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 官：當河灣流進廚房裡

我曾和妻子在日本神戶東門街裡經營一家小小的中華料理店，晚上五點開門，早上五點閉店，過着日夜顛倒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我和妻子都很滿意眼下的生活――至少當時我們是這麼想的。
東門街是神戶三宮有名的夜生活區，夜晚總比白天熱鬧。沒客人的時候，我常常趴在店面前的綠色鏤花欄杆上，一邊抽煙，一邊看着樓下穿着講究、妝容精緻的人們穿行在燈紅酒綠的流光小巷間，這總是會讓我想起老家屋後的那條細細的河灣，那些絢麗的錦鯉們也是像樓下這些人們一般遊走在波光粼粼的河灣裡的。
我們經營的這家料理店坐落在東門街錯綜複雜的十字街巷的某一個結點處，一棟三層老樓房的第二層，店名叫「雪花」，本是前一個店主取的名字，俗是俗了點，用日語唸出來卻很好聽，轉手過來後沒改店名還有個原因是店裡一直在賣雪花啤酒，喝慣了ASAHI生啤的日本人出乎我倆意外地喜愛着雪花啤酒。店面很小，只擺得下五張桌子，每張桌子只能坐四位客人，有時候一下子來了七八個客人，妻子都要卯足了勁像拼拼圖一般把桌子拉過來拼過去，在幾平米見方的店裡運籌帷幄。有時拉桌子的動靜太大，樓上樓下總會跑過來抱怨幾句，說我們影響了他們做生意――樓下是家掛羊頭賣狗肉的推拿店；樓上是家宰客從不眨眼的居酒屋，客人只要一屁股在他們店的椅子上坐下去，座位費就得五千日圓，更別提隨隨便便開一瓶原本在超市裡只賣幾百日圓的燒酒了――這些都是妻子後來告訴我的，妻子曾經在樓上的居酒屋打過一段時間的工，也做陪酒女。
三家店面外共用一條旋轉而上的歐式樓梯，但這三家店面組合在一起倒也有出人意料的營業效果，常常有從樓上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喝餓了肚子，在我們店裡叫上幾盤煎餃，點幾道小菜，再配上一杯生啤或雪花， 扭扭歪歪下樓時又會被樓下的媽媽桑半拉半拖地拽進店裡做個推拿，最後摸着乾癟癟的錢包罵罵咧咧卻又心滿意足地踩着晨曦回家。
說起我跟妻子的相遇，也是在這棟古老的三層建築前，還鬧了個笑話。八年前我剛來日本留學，日本生活費太高，我不得不靠打臨時工滿足日常開銷。經同學介紹，來到這家「雪花」店裡打臨時工，在廚房裡當幫廚，準備食材，洗碗刷盤子。
第一天下班後，我從店裡出來，發現自己停在樓下路燈旁的自行車上坐着兩個女人在聊天。一個四五十歲化着大濃妝的女人帶着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兩人正聊得起勁，壓根沒注意到我。當我走到她們面前尷尬地指了指她們屁股下的自行車時，她們先是一愣，然後兩人齊刷刷地站起來，濃妝女人偷偷地拽了下小姑娘的袖口，小姑娘的臉上立即綻放出像煙花般突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用還有點蹩腳的日語問我：「小哥哥，一起喝酒去不？」我當時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小男生，被她這麼一問臉就開始發燙，慌慌張張地擺了擺手，掏出鑰匙準備開車鎖。這時濃妝女人又朝小姑娘使了個眼色，小姑娘先是一臉迷惑，然後恍然大悟般「哦」了一聲，站在那猶豫了一下，一咬牙，一跺腳， 上來就拽住了我的胳膊，學着日本女人特有的撒嬌聲調跟我說：「小哥哥，陪人家上去喝一杯嘛。陪人家說會兒話可好？」