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 ： 香港、地方與人物：略談《繁華落盡見真淳——《香港文學》筆記選》

我曾寫過《黑夜裡的閃電――《香港文學》筆記選》的書評，開篇說道：「香港評論人說香港事、香港文學、香港文化，當然很順理成章，但也不必過分排他或自慚形穢，外地人╱內地人的評論意見，可以參照，打開視域，他山之石，興許可以攻玉。問題是，不同的意見是否在對等的平台上呢？平台上各種話語權有沒有嚴重失衡？有沒有顧此失彼？當文學、文化與政治、經濟等社會範疇已經不能切割，形成權力分佈上的複雜性，從後設批評（metacriticism）的角度看，評論本身也因着權力結構、歷史傳統、東西文化、意識形態等等，而日益離開了單純的文學分析路線，我在此探詢的是，甚麼是香港文學評論的焦點所在呢？有甚麼需要注意？」而文末就說「也許要討論香港文學及相關評論，離不開歷史的認知，所謂歷史不是死的歷史，而是活的歷史，活的歷史帶來清晰的主體面貌，發言才理直氣壯。」（〈主體逃逸的危機：略談《黑夜裡的閃電》〉，收於鄭政恆編：《讀書有時II：香港文學書評精選》，2013年由次文化堂出版）
又過了幾年，《香港文學》主編陶然先生出版了《繁華落盡見真淳――〈香港文學〉筆記選（2012年7月—2015年12月）》，正好繼續關注評析，上文提到的歷史認知，正是我繼續關注的重點。
《繁華落盡見真淳》一如之前的《黑夜裡的閃電――〈香港文學〉筆記選（2009年1月—2012年6月）》和《這麼近，那麼遠――〈香港文學〉筆記選（2000年10月—2008年12月）》，以文學評論為基礎，當中有序言後記、書評文章、史料勾沉、作家研究、作品分析、懷人憶舊、隨筆略記、作家自述、訪問對談、經典重溫等不同類別的文章，全書厚達四百五十頁，內容頗為翔實而且多種多樣。

回望與細論故人
首先看懷人文章。羅孚和也斯（梁秉鈞）分別於2014和2013年去世，《繁華落盡見真淳》中，邵燕祥的〈再說羅孚〉和彥火的〈從愚昧到徹悟――也談羅孚〉，都收於「悼念羅孚先生特輯」（《香港文學》2014年8月號），特輯中的文章都傾向簡短。
邵燕祥的〈再說羅孚〉跟另外三篇文章〈羅孚：一個悲劇的存在〉（原刊《明報月刊》2011年11月號）、〈致羅孚先生謝贈《雙照樓詩詞集》〉、〈詩酒忘年懷羅孚〉，俱見於邵燕祥的文集《痛與癢》。
〈羅孚：一個悲劇的存在〉是緣於羅海雷《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一書，以「忠而見疑」「憂讒畏譏」兩個古來士大夫傳統悲劇，帶出書中「自我平反」的意願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再說羅孚〉就是向讀者勸讀羅孚作品，其中提到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羅孚文集》七卷――《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北京十年》、《燕山詩話》、《西窗小品》、《文苑繽紛》、《香港，香港》都已出版，唯獨《羅孚詩選》尚未面世，至今還是未聞音信，但願不會石沉大海。
彥火的〈從愚昧到徹悟――也談羅孚〉扼要地回顧羅孚的創作階段，彥火特別點出〈感慨萬千〉一文，這篇文章是羅孚經歷了諸多風風雨雨後所寫的反省文章，在香港左派作家中，羅孚的反思與自白可算鳳毛麟角。〈感慨萬千〉是一篇重要文章，而羅恩惠導演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也略有涉及到羅孚的自省。彥火眼光精準地點出〈感慨萬千〉一文，也瞭解此文在羅孚寫作生涯的獨特意義。
關於也斯的文章，不是單純的追悼散文，更多的是夾雜評論，研探作品，這也未嘗不是懷念故人的坦途。
論也斯文章三篇，鄭政恆的〈也斯：詩與電影〉收於「文學批評展」（《香港文學》2013年5月號），拙文討論也斯的〈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在華沙電影院重看《兩生花》〉、〈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影〉三首詩，又旁及也斯不同時期詩作與電影的關係。

