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益懷 ： 在故事中發現香港――香港文學小說選《審死書》、《迷蹤》散論

認識香港，發現香港，有千百種方法和路徑。作為一個專業的文學讀者，我選擇通過小說走進「我城」，認識她的不同面相和人間故事。最近，展讀《審死書》、《迷蹤》兩本小說集，如手持一面透視鏡，對香港社會的人情世態又有一些新的「發現」，新的認知，故筆錄若干心得與讀者分享。
在過去三十多年，《香港文學》一直是本地的一個重要文學發表平台，始終扮演着催化創作的角色，在文創界享有相當的影響力和地位，而這份刊物也成為觀察香港文學生態的一扇窗口。該刊每年第一期的小說專號，如同香港小說的年度特展，具有相當的分量，對創作界來說起着一定的品質指標作用，備受重視。《審死書》、《迷蹤》這兩本書，是《香港文學》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間的小說結集，收錄了這期間的部分力作、佳作，也可以說是兩冊有一定代表性的香港年度小說選。
小說可以宏觀地展示社會歷史場面，也可以微觀地揭示人情世態，一如廣角鏡與顯微鏡，在揭示族群或個人的社會歷史經驗或生存境況方面，極具傳真的效力，是當代文學中極具生命力的文類，有廣大的讀者群，具有其他文學形式難以匹敵的優勢。好的小說家往往是一個社會的觀察者、書記員，能夠敏銳地把握住時代的脈動或病象，並真實地寫真，在作品中加以呈現。縱觀《審死書》、《迷蹤》所收的本地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不少作品，對這個城巿的社會歷史脈絡、人間百態、民心民情，都有相當程度的揭示，具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效應與藝術價值，值得大家垂注。

1  多元面相 「我城」拼圖

書寫「我城」，是香港小說的一個重要特色，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蔚為風潮。在這兩本小說集中，不難發現這個寫作傳統，不少作品都以城市的表現場域，着力表現這個都市的民情世態、生存經驗，展示香港社會的多元面相，構成一幅斑斕駁雜的「我城」拼圖。如黃靜的〈赤麂〉、黎海華的〈渡〉、韓麗珠的〈假窗〉等，都是有一定分量的力作。
黃靜的〈赤麂〉是一篇藝術成色較高的作品，具有當代小說的美學品質。作者不刻意追求情節的離奇曲折，而是在尋常事物中發掘故事的因子，在自然而徐緩的敍述中，表現不凡的透視力。該作的基本情節很簡單，就是尋找赤麂，但作者透過這個簡單的「動作」，埋下了一條暗線，尋找香港。故事中的阿圓在一間研究野生動物的公司工作，這天老闆交給大家一個新的任務︰發現赤麂，我們要找到牠。阿圓和同事都把赤麂當作了森林精靈七色鹿，不知道這個生靈會為他們帶來甚麼，又如何才能找到。他們整天在山頭上轉，在不同的地點裝相機、換膠卷。就是在這個尋找過程中，阿圓這位元朗原居民，看到了不一樣的香港。

車子駛出了3號幹線的隧道，風景就帶了鄉郊的味道。雖然新界的農地已經很少，兩旁的空地都成了停車場，再不然就放着些貨櫃箱子，高樓住宅也多起來了。可是開闊的感覺和少了房屋遮擋的綠色丘陵，仍讓人眼睛舒坦，視線可以看得遠一些，可以長久望着遠處的景物，不會被大廈和川流的人群割得支離破碎。（P80）

