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芫：活成萬語千言

我出生後九個月，我母親就調動工作去了天津。據說天津的條件不好，工廠裡沒有託兒所，於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於1920年，我母親出生於1941年，我出生於1966年。當我開始與外婆一起生活的時候，外婆比我現在還年輕。但是不知為甚麼，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眼裡的外婆就已經是一個老太太了。
這很可能是因為外婆有一雙解放腳。「解放腳」是纏足半途而廢的結果。女子纏足據說始於北宋，大興於清代。五四以後，在外來文化的衝擊和先進知識分子的不斷呼籲之下，纏足的風氣日漸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廢除也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歲的時候，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已經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還是請了人給女兒纏足――這種事兒親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專業人士來做。纏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把除大腳趾外的四個腳趾都掰成骨折，以強力令腳掌內彎，然後逐漸越纏越緊，直至腳掌停止生長。纏足一開始，我外婆就晝夜慘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運動的春風的確已經吹到了鄉下，於是，當外婆半夜偷偷把纏好的腳打開時，父母就假裝沒看見。就這樣，外婆和許多生於1920年代的女性一樣，有了一雙「腳放腳」：比小腳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裡，真正的小腳已經非常罕見了。「解放腳」就是我能見到的最接近於舊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當時學到的形容詞都是一對對的：新社會對舊社會，天堂對地獄。我外婆的「解放腳」毫無疑問是落後的，壓抑的，黑暗的，醜陋的，無知的，恐怖的和邪惡的。
然而，在進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諧的與正義的新社會，我外婆必須自己解決穿鞋的問題。「解放腳」女性面臨一個終生問題：買不到合適的鞋。當年裹腳的時候腳弓畢竟骨折過，致使腳面呈拱形，以致鞋的形狀很特殊。國家計委在制定生產計劃的時候，對這部分特定群體的需求總是估計不足。隨着時間推移，「解放腳」女性越來越少，執行計劃經濟的中央政府便逐漸把這部分女性遺忘了。
從我有記憶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為自己，還為方圓幾里地內的女朋友們。她做鞋總是在牀上。我們家的牀上總是擺着好幾張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幾層布用漿糊黏在一起。做一張鞋底需要三層袼褙，而這三層袼褙是用線聯結起來的，這道工序叫做衲鞋底。三層袼褙很厚，普通的針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錐子在鞋底上紥個眼，然後再穿針走線。我外婆做了一輩子鞋，但也會偶爾失誤把手紥出血來，讓我感覺鞋匠是一門危險的職業。
每當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別容易遭遇工傷。我外公是個會計，工作單位是鐵道部。鐵道部大概有一萬名會計，工作場景從位於北京的總部一直到最底層的工程隊。我外公就在最底層工作，他上班的地點永遠在蠻荒之地。等他們鋪好了鐵軌，那地方就開始通火車了。
每年，他會沿着最新修好的鐵路，回到北京探親兩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兒，只有吃飯和睡覺的時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飯，發現飯桌上多了個老頭子，我就說：「外公好」，然後就拿起筷子吃飯；過了幾天，吃飯時外公不見了，我就省略了問候，直奔主題。在我看來，一個家庭就是由一個老女人和一個小女孩組成，這很正常。
我外婆顯然覺得這不正常。外公剛走的那兩天，往往是她頻繁遭遇工傷的日子。她會忽然沒頭沒腦地對我說：「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為我是被娘家上趕着送來的。」
「您說甚麼呢？外婆。」我漫不經心地問道，手上正在玩着剛從樓下花壇裡撿來的一枚生鏽的曲別針。
「唉，你甚麼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聲。
我一抬頭，只見她眉頭緊皺，右手攥着左手，鮮血從她的指縫間滲透出來。
隨着我年齡漸長，我終於從外婆的隻言片語中拼湊出了一個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於河北安次縣的一個小村莊，幾歲的時候就由兩家父母作主與我外公訂了親。十歲的時候，她的生母去世，父親再娶。不久繼母就生了男孩。繼母不喜歡家裡有人吃閒飯，於是我外婆從十三歲就開始自謀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針線，可以幫大戶人家的閨女做嫁妝。那時有個傳統：女子的嫁妝必須自己親手置備，被子啦，枕套啦，不僅要具備使用價值，還要在上面描龍繡鳳，圖樣越繁瑣說明新娘越聰明賢慧。不過很多有錢人家的女兒要麼笨，要麼另有志趣不愛女工。等到籌備婚禮的時候，她們就向我外婆下訂單。
就這樣，我外婆一直和繼母相安無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佔領了中國的華北。鄉下兵荒馬亂，日本人燒殺姦淫。繼母指出：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在鄉村生活實在太危險，隨時都有貶值的可能。外婆的父親覺得有道理，遂打算趕緊把女兒嫁掉。
外婆的父親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來說：「小夥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鐵路管理學校上學呢，怕是不能回來成親。」去北京上學也不通知女方家庭，這是要拋棄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親決定來個突然襲擊。他僱了一輛馬車，載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丟在未婚夫門前，然後自己就回家了。
