西，並且早已成名的詩人學者，葉維廉雖然沒有香港人所謂的認同危機，但在作家身份的認同上，他自己也意識到，無論怎樣都抹不去香港身份這個印記。
身份，是近二三十年香港作家筆下經常討論的議題之一。在也斯的作品中，也能看到這種探尋身份的過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後殖民的食物與愛情》中三個生日的暗喻。）葉維廉為也斯詩集寫的代序中，也提到也斯在詩作中怎樣探尋香港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認同並不是單憑英中簽字便可迎刃而解的。……也斯的形象香港一面突顯了香港多元角色的靈活和多變性，一面滲出猶豫不決的愁思：

不同的場合
不斷轉變的身份
……

伸手出去，觸及了甚麼？
歷史是一連串形象
塑造的材料可以是紙箱　塑膠　纖維
鐳射影碟的按鈕……我們抬頭
眺望月亮，今夜的月亮
在時間的盡頭還是開端
……

我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
不增添也不削減

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
我們用不同的顏色筆書寫
這些東西也可能變得表面
歷史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嗎？（5）

葉維廉是也斯在美國唸博士時的導師。他在上述的序言中說，他和也斯是亦師亦友。事實上，兩人年輕時期在新詩創作方面所吸取的養分也是差不多。一方面是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風，另一方面是歐美文學的作品與評論。葉維廉長也斯一輩，他和崑南等朋友五十年代在香港搞文學刊物時，也斯正起步創作，後來他們更成為師友，這未嘗不是香港文學創作的一條承傳脈絡。當然，兩人作品成熟之後還是各有自己獨立的創作方向，例如葉維廉對英美詩的研究和對中國道家美學的融匯貫通都呈現在他的中後期詩作中。也斯考慮在吸取英美現代主義詩風之餘，則更接近於拉美作家把質樸融合於寄寓之中的風格，而由於他熱愛電影，尤其是當年被稱作前衛的歐洲電影，使得他的詩作充滿電影蒙太奇式的跳躍和隱喻。但無疑他們的源頭都來自二十世紀中國三四十年代現代詩派的繼承。而這正是香港文學由五十年的繼承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和吸收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歷程中，所結出的果實。
葉維廉對也斯詩作的分析和評論，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新詩寫作和評論範本，他詳細剖析也斯的詩作，透過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切入，指出也斯的詩作的優點和特點，讓不懂看也斯詩作的人有一個新的體會，同時也讓人看到葉在中西文學方面的學養和功力。
前面提到電影對也斯的影響，這是研究也斯作品不容忽視的。當年筆者是電影節常客時，也時時碰到也斯。和他閒談時，有時也談到一些大家看過的電影。他在上課時也常拿電影作文本分析，其電影研究方面可說達到專業影評人水平。因此，他的詩和小說都有不少電影元素是可以肯定的。鄭政恆的〈也斯：詩與電影〉（6），正是讓我們從詩與電影方面看看也斯詩作和電影的關係。鄭在文中回憶說：2012年香港書展中「也斯：與藝術對話」座談會前，也斯電郵中對他說：「我寫過有關電影的詩很多。小津、小川紳介、伊文思、奧信威爾斯、易文的曼波女郎，甚至普及文化中的甚麼紅花女俠、妖獸都市。當然還有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阿倫雷內的新作。有些是欣賞，有些是共鳴，也有結合成為生活的片段。」
鄭政恆引了也斯的一首詩是〈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影〉，以說明也斯怎樣從電影中取材，並融入他詩中：

我們才張嘴，現代影像的神話越界
衝向無可挽回的暴烈死亡。「總是
舊的權勢與新的權勢展開鬥爭
是這令我絕望，令我想退出
遊戲。」我也會同意你，複雜的面具
分歧的身體遊離在城市的邊緣
非理性的部分無法剷除，陰魂
不散，回來尋找報復的對象 （7）

這首詩談的是也斯一向喜歡的越界（跨界創作），但同時以蒙太奇手法探討他一向以來關心的課題：文化與權力。這種透過與電影的對話暗示文化和權力關係，以及跨界選擇帶來的異見與誤解，在也斯作品中不在少數。鄭政恆文章雖短，卻正正點出了研究也斯的一個重要門道。
討論也斯作品的，還有一篇內地評論家曹惠民的。他以也斯作品的空間意識為考察對象，借用了一些文化研究學者討論的空間意識的方法，企圖指出也斯散文的空間與時間和歷史的關係，但可惜的是，在結論部分筆者仍然看不到這種關係的指向性。在其結尾部分，作者這樣寫道：

……由此不難看出也斯在面對空間時也從不會讓時間和歷史缺席。這也是他對空間和時間關係的一種理解。也斯的香港書寫以其深入內裡的透辟，展示了一個東方大都市的前世今生，外形內神。他從中品出了這座城市的箇中三味：東方味，殖民味，世俗味。（8）

