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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麟 : 多元現代性的抒情重構——評《土瓜灣敘事——〈香港文學〉散文選》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2月號總第398期

子欄目:「香港文學選集(第五輯)」評論專輯

作者名:袁勇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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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先生自2000年開始擔任《香港文學》總編輯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分批甄選編輯出版「香港文學選集系列」,至今已經十幾個年頭,其中第四輯的四冊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編者自言:「如今第五批的第十八、十九、二十本,也就是散文選《土瓜灣敘事》和小說選《審死書》、《迷蹤》又獲審批,在香港書市日見萎縮的情勢下,不說打了強心針,但在手機流行世界的當下,對於日漸衰落的紙本書籍而言,不啻於一種對於香港文學積纍工作的積極支援。」這番帶有自我鼓舞意味的勉勵,卻也透露出堅守陣地的困頓和艱難,這是信息時代衝擊的必然,也是文化秩序變動的格局。
早在1980年,世界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就已經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一書中預言:「一枚信息炸彈正在我們中間爆炸,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彈,像傾盆大雨向我們襲來,急劇地改變着我們每個人內心世界據以感覺和行動的方式。在從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信息領域轉移的同時,我們也在改變自己的心理。」如今,我們已經親身感受到這種改變的結果,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推動電子媒介以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方式,貫穿並滲透每一個現代人的生活當中,並深刻影響着人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觀念,曾經具有精神引航意義和宣傳教化功能的文學,尤其是依託紙質媒介發展的傳統文學期刊,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衝擊而日漸衰微。
然而在我看來,與其顧影自憐地惋惜哀嘆或者故步自封地徘徊猶疑,不如正視現實並尋找突破的可能,為自己在新的現代文化秩序格局中謀得一席之地,這也是我讚賞並支持《香港文學》堅持編輯選集系列的重要原因,這種看似傳統的文學編選工作並非消極對抗和固執保守,而是努力適應新時代審美訴求和文化選擇的積極回應和主動作為。以近期編選出版的《土瓜灣敘事――〈香港文學〉散文選》(以下簡稱《散文選》)為例,精心甄選的作品,顯示出《香港文學》作者隊伍不斷壯大、題材範圍持續拓展、主題層次深度探掘和表達方式多樣生發等豐富的特徵。可以說,曾經在香港文壇踴躍積極、一枝獨秀的散文創作,時至今日仍然具有新鮮的生機活力,它以對現實社會生活的迅速反應、對現代生存體驗的深刻透視和對世事百態人情的獨特觀照,在「人與城」的抒情表達中重構了香港文化豐富而立體的生態景觀。
事實上,香港散文一直是香港文壇隊伍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於它「沒有一定格式,沒有一定的框框,是各類文體中最自由的一種,寫起來可以隨心所欲,任筆所至,不受任何限制」(1),因此在香港這個歷史遭際簸盪曲折、人員往來流動頻繁、文化思潮交融碰撞的都市,散文得到了充足的發展,不僅結集成書發行廣泛,而且許多報紙刊物都開闢專欄,市場廣闊,隊伍龐大,創作勢頭良好,可以說是香港文學的一支主力軍。正如王列耀指出:「在香港,散文已經成為最為興盛和變化最大的文體――既受到各方面讀者的喜愛,也在讀者的欣賞要求與接受要求的驅動下呈現出多維發展的態勢。」(2)歷經數十年沐風櫛雨而興盛不衰,香港散文自有其迅速反應社會生活、生動展現世態人情的優勢所在。因此,觀覽香港散文創作和時代流變,可以成為我們觀察和理解香港文化的一個重要參照。