還好，未婚夫認了這樁婚姻，只是婚後兩個人的關係並不好。他們在一起五年，生了兩個女兒。在風華正茂還有無限上升可能的年紀，我外公主動要求前往最艱苦的工程隊。
「這都是因為我是被娘家上趕着送來的。」外婆不無幽怨地說。
「上趕着送來」到底有多麼可怕呢？從我記事兒起，這個問題就縈繞在我的心頭。
1970年代初，馬車還可以長驅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帶。我外婆家就在月壇南街與南禮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層灰樓。底樓有一個副食店。悶熱的夏夜裡，我們開着窗戶睡覺，深更半夜能聽到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聲音，踏躂踏躂踏躂……聲音越來越近，車把式一聲長長的「噓——」，馬車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來便是「噗」、「噗」、「噗」，車把式將瓜扔給店員；偶爾一聲「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總是一大早下樓去買半夜摔裂了的處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撿。連切都不用，順着裂縫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兩半。我們倆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邊吃瓜一邊進行着推理：上趕着送來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價處理，所以上趕着送來的就等同於賤貨。

1973年，我上了小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大約能認六百個左右的漢字，於是我就成了一家書店的常客。那家書店以每天兩分錢的價格出租小說。我每天讀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頁還是兩百頁，因為我得省錢。書上經常出現我不認識的字，但並不影響我理解意思。外婆很節約，天黑之後不許我開燈。我每天放學回家就開始讀書，隨着天色漸暗，我會不知不覺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終降臨之前，我總能讀完最後一頁。
我放下書，從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聳的煙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兒童醫院的煙囪，為醫院提供飲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們詢問那座煙囪是做甚麼的，任何人都會壓低聲音告訴你：那是用來燒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小孩子喜歡用鬼故事來填補精神空白，給寡淡無味的生活加點鹽。自從我會讀書以後，我就脫離了低級趣味，不再參與幼稚的竊竊私語，不再用高聲尖叫嚇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煙囪。儘管我有超出同齡人的讀寫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煙囪與死孩子有關。我為它着迷，就好像它並不是一根直直的磚砌的笨重的空心長方體，而是一根柔軟的手指，能戳進我的心臟，再把它勾出來。
每天，當我讀完一本小說後，我就看着遠處的煙囪。它整天往外吐煙，以至於我對不同形式的煙霧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燒的是哪一種孩子。一切都有個性。煙霧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時候，粗大的白色煙柱騰空而起，那一定是個大孩子，個頭幾乎趕得上一個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於意外事故，所以他們要激烈地抗議不公正的命運。也有時候，煙囪中吐出的是細薄的白色輕煙，剛一出煙囪口就被風吹散了，令人毫無察覺地融入了深藍色的夜空。那一定是個脆弱的寶寶，從出生起就罹患嚴重的疾病，此刻終於獲得了解脫與安寧。
無論是好是壞，讀書使我得以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界，另一個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歡哪一個，老實說我也不在乎。我並不想認真區分這兩個世界。生活在模糊的邊界上其實也很方便。
大約在1976年，我讀到一本小說《青春之歌》。小說的主人公林道靜也是生於1920年代，也有個後媽，也受到包辦婚姻的壓力，但她進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籠，在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中找到了個人價值、同志情誼，甚至愛情，將自我的追求與波瀾壯闊的時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開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當她再隨口抱怨的時候，我就說：「瞧瞧人家林道靜，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麼人家的生活就能夠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說：「那是小說。」
我說：「那楊沫呢？」
「楊沫？她的生活應該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飯，做衣服，她每天寫作。有甚麼區別嗎？」