從上面的結論中，我們只知道也斯散文透過空間書寫――如果只是空間書寫――帶出的表象，透過這表象背後，也斯要表達的是甚麼？或者，如果我們相信也斯的作品背後都是有所指向的話，他為甚麼要描寫不同的空間？其實答案在葉維廉和鄭政恆的文章中都有所顯示。葉維廉在其論文中的結語，或許可以補充這裡說的空間的指向性：

他靜靜的呼喊是如此溫文有力。把我們置身在景象的邊緣，讓很多意識和事相在那裡交叉微顫。他的詩見證了在雙重人性割切的暴行面裡尋常百姓家的存有難得的未被污染的樸素和堅實的個性。（9）

簡單的說，如果我們把詩換作散文的話，裡面的空間意識就是也斯一向堅持的那種未被污染的空間。他讓我們置身在景象的邊緣，讓很多意識和事相在那裡交叉微顫，從而選擇一個適切的空間――一個不被權威左右，不被無知掩蓋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正如他借電影生命樹所描述的：

如今賞盡生命的盛宴 

但見：
母親。嬰兒
天空
雲朵
一個穿着僧袍的人
葉子
花朵
生命的樹
我們坐在這兒
看着玻璃傳來光影變化
不同的顏色
在我們的臉上變明變暗
每個人都可以 懷抱希望（10）

葉維廉和崑南是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後起之秀。雖然葉很早就去了台灣，然後去美國，但數十年來他們仍然維持好友關係。他們两人和王無邪當年是年輕先鋒派的代表，在現代主義之風正開始影響着香港文壇之際，他們成了當年台港兩地現代主義的標兵。不同於葉維廉後來努力尋找中西方結合的可能性，崑南由始至終都在現代主義的大旗下創作。
吳廣泰用了一個很好的題目（崑南的浪子美學）來總結崑南的小說作品（11），可說正中要點。浪子的形象，在西方現代主義中正好是象徵着十九世紀波特萊爾代表的一群「頹廢詩人」。〈梧桐無樹更無山〉是崑南一篇小說的名字，作者指出，崑南是以象徵手法探索人生，故事主角明修遊走於夢與現實之間，找尋自己生命的位置。從愛情以至人生，由外在以至內心探求……（12）
作者評論的雖然是崑南的一部小說，卻以一句副題道出了崑南的詩和小說的特色。浪子，或作者所延伸出來的浪蕩子，是西方文學現代主義論述中最重要的一個形象。猶記得現代主義重現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文壇時，反對者不約而同都稱這種創作風格為「頹癈派」。頹廢，在中文語境裡是不事生產，終日無所事事的行為，後面也包括亂搞兩性關係，置傳統道德觀念於不顧的叛逆形象。

香港現代主義風格作品不能不提的是劉以鬯的《酒徒》。韓國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金惠俊為《酒徒》韓譯本所寫的後記中，提醒了許多香港讀者疏忽的一個事實，即《酒徒》並非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部意識流文學作品。他指出：「其實嚴密地說。中國圈在《酒徒》以前初步嘗試意識流手法的作品並非不是完全沒有，但《酒徒》進行了根本性的嘗試並取得了較高的成就」。（13）
不過，他同時正確地指出：《酒徒》對當時香港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產生了頗大的影響。
香港文學的現代主義風格代表人物，除了葉維廉、崑南和也斯外，也包括西西。也斯和西西是香港文學的兩道重要風景。他們都熱愛拉美作家的作品，而西西作品的童稚眼光超脫於成人世界，寫實主義筆觸濃厚，但處處超於現實，更接近拉美作家魔幻寫實的風格。其中〈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和〈感冒〉兩篇小說，處理的是比較傷感的題材，但寫來不失童趣。由西西摰友何福仁寫的〈像她們這樣的兩個女子――析論《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和《感冒》中的「我」〉，則用一種兩生花式的比喻，把兩篇小說的「我」串連在一起，從中讓讀者感受到西西如何處理女性的自覺意識：

感冒和女子這兩個姊妹，分別經歷走向靈魂深處的一個哀傷憂鬱的旅程，最後一同醒覺，再分道揚鑣。女子還是唉唉連聲，感冒呢，已變成啊啊，多麼不同的語調心情，卻同樣是這一個我向那一個我的訣別。（14）