她一頭齊肩的秀髮在我的面前散發出淡淡的香味。被她這麼一抓，我渾身一個激靈，一緊張嘴裡居然就蹦出了家鄉話來：「不好意思咯， 蒽（我）不會喝酒咧。」一緊張就會說家鄉話是我從小就有的毛病，到現在都沒能改得掉。小姑娘先是一愣，眼睛瞪得像一旁滾圓的路燈一般大，然後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蹲在地上捧着肚子也用家鄉話問我：「你也是鹽城那塊的啊，還以為你是日本人的呢！你為啥子學日本人把眉毛剃成這娘娘腔的樣子哦，害得我白緊張了半大天。」我的臉早就紅到了耳根子，支支吾吾道：「從小眉毛就長這樣，沒剃過……」

這個小姑娘後來成了我的妻子。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們窩在沙發上看電視時，妻子告訴我那天也是她第一天上班，媽媽桑當時正在跟她傳授拉客技巧呢。我把妻子瘦小的身體緊緊地摟在懷裡，回憶着當天的情景， 忍不住笑出了聲。
從那以後，我每次從「雪花」下班出來，總是會看到她坐在我的自行車上對着來來往往的行人露出落寞的微笑。老闆有次跟我說可以把自行車停在店前面不遠處的停車場裡，我答應了之後依然還是把車停在樓下的路燈旁，我喜歡每次從樓上下來就看到愛穿裙子的她坐在我的自行車上對着我笑的情景，彷彿她是一直在等我，安靜得像電影裡剪下來的一幀畫面。她總是笑着跟我說幾句懶洋洋的招呼話，然後站起來，捋捋裙襬，囑咐我路上注意安全。騎着坐墊已經被她坐得熱乎乎的自行車回家，我心裡總是異常興奮，時不時會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快樂地叫出聲。當然也有下樓時她不在的時候，那就說明她那晚拉到了客人，會有筆可觀的小費，我心裡替她高興，可還是覺得失落，冷冰冰的坐墊在屁股下總覺得像冷石塊般磕人。
終於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約她第二天去喝咖啡。
她先是默不作聲，我抬起頭看到她一臉難以置信的驚訝，然後又恢復了一如往常的笑容，跟我說：「你個木瓜，怎麼到現在才約我出去。」我記得那晚剛下過一場雨，她身旁有一窪水塘，頭頂的霓虹燈映照在水塘裡，水塘裡的水光映照在她的眼窩裡。
第二天，她如期赴約，穿她愛穿的花裙子，頭髮紥成鬆鬆的馬尾垂在背後，只化了淡淡的妝，眉眼依舊楚楚動人，白天的她看上去更加美麗卻又真實。我們並排坐在咖啡店巨大的落地窗前，時不時對着彼此傻笑， 有一句沒一句的聊天，問彼此的名字，問彼此的年齡，問彼此的愛好，問一切之前無數次想開口問卻又始終沒開得了口的問題。我遲疑了一下，還是問出了口：「你為甚麼會去做陪酒女？」
她端起咖啡杯，謎一樣的笑容流淌進杯子裡。然後開口問我：「你介意嗎？我做陪酒女的事。」
「完全不介意。」
「為甚麼？我不相信。」
「因為我知道一個人在國外生活的艱辛，做的很多事都是我們身不由己。」
「那如果我告訴你我是自願去做陪酒女的呢？」她咄咄逼人地問我。
「那……那肯定也有你自己的考慮。」 沒錯，我當時就是如此瘋狂地迷戀着妻子。
她笑了，罵了我一句「木魚」，然後說：「我是寫小說的，喜歡寫一些邊緣人物，半夜在馬路上撿空瓶的流浪漢，被拋棄的孤兒，刑滿釋放的罪犯之類的。最近走在路上，總是會看到各式各樣的陪酒女，就突然很想寫寫她們的生活，可對此真的一無所知，所以只好硬着頭皮親自上陣了。」