我起初無法反駁她的觀點。但是我想了一會兒，就知道她錯在哪裡了。沒錯，林道靜的故事是楊沫編的。楊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書桌旁筆耕，從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針勞作一樣。但如果給我外婆足夠的墨水和紙張，她是否可以生產出同樣浪漫的小說呢？當然不能。關於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說出一句話：「因為我是被娘家上趕着送來的。」所以，楊沫的生活與林道靜的生活距離無限近，而與我外婆的生活距離無限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楊沫就等同於林道靜。
從那時候起，我就知道小說與自傳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說都是自傳。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親歷，只要他／她寫下來，他／她就在心靈層面把那種生活過了一遍，從而使他／她與其他作者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一切自傳也都是小說。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實的，但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只能來自於作者的建構和解讀。所以，區分小說和自傳其實沒有意義。我更喜歡從英語借用一個詞來定義這種講述自己生活的努力：敘事（narrative）。每個人都有敘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趕着送來」是真的，夫妻關係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關係不好是因為被娘家上趕着送來」，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讀了。這就叫敘事。
我長大後成為一個以敘事為職業的人。我喜歡在讀小說的時候揣測哪些細節來自於作者的親身經歷，哪些細節來自於道聽途說。我自以為在這方面具備火眼金睛，是最高水準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親身經歷與道聽途說嫁接得天衣無縫的作者，因為這是文學才華的重要體現。加西亞．馬爾克斯還在世的時候，我一直想當面向他表達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為我至少在你的兩個人物身上——一個虛構一個非虛構――看到了這一症狀。

一晃，又十年過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學讀書。某天下午，讀了莫言的《紅高粱》之後，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紅高粱》的主人公也是生於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給一個不愛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權的呢？不是跑到共產黨那裡去，而是去引誘抬花轎的男人。通過與一個偶遇的男人通姦，她成了自己身體的主人。這樣的敘事對1980年代的中國讀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震撼，它與《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敘事大相逕庭。由莫言的《紅高粱》改編的電影《紅高粱》於1988年在柏林電影節獲得了金熊獎，這也是中國文藝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無數文藝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條打通中國經驗與世界市場的道路。原來小說也能這樣寫，電影也能這樣拍！
我家也有這樣的故事啊！烽火硝煙，國仇家恨，鄉村公路上的馬車……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姑娘頭一次進城，文化衝擊……甭說了，您就擎好兒吧。
合上書，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樣跑出學校，在小南門對面坐上332，再在動物園倒15路，一溜小跑來到我外婆家，求她給我講故事。
「你想聽甚麼？」我外婆也興奮得兩眼放光。誰不喜歡有聽眾呢？
「就講你父親僱了一輛車，送你上北京……」
她的臉一下子就拉了下來：「那有甚麼好講的？要不是當年娘家上趕着把我送過來，我至於一輩子受這麼多窩囊氣嗎？」說完，她還揚起下巴，朝旁邊的屋子點了點。那時我外公已經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間屋子裡。
我克制住自己激動的心情，努力調動學過的採訪技巧，從細節入手提問：「走了多久？天氣怎麼樣？路況怎麼樣？」
「三天。」她毫不遲疑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然後，她想了幾秒鐘，用盡可能少的詞彙回答了後面的兩個問題：「糟透了，糟透了」。
「怎麼個糟糕法？」我問。
「說這個幹嘛？你不會感興趣的。」
「我跟你打賭我感興趣！」我像一個過度興奮的孩子，把她嚇了一跳。我後悔失態，於是換了柔和甜美的腔調，繼續誘供：「誰趕車呀？我太外公親自趕車？」
我外婆搖搖頭：「不是，僱了個小伙計。」
聽見沒有？果然有個小伙計！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計多大年紀？長的甚麼樣子？怎麼僱來的？以前你們認識嗎？」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轉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會打破我降給她的咒語。過了不知多久，她嘆了口氣，搖了搖頭，說：「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計的飯量讓我外婆把話匣子稍稍打開了一條縫兒，但也只是多說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敘事」上去：當時兵荒馬亂，路上怕土匪搶劫，值錢的東西一律不敢帶，繼母只給了一枚金戒指。他們帶了一籃子饅頭，以為夠吃了，結果小伙計第一天就把一籃子饅頭全吃了。第二天沒有吃的，小伙計拒絕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賣了。就這樣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連一根多餘的線頭都沒有。這麼身無分文地被娘家上趕着送了來，婆家人怎麼能瞧得起？
