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雙一：矚目於香港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鏈接處——序劉奎《冷戰初期台灣與香港詩壇的交流與互動》

劉奎先生北大博士畢業後來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與筆者同袍共事僅兩三年，如果說同事之間常會有「與有榮焉」感的話，我一直天經地義地認為他應該會以我這個「老前輩」為傲。但事實卻不斷挑戰我的這個想法，近來反而有了強烈的以他為榮的感覺。這感覺在先睹為快地閱讀了《冷戰初期台灣與香港詩壇的交流與互動》書稿之後，就更為篤定和強烈了。這兩三年來，他除了將博士論文付梓出版並發表了多篇高水準論文外，還拿出了這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新著，其嶄露頭角的學術快手身影，令人刮目相看。當然，速度快並不能說明太多問題，學術著作的價值和意義，取決於它是否提供了新的視野、理論、方法、角度、資料，以及新的觀點和看法。本書顯然志不在純粹的理論建構和演繹，但在其他許多方面，卻都有令人嘖嘖稱羨的表現。
首先，作者十分敏銳地抓住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和香港兩地文壇詩界之間的關聯這麼一個主軸，卻不局限於此，在時間縱向上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大陸文壇追溯，空間橫向上向東南亞華文文壇擴展。建立起這一廣闊視野至少有兩個好處。一是對兩地文學研究，特別是香港文學研究具有促進作用。總的說，大陸學界開展台港文學研究已有近四十年歷史，卻基本上是台灣和香港文學「井水不犯河水」，至多只是局部、個案的關聯，文學史著作要麼各寫各的，即使港台同寫，也僅是機械拼湊，像這樣將兩地文學關係作為整本書的論述主軸的，還是首次。該書無論對於台灣文學史或香港文學史，都有填補空白的重要意義。特別是香港文學研究，儘管界內往往將台、港文學並稱，但台灣文學研究已有相當的開展，香港文學研究相對而言卻還比較滯後。因此本書對於香港文學研究的促進作用會更大些。二是由於作者用相當篇幅發掘和描述兩地文壇與此前中國現代文壇各方面的密切關聯――包括現代主義、人文主義乃至左翼文學、傳統詩文創作等等――由此揭示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台灣兩地的文學，均非憑空而來，實乃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壇的脈絡延續，從而對於兩地文學有了一個精準的基本定位。筆者也曾致力於兩岸文學關係的研究，並認為由於語境的差異，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某些思潮脈絡（如現代主義）在當代大陸其勢不彰，或斷續不整，卻在台灣得以延續。本書作者與筆者可說「所見略同」，但他卻能從台灣一隅擴大到港、台兩地，特別是能以更為充足的論據、更為翔實的論證加以闡釋和證明，讓我內心折服和快慰。
其次，本書選題和問題意識的確立，既受到劉以鬯先生於1984年所寫〈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文的啟發，更因作者在爬梳台灣大型文學期刊《聯合文學》時，看到了當年張愛玲受僱於美新處翻譯反共小說《荻村傳》之事，由此瞭解到美國的「文化冷戰」政策在當時港台兩地文壇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作者因此將港台兩地的文學關係放置於世界冷戰、中國內戰這麼一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加以考察。所謂「雙戰」架構及其意識形態本是台灣作家陳映真對當代台灣社會、思想結構特徵的一種描述，近年來學界對於中情局、美新處等所主導的「文化冷戰」也有了進一步的考究和認知。香港、台灣文壇及它們之間產生的諸多現象和問題，只有放到這一背景中，才能看清其內在的關聯和脈絡。當年香港、台灣不少報刊以及作家創作（包括翻譯），其背後「金主」就是美新處。當然，指出這一點並非要對相關作家加以追究，而是要深入瞭解許多事情發生的背後真實緣由。