最新一輯的《散文選》呈現出來的特徵是「多元」而「多義」的。突出表現在創作主體的多元身份,與其他地域文學刊物最顯著的不同在於,《香港文學》的作者地域分佈廣泛,依目錄編排為序,除了定居香港的作者譚惠賢、羅貴祥、陳寶珍、莊元生、雁楓、王良和、潘步釗、劉紹銘、麥樹堅、黃仁逵、何福仁、淮遠、謝曉虹、陳惠英、葛亮、陶然、黃慶雲、彥火、西西、蔣芸、葉輝、曹疏影、鍾國強、許迪鏘、關夢南、李洛霞、袁兆昌、鍾玲、胡燕青、適然、廖偉棠、施友朋、朱少璋、陳曦靜、陳國球、黃仲鳴、樊善標、蔡炎培、陳德錦、沈西城、黃南翔,大陸作者雷淑容、王安憶、朱蕊、肖復興、鍾曉毅、喬葉、方忠、章潔思、木魚、顏敏、孫紹振、邵燕祥、劉登翰,台灣作者簡媜、管管、余光中、鍾怡雯、陳義芝、鄭明娳、季季、陳大為、宇文正、古月,澳門作者林中英外,還有大量定居世界各地的華文作者,如新加坡的林高、周粲、林臻,美國的伊犁、劉荒田、盛紫娟、白先勇,奧地利的方麗娜,加拿大的張翎、惟得、阿濃、陳河,馬來西亞的小黑、辛金順、邱苑妮、朵拉、菲爾,厄瓜多爾的陳少華,韓國的朴宰雨、金惠俊,法國呂大明、綠騎士、盧嵐、黎翠華,印尼的袁霓、孫國靜,澳大利亞的胡仄佳、張奧列。如果單看作者名錄,會予人產生「世界華文文學」的恍惚之感。其實這正是《香港文學》編輯的初衷:「《香港文學》立足本土,面向海內外,我們力圖擴闊視野,希望成為溝通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道橋樑,這也正是我們不時推出以所在國家或地區為單元的華文作家作品展的原因。我們相信,文學沒有疆界,香港作家的作品和其它地方華文作家的作品甚至外國作家的譯文置放於同一個平台上,絕對有相互參考與促進的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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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溝通世界華文文學橋樑」的定位,以自覺追尋文學的本體意識和文學發展的自覺意識,努力超越地域格局限制,凸顯放眼天下、包容海外的特徵,這是《香港文學》自1985年創刊至今三十多年屹立不倒,並備受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重視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創作隊伍域界範圍的擴展、創作人員身份來源的多元,反映出的正是香港的文化本質:作為一個開放而包容的國際城市,不僅人員往來頻繁,而且文化交融碰撞,流動而蕪雜的特徵難以簡單定義,生發演繹的故事也難以粗疏圈界,所謂的「香港性」,其實正是「世界性」,也是「多元性」。
創作者的多元身份特徵不僅在於地域的分散,更在於屬性的廣涵,除了小部分專業作家之外,選集中的作者大多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文化人士,如高校教師、報社編輯、節目主持人、新聞記者等等,他們已經構成了當代香港新穎的文學譜系並建構了新式的文學版圖,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充分注意:當「作家」不再成為進入文壇的唯一通行證時,「創作」也應該具有更加靈活自如的表現形式與敞亮開闊的意義格局,這是香港「多元文化」的表徵,更是其「文化多元」的內涵。
由此可見,相較於在地化的本土言說,選集編者更在意的恐怕還是由「香港」衍生的百態世相和萬般人情,這與長期致力於研究「何為香港文學」的學者陳國球得出的結論正是不謀而合:「『香港文學』的真義,在於身處這個地理空間的人,如何與圍繞他的時空周旋對話;情牽兩端,形諸言語文字,一個名為『香港』的『地方』由是生成。」(4)也許,只有真正體驗並理解香港的人才能明白,香港這座「浮城」,不僅有根、有人,更重要的是有情。從這個角度出發,不論創作者身處何處,身居何職,只要走過香港、體驗過香港、生活過香港,那麼他們在香港創作和發表的文章,他們由此滋生蔓延的情緒,都可能被納入香港文苑體系,融匯為香港文化的繁華風景。