這是在香港小說中不多見的景觀。在這個作品中，讀者不難領略到諸多大家久違的香港風貌。當阿圓他們進入米埔濕地保護區，身處寧靜的環境，嗅到清爽空氣中的草木香氣時，她問︰「這麼靜，你覺得這是香港嗎？」（P81）整個作品以阿圓為敍述視角，透過她的耳聞目睹來看香港，展現香港新界的山水自然，同時也認識香港。一個剛踏入社會的大學生，從公司、家庭與朋友中得到各種關於香港的啟蒙。老闆告訴她︰「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這裡這麼多人，城市小可又很發達，樓房又密，可這裡的野生動物種類卻很多，兩個世界本來有互相蠶食的競爭，可是這裡又奇怪的互存……」（P93）同事提醒她︰「有法子走就趕快走了，老友，現在香港是沒甚麼出路了，看市道這麼差！」（P96）阿圓通過這份工作，「知道了另一個香港」（P96），這也是這個作品的立意所在。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個作品是以真誠而謙恭的姿態在書寫香港，相當的接地氣，它不是從某種理論顯學，如殖民的、環保的等等大理論為出發點，居高臨下地審視香港社會，又帶着有色眼鏡作符合「政治正確」原則的演繹。這個作品沒有這種「文化病」，相反體現了一個小說家應有的素質，即真正走入社會，踏進市塵、走進人群，勘察真實的人生，從生活出發展開創作。這也是這個作品內蘊豐厚，耐品耐讀的道理所在。
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有感於香港小說中的一種不良現象，冷血寫作，缺乏溫度。在當下的香港文學創作界，有相當一部分作者的寫作缺乏情感因素。有不少作者飽讀理論經典，從概念出發，從某種來自於書本的理念出發，對現實展開圖解式的解說，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肌理和鮮活色彩。他們的創作從意識來說可能是前衞的，符合某種文化意識，也給人一種先鋒的錯覺，可以贏得理論家的掌聲，卻得不到普通讀者的青睞，叫好不叫座。關鍵就在於這類作品缺乏生活氣息，從情感來看是虛假的，不誠實的。這樣的作品貧血、蒼白，不值一讀；這樣的創作路向不值得附和，更不值得鼓勵。文學寫作需要情感的滋潤。筆下沒有情感就沒有生命的溫度，也沒有生命的血色，只會是乾巴巴的文字。文學需要思想智慧，但不等於理論的圖解，主義的宣揚。作家除了要閱讀各門各派的理論，更重要是閱讀社會，閱讀生活，探測人心。「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始終是文學創作的鐵律，值得深刻領會，銘記在心，並見諸實踐。文學作品應該像新鮮水果一樣，從生活之樹上長出來的，有生活的氣息，有人情世態，有鮮活的經驗，有深摯的情感。
黎海華的〈渡〉就是一篇出自於深摯情懷的作品，該作以醇厚的筆觸回望過去的歲月，描繪出一個香港女子的記憶拼圖。小說中的女子簡潔出生在一個草根家庭，住在灣仔的一幢舊唐樓裡，屋裡擠着好幾戶人家。母親由大陸偷渡而來，人生地疏又沒文化，吃盡苦頭，心有鬱結，時時求神拜佛，最後發展為抑鬱症。女兒小時候隨母親到大嶼山拜觀音，第一次坐船，第一次出遠門，對海上航行，對城市的風貌，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故事就是以這一次出行為起點，漸次展開由少女時代到長大成人進入社會的種種情景，如父母的爭吵，鄰里的交往，與鄰家的兒子家明的交往等等，構成了一幅幅舊香港生活場面的白描速寫，真實再現了六七十年代以降香港升斗市民的生活狀況。