儘管港、台文學同受「文化冷戰」影響，但作者並不停留於展現兩地之同，而更着力於發現兩地之異。在世界冷戰格局中，香港處於一個甚至可說是獨一無二的重要而特殊的位置上――如果說大陸和台灣涇渭分明地分屬於冷戰的雙方，香港卻是一個雙方鋒面交接之地，香港對於雙方，都是一個輸不起、棄不得的地方，因此得到了雙方格外的重視。像美新處主辦的文化冷戰核心刊物《今日世界》，就是在香港編輯出版的。這種特殊地位，使香港文學、文化也有一些特殊的展開。如香港體現出相對的多元，也較快進入都市情境，因此都市文學較早出現；而處於內戰戒嚴體制下的台灣不可能如此「多元」，比起香港，它更多一些「熱戰」的成分，因此詩人更多以「戰爭」為題材。又如，由於五十年代台灣處於白色恐怖下，一時杜絕了左翼文學公開傳播的可能性；而香港的情況卻比較微妙，成為一個左、右以及猶豫觀望的「第三種人」聚集共存的地方，因此左翼文學文化在香港反而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特定時期（如「保釣」後的1970年代）興盛一時。本書作者由於具備了這種比較視野，就使香港、台灣文學在冷戰背景下之特殊樣貌的論述，更為飽滿而豐富。
其三，本書又一明顯特點是善於挖掘、搜尋長期湮沒於故紙堆中的第一手資料，其論述大多建立於翔實資料的基礎上。作者往往抓住一個未必起眼的線索，甚至僅是蛛絲馬迹，卻能順藤摸瓜，最終收穫了非常可觀的發現。與一些以挖掘資料、展示資料見長的學者有所不同的是，作者並非為資料而資料，而是通過這些資料，發現問題並發掘大量具有研究價值的作家作品。最近界內有學者呼籲研究香港文學應從報刊資料的爬梳整理入手，誠為識者之見，而劉奎先生卻已先走了一步。
舉例來說，有些刊物像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文藝新潮》，台灣的《現代詩》《暢流》等，雖然早已有人研究，但它們數量大內容雜，對其梳理需有耐心和功力；而像《新希望週刊》《新思潮》《好望角》等，則屬於作者的新發現。在資料的梳理中，劉奎有了許多「開闢荊榛」般的成果，如他發掘了易君左在港台的藝文活動，並以易氏為中心，描繪出港台傳統文人圈的聚散情景。易君左是乙未年反對清廷割台的著名愛國志士易順鼎的兒子，他在時間上連接着傳統和現代，地域上橫跨香港、台灣乃至東南亞，藝術門類上文學和書畫兼擅，職業上創作和編輯並舉，這多重身份使他交遊極廣，能在港台文化圈中起到一個聚攏黏合作用。本書作者由此勾勒出謝冰瑩、錢歌川、左舜生等新派文化人和鄭水心、梁寒操、陳其采、熊式輝等傳統舊派文人在港台之間的互動軌迹。
又如，五十年代港台文壇一位頗為活躍的作者梁文星，其本名吳興華，乃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壇的知名詩人，他的「真身」其實仍在北京，「梁文星」乃宋淇為在港台發表好友詩作而另起的筆名。這樣的「影子詩人」在文學史上頗為奇特，值得一書。儘管梁文星就是吳興華此前已由賀麥曉、張泉等學者發現，但劉奎發掘了更大量的原始資料，據此提出了與前者有所不同的觀點，力求從港台當時的文化思潮如新人文主義、新批評等語境來討論和闡發，其文學史價值和意義也就得到了更充分的凸顯。
其四，在這一本以挖掘資料、出土長期被湮沒的港台作家作品見長的著作中，作者並沒有放鬆理論的觀照。理論帶給作者睿智的視野和眼界，一些理論的恰到好處的運用，使作者對文學現象的觀察和闡釋，達到應有的深度。最明顯的例子見於第五章。作者引入了「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概念：「政治文化」指「某種政治形態或訴求在文化領域的表達」，「文化政治」則指「以文化的方式達到政治的目的」，二者都說明了整體上文學並無法與政治脫離關係，所謂純之又純的「純文學」是很難找到的，這在二十世紀的港台文學中表現得格外明顯。作者抓住了「遺民」這個指稱，指出對於遭受乙未之厄的台灣人而言，他們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前朝「遺留」之民，同時還是被清朝「遺棄」之民。這時「國」之有無去存，實關係着台灣人的身家性命、是當自由人還是當奴隸的分際，這就使他們有着難以更改和消弭的民族意識和祖國認同，被遺棄的處境使他們感到格外的痛苦和委屈，甚至有「淒涼怨懟的感覺」。作者深刻地指出：這一點甚至也是後來產生「孤兒意識」的原因之一。1911年梁啟超訪台時，能夠體會到台灣同胞的這種委屈而加以撫慰，發出了「漢家故是負珠崖」「珠崖一擲誰當惜」的感嘆，同時又親身體會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的種種痛苦並訴諸筆端，其「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等詩句，也才能「抓到了父老內心的癢處」，轟動一時，不脛而走，傳遍全台各個角落。