不同的生命經驗提供不同的立場觀點,不同的觀察角度發現不同的風貌景觀,創作者的多元身份賦予了文學創作豐盛的樣貌,也展現了《香港文學》更立體與多層次的狀態。從此次編輯的《散文選》來看,表現題材的廣泛、書寫形式的多樣以及表達意義的多維都達到了新的水準。
當然,《散文選》中少不了對香港在地的言說。莊元生有感於兒時舊日風景的淪落,用個人的記憶去對抗無法逆轉的現實:「新界東北強行發展,這條滿載我童年悲歡歲月的山村,早已整條被地產商買下,鏟平了變成大片野草雜樹叢生的空地,待價而沽。如今童年時,步行上學的沿途,就只剩下一小段麻石小路,穩如磐石記憶般堅硬。」(〈新界東北隨想〉)王良和懷念大學時期吃大牌檔的快樂時光,繪聲繪色,栩栩如生:「農曆年在波仔記吃團年飯,有一回碰見聯合中文系的同學。他們先到,佔了兩桌,小菜已吃了一半。我們照例點了椒鹽鮮魷、時菜牛肉、紅燒豆腐、京都骨、白切雞,更少不了啤酒汽水。熱騰騰的小菜端來時,六、七個聯合人走過來,雙手藏在背後,邊走邊搖着身子,一臉古怪笑意。果然,一式餓虎撲羊,六、七雙筷子悍然現身,錚錚出鞘:項莊舞劍,意在鮮魷;聲東擊西,箸下偷雞。我們挺身阻截,緊抓筷子使出『橫掃千軍』、『拂塵掃葉』,筷子與筷子碰得『格格』大笑。有人甚至像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張開五指猛地罩住碟子,可最終還是損牛肉而折鮮魷,給他們擄劫過去,奸奸的邊走邊笑。我們不禁大『噓』一聲,轟然『坐』下。」(〈波仔記〉)潘步釗以公屋為話題,感嘆香港社會的發展流變,像一段遙遠的故事,既魔幻又現實,是一部譜出大半世紀滄桑的長篇演義:「看特首不停說要找地起屋,年輕人哪裡想像到半世紀以來,香港人從來都在渴求片瓦安穩。跟年輕一輩說這樣的故事,彩箋欲寄,偏偏就山長水遠,生死契闊。劏房之為物,早已有之,一家六口住在百呎的板間房,早已有之。大家共用灶頭、浴室和馬桶,刻薄欺人的包租婆更住在隔鄰,動不動就說:衰仔,趕晒你地走丫嘑!我們年輕時如此生活,但也是一家天倫溫愛的所在,更因此知道父母兄姊的艱苦,也因此令後來的公屋歲月,才如此珍貴而難忘。」(〈惆悵此情難寄――公屋的故事〉)此外,蔡炎培講述生平僅有的一次山行經歷,有驚無險(〈從煙墩山到大帽山〉);陳德錦回味小島獨特的地質風貌和自然生態,夢想早日建成「海島森林療養中心」(〈去來東平洲〉);黃南翔驚異地發現,移居天水圍後,無意中回到了當年冒險游水渡港的登岸之處,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回到起點〉);廖偉棠的〈上海街與天樂里〉、陳國球的〈樹影間的大角咀〉、黃仲鳴的〈馬師道記事〉、胡燕青的〈租庇利街聯想〉,則都是從香港街道的名稱引發聯想,發思古之幽情……
《散文選》中更多的是環遊世界的談天說地和歡喜情愁。天地廣闊或人情浩渺,世事浮華或滄桑代際,如璀璨煙火融匯綻放,交相輝映。方麗娜行走印度,透過民族歷史和世俗風情揭秘異域文化的瑰麗奇景:「當歷史的迷霧隨風散盡,隔着一道天堂之門,泰姬陵正矗立在我的眼前,它凝重,典雅,像一首白色的輓歌,在月光下悱惻了四百多年;它極度單純,又極度豪華,在碧空下呈現一派如詩如夢的意境。這是一座由白色大理石構築的夢幻世界,既有印度建築的雄渾大氣,又融入了伊斯蘭藝術的精緻柔麗,二者渾然一體,氣韻華麗、高潔。」(〈我們的印度女人〉)雷淑容信步維也納,穿梭在音樂家的典故傳說中尋覓藝術文明的蹤迹:「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維也納的榮耀,並不在於帝國的王朝,而歸於一群音樂家。就像舒曼所說的,維也納是一塊適合音樂創作的沃土,有着最偉大的音樂大師的所有回憶。在維也納,能夠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尋找音樂家的足迹。音樂是一條蹊徑,直通維也納的最真實的情感――這條小徑,海頓走過,莫札特走過,貝多芬走過,勃拉姆斯走過,蕭邦和李斯特走過,柴可夫斯基走過,布魯克納走過,馬勒和瓦格納也走過,他們有的只是短暫停留,有的則留下來,成為了永遠的維也納人。外地的遊客,只要跟着他們的足迹,就能深入到維也納的心臟深處,聽到這座城市最古老的心跳,感受一種最深刻的情懷――我把它稱為鄉愁,不是泥土意義上的鄉愁,而是精神意義上的鄉愁。」