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 安：傳奇，收場，浮花浪蕊

1
去秋行至馬德里，遊蕩之餘，也到華人書店搜尋些中文書報。10月29日《歐華報》上有篇文章題為〈中國和西班牙的「蜜月」才剛剛開始〉，想到布拉格的中文報也在大談中捷蜜月，一時覺得我的祖國彷彿在跟全歐洲度蜜月。該文講完經貿往來又講文化交流，報道三毛名作《撒哈拉的故事》問世四十年後終於有了西班牙語譯本。10月26日《西班牙聯合時報》也有相關報道，還刊登了三毛與荷西的舊照。看着這位女浪人的一襲長裙、一卷長髮，不由想起那一曲已成經典的《橄欖樹》，還有那一大片浪漫的撒哈拉黃沙。

那時正在構思一篇關於龍應台的論文，從三毛又想到了龍應台。浪漫的與不浪漫的兩位天涯浪女都曾自我放逐、結緣異地、書寫異域並超級暢銷。三毛「走路不看國旗」（王洛賓語），編織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愛情故事風靡漢語圈，龍應台從江湖到廟堂又返江湖，風風火火、潑辣有為，皆乃華人世界之傳奇。

2
前些年有機會走訪香港台灣新加坡，發現各地書店裡龍應台的書所佔空間均接近常青樹張愛玲的。架上大致都擺着《野火集》、《目送》、《親愛的安德烈》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又大致都沒有擺着《在海德堡墜入情網》（再版更名《銀色仙人掌》）。後者或許是龍氏作品中為數不多的非暢銷書，然而卻是作者「最在乎的書」（〈面具〉）、龍氏唯一的一本小說集。
何以「最在乎」？當然因為這是一本「黑夜裡獨自攤開的密碼簿」（再版〈自序〉），關乎龍氏人在歐洲十三載為妻為母為師為作家為記者的青壯歲月。1995年出版的這本《在海德堡墜入情網》看題目頗像言情小說，內裡則荒涼怪異、殺氣騰騰，寫的是愛的陷阱、愛的闕如，還有逃避、自閉、私通、墮胎、謀殺、虐殺、躁鬱癥和神經病。海德堡不是撒哈拉。
以海德堡為背景的三個中篇――〈在海德堡墜入情網〉、〈找不到左腿的男人〉和〈墮〉是書裡的重頭戲，佔全書三分之二，餘下的三分之一是四個短篇。海德堡系列故事中除了各篇共通的、與龍本人頗為相近的超級女主人公――余佩宣外，還有幾位主人公。女學生李英奔着自由而來，又落入生命的陷阱，最後只能「用子宮思考」，惶惶不知所之，像是年輕時的余佩宣；中年女性江力廉進退失據、慾求不滿，彷彿婚姻圍城中的余佩宣；而男主人公之一張勝捷苦於在中西博弈中沒有話語權、焦慮成疾，活脫男性版余佩宣。而余佩宣呢，「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又不知道具體害怕甚麼，說不清楚也想不清楚。作者將這種怪異的感覺比喻為牀下的老鼠，就算看不見聽不見，「你知道它的存在」。
中篇〈在海德堡墜入情網〉中，還有兩個近乎天使的人物――余的小學同學素貞和余的德籍丈夫米夏。素貞是牧師的女兒，「太過白淨、太過沉重、太像天使」。婚姻走入瓶頸，素貞也得了躁鬱癥。到海德堡本為紓緩身心，不期迷上倜儻怪異的流浪鋼琴師，結果竟遭鋼琴師虐殺。米夏年輕純潔充滿柔情，「好像世界上沒有任何值得片刻懷疑的東西」，不過後來神秘失蹤，形同死亡。三毛故事裡天使般的荷西也是意外喪生，看來天使是非死不可的。天使不死，龍應台的故事大概也編不下去了。虐殺和失蹤，皆非故事情節發展之必然，而兩個天使就這麽硬生生被送歸了西天。伴着天使，余佩宣或許會變得相信人、相信愛，然而她終究無法與天使廝守下去。心裡的老鼠在攪擾她，使她「拒絕成為任何人的一部分，也無意擁有任何人」，最後「像怕光的鼠類守着自己的洞穴」，無法過一份坦然自在的日子。
性格即命運，命運有時大概也會左右性格。龍應台愛說自己難民出身：「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份與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與文化的自信自尊。」（《親愛的安德烈》）又自比邊緣人：「如果你是個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會出國求學；即使出國求學也不致長期浪蕩；即使長期浪蕩也不致結異國婚姻；即使結了異國婚姻也不致永遠地成為異鄉人。……從前便是孤島，現在仍舊是；現在是邊緣人，從前也未嘗不是。」（〈軟枝黃蟬〉）還感嘆「再怎麽流浪，也逃不掉存在。」（再版〈自序〉）離散的宿命就像小說中那隻老鼠，攪得人永遠「此身若寄」、不接地氣。王德威認為〈在海德堡墜入情網〉寫的是情慾，批評小說寫得「很不性感，也毫無情色」（〈海德堡之死〉），然而此處非關性感、亦基本不涉情色。余佩宣的幽閉絕塵、放浪形骸，訴說的是無根的窘困與無愛的蒼茫，小說滿紙皆是生命的困惑。