作品真實重現了一家三口的居住狀況，爸爸在外面走水貨，三數日才回家一次，晚上母親催促女兒到上格牀睡覺，女兒不肯，爸爸說累了，便自己爬上上格牀，不一會便鼾聲大作。「媽媽不知在生誰的氣，關了燈，還坐在牀沿。她靠着牀架，抱手望向半空，幽暗中她的身影有如一座山，沉沉的壓在簡潔身上。天花皮反射着街上微弱的燈光，簡潔看真了，媽媽在流淚……」（P176）像這樣的情景，正是萬千平民家庭的真實生活寫照。黎海華筆下的香港，來自於真實的生活經驗，屬於過來人的深情回望，一情一景都別具風韻。
在當代的「我城」書寫中，韓麗珠是一位獨具風格的作家，她的小說非同一般寫實類的作品，不遵循一般情節小說的起承轉合套路，而是憑奇幻的想像述說她自己的香港故事。〈假窗〉這個作品寫出了香港石屎森林中的一個怪現象，許多大廈的居所都沒有窗戶，只好透過畫假窗來「透氣」。在新發展區，「大廈與大廈之間的距離更窄小，住宅也更稠密，建築物像迷宮那樣把人們圍困」，「那跟蜜蜂的巢穴相仿，只有辛勤得至死方休的人才能得到住進房子的資格。」（P414）發展商在堆填區附近興建新樓，不敢開窗戶，怕氣味拉低樓價，為了創造「比現實更逼真的風景」，找來「木」為整座大廈繪製假的窗子，「營造虛假的希望」。租售這樣的房子，經紀與建築師都有他們的邏輯，「窗子早晚會成為不合時宜的東西」，「沒有窗的房子才是個令人心神平靜的住處」，「住客入夜後才回家」。看到這樣的描述，相信讀者都能意會到這是香港現實居住環境的真實寫照。同傳統寫作人不同的是，韓麗珠不是停留於新聞報道式的揭露，而是對社會現實作出細緻的觀察，抽取某種現象作符號化處理，加以誇張、變形，使之陌生化、怪誕化，這正是韓麗珠小說筆法的獨特之處。
觀察香港、書寫香港，有無窮的方式和角度，可以是內視角，也可以是外視角。如周潔茹的〈到香港去〉，寫一個內地女子遊香港的遭遇，就是以遊客的眼光看香港。作品中的張英是個精打細算的少婦，為了替八個月大的孩子買奶粉，報了一個廉價雙飛團，立心不接受強迫購物，只是一心一意揹奶粉回去。孰料，事情並非如她最初想像的那般，只能身不由己地隨團活動，忍氣吞聲跟足全程。張英最終達成了自己的心願，買到四罐奶粉，誰知過關時她被攔下來了，因為沒有人告訴她，「每個人只可以帶兩罐奶粉出香港」。這個結局對張英的香港之行是一個大諷刺，難怪她有這樣的想法，「這一輩子都不會再去香港了」。這個作品似乎以近於新聞實錄的方式，將旅遊業廉價購物團的劣行跟蹤報道了一次。但如果只是這樣看，則低估了周潔茹的創作心志。作為一個本色作家，周潔茹的小說一向有個人經歷的影子，不乏個人心性的流露。這個作品也不例外，故事中的女子，名曰張英，多少令人聯想到香港文學的祖師奶奶張愛玲，大家別忘了，張愛玲的本名叫「張煐」。一個同音的名字，怎能不讓人想到這就是一個作家的化名，當然她不是張愛玲，而是周潔茹自己。事實上，這個作品的「外人」視角本身就暴露了周潔茹的「他者」心態。她身在香港，以香港為落腳點，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香港的意識，她跟香港是疏離的、隔膜的，所以才有「到香港去」的說法和故事。從一個欣賞其文字能力的同道角度來說，我更希望她把創作心態調整過來，從「去」到「來」，以香港為本位、為立足點，從內往外看，體現出香港的視角，煥發出居於斯愛於斯的情感體驗。

