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俊：劉以鬯《酒徒》在香港文學中的價值與意義

1對《酒徒》的評價
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小說《酒徒》（1963）早 在1960年代就有「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1）之譽 稱。也有人稱之為「中國首部長篇意識流小說」（2）， 「華文文學第一部意識流長篇」（3）等，其聲望延 續至今未曾改變。正如這些評論所言，作家劉以鬯 想在此部作品中描寫「內在真實」。他以人物的意 識流為題材，比較熟練地使用了意識流小說中常用 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蒙太奇、形象、模式等各 種手法和要素，並且還進行了富有創意性的嘗試。 從而他達到了表現因不合理社會而造成的分節碎片 化又充斥着糾葛矛盾的人物內在世界的目的，同時 又相當成功地批判了其背後存在的社會現實。
但是這部作品直至今日仍然得到高度評價不單 是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還因為這部作 品將深刻的內容和恰當的形式與手法巧妙結合從而 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敘事 者在理想與現實、理性與感性、道德與本能之間動 搖，卻又在無休止地追問人生的意義，批判社會的 不合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軟弱而激烈、充滿淒慘的面貌實在令人感動。不僅如此，作品借敘事者之 口闡明對文學本身及中國新文學的許多見解，其中 不乏卓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部作品作為香港文 學所具有的意義。因此，認為「它的意識流手法反 而是其次的」，「更難得的是它是第一本反省香港 處境的現代小說」的見解也不少。（4）
但至今為止與此相關較為深刻的研究還不夠充 分。間或可見一些評價強調這部作品在以香港為背 景，或在內容上描寫當時香港現實等方面具有香港 小說紀念碑的意義。但是關於作為移居者的敘事者 ／作家的思考，兩者對香港大眾文化的態度等諸多 問題的研究還不夠充分。考慮於此，筆者要着重考 察這部作品所具有的作為香港文學的意義。（5）

2作為香港文學的《酒徒》的表現
2-1 描寫香港
這本《酒徒》，寫一個因處於這個苦悶時 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 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生存。（頁16～17）
上面這段話引自劉以鬯《酒徒》的序文。換句 話說，作者創作這部作品是為了批判造成作品中一 個「知識分子」為了「求取繼續生存」不得不用 「自我虐待的方式」去寫作的「苦悶時代」。這 裡作家所說的「苦悶時代」是指1960年代初期， 地點是香港。即，這部作品的時／空間背景正是 1960年代初期的香港社會。（6）

作品的主人公即敘事者是隻身離開故鄉上海輾 轉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最後來到香港的職業作家。 他以身為作家的敏感、敏銳的洞察力以及作為移居 者的局外人的視覺來全方位地展示香港的都市風 景。這部作品隨處可見香港具體的地名、建築物 名，甚至餐館的實名。香港的夜景，海邊的霓虹燈 商業廣告牌，雙層巴士，雙層電車，天星碼頭的渡 輪，維多利亞港的兵艦等這座城市的代表形象也不 斷登場。此外既是移居者又是居住者的敘事者通過 自身的日常生活直接展示了都市居民的生活面貌。 比如敘事者在不論中式還是西式各種大眾飲食樣樣 都能做的茶餐廳進餐與人會面，在一種移動式自助 餐的茶樓一邊吃着廣東特有的點心一邊悠閒地看雜 誌。成為城市的漫遊者走進大廈的「Arcade」或者 踩着悠閒的步子逛街而看櫥窗，隨時進出表面看上 去是舞廳實際上已經變成泡女服務員的「手指舞 廳」。敘事者躺在醫院腦子裡無序地浮想聯翩，下 面這段引文或許可以幫助理解這點。

利舞台。得寶可樂。淺水灣之沙。皇上皇。 渡輪反對建橋。百樂酒店飲下午茶。快活谷出現 人龍輪購馬牌。南華對巴士。今日出入口船隻。 旺角的人潮。海邊有不少霓虹燈廣告。鹽焗雞 與禾花雀與大閘蟹。美麗華酒店的孫悟空舞蹈。 大會堂的抽象畫展覽會。……（頁63）