葉維廉的論文〈語言風格的自覺與營造：論也斯（梁秉鈞）〉為《梁秉鈞五十年詩選》的代序，全文甚長且富於筆力，關於文題所說的語言風格的自覺與營造，葉維廉是從《梁秉鈞卷》看到也斯「不但具有我說的語言的自覺――包括完全擺脫陳腔濫調的素樸洗煉和對『風格歷史』的兩種自覺，而且在事件呈現和語調存真上提供了變化多端的語言策略。尤有甚者，他承接了大陸三、四十年代到台灣六十年代對語言刻骨鏤心的訴求、對結構精嚴的遵從，作了建設性的揚棄，而獲致一種相當灑脫、靈活的突破。這個突破不但包括了對現代主義本身在其求開放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落入封閉形式的挑戰，還包括把被霸權（或宰制）表達形式所壓制或邊緣化的經驗層面重新納入他詩的運作裡，把人生的瑣碎萬狀――尤其是不易納入所謂『純詩』的事物事件――給予它們一種平等而莊嚴的存現。」

葉維廉細論了也斯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詩作，包括「蓮葉」組詩、〈樂海崖的月亮〉、〈白日〉、〈避雪〉、〈我的六○年代〉、〈青菜沙律〉、〈樓梯街〉、〈形象香港〉、〈老殖民地建築〉等等，文章前段將也斯凌駕於同一時期的香港詩人，進而以現代主義的視角，分析也斯的詩作風格，後段運用比較文學的策略，以中國山水畫，以至龐德（EzraPound）、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奧爾森（CharlesOlsen）、克爾里（RobertCreeley）、法蘭克．奧哈拉（FrankO'Hara）、JohnCage的系譜，分析出「也斯的敘述，從這個背景／系譜來看，已經不是一般的個人主觀意識因果線連直線追尋的敘述，『頓切』、『空間部署』、『視覺層次如水銀燈活動方式行進』、『蒙太奇／並峙並置』『意念演練』（ideastaged／ideainaction）、『環迴全方向遊走求取全面網取』（譬如他的〈新蒲崗的雨天〉）、『樂句方式點逗』引帶讀者從具體事物跨入冥思裡情弦的顫動是一種『不落言詮』或者應該說『詮釋的衝動不顯著讓事件激發讀者去感印自詮』，這些都是也斯語言的策略。」〈語言風格的自覺與營造：論也斯（梁秉鈞）〉一文之豐富充實，富於獨特創見，堪為論也斯詩作論文的典範。
《繁華落盡見真淳》的回望與細論故人的文章，還有曹惠民的論文〈也斯散文的空間意識――以其香港書寫為考察場域〉和何杏楓的〈坐看雲起――回憶黃繼持老師〉等等，在此不一一細論。
《繁華落盡見真淳》所收文章，至2015年為止。台灣文學作家陳映真於2016年去世，書中季季〈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刊於陳映真去世之前，同年收於《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也是懷人文章。

尋索往昔香港面貌
回應文首提出的歷史認知一點，《繁華落盡見真淳》有不少文章是關於過去香港文學及文化的面貌。
關夢南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閱讀札記〉，是關夢南與李洛霞合編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的序言，此書是資料彙編，藉所見的資料展現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的基本面貌，書與序文對研究六十年代香港小說有幫助，但資料本身難免比小說作品枯燥乏味（更好是編輯小說選，像也斯的《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幸好序言言簡意賅，也有個人情懷，對資料彙編興復不深的讀者，單看關夢南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閱讀札記〉就夠了。
《繁華落盡見真淳》中，辛其氏的〈浮蹤泛記：曲話．戲影．紅樓〉也是關於六十年代，而且充滿香港本土情懷，由童年時銅鑼灣一帶所見說起，牽連起電影、古腔粵曲、南音、不同版本的《紅樓夢》，這篇長文就如辛其氏的自傳筆記，以電影粵劇前行，又以《紅樓夢》為主線，散而不亂，就如辛其氏歸結之語：「審視大半生積存的舊物舊書，隱然有一條看不見的軌迹，不經意導引我成長的方向，從沒刻意而為，但與《紅樓夢》有關的種種情趣，隔不多久自會縈繞身邊，我稱作物緣。物緣背後必有人情在，但情緣總會消逝，閒居泛記，寫下曾經不期而遇，尋且意會神交的好曲、好戲、好書、好物、好人，在經歷過歡愁病厄的諸般考驗後，慶幸並未辜負華年。」
2015年適逢《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年，《香港文學》在1月24日於香港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慶祝晚宴，以及召開兩岸四地文學研討會，主題為「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文章其後分別刊於《香港文學》2015年5及6月號，其中鍾玲、趙稀方、黃錦樹、許子東、黃維樑、蔡益懷、陳國球、蘇偉貞、劉登翰的文章或發言稿，收錄於《繁華落盡見真淳》，其中黃錦樹的論文〈香港—馬來西亞：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及一種香港文學身份〉和陳國球的論文〈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尤其可觀。
〈香港—馬來西亞：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及一種香港文學身份〉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回應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講師莊華興的文章〈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原刊《當今大馬》2014年3月6日上載），〈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提到「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
然而，在黃錦樹眼中，劉以鬯《熱帶風雨》中的小說故事，未見實驗手法，不是現代主義作品，直至《酒徒》才算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文學宣示。黃錦樹文中對劉以鬯創作上的限制，有很尖銳的批評，引人深思，而論文提到在冷戰的年代，香港的中轉站角色，相信也無可置疑（印象中鄭樹森早就說過了），但黃錦樹同時看到香港是緩衝地，「大師巨匠絡繹南渡，臥虎藏龍。雖被譏市儈功利，其實文化底蘊深厚，代有傳承。」這番話興許是出於禮節，但也是公允之論。