旅歐的十三年被龍應台說成「十三年的放逐」。談起在瑞士滑雪，龍應台寫道：「向來篤信凡事無師自通的丈夫把我帶到峰頂，隨手指着白茫茫的雪道，輕鬆地說：『就從這兒下去，二十分鐘就可以到底。』說完，風一樣的溜了出去。……跌跌撞撞、翻翻滾滾的下山，三個小時之後我到了山下，道具扛在肩上。」（〈火鍋〉）三個小時或可看作十三年的縮影，孤軍奮戰、含辛茹苦。「蒼蠅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發出電線接觸不良時那種嗞嗞的電磁聲；牠在盲目地、絕望地尋找出路。」（〈在海德堡墜入情網〉）「繞來繞去。如果有目大如天，往下俯視我，我一定像一隻沒有意義的螞蟻。」（〈銀色仙人掌〉）蒼蠅、螞蟻，在在喻示生存的惶惑與荒謬。
三毛的救贖大約是愛情，心病身病無力承受存在之重時，四十七歲的三毛棄世而去、絢爛歸於平靜。四十七歲的龍應台則峰迴路轉、響應了遙遠家國的熱情召喚。1999年任職前夕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龍應台回答創作是「為了生存，為了解決我自己存在的問題」，因為「靈魂最深密、最隱藏之處，有某種不平衡」；又訴說「德國這個保守的社會，在男女平權這方面，仍是以男性為中心，我覺得飽受壓迫」；還講到當年留美「在英文系裡得博士學位，是個慘痛的經驗，使我覺得幾近白了頭，所以此後我就不再碰現代詩。」（楊照、王妙如〈不安的野火〉）當初自美回國後發憤寫作《龍應台評小說》、抨擊「深不可測」型學院派書評，良有以也。天降大任之時，女鬥士終於也肯坦然示弱。
傳奇背後或許就是漫長的忍耐與掙扎。