我外婆堅持自己的敘事，拒絕被敘事。眼瞅着無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點兒氣急敗壞：「您說來說去，老是這一套。難道您嫁給我外公就一點兒好處都沒有嗎？」
她再次陷入沉思，隨後抿嘴兒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幾分得意：「你別說，還真有。」
我的情緒再次高漲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我外婆的父親有幾畝地，還在1949年以前當過保長――中國鄉村最低一級的官僚。1949年共產黨中國成立之後，有四種人因為1949年之前做過的事情受到懲罰：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我外婆的父親擁有過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還是反革命和壞分子。
目前中國的戶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後逐漸建立起來的。在城市裡，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單位管理；沒有工作的人由街道辦事處管理。外婆是個家庭婦女，屬街道辦事處管轄。新中國成立後，街道辦事處開始對轄區內的每個人進行排查：你從哪裡來？你的父母是甚麼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壞分子？
我外婆對調查人員說：「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縣的一個小村莊，我的父親是地主，但我在十七歲那年就離開了反動的剝削家庭。我走的時候沒有拿他的一粒米，就這樣一無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門前。我成年後沒有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
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莊。村裡的鄰居們都表示：「是有這麼個女孩兒，她的後媽對她很刻薄，不肯給她辦嫁妝。大概是在日本人佔領那年把她打發走了。這倒是一個好藉口。呵呵。嫁到了哪裡？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於是就被劃為了群眾。不過這並非一錘定音的結論。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樣的調查反覆進行了多次。每隔幾年，中國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運動。每一次政治運動過後，街道辦事處都要換一批新的官員。每一批新的官員都要重新進行一次內查外調。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話來對付：「我成年後沒有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
這句話和「我是被娘家上趕着送來的」其實是一個意思，只是強調了同一件事實的另一面。這樁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歲以後還繼續生活在父親的屋簷下，那她肯定無法把自己摘得這麼乾淨。
「就這麼一句話，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總結道。聽她這麼說，我還真想起來一件事。我腦子裡其實存儲着一些碎片，場景啦，人物啦，對話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聯起來的線索。1986年的那個傍晚，從窗戶漫射進來的夕陽滋潤了外婆臉上的每一道皺褶。我腦子裡的碎片突然自動排起了隊。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兩個街道辦事處的人來到我家。他們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長着兩張陌生人的臉，顯然是剛剛調到這裡的。我聽不懂他們在說甚麼，但我能感覺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緊張的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次「運動」。客人走後，她連午飯都沒心張羅，坐在那裡一味發呆。我餓極了，就從櫃子裡偷偷拿餅乾吃。我外婆是個明察秋毫的人，平日裡我只要朝櫃子的方向挪動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會箭一樣地射過來。但那天，她完全把餅乾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塊，外婆忽然喊我。我以為終於要挨打了，卻原來她只是叫我出去發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過基本的教育，能進行簡單的讀寫。我雖然還沒上小學，但也無師自通地認識幾個簡單的字，比如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媽住在天津，這封信八成是給我爸媽的。
我猜對了。過了兩天，我父母就來了。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神情嚴肅地說悄悄話，外婆又把餅乾置之度外了。我一邊大快朵頤，一邊留心觀察着他們。我記得父親一邊解釋一邊寫，足足寫滿了幾大張信紙。天色將晚，父親把筆收起來，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裡。我趕緊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餅乾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後，我外婆拿着父親手寫的幾張紙想了許久，最終還是把它們撕碎了，扔到了廢紙簍裡。