2　悲情都市 蒼涼人生

文學之為文學，在於它有溫度，有憐憫之心、惻隱之心，有關懷有人情味。缺少了這樣一種心性，一個寫作人就不能稱為作家，至多可視為寫字的匠人。在香港，有許多創作人都是有人文情懷的作家，他們透過自己的筆揭示社會的不公，書寫都市的悲情，寫出了都市華美表象之下，道不盡的蒼涼，說不盡的酸楚。如李維怡的〈這，不是一個鬼故事〉、鍾國強的〈殺狗記〉，都是很好的例證。
李維怡的〈這，不是一個鬼故事〉，以市區重建的抗爭為背景，輔以情感糾紛的副線，寫出了一個詭異的人間故事。作品中的「奀仔」志忠是報攤檔主，守着祖傳三代的基業，卻面臨市區重建的威脅。別的街坊都搬走了，只有他仍在原地留守。當局要他拿出檔口在這裡經營幾十年的證明，但縱使有街坊作證都不算數。他無法同制度作對，「要打又不夠打」，卻又不甘心自己離開，只好橫下一條心，打算在執達吏行動的那天，拉橫額「無良壓榨毁我家園」、「不要金不要銀還我原區報紙檔」。志忠獨守報檔，只有老街坊、的士司機波叔不時來跟他拉家常。一位乾瘦蒼白的女子不時鬼魅般出現在他們面前，詢問這裡的地址是否青山道626號。志忠還會告訴她，這裡是129號。女子目光呆滯，唸唸有詞地離去︰「明明是這裡，明明是這裡……」波叔想起這個女子的來歷。她是街坊阿雄在內地工作時的同居女友阿晶，大着肚子來香港安胎分娩，生了孩子後最終被阿雄遺棄。她是來討情債的，可是郎心如鐵，而她也因為流落街頭變得呆呆滯滯，且遭遇車禍，落得神志不清的瘋癲境地。這個作品將男人拋棄女人的情感糾葛，與市建局收樓事件聯繫在一起，意在凸顯背信棄義的劣行以及制度的無情。阿晶以「女鬼」的形象出現，如幽靈般出沒，凸顯了一種寃情，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李維怡是一位有藝術複眼的作家，能夠在現實世界看到一隻「鬼」在「左近」，這種遊走陰陽兩界的筆調，給她的作品增添了迷離的美感。這個故事有一個正能量的結尾，在拆遷的抗爭過程中，志忠接到波叔的遺贈，一張早年的合約，街坊簽名同意志忠阿爺在樓梯口擺檔，時間是1950年3月8日。人間有情，反證又反諷了制度的無情。李維怡是一位社會意識較強的作家，一向正視社會現實且作出回應，其作品每每指向制度的弊端，可謂當代香港文學的一個異數，體現了一種可敬的寫作精神，值得敬佩。
鍾國強的〈殺狗記〉，透過鳳樓兇殺案反映性工作者的悲情人生。故事中的「我」是新聞記者，受命趕到兇案地點。他從行家口裡隱約得知被殺的男人似是警員，鳳姐失蹤，但警方封鎖了現場且對案情諱莫如深，一眾記者對事件因由、當事人資料等等情況毫無頭緒。「我」在街口垃圾箱意外發現一本日記簿，從內容看是鳳姐手筆。雖不能肯定是否兇案當事人的日記，卻有助「我」作出獨家報道。日記揭開了一個性工作者的人生遭遇和心路，自然也為讀者瞭解兇案內情提供了聯想的邏輯思路。這同樣是一個我們在報紙社會新聞中能夠讀到的故事，說不上奇聞，難得的是作者從悲憫的心懷出發，給一位卑微的鳳姐「立傳」，寄以人文的關懷，表現出一種文學的撫慰精神。

陶然的故事新編〈戰神退位〉，講述一個現實與理想錯位的故事，也是將目光投向現實生活中的平凡小卒。阿羽是位差人，在白日夢中老把自己當作關雲長的化身，是過五關斬六將的「戰神」，義字當頭的英雄。但一回到現實，就是另一個人，無意做賣命的寃大頭，呈匹夫之勇。加上前世修來的艷福，交上了美若甄氏的女友，更是不願拿命來搏，有晉升機會也主動放棄，甘願做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無名小卒。阿羽的形象無疑是某類香港人的寫照，心底做着神勇的夢，現實中卻隱忍退縮，奉行的是明哲保身的意識。

除了表現都市悲情人生，揭示社會弊端，香港小說中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不少作品都不約而同的以文學人為表現對象，揭示他們的生存困境，如陳汗的〈審死書〉、黃勁輝的〈在黃金巷路上〉、潘國靈的〈「死靈魂」出版社〉、徐行的〈李白落難〉、蔡益懷的〈楊克的約會〉等。

陳汗的〈審死書〉是一首哀歌，也可以說是一篇哀悼「文學之死」的祭文。小說以當年書店老闆羅志華葬身書堆的命案為題材，通過講述死因聆訊的經過，還原命案發生的真相，同時也反映香港文學創作與出版的慘淡現狀。對八九十年代以降的香港文學有認識的朋友，相信都對當年的青文書局有一定認識，甚至與書店老闆打過交道。可以說，這個書店是一代文學人的「集體記憶」，而羅志華之死，也成了香港「文學之死」的標誌性事件，成為一種悲情記憶。作品中的「我」應約出席死因研訊，尤如展開了一場回溯之旅，將死者的人生與青文書局的興亡過程展示人前。這其實是以文學的方式對羅志華之死，以及香港的「文學之死」展開追問。作者採用剝洋葱的結構方式逐層揭示，步步進逼，直抵問題的核心。作品中將青文書局比作香港的文化聖城，並一再對羅志華之死作出追問︰「青文書屋曾經是一個小小的麥加聖城，曾經是我們青春的壇場。羅志華背負的不是十字架，是一箱一箱的書，他的寶血白流了，他沒有在三天後復活，他在十四天後腐爛發臭！他還沒有吃他的最後晚餐。誰出賣了他？」（P277）在作品中，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羅志華，這個文學的「傻人」，「彷彿是在我們中間的，他在法庭裡，真的，低着頭坐在門口一角做校對排版，還堅持着出書，本來被人叫作『肥仔』的羅志華經營了青文二十年，最後落得有一天沒一天的吃飯盒、啃麵包，憔悴地戴着黑框近視鏡。」（P281）最後作品作出「終極裁決」︰「他是被自己編造的書謀殺的」。一個愛書的人死於書本中，這是何其荒誕又諷刺的事？而這不可思議的事，恰恰是真實的，且成為香港文化現象的一大諷刺。文字成了原罪，自然無法在商業社會空間中生存，一如作品中「書」的哭訴︰「香港愈繁榮，我們的空間愈小。」（P287）這個作品對香港文化的生存空間、文化人的生存困境，作了深刻的揭示，一定程度上也還原了羅志華之死的真相，可以說是一曲深情的文學悲歌與招魂調。