但是這部作品關於香港的描寫沒有只停留在風 景和體驗上，更進一步說明和評價了香港特有的社 會現象甚至文化現象。這座城市由於地少人多將要 填海擴地，為了接通郊外新界地區將要鑿通獅子 山隧道。居住環境惡劣不堪，房東用木板將空間隔開，按照條件好壞分成頭房、中間房、尾房和只有 牀的睡牀位，甚至還有一家八口一張牀的情況。因 此香港政府為了緩解住房問題正在計劃興建廉價 屋。人們聽着「麗的呼聲」，看着「麗的映聲」。 比起純文學更喜歡買連載武俠小說和黃色小說的報 紙或通俗言情小說為主的「四毫小說」來看。比起 國際新聞更關心賽馬和球賽，賽馬日臨近報紙滿版 都是不着邊際的預測，議論足球選手而最後竟然打 起架來。
按照敘事者的評價，香港的確是個奇怪的地 方。夜香港的街景比明信片上的彩色照更美，但是 那只是世俗的眼光，夜香港是魔鬼活躍的時刻。香 港是一個商業味極濃的社會，錢是一切的主宰，友 情是最不可靠的東西，但也不是沒有像作品中人物 麥荷門這樣純樸的文藝青年。香港是個人浮於事的 社會，找工作談何容易，但窮人雖多，餓死的事情 好像沒有發生過。香港文化氣息不濃，而且文化空 氣越來越稀薄。藝術性越高的作品越不容易找到發 表的地方，相反武俠小說和黃色小說卻成了你爭我 奪的對象。電影產量佔世界第三位，但這些電影的 水準卻低得很。在香港，藝術是最不受重視的東 西，是最不值錢的東西。即使如此，在香港有學 問、有藝術良知、有嚴肅工作態度的文人與藝術家 並非沒有。
如上所述，《酒徒》從都市風景和生活面貌到社 會現象或文化情況幾乎展現了香港的全貌。單「香 港如何如何」這樣的語句就出現過約六十次，再說， 有關香港的描寫、評價出現得頻繁多樣以至於可以 把香港這座城市看作這部作品的主人公。（7）當然根 本不能否認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敘述者也就是「酒 徒」，題材就是他的意識流動。但同時我們也不能 不承認這部作品裡這座城市的地位非常醒目。
其實早在這部作品之前也不是沒有以香港為背 景或題材的作品。1920年代的《伴侶》雜誌上就登 載過表現香港文學的特徵之一都市性的作品，（8） 1940年代末也發表過逼真地描寫香港底層人生 活的《蝦球傳》（1947，黃谷柳）和《窮巷》 （1948，侶倫）這樣的作品。另外，與《酒徒》同一時期還出現了《太陽下山了》（1961，舒巷 城）、《地的門》（1962，崑南）等幾部描寫香 港社會和市民生活以及日益深化的香港商業化大眾 化現象的作品。可是即使如此，像《酒徒》這樣細 膩果敢地描寫、評價香港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正 如下文所述，特別是考慮到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 所謂「南來作家」（9）大都沒有真正關心香港這一 點，劉以鬯的《酒徒》更是相當難得的作品了。