我們迅速地發展為戀人，並租了間公寓住到了一起。像所有在外留學認識的情侶般惺惺相惜，抱在一起取暖。在那個年代，出國留學聽起來還算是件羨煞旁人的事，可只有出來的人才知道，一個人在異國裡生活的孤獨感，是何等的濃烈與煎熬。
公寓旁有一條從六甲山上流下來的溪流，水流湍急，日夜不息。不上班的夜晚， 我們喜歡沿着溪流散步，聽嘩啦啦的水聲， 因為無論身處何地，水流的聲音都大同小異，閉上眼睛就會讓我想起屋後的那條河灣，有時候睡着了腦子裡也還是那嘩啦啦的聲響，喧囂卻極易催眠。
為了不影響彼此的工作，我們都沒有告訴自己的老闆，碰了面仍然像往常一樣簡單地寒暄，然後我在家裡等她凌晨躡手躡腳地 鑽進被窩。她的手腳永遠冰涼，身材又單薄，摟在懷裡像摟着店裡的雪花啤酒瓶。
後來老闆和樓上的濃妝女人吵架，老闆是個急性子，站在樓梯口漲紅了臉指着樓上罵，罵樓上的狐狸精們搶走了本來想來我們店吃餃子的客人。樓上的媽媽桑也不甘示弱，叉着腰指着樓下罵，罵樓下的煙燻走了他們店的客人。我和她站在各自的老闆背後看熱鬧，又忍不住互相擠眉弄眼地偷笑。倒像是柏林牆前後的一對戀人。
妻子後來告訴我說，媽媽桑也是個可憐的女人，二十幾年前來日本當「研修生」， 說白了就是來當廉價勞動力，每天在工廠裡做便當，過了幾年機器人般的生活。後來嫁給廠裡的一個日本工人，以為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可以安心做個家庭主婦了。可這段異國婚姻沒幾年就破滅了，好在媽媽桑在日本熬了十年，拿到了日本永駐證。離婚後的
那些年，媽媽桑到處打工，嚐盡異國冷暖， 才一點點積攢了點錢，經營起這麼家小小的居酒屋，從打工妹熬成了媽媽桑。這種店在日本隨處可見，聽上去不好聽，其實也就是陪客人喝喝酒，聊聊天，唱唱卡拉OK，打情罵俏卻又不失分寸。媽媽桑這些年一直都是一個人，也想過回國過個安穩日子，但回去之後發現家族裡記得她的很多都不在了， 新出生的一輩兒又不認識她，也早已經跟國內社會脫了軌，異鄉感比在日本還濃烈，回去過幾次後就再也不提了。
從吵完架後，老闆就不許我再和樓上任何一個女人說話了，還硬讓我把自行車停到停車場裡去，說不能讓那些女人們白佔我們便宜，坐在那舒舒服服地釣魚。自行車換了地方，她也隨着自行車換了地方等客人，坐墊仍然每次都是熱乎乎的。再看到媽媽桑， 倒也沒那麼駭人，濃妝下的眼睛裡似乎泛着微微的水光。
妻子擅長拿筆寫故事的手卻不怎麼會做飯，最拿手的可能就得算捏飯團，一整塊海苔裡堆上一團白飯，白飯裡塞上一顆醃製的梅乾或者一勺明太子就完事了。比飯團再高級一點的就是在飯團裡包上一些亂七八糟的蔬菜雞蛋，就算是壽司了。所以留學的那幾年，我帶去學校的便當盒裡，永遠都是被捏得奇形怪狀的飯團，或者飯團壽司，然而每次都會吃得精光。
我在「雪花」店裡當幫廚，每天看着老闆做料理耳濡目染倒也偷偷學會了幾道，下了班後回到家就依葫蘆畫瓢照着做，味道居然還不賴。妻子每次下班回到家，看到一桌豐盛的菜，總是抱着我又親又叫，從那時起，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當一個廚子的幸福。 一天夜裡，妻子躺在我的懷裡，玩着我襯衫上的紐扣，對我說：「林，我們以後也開一家料理店好了。你掌勺，我迎客，店不要大，像你現在打工的這麼大就好。」我想了想，說了聲「好」。

現如今，我和妻子盤下這家「雪花」已經三年了。