黃勁輝的〈在黃金巷路上〉是根據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租住小屋專注寫作的傳說演化而來。故事中的卡夫卡是一個要走出父親陰影的人，對他來說布拉格是一座「充滿父親陰影的城巿」，他無法擺脫這個陰影，唯有悄悄在黃金巷租下一個小單位，在這個屬於他自己的隱密空間裡寫作，「建構看不見的世界」。他「在創作中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孤獨，內心陰影可以在這個特殊空間中展露出來。」（P368）這個作品的故事背景在布拉格，但在在指涉香港的文化空間，讀者不難從中領受到香港寫作人的困境。在香港，純粹的寫作人誰不是卡夫卡？黃勁輝自己何嘗沒有卡夫卡的困境？「父親，父親，父親，無處不在的父親。由出生到成年，他沒有離開過布拉格這麼一個小小的城巿定居，他沒有辦法離開這麼一位強大富有父親的陰影。」（P365）這是卡夫卡面對的陰影，也是香港的寫作人同樣會面對的陰影，金錢社會有形無形的生存壓力就是揮之不去的強大陰影，一如作品中所言︰「在物資繁盛的布拉格，金錢是存在的理據」（P367）。此作對文化人的生存困境作所的揭示，與陳汗的〈審死書〉可互作參照，幫助我們認識當今社會環境下本地嚴肅文化事業以及文化人的艱難處境。
無獨有偶，潘國靈的〈「死靈魂」出版社〉，也是以文學出版人、創作者的生存境況為題材。與前兩者不同的是，潘氏更多的是從文學人自身的「陷落」寫起，表現這個特殊群落的內在困境。如作品中的娜達（NADA）本身是出版社的編輯，同時又是一個寫作人，有名聲的文化人。她正在編輯的一本書《一個作家的消失》，其實是她自己化名創作的。其中寫了兩個女子，一位是出版社編輯叫NADA，另一位是作家NANA，同居在「天空之城」的一個豪宅裡。NANA是「洞穴癖」的作家，只想把自己躲起來，最後終於自我放逐。NADA出於惦記，憑字寄意，漸漸發生逆轉發展為提筆創作。一對為文學而存在的人，「互為存在的分裂幻覺」，在自我書寫中實現「自我完成」，也是終極陷落。潘氏的小說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寫作，以書本知識為創作來源，與現實經驗相距甚遠，「地氣」欠奉，「人氣」也不足，相反如「衣魚」寄生在書本的洞穴中，作穴居式創作。NADA與NANA的故事和她們的生存狀態，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純文學出版社與純文學創作者的現實關係與處境，一個相互依存、近親繁殖的生態圈，與普羅市民的生活無涉。
徐行的〈李白落難〉以故事新編的方式，借李白在香港的遭遇，表現「詩人」在當今香港社會「百無一用」的困窘。小說中的作者李白流落香港的橫街，不諳本地的語言，與的士司機「雞同鴨講」，各說各話。司機一心想幫他找工作，為他介紹教職，遺憾的是這位翰林並非博士；介紹他去茶餐廳做侍應，他又不懂廣東話，唯有介紹去做洗碗工。小說筆調詼諧，反映了內地文化人移居香港所面對的窘境，雖有調侃意味，卻不乏看點。