2-2 批判香港
問題是敘事者覺得香港所有事物不僅陌生甚至 不正常，反覆說「香港真是一個怪地方」。他對 「錢是一切的主宰」，「有人跳樓」的地方香港， 「盜印商任意盜印」，嚴肅作家淪為「寫稿機」， 最後變成社會「寄生蟲」的香港，辛辣地進行了批 判。在他看來，他周圍存在或發生的這些所有不公 平現象與行為，是因為叫做香港的這座城市，從人 們的觀念到社會體制，完全被資本主義化甚至商業 化了。特別是對他自身所處的文藝界的沒落，即知 識分子的邊緣化、文學的商業化、純文學的危機、 通俗文學的流行、評論的劣質化、文壇的不合理、 出版界的不合法、電影界的腐敗作出強烈批判。
但是他處於連自己也不得不屈服於現實，成為 再生產這些的一員的矛盾境況。比如放棄純文學改 寫武俠小說和黃色小說，或渴望愛情與人情卻用錢 買女人，用酒麻醉自己，甚至用殘忍的話刺激雷老 太太自殺。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極高評價是由於 多種原因的，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作品非常出色地 表現出不可避免遭遇這種矛盾狀況的敘事者――或 者擴大到現代人――的社會現實與心理現象。特別 是在此過程中作者對於香港這一具體社會的敏銳洞 察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酒徒》的作者劉以鬯對香港社會的批判基本 可以說是對整體現代社會的批判。他最為困惑的是 社會和文學的商業化與大眾化。Andreas Huyssen說 過現代主義的構成是基於一種對「他者」的自覺性 排斥與害怕被他者污染的憂慮。因此現代主義排斥 大眾文化，害怕被大眾文化污染，提出絕不妥協的反抗，堅持文藝的自主性，批判日常生活文化，以 及為此與社會政治制度保持距離。現代主義者劉以 鬯也保有基本相同的態度。只是劉以鬯與西方現代 主義者不同，他明白到在香港根本不可能抽離於現 實環境而作出超然的批判。（10）因此，他創作的 《酒徒》的敘事者在堅持自己的理想與執著的同時 又處處屈服於現實，不是與社會保持距離的理性冷 靜地批判而是感性直白地批判。
劉以鬯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從上海時期就開始 的。（11）他的早期作品《露薏莎》（1945）講述 的是男主人公「我」與俄羅斯出身女主人公「露薏 莎」的浪漫愛情，以及避開日本監視而從事地下工 作的愛國故事，「我」喜歡出入舞廳或夜總會，享 受城市物質消費的大眾文化。通過這部小說我們可 以瞭解1930年代上海的特殊情況對劉以鬯的幾點 重大影響。即，資本主義化國際大都市的商業消費 的大眾文化，帝國主義列強角逐的殖民租借地的世 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以魯迅和郁達夫為代表的新文 學初期盛行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以劉吶鷗、穆 時英、施蟄存為代表的1930年代登場的新感覺派 的現代主義等就是如此。他畢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 與世俗化而主張純文學，強調文化藝術的價值，批 判拜金主義風潮蔓延的殖民地社會，通過複雜深刻 的現代主義形式抵制內容輕浮的通俗文學等也都與 此有關。從他的第一部作品《流亡的安娜．芙洛斯 基》（1936）到《酒徒》（1963）甚至到通俗作 品《吧女》（1964），通過積極開放的現代都市 女性「摩登女」（12）或是歌女、舞女、吧女、妓 女等女性人物，表現出對性的慾望與愛情的渴望的 同時又對這些人物表現出人道主義同情的雙重態度 也與此不無關係。這些心態又可以與他的另一面， 即重視現實與現場的所謂「在地性」相結合，《酒 徒》所展現的也是其在強烈批判商業主義和大眾文 化普遍的香港的社會文化情況的同時又不得不去適 應的雙重心態。（13）
劉以鬯或者敘事者在有意識地強烈拒絕殖民地 香港，特別是1949年以來取代上海飛速發展成為 資本主義大都市香港的商業化與大眾化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去接受。因此在極力批判從創作本身到 連載、出版、稿費等香港的文學生產體系的同時又 在不斷接受着這一切。劉以鬯在《酒徒》中厭惡通 俗文學，卻在使用通俗文學的要素這一點就是明顯 一例。（14）比如使用霓虹燈等商業城市形象，談 論眾多大眾明星，羅列消費主義慾望符號的各種消 費品，描寫作為性慾與誘惑的源泉的女性，坦然敘 述女性商品化的性買賣，毫不避諱對女性的偷窺式 描寫等就是如此。另外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酒 徒》中敘事者說「在香港賣文等於妓女賣笑」（頁 225），他憎惡香港文學生產體系，卻在適應該體 系。比如敘事者越來越寫賣得去的稿子，按照讀者 的反應得到稿費，稿子在報紙上登載以前先借支稿 費，為了趕時間醉酒後也寫稿，在咖啡店也寫稿， 為了後來能出版成書從報紙上剪下自己的連載小 說。（15）