當時之前的老闆生了一場大病，稍微康復了些後，就時不時地發出幾句「老了老了」的感慨，不久之後就跟我說，落葉還得歸根，他決定告老還鄉回國去了。那幾年我一直在「雪花」裡當幫廚，老闆於我而言， 早就成了親人般的存在。店內所有的料理我基本都已學會，店面的日常運營也都大概清楚。我和妻子商量了下，準備籌錢盤下「雪花」。跟老闆提了以後，老闆說剛好還沒有他中意的買家，畢竟是他大半輩子的心血，他還是不忍心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轉給一個陌生人。於是就半賣半送地轉給了我。我們從七姑八婆那湊足了錢，終於買下了「雪花」。舊店新開，生意還算不錯，有很多是之前的老客人。我負責每天包餃子、做菜、 做準備、研究新菜品；妻子負責每天買菜、 迎客、做酒、算賬。我也僱了個幫廚，一個跟當年初來日本時的我差不多大的小夥子， 卻跟當年的妻子一樣喜歡寫作。妻子現在已經不寫作了，雖然她那篇寫陪酒女的小說至今還壓在她梳妝檯的抽屜裡，可那之後她為了我，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雪花」，放棄了寫作。連同寫作一起放棄的，還有她曾經愛穿的花裙子，她說在店裡跑來跑去端盤子拉桌子，穿裙子總是不方便。樓上的居酒屋不久也換了媽媽桑，聽妻子說她突然就跟店裡的一個常客結了婚，賣掉了店，繼續努力去當個賢良的主婦。像她這樣的女人，無論到了多大年紀對愛情都還是懷有期待的。
這棟小樓有着自己默不作聲的新陳代謝，人們來來往往，店主換了一撥又一撥， 我們還是共用一個樓梯，我還是會為了搶客人跟樓上新來的媽媽桑指着鼻子對罵。有時候罵着罵着連我自己都會笑起來，當年那個躲在老闆背後看熱鬧的毛小子現在卻也開始指着鼻子罵人了，生活總是會在不經意間讓人變得陌生而可笑。一晃眼八年就這麼過去了，國外的生活，日子過得快，每天為了生計忙得團團轉，周而復始，回過神兒，才發現時間的殘忍。
妻子寫完那篇小說後就辭掉了陪酒女的工作，另找了份在商場賣時裝的兼職。後來沒多久又懷上了我們的孩子。我們回到鹽城老家結婚，妻子第一次站在月光下的我家屋後，看着河灣裡潺潺的流水，輕聲地跟我說：「真像是一場夢。我怎麼就這麼嫁做人妻了，還即將成為人母。」我把挺着大肚的妻子摟進懷裡，看着月光細碎在河面上， 不知為何，想起了之前那個媽媽桑的眼睛。
我們的兒子在第二年的開春來到了人世，妻子給他取名林有枝。那時候河灣上的冰面剛剛融化，屋後的垂柳剛剛冒出嫩黃的枝芽來。
我倆在日本的學業都還沒結束，生完兒子後不久，我們又急急忙忙跑回日本，過着和婚前如出一轍的生活。兒子放在老家由我的父母帶。我是家裡的小兒子，上面兩個姐姐早就各自成了家，住在不同的城市裡。父母年事已高，退休在家，身邊卻沒個依伴， 也是冷清。現在多了個孫子，他們倒是樂意得不行。
可妻子卻沒有之前那麼快樂了，總是會躲在被窩裡偷偷掉眼淚，我知道她在想兒 ，我也想，但我不哭，我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就不想了。
每回國一次，兒子就會長大很多，妻子在日本商場裡挑了半天的衣服帶回國總是嫌小，妻子每次都會把衣服又摺疊整齊塞進行李箱，落寞地自言自語道：「沒想到會長這麼大了。」兒子跟我們並不親，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們是他的父母，但他對「父母」這個詞彙毫無概念。每次剛熟絡下來後我們又要回日本了。分別的時候妻子總是忍不住抱着兒子哭，兒子也會在她的懷裡大哭，也許他幼小的心靈能夠察覺到，一場周而復始的離別又來臨了。

學業結束後沒多久，我們就盤下了「雪花」，又開始為了新的目的每天忙得團團轉，像轉輪裡的倉鼠。有時候自己想想也覺得可笑，千里迢迢跑到日本來求學，最後卻當了個廚子。可每次看着客人們酒足飯飽的樣子，又覺得當廚子也很幸福，至少可以填飽客人的肚子，填飽妻兒父母的肚子，還有自己的肚子。