進一步，作者還分析這種由文人間相互酬唱而形成某種「文化共同體」的原因和功能。當其時，日警嚴密防控，「隔牆有耳」，梁啟超無法發表演講，只好用詩詞唱和的方式，與台灣文人交流感情，互訴衷腸，這裡「政治文化」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文化政治」的作用。作者指出：「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文人修禊、詩詞酬答不僅是遺民延續斯文的方式，它本身也形成了一個話語與情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現象後來在港台文壇以各種形式反覆出現。如冷戰時期的台灣，不僅杜絕與大陸文壇來往，甚至一度也限制香港刊物的進入，然而港台兩地的文人和文藝作家，卻以梁寒操、易君左等人以及紀弦《現代詩》、馬朗《文藝新潮》等刊物為橋樑，「讓這兩個隔海相望的島嶼暫時克服了空間上的障礙而成為了一個文化圈」。這一點對當下仍深具借鑒意義：儘管這些人具有不同的背景、想法和訴求，但他們「對對方都充滿了『理解之同情』，這種交往方式形成的是某種『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又譯主體間性），這種基於歷史交錯、情感理解與現實關懷的新的主體形式，為兩岸從誤解走向認同提供了歷史的借鑒與未來的前景。」我覺得，以我從事台灣文學研究三十多年的所見所聞，這樣的論述頗具創新性，是用新理論、新角度闡釋香港、台灣文學及其與大陸文學關係的成功範例。
最後，還得談談我所認知的作者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裡取得如此可觀成績的原因。僅就其主觀方面來說，至少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作者有着比較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知識積纍。其博士論文以《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為題，但觀照面廣及抗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壇，他自己也略帶謙虛地說明道：「筆者因此前對抗戰時期重慶文化⼈有所研究，故對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陸文化⼈的政治選擇和後續經歷頗感興趣」，像梁文星／吳興華資料的搜羅和闡發，紀弦與馬朗的舊友關係的梳理，幾乎湮沒無聞的重要文化人易君左的發掘，都與其博士階段的學術積纍有關。
另一則是作者萬分的勤奮——說「萬分」並不誇張――像他列出了《聯合文學》將近二百期中與中國現代文學有關的文章目錄，該刊每期二百多頁，這樣作者等於處理了四萬多頁的內容。而香港《中國學生周報》則達千期以上。這樣的工作量令人嘆為觀止，沒有堅強毅力專心投入，是不可思議的。在我看來，兩三年來作者成績斐然，在別人還在以「先熟悉熟悉情況」為由在新的研究領域面前逡巡，不知何時才能「入門」時，他早已經是登堂入室，彰顯行家氣派。然而我聽到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卻是：「這幾年白白浪費時間了」。這種嗜時如命的緊迫感，使他除了有時要照看剛一兩歲的小女兒並樂在其中外，幾乎抓住每一分鐘都在工作。近年來，眾多的年輕博士進入了港台文學研究領域。劉奎的成功經驗，對於年輕學者如何快速地進入角色，顯然具有啟示意義。
劉奎囑我為他的書稿寫序，原本只是出於情面答應下來，心想大概寫些應景式的鼓勵話即可，後來卻越讀越有味，最終寫成了帶有學術性的嚴肅文字。雖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這「情理」就是，書稿本身富有學術性和創新性，序文自然不能與之全不搭配。當然，是否書中的妙處都被我說出來了？實在不敢說，但願「雖不中，亦不遠矣」，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