3
戴上「面具」寫下的海德堡系列描繪了余佩宣們徘徊於東西文化之間、掙扎於兩性角力之場的崢嶸歲月，素面相向的散文雜文則努力為種種困惑尋求救贖，當然寫作本身也是救贖，我寫故我在。
生養體驗應該是最溫柔的救贖，歷時八年寫就的《孩子你慢慢來》是親子溫馨歲月的見證，也是荒漠裡的慰藉。與長子安德烈的通信集《親愛的安德烈》則記錄了龍應台於種族衝突、階級衝突、代際衝突、洲際的與國際的文化衝突之中挽救親子關係的悲壯努力。
親情之外更有力道的救贖則是「文化中國」。龍應台說「我不在乎中國政治的一統，但我憧憬一個統一的文化中國」（〈開往夢境的火車〉），還說放逐中的人是向日葵，「微仰着貧血的臉孔，節節轉動朝向一個太陽――那十萬八千里外的客觀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個中心，有許多名字：民族記憶、舊朝天子、血緣文化、母語故鄉……」又說托馬斯．曼「對自己小說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現時，他卻字字計較，坐立難安。」（〈乾杯吧，托馬斯．曼！〉）都像夫子自道。
龍應台夢想「華人的駐市作家能從北京到新加坡，從成都到台北，整個華文世界都是作家、作曲家、畫家、思想家的國土」（〈用歌聲穿透〉）。1995年《文匯報》為龍應台開闢專欄，令龍「彷彿遇到了一座磁鐵山」、「注意力全被吸引過去了」，覺得自己「不再只是個台灣作家，而是一個中文作家。」（楊照、王妙如〈不安的野火〉）2005年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龍應台又強調：「漢語是我的護照。」
「十三年的放逐」中，讀者和舞台始終是她的牽掛，回歸華人世界也是求仁得仁。漢語圈內龍應台縱橫馳騁，品評上海男人、月旦新加坡人、指點香港江山，又痛心疾首地指出台灣患了「文化精神分裂癥」（〈五十年來家國〉）。而台灣人也回敬她一句「歐洲來的過客」（顧爾德）、說她是「不諳武功」的「女俠」（楊澤），對台灣的觀察「生疏而粗糙」（伊格言），「對中國大陸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趙剛），提醒她「流浪者的救贖從來就不是到處宣揚教化，扮演先知先覺」（張雪媃）。藍綠黑白眾聲喧嘩之中，龍應台顯得有些像堂吉訶德。
傳奇幻入迷思。

4
而今龍應台「最在乎的書」或者就是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簡稱《大江大海》）。此書「從起心動念算起，走了二十年」（〈逝水行船燈火燦爛〉）。二十年裡，離散的前塵往事大概一直像海德堡那隻牀下老鼠一樣困擾着她，讓她無處遁逃、讓她不書不快。就像《色，戒》故事之於李安，幾次三番毒蛇怨鬼般糾纏不休。拍片過程中李安幾番痛哭，哭沉重的宿命？拍完《色，戒》，還了淚也還了債，才放心去拍伍德斯托克、去拍少年派。
雖說「走了二十年」，但真正動手書寫只花了四百天，在大離散六十年之際隆重推出，狂銷熱賣。該書出了日譯本後，曾經選了當教材。剛剛啃過《盛世中國二〇一三》（陳冠中）的學生們都說《大江大海》好讀多啦，於是又建議他們讀齊邦媛的《巨流河》和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只惜這兩本書都沒有日譯本。日本雖是翻譯大國，李敖的書卻只在二十多年前譯有一本《中國文化與性愛》，大約是被當成寫性的奇書來介紹的。其他可供參考的《漫遊者》（朱天心）、《西夏旅館》（駱以軍）、《聆聽父親》（張大春）等書也都沒有日譯本。
龍應台自比「歷史的小學生」、自稱《大江大海》寫作過程有如「小紅帽踏進興安嶺採花，……每到一個分叉口，都很痛苦」，又自言「『軟弱者』在做一件超過她能力的事情」（〈後記〉）。雖力有不逮，仍勉力為之，在文學、歷史、記憶之間苦苦掙扎。李安的眼淚似乎並未灑向銀幕，龍應台的眼淚則直接灌溉出了《大江大海》，儘管她告誡自己「我得忍住自己的感情……我冷下來，文字才有熱的機會。」（〈後記〉）課上有學生不解龍氏何以異乎尋常地感傷，討論結果是，除了歷史題材的沉重，作者的流離心態亦相關聯。
猶太裔學者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Hirsch）早年研究比較文學，關注女權主義、母女關係，對大屠殺題材避之唯恐不及。後來開始研究記憶，竟宿命般地研究上了關於大屠殺的記憶以及「後記憶」（Postmemory），加入了由「後現代」、「後殖民」等術語構成的「後」學隊伍。看來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避得開的。「後記憶」用於描述大屠殺幸存者的後代關於大屠殺的間接的、跨代的特殊記憶，這種記憶不依靠回憶而依靠想像。後代未曾親歷浩劫，然而耳濡目染、道聽途說，父輩的噩夢竟像根植於他們自己的記憶之中，欲罷不能。「後記憶」概念甫一出爐，不脛而走，華人學者亦心有慽慽，用來研究華人作品中的隔代記憶與心靈創傷。《大江大海》主要着墨於父輩的1949大離散，亦可算作一本關於「後記憶」的書。
《大江大海》翻江攪海，攪得各路神仙不吐不快。「速食史學」（張大春）、「過度書寫」、「感傷主義」（林沛理）、「以大江大海，掩蓋台灣島的悲情小溪」（張雪媃）等論評之外，兩位李姓長者的意見更是意味深長。
李歐梵比較厚道，書評用英文寫就（載MuseMagazine）。雖隔着一層，該說的也都說了。李歐梵猜測龍應台有意趕在1949六十週年的節骨眼兒上出書，指出就是天才也難以在四百天內完成這類巨製。又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寫了五年，假以時日龍應台應該能夠寫好。還言及《南京大屠殺》作者張純如最終未能走出陰霾，感嘆龍的堅韌。
李敖則寫了一本《大江大海騙了你》批判龍應台。書店裡這本二十四萬字的書經常擺在十五萬字的《大江大海》附近，猶如大灰狼伴着小紅帽，雖冤家路窄，但一道暢銷。李敖早看龍應台三毛們不順眼，斥之為「偽善」，批判三毛的愛情故事為「白虎星式的克夫、白雲鄉式的避世、白血病式的國際路線，和白開水式的泛濫感情。」此番「屠龍」，李敖認為龍應台寫1949踩了他的線兒，又念及與國民黨之囹圄舊怨，遂蓄勢而發、口誅筆伐，出一口惡氣。除品評龍應台「蔣介石思維」、「文筆通順卻頭腦不清」、「強不知以為知」、「只談『現象』，不談『原因』」、「似正而妖、言偽而辯」，還嘲笑龍「生在鳥不生蛋的地方」、「跟蔣介石沒有直接淵源」，又從漢族男性本位主義出發譏諷龍為「洋人棄婦」。霸氣加戾氣，惟缺寬容。就事論事之外，其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皆明目張膽，極端政治不正確。從未走出過漢語圈的李敖對自身的牢獄之苦耿耿於懷，對1949大離散亦着墨頗多，但對龍應台們的流離之痛卻視而不見。封面李敖挑釁的目光裡閃爍着灼見、偏見與不見。灼見含着偏見，偏見伴着不見。
大江大海皆淚海，倒引得硝煙瀰漫。傳奇色褪？