何福仁寫西西自是權威之論。尤其西西小說中的「我」許多論者皆用來比喻西西自己，何的解說自然有助理解更真實的西西，同時讓我們理解更多西西如何處理女性的自覺意識。

香港文學的發展，從五十年代的劉以鬯到八十年代末起步、成熟於二十一世紀的羅貴祥，可以看出香港現代主義創作不斷的受到外來文學思潮的影響。羅貴祥是也斯的學生，他的寫作一直在亦師亦友的也斯培植下成長，如今已成為香港文學創作和評論的重要支柱。然而，要評論羅貴祥小說不容易，因其小說頗為難懂，既有現代主義元素，又具後現代主義，尤其後設小說技法的特色。而馬世豪的分析角度從本土元素出發，頗能抓住羅的小說特色。他指出：「（羅的小說以）本土元素作為小說文本的隱喻符號，除了指涉當下的現實社會外，更擴充小說解讀的各種可能，使文本的價值不停留於一時一地一事，突破我們對本土的認識。無疑道出了羅貴祥小說的藝術風格與現實配合的特質。」（15）
香港文學令另外兩個重要的作家是侶倫和舒巷城。習慣於立場分析的論者，都把他們視為左翼作家，或者現實主義作家，以有別於前述的現代主義作家群。然而，筆者一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看作品的意涵和藝術表達手法，而不是單純的新批評視覺，把現代主義作品的形式作為上品。在香港文學史中，侶倫和舒巷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人低估，他們的左翼立場和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均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近年由於學院對香港文學史的重視，有些學生以他們為論文對象，他們的地位才又重新被肯定。彭智文一文專論侶倫散佚作品《暗算》（16），並點出其作品特色，以補充侶倫研究中的一個還可深入探討的主題，是十分好的一個重新評價侶倫的切入點。彭文指出，出版於1953年的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暗算》，從未被討論過，殊為可惜，他認為：作品既有寫實的一面，如底層的生活狀況；又不乏愛情關係；更具哲理的思考如婚姻與金錢人情世態的醜態劣行。
彭文介紹書中主要情節頗為詳盡，對於《暗算》主題所針對的愛情與金錢的意義，以及關注底層等方面着墨頗多，這對未看過小說的讀者來說幫助頗大（事實上，本書流通量不多，看過的讀者很少）。在筆者看來，這個小說還有不少討論空間，例如它與當時的粵語片關係如何？小說與當時國內所提倡的現實主義關係如何？他如何借鑒外國現實主義風格――尤其是俄國作家――描繪底層等等脈絡，仍可多加發揮。
香港文學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另一個就是舒巷城。和侶倫一樣，舒巷城也是香港文學論述迷失於新批評時期中被忽視的香港作家。他和侶倫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被重新發現。然而，透過沈舒訪問舒巷城的好友、新加坡作家風沙雁（17），我們知道，舒巷城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南洋新馬有不少讀者，當地的作家也都十分尊敬他和崇拜他。透過舒巷城這個例子，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這種香港文學作家作品向外地散播及影響的研究，也許有助於補充香港文學史一個重要而被忽略的一角。

《筆記選》第五輯對香港文學作家作品的討論，並不止於上述各篇，可是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只抽取香港文學史中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兩大脈絡串連起來，作為對香港文學史一個角落的一點考察。這裡還要補充一點的是，《香港文學》作為立足本土的一份文學雜誌，三十年來為香港文學的發展和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園地。《筆記選》系列也收入了一些作家的評論和肯定。事實上，五輯的創作選和評論選只包含了近十多年的《香港文學》大體內容，再往前面的文章，還可以在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資料庫中搜索得到，這對無論是對整體的香港文學，或者是香港文學這本雜誌的研究，都有莫大助益。

【註】：（1）  謝靜國：〈文學邊緣的文學融合──淺談《黑夜裡的閃電》〉──《〈香港文學〉筆記選（2009年1月～2012年6月）》，《香港文 學》2012年11月號
              （2）  同上
              （3）  鄒福清：《唐五代筆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4）  翁文嫺：〈夢的起源詩的發展功能假語法――葉維廉詩學專訪〉，《筆記選》第五輯，p.335
              （5）  葉維廉：〈語言風格的自覺與營造：論也斯（梁秉鈞）〉,《筆記選》第五輯，p.175
              （6）  鄭政恆：〈也斯：詩與電影〉，《筆記選》第五輯，p.37
              （7）  同上
              （8）  曹惠民：〈也斯散文的空間意識――以其香港書寫為考察對象〉，《筆記選》第五輯，p.436
              （9）  同5
             （10） 同6
             （11） 〈梧桐無樹更無山――崑南的浪子美學〉，《筆記選》第五輯，p214
             （12） 同上
             （13） 金惠俊：〈似醉非醉的酒徒――韓譯版《酒徒》後記〉，《筆記選》第五輯，p240
             （14） 何福仁：〈像她們這樣的兩個女子――析論《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和 《感冒》中的「我」〉，《筆記選》第五輯，p425
             （15） 馬世豪：〈本土元素在羅貴祥小說的作用――以《士象》和《田在市》為例〉，《筆記選》第五輯，p214
             （16） 彭智文：〈滄海遺珠――論侶倫《暗算》的書寫策略〉，《筆記選》 第五輯，p322
             （17） 沈舒：〈回憶舒巷城――訪問歐清池（風沙雁）〉，《筆記選》第五輯，p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