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潔茹：編者語

電影《念念》裡面李心潔說那一句，要不是你們這兩個小孩，我早就離開這小島。我一直一直地記得。導演張艾嘉選擇李心潔，因為她來自馬來西亞？我可以馬上想起來很多她們，梁靜茹和孫燕姿，她們的天生的島嶼的氣息。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島和島，很多很多島。
這些島，在我這裡都是一樣的，要麽熱一點，或者再熱一點。

為了看一下快要絕迹的螢火蟲，去到距離吉隆坡兩個小時車程的一片紅樹林，最後一班夜船，已經河水滿漲，鱷魚出沒。頭昏腦脹的熱，也不知道為着甚麽。只知道這一次打擾，天天夜夜的打擾，螢火蟲必定是要絕迹的。船靠近了河岸，船夫熄了火，滅了燈，一片漆黑，樹叢中的星星點點。我不知道我為甚麽哀傷。動畫片《螢火蟲之墓》看一遍哭一遍，不敢再看第四遍。作者野阪連自己的原作《火垂之墓》都沒有重讀過，只是年老時在一個訪問裡說，「想把大豆渣嚼軟一點給妹妹吃，但不知不覺卻自己吞下了。當時如果給妹妹吃了大豆渣，或許妹妹不會餓死。如果能像小說一樣，我當時對妹妹好一點的話，就好了。」這樣反覆地說，反覆地說。「螢」與「火垂」日文發音一樣，可是他更願意使用「火垂」這個字眼，書裡一句「燒夷彈落下，向着正燃燒的家，只能呼叫父母的名字，然後轉身往六甲山逃。」我也覺得《火垂之墓》似乎更痛切一些。

我們成長的歷程，似乎就是在與各種各樣的創傷和解。戰爭創傷，童年創傷，創傷與創傷，沒有甚麽創傷會比另一種創傷更嚴重，張艾嘉在《念念》的訪問中說，「我們要懂得怎麽去跟過去，去跟別人和解，但是先要懂得怎麽跟自己和解。」

我童年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過我將來會去甚麽島，紐約島，或者香港島。我後來寫了那麽多魚，也不過是想去往大海，不應該是島。

我寫了《頭朝下游泳的魚》――我無法寫作，身體不自由，心也不自由。我寫了《一天到晚散步的魚》――我寫作是因為我不自由。我寫了《活在沼澤裡的魚》――我相信魚是厭倦了做人的人。每一條活在沼澤裡的魚，一定都夢想着去海裡。廿四歲的時候，我寫了《海裡的魚》――我以前以為我是一條魚，可以游到海裡去，後來我才知道我只是一條淡水魚，我比誰都要軟弱。然後我終於在這一年離開了，去到太平洋的那一邊。我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自由過。可是自己與自己的和解，不就是愛的和解？

我不知道我為甚麽總要寫魚，我出生和度過童年的地方，沒有海，我也從來沒有見過海。可是廿四歲可以為了自由去死。如今我四十二歲了，我還活着，我也笑着說，要不是你們兩個小孩。我也可以每天講一個人魚的故事，每天都會有一點不一樣，可是故事的結局都應該是，小美人魚逃出了龍宮，向着一道光游去。我只知道我還有尋找的希望。

由檳城華人大會堂主席許廷炎主辦、文學組主任朵拉具體操辦的一年一度世界華文作家檳城采風聚會，已經於今年八月順利舉行。來自世界各地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華文作家，寫出各自的檳城感受。我們從中挑出馬來西亞、悉尼、柏林、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作品，率先展示在本期專輯裡；更全面的文章，隨後將由華堂出版單行本。以檳城華堂一己之力，連續籌辦三屆的采風活動，這種純靠民間人力物力的壯舉，確實不容易，值得敬佩。

王良和與黃仁逵，兩位都是香港散文界的精英，一問一答，精彩紛呈；尤其黃仁逵關於創作的思路，值得寫作者參考。朱蕊〈我住平民女校〉，娓娓道來的是時光流逝，歷史風雲，「世事波詭雲譎」。在看似平常的敘述中，見出作者的用力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