5
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結尾處引一位外僑的話說：「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傳奇也算奇蹟，而張愛玲大概是漢語圈最著名的傳奇。《浮花浪蕊》中挑夫過了羅湖橋提着行李撒腳狂奔，洛貞緊追不捨，從此走上離散的不歸路。張在新大陸過得窩囊，五十年代有次夢見另一中國作家成就卓著，相比之下自覺丟人，淚流滿面。《小團圓》拖拖沓沓，寫了還不如不寫，但還是捨不得不寫。書裡主人公常做考試的噩夢，結尾處夢見「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藍的天，陽光下滿地樹影搖晃着，有好幾個小孩在松林中出沒，都是她的」，「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1995中秋時分，張愛玲做着哪個夢呢？
華文世界裡龍應台一路闖來，以真情矯情煽情點燃野火竈火鍋爐火，浮躁凌厲、潑辣有為。不屑厚積薄發、不善藏愚守拙，不夠寬容也不夠幽默，雖毀譽參半，然一路暢銷。文字功夫較圓潤的要算後來的《親愛的安德烈》與《目送》，儘管《親愛的安德烈》仍有些說教氣，《目送》動輒淚眼婆娑。
大眾成就暢銷書。《野火集》時代萬馬齊喑、人心思變，龍應台單薄鋒利、驍勇好戰、應運而生、紅遍全島。《大江大海》感時憂國又涕淚交零，雖有些倉促成篇的味道，依然深得感傷的華人大眾認同。然而比之大眾，若干小眾的見解或者更耐尋味。文章未必就是「經國之大業」，但或許倒真是「不朽之盛事」，得失寸心知，無關暢銷。
龍應台演講集去年出版，曰《傾聽》。演講時龍應台常問聽眾來自何方，大陸、台灣、香港，還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眼前儼然是縱橫無盡、子曰詩云的「文化中國」。龍曾將自己講的國語喻為電線桿，「接上了線路繁複的電流，但是它不屬於土地，更沒有根。」（〈媽媽講的話〉）。無根之痛讓她掙不脫離散情結，對當下大陸雖有那份兒好奇與關注，仍不免隔山隔水，缺了那麽點兒理解後的同情、懂得後的慈悲。再看《盛世》中香港的老陳，每月觀看老電影，嘗試理解另一種生活。對往昔的溫情與敬意應該是華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對當下、彼岸的深度理解或許更為重要，至少也該像理解一個他者一樣。
後來就有了香港演講時那場著名的《我的祖國》大合唱，龍應台的笑聲裡有那麽一抹喜劇色彩，亦有些許葉公好龍般的尷尬迷茫。
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傳奇還是傳奇？在大合唱聲中，收場？
一條大河東逝水，餘下浮花浪蕊。