3　從心出發 綿密敍述

小說以故事的形式存在，但又不是流於故事本身。小說最本質的特性是生命的勘探，好的小說家通常都是人生的思想者，他們的創作與其說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是在傾訴生命的種種感懷。從心出發，由內向外傾訴，是最佳的創作狀態。這樣的書寫通常有綿密的敍述流、情感流、信息流，文字自有不一樣的品質。
在當下的香港小說創作中，王良和是一位頗具實力的作家，創作量不高，但出手不凡，每有喜人表現。他的〈我和他〉一如過往的作品，寫得沉穩紥實，寫活了一個一世一事無成的市井人物。王良和的小說創作，最可貴的是有形象意識，注重人物塑造。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有感於當代香港小說普遍缺乏形象塑造的意識，弱化人物刻畫。也許是受現代及後現代意識的影響，不少香港小說作家都不以人物形象塑造為創作的核心，而是一味的消解人物，作意符化的處理。王良和不一樣，他的創作始終以人物為中心，每一篇作品都有一個着力描繪的人物形象。這是其小說創作值得重視與肯定的特色之一。在這個作品中，他講述了兩兄弟的故事，「我」與「他」，「我」是一個博士，喜歡文學的讀書人，而「他」則是一個很會享樂的單身寡佬。兩兄弟關係疏離，這次走在一走，是為先人辦後事。處理完墓葬事宜，兩人一起午餐，走進日本館子。從飲食方面就可以看到二人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他」是個「有錢就傾拎咣啷亂用亂吃」的人，做的是保安員、金舖店員之類的工作，但郭富城和熊黛林光顧的火鍋店高流灣，他也去，「老爸不管，飲茶的錢不給」，可知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換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自己做生意又倒閉收場，「他的母親，心痛死了――虧的錢，都是她的棺材本」（P395）。小說將兩個相差僅一歲，命運差很遠的兄弟對照起來寫，一個活得大大咧咧，無所罣礙；一個活在書本中，「一帆風順」，最後還是不免自問「我要找的，終生執著的，又是甚麼呢？」（P399）王良和筆下的人物，有聲有色看得見，正在於注重細節描繪，這篇也不例外，如其中寫到「他」在金舖遇到打劫，是這樣描述的︰

他笑着說︰「幾個人走進來，舉着槍說︰『打劫！』我還以為是拍戲，前幾天，銅鑼灣崇光外拍過警匪片。誰知肥仔大喊︰『不是拍戲？快點伏低！』他們第一時間躲到櫃底，我才知死。我剛想伏低，就給人抓住，拉到飾櫃外，一枝槍指着我的太陽穴。哈哈！竟然是真槍！」（P393）