(〈維也納的異鄉人〉)張翎漫遊巴黎街頭和諾昂小鎮,返顧喬治.桑的曲折情愛故事思考性別政治的意義:「在查尋喬治.桑生平資料的時候,我驚異地發現了一個事實:儘管喬治.桑戴着一頂『法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代表作家之一』的桂冠,幾乎所有的介紹文章,都沒有在首要的篇幅裡談到她的寫作。她數以百計的作品,只有寥寥幾部被介紹進了與她的母語法語相鄰最近的英語市場。人們更為關注的一直是她色彩斑斕的情史,對她私生活的窺探慾,並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變得黯淡。喬治.桑身上的衣裝過於絢麗,以至於迷了人眼,使得人們忽略了衣裝包裹之下的靈魂,以及這個靈魂在世上留下的不朽文字。」(〈在旅途中遭遇喬治.桑〉)傳統的嘉年華會敲鑼打鼓,唱歌跳舞,熱鬧非凡,可是盧嵐卻邂逅了神秘莫測戴上面具的威尼斯嘉年華會:「我們經歷了一個霧海舟車夜,在午夜時分登上威尼斯,走經半明半暗的聖馬可廣場,驀然抬頭,心裡不禁一震,暗叫見鬼。你第一次,又剛好在午夜看見這種『怪物』,兩團貼在一幢大樓的殘柱旁邊的黑影。雖然明知道不是鬼,只是嘉年華會中兩個穿黑袍戴面具的面具人。暗幽幽的燈光下,不是鬼影,勝似鬼影,泥塑木雕般靜止不動,像植在暗夜的大地中。你忽然墜入幻覺,好像不曾抵達目的地,而是從方才濃霧帶來幻覺,進入到另一個更深沉,更神秘的幻覺。」(〈面具威尼斯〉)此外,還有小黑對馬來西亞檳城厚重歷史的透視,譚惠賢對尼泊爾加德滿都TashiDeleg餐廳的感懷,鍾玲對韓國楓葉的怦然心動,綠騎士對澳大利亞歌劇、袋鼠和陽光的感慨,余光中對台灣太魯閣的記行,喬葉對澳門地名的追根溯源,張奧列「霧」裡看廈門,陳河回憶金華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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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散文的表現空間因主體身份的自由而遼闊,那麼,散文的表達形態則因創作實踐的拓展而靈活。隨着各地華文文學的深度融合,多元文化的交匯碰撞顯示出更加理性化、深層化的律動,表現在散文創作中,就是更充分地吸收借鑒不同文類的書寫方式和不同文風的氣調品格,呈現出行文詩意化、探索試驗化、語言綿密化、意象空靈化和面貌陌生化等複雜的特徵。如林高的〈童年又回首〉以詩意化的語言表現鄉土情懷:「我的思緒濕漉漉,像老家背面那個橡膠林猛然間呼哇莎啦,一會便滴滴嗒嗒;雨,是常有的。」「時間到了新加坡河卻走得好快呀,而且喜歡到前台來指揮。它叫駁船退下。」抽象的意象建構,對於真實抒發揮之不去的鄉愁和惶惑疑慮的現代性體驗,具有獨特而強烈的感染效果;伊犁的〈母女情緣〉採取小說敘事手法,講述三代人的成長體驗:「如今女兒竟然以同樣方法離開,她的心境是否像做母親的她?女生外向,她們都迫不及待的尋找自己的路,似乎只有離家才能成長。」第三人稱全知全能敘事有助於深刻透視並冷靜分析人物心理狀態,樸素明朗的敘事節奏顯然更有利於清晰表達關於生命成長意義的思考;辛金順〈流離的碎語〉用流動的情緒結構篇章,在具有現代意識流的形式中探掘精神體驗的深度:「那是大夢牽魂,是敲着瘦骨發出銅聲逆時而退的歷史,是在廢墟的生命裡不斷挖掘內在意識的光;我循着幽微的光影向前而行,彷彿前方有某種召喚,必須跨過生命中的某個門檻,穿越十六年來旅程的至終追尋,一路往自己的內心走去,走到最深處,或許就可以見到非常怯懦的自己,畏縮地躲在自己世界的盡頭,等待被發現、超越,而蛻變為壯大和勇敢。」而張翎〈在旅途中遭遇喬治.桑〉則巧妙引借傳記文學筆法,淋灕盡致、濃墨重彩地刻畫了著名女性主義作家喬治.桑風流浪漫的傳奇人生。此外,還有謝曉虹〈猴〉的魔幻實驗,鍾怡雯〈麻雀樹,與夢〉的象徵隱喻,顏敏〈夜色中的森林〉的跳躍敘事……
在文學形式的不斷探索和文化風格的持續豐富中,《香港文學》中的散文真正由「多元」的豐盛狀態深入至「多義」的深度實踐。我們看到,散文不再是個人性情的直白抒發,也不再是現實生活的簡單記錄,而是可以包容氣象萬千,生發情狀百態,沉潛意義諸端的廣闊場域,這裡有嚴肅警醒的社會批判和敏感細膩的生命情愫,有至性隨感的旅遊記行和浩渺滄桑的歷史回溯,更有深懷感念的名人追憶和細碎趣味的俗世人生,點點滴滴,林林總總,姿態繽紛,風情萬種,正是香港的人文風采,更是香港的文化精神。