2-3 顯示移居者的邊緣性
實際上以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發達與隨之而來的 商業化和大眾化以及人類異化等問題為中心的劉以 鬯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並非到香港後才產生的。即是 如此，他對香港的猛烈批判顯得有些過激甚至感到 詫異。因為他所批判的現象不僅僅只出現在香港， 而是他過去已經經驗過的。
劉以鬯的生長期1930年代是上海的黃金時代。 1936年上海的人口是3,814,315人，大約達到當時 擁有988,190人口的香港的四倍。（16）賽馬會與跑 馬場的規模也同樣超過香港，電影院、咖啡館、舞 廳、公園隨處可見。（17）在西方人眼裡上海是一 座罪惡的城市、冒險者的天堂、資本主義的天堂、 一切皆可買賣的城市。文學作品成為大眾消費的商 品，出版商與文學家常常將銷售量看作是首要因 素。在創作上諸如商品化和人性孤獨等等的資本主 義現代性都市的普遍主體成為了最流行的主題。文 學作品的廣告大量出現，這些廣告與香煙、香水的 廣告排在一起，且使用着與前者相似的富有挑逗 性的廣告語。（18）大部分外來作家兩三个一起住 在過道樓梯上的亭子間，出入相對便宜的咖啡館寫
稿，去舞廳發洩情感，在電影院享受對異國的憧憬 與都市的感情，徜徉書店街來滿足文化慾求。（19）他親眼目睹過許多文人低劣的稿酬、過度的勞動、 貧寒的生活、迎合大眾的現象，（20）也正因為這 些經驗，1940年代在上海經營出版社時，連住宿 都成為問題的徐訏、姚雪垠等作家就曾居住在他的 住所兼出版社裡。（21）
作品中敘事者的情況也是如此。主人公「酒 徒」與作家劉以鬯一樣是上海出身暫時居住過新加 坡和吉隆坡。但是敘事者處處將上海描述得比香港 有風格有情感。比如，香港「北角有霞飛路的情 調」（頁39）就是如此。對他來說，上海「霞飛 路上的梧桐樹。亞爾培路的回力球場。『弟弟斯』 的烤小豬。五十歲出頭的白俄女人。越界築路的賭 場。『伊文泰』的胴體展覽。……都是迷人的」。 （頁286）相反，他覺得香港是一個怪地方，甚麼 都不如上海，即使偶爾發現不錯的地方也是因為它 類似上海。如果排除故鄉上海與異鄉香港這個要 素，敘述者把上海看作是遺失的理想的家園，而把 香港看作是遭到詛咒的惡魔的都市，這個思維和感 情態度是矛盾的或者很難理解的。如上所述，當敘 述者（或作家）離開前，上海已經是比香港更為國 際化商業化的大都市。敘述者反覆說着「香港真是 一個怪地方」批判香港。這無疑表現出，他在商業 化社會中要保持文學品位而在現實情況中不能實現 該願望的知識分子的掙扎。然而，另一方面，這同 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出，移居者喪失了在過去出 發地中自己的位置，為了尋找現在目的地的新的位 置，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在邊緣奮鬥努力或憤怒挫 折的面貌。
總而言之，劉以鬯或者敘事者的過激反應是由 兩點原因造成。其一是英國的殖民統治、急速的資 本主義化等造成他（們）作為社會主導的知識分子、 作為文化生產者的文化人、作為經濟上層階級的作 家在身份和地位等方面更加邊緣化，由此產生擔憂 和抵制心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在上海時期有着 資金「搞過頗具規模的出版社」，相對來說屬於主 流階層，社會位置比較明確比較穩定，而移居香港後卻變成邊界人或邊緣人，由此產生困惑和排斥心 理。即，按照今天的觀點來看，當時的作家／敘述者 好像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受到作為剛剛抵達的移居者 們不可避免地經受社會邊緣的苦鬥的影響。
這些方面在敘述者「酒徒」以二分法觀察周邊 人物中也有所體現。他認為香港現有居住者始終只 追求物質利益。敘事者曾經愛過的張麗麗是一個勢 利的女人，盯上紗廠老闆的錢企圖「捉黃腳雞」， 到後來嫁給他。趙之耀極其吝嗇連很少一點錢都沒 有借給敘事者。盜印他人著作的出版社老闆錢士甫 不關心作品質量只考慮賺錢而對待敘述者冷酷無 情。把賭博作為消遣的房東司馬夫婦聽了女兒的話 就要收回敘事者的梗房。十七歲的女兒司馬莉用盡 辦法勾引敘述者，還跟四十二歲的中年男子發生關 係。在酒吧遇到的中年女子甚至要把自己不到十四 歲的女兒介紹給他賣淫。反之，從外地遷來的移居 者們，以前不這樣，但到香港後都發生了變化。電 影導演莫雨以前不是這樣卑鄙的，現在也變得偷竊 了敘事者的劇本始終狡辯抵賴、不負責任。抗戰時 期重慶時期報社同事沈家寶變成生意人，忘記過去 的悲痛，因為價格便宜而只要日貨。路上遇到大學 老同學為了生活竟然在一家進出口商行當雜工。但 是香港人真是像敘事者所說的那樣原來只要滿足物 慾肉慾不講做人的道理嗎？包括上海出身在內的這 些移居者的變化果然是由於香港這個城市本身所造 成的嗎？不言自明，敘事者的這些判斷應該看作是 他到香港之後自身的邊緣化所引起的移居者的心理 作用。