這是王良和小說的一個看點，遺傳了傳統中國小說注重攝神圖貌的基因，創作以「人」為本，刻畫繪聲繪色。
梁品亮也是一位有藝術追求，內省意識較強的寫作人，他的〈捕蝶人〉是一闋人生的咏嘆調。故事中的「我」從美國趕回香港，處理母親遺留下來的、位於旺角咸美頓街的唐樓物業。故鄉之行，勾起種種如煙的往事，「我」對母親的記憶，「我」與「你」似有還無的關連，死亡與愛的感悟，都在綿綿思緒中明滅幻化，雲騰霧罩，姿態萬千。這樣的作品產生深摯的情懷，發出的是思想的絮語，別有意趣。除了生命的思辨與感懷外，這個作品在敍事手法上也有奇巧的表現，即刻意留下刪改的痕迹，「你」改為「我」，如「你我回到這裡了」，「旺角是你我的故鄉」，這看似技術的修訂，其實別有用意，「你」「我」併置，然後又刪去「你」，不是簡單的敍述人稱改變，而是暗含信息，「我」中有「你」，縱使「你」被刪去，仍留有痕迹。創作人的款曲，何其幽深，一刪一改，刪而留痕，當然暗含用意。
適然的〈拉扯〉表現生活中的情感「拉扯」，於細微處見真章，亦顯不俗功力。小哀小怨，以小見大，雖非大是大非、大悲大苦，卻觸動人心，一樣發人深省。「屋裡有道無以修補的裂縫。颳風下雨它就滲水。時日久了大家習慣了，無需遮掩它漸漸無處不在。」（P151）這樣的文字來自於用心的觀察，產生於深沉的體驗，閃爍着閱世的哲思，自有耐讀的品質。
香港新一代寫作人，大都不滿足於舊有的創作套路，每每力求在藝術表達方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陳櫻枝的〈太陽雨〉就是一例，該作講述了一個迷離的故事，一對新人遭遇車禍，新娘被困在沒有時間的空間裡，只待解開牽絆她的繩結才能走出那異度空間。現實世界是有因果邏輯的，事件經過必有先後時序，一個場面接着一個場面，有因有果。這個作品在敍述上卻刻意打破時空界限，將一場車禍的順序打亂，重新洗牌，按情感的邏輯來組合，讓場景倒置。故事以一朵粉紅色玫瑰為引，用貓這種靈異的生物來穿引現實與靈異兩界，營造撲朔迷離效果，增添了不少閱讀趣味。
勞國安的〈手汗會〉講述一個不可思議的荒誕故事。小說開宗明義指出，「人類是群體生物，必須互相依賴才能生存。當一群人為了共同目標而聚在一起時，一個組織的雛形便建立起來，社會就是由無數的組織建構出來的。」（P32）作品講述了一個古怪又古老的組織「手汗會」的故事，從這個會的起源、規則、儀式、禁忌等方面加以描述，並以此反思人類各種組織的本質。這是一篇頗有看頭的作品，遺憾的是停留於寫事，作平面化的事件鋪陳，流於組織形式、事件的演繹，未能透過形象的塑造來活化故事。不能以人物的活動來帶出衝突，揭示問題，從小說藝術角度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中，曾出現過不少北望神州的作品，如鍾曉陽的《停車暫借問》，以濃郁的華夏情懷抒發文化鄉愁。但從回歸過渡期以降，《停車暫借問》那樣的文化懷鄉調似乎已成絕響，鮮有相類的佳作出現。時移世易，情懷已逝，自難再唱不了情。縱使如此，香港作家在審視自身的文化身份與處境時，仍不免以故土故鄉為參照，以內地生活經驗和鄉土想像，作為互鑑的鏡像，表達某種理想，如許榮輝的〈大與小〉、蓬草的〈美麗的家鄉〉、周蜜蜜的〈落差〉等都有這個特點。許榮輝的〈大與小〉直接將故鄉與香港這個大城市比較，表現人生感悟。故鄉很小，但給了「我」生命的啟蒙，對大自然產生敬畏；香港固然是個大城市，卻因為生活的困窘，原本開闊的天地被壓縮到一個很小的空間，而在「我」眼裡感覺很小。隨着時光的推移，年歲的增長，「我」對故鄉與城市有了新的感悟，心中組成兩幅圖畫，互相啟示，互相輝映，兩個畫面豐富、生動而立體了，它寛容而大，叫人敬畏，它們成了一個整體。這是人到某個階段的生命領悟，鄉土與城市融合為一，不再是對立的形象。這個作品是一篇詩化的人生感悟錄，難得的是不帶傳統的田園牧歌意識，簡單地美化田園、詛咒都市，而是真誠地感悟，看到它們各自的好處，認識鄉土與市共有的優美、安詳、快樂、從容，並產生敬佩，表現出了值得肯定的正面意識。蓬草的〈美麗的家鄉〉，寫一位老華僑的家鄉情懷。作品中的張大爺少小離鄉，遠走阿根廷，後來發家致富。退休後，睡不穩，家鄉龍鳳村成了他的「最親切、最珍貴的記憶」。「這些記憶已貼切地入了心，深沉的、卻又是那麼固執地在血液中流，體內像有一種奇怪的成分，不停地旋轉渦動，騷擾着他」（P120），於是落葉歸根回到了家鄉。在異國他鄉，由於時空的隔離，他把故鄉「美化」成了「人間小天堂」，而現實中的龍鳳村屋舍疏落，不少老屋空置了，村子「缺少了人聲，連雞犬聲也不多聞，荒涼的、陰沉的，像是已被遺棄」（P123）。出於對家鄉的愛，他決心繼續出資，「保護這個巢」，把她變成美麗的家鄉，吸引年輕人回巢。這個作品出自於僑居法國的蓬草之手，多少也流露了旅外港人作家的懷鄉夢。
《審死書》、《迷蹤》合共收錄了七十五篇作品，難以一一品鑑。本文只是就香港題材的小說作出粗略的評述，不免有遺珠之憾。整體而言，上述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各自的發現，講出了自己的「香港故事」，為讀者留下了種種真實的記錄，也為我們想像「我城」提供了活生生的感性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