第二天一早，外婆說要去街道辦事處。她還告訴我十一點就回來，這很不尋常，因為她從來沒有教過我如何認鐘錶。我家有一個老式機械圓盤鐘，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靜時能聽到錶針滴滴答答地走動。她走後，我就開始盯着那隻鐘看。圓周上沒有數字，只有十二個刻度。我想起外婆經常說「幾點幾點」，最大的數字就是「十二」，我於是無師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甚麼。我用手指頭點着刻度，找到外婆應該回來的時間，然後我就盯着錶盤，看秒針一圈一圈地轉。原來這就叫做「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外婆果然在十一點前回來了。她心頭的陰雲一掃而空，臉上一片雨過天青。她迅速回歸自我，重振家務。第一步是盤點：鹽還剩多少，糖還剩多少，餅乾還剩多少……我的報應終於來了。外婆拿起一隻衲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聲呼救，同時心裡盤算着最壞的可能。不管怎麼說現在也是新社會了，莫非她還能給我裹小腳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亂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氣說：「起來，洗把臉，吃飯。」
這就是我記憶中1972年那次審查，那也是我記憶中的最後一次審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細節就是外婆為甚麼要撕掉我父親給她寫的資料，於是正好趁這個機會核實：「您就說那麼一句話就管用？我可記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寫的交代材料有這麼厚一疊呢！」外婆輕蔑地搖搖頭，撇撇嘴：「我說句實話，你別不愛聽：你們這些大學生，有時候真沒用。你爸寫的那幾張紙我後來都撕了，根本沒往上交。囉哩囉嗦，毫無重點。誰有耐心仔細看？你別看我沒受過教育，我就咬死了這一條：十八歲以後沒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這是事實，誰也不能把我怎麼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後，我有一次和父親閒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審查。我父親得意地說：「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麼可能通過審查？光憑她自己說『沒吃過父親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幹嘛還要把我們找去？」
對呀。我想起了我幫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實其實是這樣的：這一輪的審查與尼克松訪華有關。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線上，於是這條路線上的居民都得重新進行政審。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導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會又換了一岔領導。甄別到我外婆頭上的時候，新一屆領導忽然發現：我外婆聲稱自己出生的村莊，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外婆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於是陷入驚慌失措。自從1949年以來，她還是頭一次遇到這種困境：自己出生的村莊不見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我父親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個假設：有可能由於行政區劃調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劃到了另外一個縣。外婆把我父親寫的交代材料撕掉後，第二天就到街道辦事處去，提醒他們在周圍其它幾個縣裡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個村莊，結果還真找到了。
至此，我對這樁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我父親執筆寫作的冗長交代儘管不如外婆的敘事簡明有力，但他解決的技術問題也是舉足輕重的。我外婆不應該從自己的勝利故事中將女婿一筆勾銷。

通過與父親的談話，我才得知那次審查與尼克松訪華有關。於是，又一條支線被包含進了總敘事。對於尼克松訪華前的種種準備，我有着清晰的記憶，只是一直沒能和那次審查聯繫起來。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不過街道辦事處把學齡前兒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訓，故而我也有份參與盛事。我們接受培訓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外賓面前如何表現。我們要表現得熱情有禮，因為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在內心深處我們要明白：站在我們對面的是美帝國主義者，也就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要外熱內冷，提高警惕，決不能將任何秘密洩露給他們。
我從小就是個話多問題多的人，聽了一會兒街道辦負責人的講話，我開始有了疑問：「劉主任，您說要來訪問的美國總統叫尼克松？為甚麼我記得他叫杜魯門呢？我們跳橡皮筋的時候總是這樣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專吃杜魯門」。
劉主任說：「杜魯門是抗美援朝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是現在的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居然還幾年一換，這倒是挺新鮮的。完全不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看來我得把美國總統的名字多背幾遍。千成不要說錯了。