2-4 預見移居者的香港化
像這種敘事者作為移居者的心理是包括作家劉 以鬯在內的當時所謂「南來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特 徵。比如，葉靈鳳、徐訏、徐速、李輝英、曹聚 仁、司馬長風等從中國大陸移居而來，他們在喪失 故鄉與流浪異鄉的情緒中，保持着在大陸已經形成 的思想和興趣、文學修養和手法，對於香港始終有 種客居之感。（22）因此他們一般以過去的經驗和 記憶為基礎，試圖理解現在的現實，比較大陸和香港的時候總認為不管從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人們 的行為，還是愛國主義氛圍，後者都不如前者。
出身上海的劉以鬯在這一點上也是如此。比起 1930、40年代的上海，由於當時的香港是後來發 展起來的城市，近代化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 等幾乎所有方面都比較落後。再加上地處大陸中心 位置、半殖民地狀態的上海，人們保持着較為濃厚 的愛國主義情感，相比之下，處於大陸的東南末 端、完全屬於殖民地狀態的香港這種情緒就比較薄 弱。（23）因此，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出現過對香港 比較強烈的批判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即使如此，劉以鬯與其他「南來作家」又是不 同的。他沒有馬上認同香港，但是不管怎樣在與香 港環境接近的大城市上海的生活經驗，再加上他原 本就是「在地性」很強的作家，使他更加敏銳地關 注香港的現實，並開始展現它獨特的面貌。特別是 《過去的日子》（1963）在這一點上是一部非常 關鍵的作品。這部小說敘述的是對1941的上海、 1945年的重慶、1947和1948年的上海、1949年的 香港、1952～1956年的新加坡和吉隆坡、1957年 的香港的回憶。但是這裡主人公對「過去」的懷念 不僅單純是對中國大陸的懷戀，而且還包括對香港 的懷舊。換句話說，主人公作為大陸人的身份認同 和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的混亂。（24）
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的混亂。（24）事實上這些變化在《酒徒》中已有預告。《酒 徒》中對香港不僅只有批判，對香港的肯定或是對 香港未來的一絲希望等也同時存在。比如不戀舊時 身份的「平凡巨人」的大學老同學的面貌，拋開對 日本的憤慨而專心做生意的舊日重慶報館裡的一位 老同事的變化等，這些移居者們的變化表現出，包 括敘述者在內的新的移居者，不管以何種狀態定居 香港，都有可以變成香港人的可能性。雷氏夫婦接 納現實的態度，雷老太太的精神失常和自殺，敘述 者的自殺企圖和甦醒中都同樣有所體現。僅限於敘 述者來說，敘述者試圖自殺反映了從通俗小說回到 嚴肅文學作品、從他鄉回到故鄉、從香港回到大陸 的渴望。但是他的自殺試圖與甦醒，意味着這種渴 望是不可能實現的，甚至這是以對這種渴望的拋棄乃至對目的地香港的適應為前提。
還有上文中幾次談到的劉以鬯／敘事者對以通 俗小說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態度和行動也是如此。 劉以鬯展開「娛樂自己／娛樂別人」的邏輯，試圖 在自身的創作中嚴格區分純文學／通俗文學。（25）即使如此也並不能否認他曾經寫過通俗小說的事 實。不僅如此，他的純文學作品中也包括大量的大 眾文化要素。再加上與他的這種二分法式的區分不 同，自己嚴格的藝術要求和報刊連載本身的通俗需 求這兩者自然而然地結合，而實際上產生出了雅俗 共賞的作品。（26）
《酒徒》的敘事者也幾乎如此。敘事者因為生 活所迫不得不取代純文學而創作通俗文學，之後卻 不斷感覺到想要重新回到純文學創作的衝動。但是 這種矛盾情況本身與劉以鬯的經歷沒有太大區別。 劉以鬯與「酒徒」兩人對通俗文學的態度是意味着 對香港批判和拒絕，同時也在適應和接受，而終究 會香港化。如果一定要說兩者的不同，那就是《酒 徒》的敘事者隨着小說的結束而其後的變化沒有闡 明而已。從這一點來看這部作品的敘述者「酒徒」 正在「代表香港的中國作家」和「代表中國的中國 作家」之間混亂不清，但說不定正如作家劉以鬯一 樣遲早會成為「代表香港的香港作家」。即使《酒 徒》中沒有對此提出結論，作家劉以鬯實際上已經 如此。就像劉以鬯在作品《酒徒》中所預見的那樣 會變得越來越香港化，其過程正像上文簡單論述的 那樣，在他的作品中先後出現。（27）