夫妻間的愛情終究會變為親情，這是真理。雖然我和妻子仍然愛着對方，但我們也漸漸像所有的夫妻一般，消散了當年的熱情，取而代之的是每日柴米油鹽裡的磕碰和磨合。我們當然也會吵架，吵架的起因大抵都是因為妻子一直想把兒子接過來自己帶， 而我卻覺得兒子還小，買店借的錢也還沒還清，店又是夜裡營業，兒子接過來也沒人照應。看着妻子悲傷難過的樣子我總會陷入深深的自責，當年那個活潑漂亮的少女放棄了一切選擇了我，而我卻連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都無法滿足她。吵歸吵，妻子第二天還是會早早地起牀，去採購各種食材，把小小的廚房裡塞得滿滿當當；我還是會早早地起牀，調餡料，包餃子――對我們來說，「雪花」是我們已經消逝在日本歲月裡的青春的唯一見證，卻也是我們倆青春的墓碑。
上一次春節回國，兒子已經五歲了。飛機晚點，到家已近半夜，小小的他卻怎麼也不肯睡，和父母一起站在河灣邊上苦等，手裡拿着我上次回國給他買的玩具，到現在還像是新的一樣。母親後來告訴我說他一直捨不得玩，還說他不愛講話，在幼稚園也常被其他的小朋友欺負。夜裡妻子哄他睡着後， 我看着妻子瘦弱的背影，說道：「等他幼稚園畢業就把他接過去吧。現在買店欠的錢基本也都還上了，你也沒必要那麼拚命了。 等把有枝接過去，店裡再招個人，你就在家帶孩子，順便還可以繼續你之前的寫作。」 我看過妻子以前寫過的作品，她的才華讓我一直都覺得內疚，她原就應該是位風情萬種的女作家，坐在明亮的咖啡廳裡寫動人的故事，而不是每天在菜場裡挑來揀去，為了幾棵洋蔥跟賣家討價還價。妻子聽了我的話， 轉過身來緊緊地抱住了我，我感覺到她的眼淚慢慢浸濕了我的肩頭，我撫摸着她單薄的後背，她的髮間仍然是那晚挽着我的胳膊問我要不要去喝酒時熟悉的味道。
白天的時候我帶有枝在河灣邊釣魚，他坐在我身旁，小小的腦袋依偎在我的膝蓋上，拉住我的衣角問我：「爸爸，你甚麼時候才會不走了。」
我把他抱起來放在雙腿上，將他的手握在魚竿上，我再握住他的手，在他耳邊說： 「等哪天你自己能釣上大魚來給爸爸吃，爸爸就不走了，就在家享清福了。」
他仰起頭，用跟妻子一個模子刻出來般的眼睛看着我，然後就開心地笑了。
春節過完，我和妻子又要離開了。他又站在河灣邊目送我們離去。直到我們上了公車，他還是默默地站在那，透過顛簸模糊的車窗看過去，卻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一小點單薄的身影，消散在黃昏的霧靄裡。

那幾天，正值神戶賞櫻季，滿大街的看花人，店裡也忙得厲害。晚餐高峰過後，我趴在門口的欄杆上看着樓下抽煙，掏出手機發現大姐打來了十幾通未接電話，微信視頻也邀請了無數次。我撥通了過去，大姐接通了。我問她甚麼事，大姐先是一陣沉默，然後「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斷斷續續地跟我說道：「有……有枝一個……個人跑到河邊去釣魚，結果……結果不小心……」我的腦子裡「嗡嗡」了兩下，一片空白，太陽穴 突突地跳着，大姐的哭聲漸漸遠去，我看着從店裡挑起門簾向我走來的妻子，眼前一片漆黑……