我外婆樓下有個警察崗樓。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個崗樓常年空置，我們經常圍着崗樓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頭已經有了紅綠燈，但是機動車非常稀少。有時綠燈亮了很久，也不見一輛車過來。突然又切換成紅燈，便給人一種無的放矢的感覺。尼克松即將訪問的前幾天，崗樓裡突然進駐了一個警察。路口中央豎起了一個圓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個警察。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我們蜂擁到馬路上去圍觀。那兩個警察好像木頭人，一個坐着，一個站着，都是一動不動，彷彿連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來越近，空氣中都能聞出緊張的味道。突然間，街道辦事處換家換戶傳達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須呆在家裡，不得外出。
我頓時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覺。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記住了，內冷外熱的微笑也練得差不多了，所有的問答題全都背得滾瓜爛熟，結果卻不許我出頭露面。一天夜裡，我們又聽到了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聲音，踏躂踏躂踏躂……聲音越來越近，車把式一聲長長的「噓——」，馬車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來便是「東」、「東」、「東」，似乎是車把式正在卸木頭箱子。偶爾一聲「啪」！不是瓷罐子還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輕輕翻了個身。我能想像她此時的內心。樓下副食店不知進了甚麼好東西，可是她不能下樓，不能去買便宜貨。多麼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訪的當天，街道辦工作人員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戶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頭，狙擊手可以隨時射擊，一槍斃命。我們全都嚇壞了，唯唯諾諾地表示絕對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佔據房間裡遠離窗戶的兩個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樣從事製鞋業務，只是不再坐在牀上，而是坐在一個小板櫈上，袼褙和工具都鋪在地上。我無所事事，只能透過窗戶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這副蒼白荒涼的畫面上，偶爾一柱白煙升起，隨後煙霧擴散，直至與天空融為一體。然後又是一柱新的白煙，周而復始。老式圓盤鬧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聽起來比平日更親切，更可靠。
外婆時不時看我一眼，她以為我是因為不能出去玩兒而不開心。「很快就結束了。」她安慰我。她的聲音在我聽來十分空洞。我不開心，不僅僅是因為不能出去玩兒，而是因為熱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費。我想到那幾個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說話出爾反爾，完全不值得尊重。我決心從此後再也不管他們叫「叔叔阿姨」，因為他們愚弄了我。
他們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對頭，很多說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國人是我們的敵人，為甚麼我們還要用微笑來迎接他們，即使是經過精心排練的假笑？如果我們的生活快樂而富有，為甚麼我們還要把商店擺滿商品，卻又不允許任何人前去購買？現在想來，那一時刻就是我的天真開始喪失的起點。我頭腦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為二：落後與進步，壓迫與解放，黑暗與光明，醜惡與美麗。有些事不太對，有些人在撒謊。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瞭解自己以外的世界？從北京兒童醫院的煙囪中不斷吐出變幻莫測的煙霧，將天空裝點得千姿百態，成為我眼前唯一的風景。我緊盯着它，試圖在心中將天空還原成灰禿禿的樣子。
又過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紀錄片的時候，我偶然發現在尼克松訪華期間，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經參觀過北京兒童醫院。原來，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敵人，的確曾經離我只有數十米之遙。只是我對此完全無知無覺，因為我被囚禁在孤獨的牢籠中。
我記得外婆時不時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們能呆在自己家裡，已經是謝天謝地了。」「您在說甚麼？外婆。」「啊——」她大叫一聲，右手攥住左手，鮮血從指縫間滲透出來。
我不敢再問。
時至今日，我總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為我們通過了審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雖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戶上往外看，不能下樓去買便宜貨，但比起被趕到郊區去，已經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天寒地凍的日子裡搬家可不是好玩兒的。
多虧了外婆簡明扼要的敘事，我們才避免了流離失所。外婆怎能不為自己的敘事能力而自豪？

現在回想起來，外婆是我的第一個敘事教練，她讓我懂得了敘事的精髓：將兩件發生過的也許毫不相干的事情聯繫在一起，賦予它們意義。這是她給我的正面的教誨。她同時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為她對於自己一生的敘事只有兩句話，這兩句話其實還是同一個意思。我為她感到難過。這就是典型的空虛的一生。我發誓要過上比她更加豐滿的生活，我發誓要活成萬語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