誰是張寶樹？
陳國球的論文〈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出於《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卷一》的研究成果，專論香港文藝評論人兼譯者袁振英，他的評論
和譯筆不單見於《新青年》4卷6號（1918《新青年》年6月15日出版）的《易卜生號》，也在香港的報刊發表譯作。
陳國球的論文也提及戰前香港尤其重要的文藝刊物《紅豆》，以及創辦人之一的梁之盤，文中說梁之盤關於英美文學作家作品和思潮的介紹尤其得力，是因為英國殖民統治，以及張寶樹（ProfJ.D.Bush）的影響，可是我們對張寶樹其人所知甚少。
就目前所見的張寶樹著述，除《紅豆》的文章〈文藝譚――浮士德之分析〉（陳演暉譯）、〈「羅蜜鷗與朱麗葉」之研究〉、〈英國文壇的漫遊〉（世暉譯）、〈吉伯西和英國文學中之流浪情調〉（陳天鵬譯）、〈新與舊――英國小說中之新舊寫實主義譚〉、〈「筆耕者言」序〉（思平譯），以及刊於《文明之路》的〈獨裁乎？民主乎？〉和刊於《民教半月刊》的〈現代戲劇底社會的意義〉（梁之盤筆記）兩個演講稿之外，還有一部TheNationalSunYat-SenUniversity:AShortHistory（《中山大學簡史》，見藏於中文大學）為英文系張寶樹參與編撰，鄒魯校長撰寫前言。此書有不同版本，我手頭的是1936年版和1937年版，1936年版沒有編者語，1937年版中，張寶樹在編者語說首個英文版《中山大學簡史》為張葆恆所編，1935年面世，1936年有二版，1937年版是新版。
從演講稿〈獨裁乎？民主乎？〉（1935年11月18日中山大學紀念週演講）可知，張寶樹自言曾在紐約為孫中山先生的機關報《中國評論》（TheChinaReview）服務。
查閱黃福慶著作的《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1988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於附錄一「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名錄」中（頁197以下），竟未見張寶樹之名，名錄中兩位英文系外籍教授，分別為「伍滿意」和「馮炳文」，都是美國人，伍滿意教現代文學、近代戲劇和作文，馮炳文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到校，他是美國安寶利亞大學（或許為EmporiaStateUniversity）文學士，甘省大學（或許為KansasStateUniversity）文學碩士，專教古代神話、莎士比亞喜劇、十九世紀前英詩和英國戲劇，跟張寶樹的學術旨趣比較接近。又據〈三種普遍菜類害蟲及其發現於廣州之記載〉一文，馮炳文為嶺南大學自然博物採集所專門助理，名字張冠李戴，也有可能。
再查吳定宇主編的《中山大學校史（1924～2004）》，張寶樹繼江紹原、劉奇峰、張葆恆，名列英吉利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最後一查1935年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現況》，其中校長教員姓名錄有張寶樹，職稱為教授。
翻閱以上資料，對瞭解張寶樹其人幫助不大，在此留下一些線索，還需同道進一步細探。

餘話：書信、訪談、作家
《繁華落盡見真淳》的佳作不少，如對作家書信有興趣者，可讀韓少功〈落花時節讀舊箋〉和文潔若〈蕭乾先生與聶華苓的通信〉。人物對話方面，李昂、洛夫和歐清池三個訪談錄各有可觀之處，更專門的一篇是翁文嫻的〈夢的起源、詩的發展功能、假語法――葉維廉詩學專訪〉。
翻閱全書，最後要說說當代海外華人散文作家王鼎鈞，《繁華落盡見真淳》書題取自袁勇麟的論文〈繁華落盡見真淳――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書中還有蘇偉貞的〈《香港文學》作為文本――王安憶、莫言、王鼎鈞、黃錦樹、鍾怡雯、劉俊在《香港文學》〉和王渝的〈安身立命於文學――漫談王鼎鈞的文學創作〉，兩文論及王鼎鈞，《繁華落盡見真淳》收錄王鼎鈞的散文〈我所知道的比喻〉，甚至韓少功的〈落花時節讀舊箋〉，也收錄王鼎鈞書信一封，文中韓少功稱許王鼎鈞為「台灣散文一哥」，推崇備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