有枝最後被葬在了那棵柳樹下，也算是落葉歸根了。妻子的平靜卻讓我很是擔心， 從搭上回國的飛機起，她就沒再掉過一滴淚，我倒希望她能夠撕心裂肺地哭出來，希望她抓着我的衣服狠狠地罵我，打我，責備我，怨恨我。處理完有枝的葬禮，妻子急切切地要回日本，親戚們都勸她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她卻甚麼也不說，只是冷冷地問我走不走，不走她一個人走。我知道她是在逃避，她是我的妻子，沒有人比我更瞭解她。
一個星期後，我們又回到了日本。坐在飛機上我總覺得人生就像在走過場一樣，走來走去又走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我打算休店一段時間，帶妻子出去到處走走。雖說也來日本這麼多年了，可我基本都沒怎麼帶妻子出去玩過，我們每天都在忙，忙到最後連自己在忙些甚麼都忘了。可妻子每天都只是躺在牀上，對着天花板發呆，茶飯不思，日漸消瘦。我在一天夜裡醒來，發現妻子不在身邊，我慌里慌張地到處找她，後來還是「雪花」樓上的媽媽桑給我打來了電話，說看見妻子神情恍惚地走到店裡來了。我一路狂奔到店裡，撩開廚房的門簾就看見所有冰箱的門都打開着，由於已經歇店了好幾天，冰箱裡面甚麼也沒有。妻子蜷縮在冰箱一角哭泣着。我上去把她摟進懷裡。妻子在我的懷裡嚎啕大哭，她終於崩潰了。

「我夢見自己一個人深夜沿着屋後的那條河灣走，有枝一直在前面喊我。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這廚房裡來，河灣裡的水灌滿了廚房。有枝光着身子在廚房裡抓魚，看到我後跟我說：『媽媽我餓了，媽媽我餓了。』我趕忙打開冰箱想找東西做給他吃，可冰箱裡甚麼都沒有，連米飯和海苔都沒有，我連一個飯團都捏不出來。有枝不開心了，噘着嘴又沿着河灣走了，我想去追他，可身子卻怎麼也動不了，我拚了命地喊他，他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帶走了河灣裡所有的水……」 妻子後來趴在店前的欄杆上看着夕陽跟我說，把煙蒂碾死在地上，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她開始抽煙了。
我沒說話，看着天際的霞光一點點褪去，墨藍色的夜幕反扣上來。
「林，我想出去走走了。」
「嗯，想去哪？我們一起去。」
「我想一個人出去走走。」
我沉默了一下，「那你甚麼時候回來？」
「我也不知道，也許下個星期，也許下個月，也許……」妻子低下頭去，又點上了一支煙。
「好，我在這裡等你。」
我在夜裡送妻子去電車站，沿着公寓旁的那條溪流走。溪水依舊滾滾不息地從山上沖下來，流向未知的遠方。神戶初春的夜晚還有點涼意，妻子穿了件棕色的風衣，臉藏在高高的立領裡，看不清她的表情。
「林，我又開始寫小說了。」
「那很好啊，你天生就是寫小說的料。 這次打算寫甚麼？」
「失去兒子後的單身母親。」
我一時語塞，只能一路無言地將妻子送到車站。

送走妻子後，我覺得渾身發涼，準備去店裡拿一下外套。到了店裡穿上了外套還是冷得厲害，就從櫥櫃裡拿出一瓶紹興酒來喝。喝着喝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半夜餓醒，摸進廚房，我發現它像自己的胃一樣空空蕩蕩，沒了食材，就算自己是個廚子，卻還是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可從今以後，再也不會有一個女人， 每天一趟趟騎着自行車，運回一袋袋食材， 把這小小的廚房塞得滿滿當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