尤其是深懷感念的名人追憶散文,讓人低迴不已。《散文選》中比較突出的有兩組文章,一組是悼念也斯的三篇散文:羅貴祥的〈離去以前〉,朴宰雨的〈我還能聽到也斯的大笑聲〉,金惠俊的〈說不清楚的味道,說不清楚的也斯〉。20131月也斯的去世,曾在香港文化界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界產生極大的震動,讓許多人無限傷感。陶然在《香港文學》4月號大手筆地推出「悼念也斯專輯」,罕見地以整期刊物的全部篇幅「表達對也斯香港情懷的眷念之情」,他在卷首漫筆〈清明時節雨紛紛〉中寫道:「也斯在最後的日子裡,曾在公開或私下場合,對時下報刊缺乏書評表示憂心。創作和批評是文學的雙翼,缺一不可;具穿透力的文學批評,對推動創作有極大的意義。在這個紀念專輯裡,除了悼念文章讓我們追憶之外,還有部分是評論也斯的作品。讓我們一起重溫香港文學,重溫其作品,追憶作為香港文學大樹的也斯/梁秉鈞。」我也應約提交了〈離散群像.越界書寫.身份認同――也斯小說研究之一〉。我已忘了與也斯的交往始於何時,只記得200612月與他一道受邀參加台灣《文訊》雜誌主辦的「2006青年文學會議: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並參與「地域與文學史書寫」座談會。200712月他邀請我到嶺南大學出席「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研討會,我在會上發表了論文〈散文的多元化與開放性――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學》為考察對象〉,後來刊登在《現代中文文學學報》20081月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合刊。但比較長時間近距離接觸是在20089月,我們一起出席在韓國東國大學慶州校區舉辦的第十屆韓中文化論壇。主辦會議的朴宰雨教授在〈我還能聽到也斯的大笑聲〉中也提到這次活動:「除了也斯,還請了香港的陶然與金惠媛、大陸的袁勇麟、瑞士的洪安瑞、意大利的達德、芬蘭的高歌等專家。我們專門僱了一部車去韓國的西南部一帶,由事先聯絡好的光陽的嚴英旭教授引導,參觀了不少當地的文化遺產與風景區,愉快地玩了幾天。這些地方在韓國叫做『湖南地方』,是韓國飲食文化最濃厚的地區。這幾位教授飽覽了韓國南部的特殊風味,也飽嚐了地道的韓國高檔次套菜。也斯最喜歡的就是光陽烤肉,也對其他韓國套菜讚不絕口,認為韓國菜的豐富味道可以超過日本菜的細緻。回去後,他寫下了〈慶州泡飯〉與〈光陽烤肉〉兩首詩歌。」如今回想起來,往事歷歷在目,而也斯先生卻已故去經年,思之泫然。
另一組是悼念羅孚的三篇散文,分別為邵燕祥的〈再說羅孚〉,黃慶雲的〈羅孚的一首遺詩〉,彥火的〈從愚昧到徹悟――也談羅孚〉。羅孚先生的坎坷經歷和悲劇人生,正如他在密不外傳、私下送給黃慶雲閱讀的詩中所寫:「十載長安待罪忙,始知老境要頹唐;暮年慚愧非烈士,去日荒唐豈戰場!」邵燕祥是在羅孚滯居北京的中後期與他相識的,時隔多年,有個關於羅孚的細節始終在邵燕祥腦海裡揮之不去:「他在北京時,有一天樓上一家小孩兒到他處串門,天真的孩子說:『爺爺,我們家的電視,老看你在家幹事兒!』那時候羅孚還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更沒有在電視台上鏡的權利,在家裡幹點甚麼事兒大概總是可以的,我想,如果看到他一天有大半天坐在書桌前安安靜靜地讀書、寫作,也就不擔心老人家出甚麼安全事故了吧。」邵燕祥認為,「羅孚――一個悲劇的存在」。而讓彥火感慨萬千的是羅孚從北京返回香港不久所寫的那篇〈感慨萬千〉中的自省文字,羅孚回顧過去,恍若「大夢醒來」,並「感到很大的失落」和「很大的空虛」:「愚昧在於,沒有運用自由的思想,沒有根據實踐來檢驗。」不過幸運的是,晚年的羅孚不再為他人作嫁衣裳,夢醒之後有了一種大徹大悟的瞭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香港文學》中的散文與其說端看的是香港的故事,不如說是演繹的是香港的情感,是這座城市醞釀生長的意緒情狀,即對於現實世界和個體生命開放而包容、感性而浪漫、敞亮而豁達的文化態度。一本《香港文學》的散文選集,正是關於香港的「抒情」演繹:「我們所定義的抒情,不再局限於以十九世紀傳到中國的浪漫主義為主軸的抒情主義,……不再只是把它當作抒情詩歌,也把它當作一個審美的觀念,一種生活形態的可能性。」(5)將「抒情」概念延展至包容萬象的文學本質也許有失偏頗,但如果從文學是以文字藝術表現現實人生、訴求情感意念、表達生存體驗和生命思考的角度考量的話,倒不妨將「抒情」視為一種審美品格和美學觀照,這就是陳國球所說的:「抒情不僅僅是抒發私我的牢騷、單向的夢囈,而是個體與外界透過某種管道與形式的溝通與協商。」(6