6
寫完論文，正逢蔣經國基金會為紀念布拉格分會成立二十週年舉辦侯孝賢電影回顧展，於是就在侯氏電影裡整泡了一星期，彷彿過了一個黃金週。
Ponrepo國家電影檔案館所在的Konvikt老樓建於十四世紀，底層的放映廳曾是十八世紀晚期及十九世紀布拉格風流人物薈萃之地，貝多芬、李斯特、瓦格納、德沃夏克都曾在此演奏。侯氏回顧展上幾乎每部片前都加放三分鐘懷舊短片《電姬館》。把個短片看了恁多遍，竟沒厭。頭場《海上花》，放映廳座無虛席，儘管過道上加放了不少椅子，還是有一些人站着把電影看完。
張愛玲作品改編的電影不好拍，私見僅《色，戒》與《海上花》（張氏譯作）可觀。那些天正重溫《浮花浪蕊》，忽覺這麽一個幾乎無事的漂泊離散自我放逐的故事由侯孝賢來拍大概會有趣，況且侯孝賢的身旁又有朱天文――張愛玲胡蘭成的精神後裔。有那麽三四次觀影後侯孝賢到場答問，朱天文同行。侯孝賢（酒後？）言不及義處，朱天文代為解釋，細細講述侯氏電影如何「留白」、「最好的時光」是怎樣的時光，望上去仍是當年與胡蘭成立於櫻花樹下的那個「思有邪」的朱天文。
朱天文與龍應台年紀相仿，龍應台負笈新大陸時，朱家姐妹正暢想禮樂江山；龍應台「放逐」歐陸、憧憬「文化中國」時，朱天文已在描繪「世紀末的華麗」、構築情色烏托邦；龍應台的世界越來越黑白分明，朱天文則步入「迷路花園」。「三三」時代的朱天文懷抱「莫名的大志」，沒有張愛玲二十幾歲時的蒼涼世故；漸行漸遠，她悟出年輕的張愛玲如何藏拙，自己也開始寫荒人、巫人，慢工細活兒、曲徑通幽。朱侯搭檔可謂漢語世界文字影像聯璧的傳奇，而朱家一家亦是傳奇，乃魯迅所謂「撫哭叛徒的弔客」。
朱天文迷戀漢語煉金術，又似中文衛道士，曾當面鑼對面鼓地宣判哈金小說中譯本是「科普版」，認定「哈金的英文著作可以譯成不論哪一國文字，就是不好譯成中文。一句話，中文版會見光死，得五個燈，不，五個國家書卷獎也救不了它。」（〈巫言〉）不但哈金小說的中譯本讓她讀後「毛躁不安」，大概所有雄渾粗礪的文字影像皆令她焦慮，她的焦慮中或許也有李敖所謂身居海島「與爾俱小」的焦慮。

問及今後是否會拍《浮花浪蕊》或《小團圓》， 七十歲的侯孝賢答曰：「沒有可能了」。
黃金週過完了，彷彿做了一場黃粱夢。


2017年6月草於布拉格
2018年6月改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