3 作為香港文學的《酒徒》的意義
劉以鬯想揭露現實的荒謬，以及主人公如何克 服這樣的現實。只是他重點選擇的題材不是對「傳 統性」人物、事件、背景的外在敘述，而是人物的 內在真實，即人物意識的流動。劉以鬯通過使用各 種意識流手法與要素將敘事者所處的矛盾情況與他 混亂的思考、感情、行為以敘事者內心的零星的、 無序的、但卻接連不斷的意識流的形式再現，由此 將現實的嚴重性更加徹底地、更加生動地表現出 來。劉以鬯的這些嘗試是非常成功的。它十分有效地表現出無頭緒般流動的敘事者的意識流，在某種 被壓抑的情緒的製造上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特 別表現出共同體的生活變得不穩定、未來的展望變 得不確定、現存的秩序崩潰而新的秩序不明了。
曾經既是英國殖民地又是移居者城市的香港， 當時在冷戰體制下代替上海成為資本主義化現代大 都市，處於飛速發展狀態。人口大量流入和城市的 急速膨脹不僅引發出各種城市問題，並且推遲了 共同體意識和社會秩序的形成，助長了利益優先的 行為準則和消費享樂的文化氛圍。許多知識分子曾 經在出發地中國大陸屬於主流社會，但在目的地香 港不管是社會上還是個人上都無法擺脫邊緣化。他 們之中的一位劉以鬯也在《酒徒》中將主人公敘事 者塑造成與自身一樣同時具有作為移居者的外部人 視角和作為居住者的內部人視角的雙重身份人的形 象。另外有效發揮了意識流小說所具有的優勢，超 越敘事者個人內心世界，卓越地表現出上述香港的 複雜矛盾情況。