《香港文學》的散文正是以「人世諸種情懷在個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流動」(7)為核心,着重生活情態的抒發和生命意念的對接溝通,以文學審美的方式生動重構了「多元」而「多義」的香港文化景觀。而更進一步看來,這些散文的「抒情重構」與其說是一種表現方式,不如說是一種文學精神或者文化理念,是文學藝術執著探進的堅守,借用《散文集》裡林臻〈「後殖民」印象香江〉中的一段描述:「在並不十分有利的沙地上艱辛茁長,不單需要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還需要一個抱有信念、幹勁充沛、腳踏實地、堅持到底的群體。」香港文學之所以能在擁塞蕪雜的文化環境中頑強生長並開拓一番天地,之所以能在聲光眩目的新媒體衝擊下創新突破而呈現新興活力,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群體,正是因為他們身上,有着自由而獨立、恆守而堅韌的香港精神,這是我們相信香港文學不會消亡的信心,也是我們寄寓香港文學煥發新機的盼望。

【註】:
1)俞元桂主編:《中國現代散文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9月版,頁2
2)王列耀:《宗教情結與華人文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3月版,頁245
3)陶然主編:《〈香港文學〉散文選(20037―20059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10月版,前言
4)陳國球:《香港抒情史.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5)季進、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王德威訪談錄之一〉,《書城》2008年第6
6)陳國球:《香港抒情史.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7)陳國球:《香港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433



袁勇麟,1967年生。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師範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教學委員會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曾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八屆「青年教師獎」、福建省第五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福建省優秀教師」、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雙百計劃」哲學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出版論著《20世紀中國雜文史》(下)、《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文學藝術產業》、《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十卷)、《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五卷)、《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主編《20世紀中國散文讀本》、《海外華文文學讀本‧散文卷》、《文學欣賞與創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