《酒徒》在香港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因為它 沒有只局限在較早以香港為舞台展現城市風景、生 活狀況、社會現象、文化情況等香港的多方面貌。 這部作品還體現了移居者的認同混亂以及不安心 理，以及對他們香港化可能性的預見也是非常重要 的方面。劉以鬯在這部作品中談到的移居者作為香 港人的認同問題日後以《過去的日子》為轉捩點在 他的作品中變得越來越清楚了。只是他的見解和在 香港生長的西西或也斯的見解有所不同。比如， 《對倒》（1972）中所揭示的就是如此。劉以鬯 在《對倒》中通過中年外地出身的淳于白的痛苦經 歷主張1950年代從大陸移居而來的人也參與了香 港人認同的形成。這正如美國華人主張他們曾經為 美國在修建鐵路、開發礦山、參加第二次大戰等做 出過貢獻，因此自己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劉以鬯 另一方面又通過香港出身的少女阿杏提出存在戰後 的年輕一代不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情況。這與西西 的《我城》（1975）中出現的戰後生長起來的年 輕一代在香港人的認同形成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 見解是不同的。另外，與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2009）中談到的具有一種以和諧共存為前 提的混種性認同也不一樣。最終劉以鬯在香港人的 認同問題上暗示出一種不同於指涉統一的「通文化 性認同」或指涉調和的「混種性認同」，而指涉互 相矛盾糾葛的「異種混型性認同」。（28）

以上主要闡述了作為香港文學的《酒徒》的意 義和價值。但是這部作品自身的藝術成就以及在整 個中國文學中的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雖然 在本文沒有談及，主人公敘事者的思考和行動秉承 了像屈原一樣傳統文人的憂國憂民精神，浸透着早 於自己的二十世紀初期魯迅一樣的所謂五四知識分 子的啟蒙救亡行為規範。他的這種形象，是合成了 魯迅《狂人日記》中似瘋非瘋的狂人及屈原《漁夫 辭》中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的形象。另外，這部 作品已經超出香港或者中國這些特定地區或國家， 體現出對資本主義、大眾消費主義的現代文明的批判視角也是不能忽視的。《酒徒》中出現的這種作 為香港文學的特殊性與作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 的普遍性最終與作家劉以鬯的創作理念以及實踐存 在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一點上，下面這段登在 從1985年創刊以來至今三十多年間從未間斷出刊 的《香港文學》的〈發刊詞〉中劉以鬯的言論是非 常值得回味的。

香港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文學商品 化的傾向十分顯著，嚴肅文學長期受到消極的 排斥，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與重視。（……）在 香港，商品價格與文學價值的分別是不大清楚 的。作為一座國際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 殊，而且重要。它是貨物轉運站，也是溝通東 西文化的橋樑，有資格在加強聯繫與促進交流 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進一步提供推動華文 文學所需的條件。（32）

　（梁　楠．譯）

【註】：
（1） 振明，〈解剖《酒徒》〉，《中國學生周報》第841期 第4版，香 港：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68.8.30
（2） 李今，〈劉以鬯的實驗小說〉，《星島日報．文藝氣象》，香港：星 島日報，1992.10.29
（3） 江少川，〈論劉以鬯及其長篇小說《酒徒》〉，《華文文學》第52 期，汕頭：汕頭大學，2002.10.26，頁56～60、75
（4） 前者是黃維樑，後者是也斯所談的。除了他們以外還有姚啟榮、姚 永康等一些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黃維樑，〈香港小說漫談―― 劉以鬯、舒巷城、西西作品〉，《香港文              學初探》，（香港：華漢 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215～220；也斯，〈現代小說家劉以鬯 先生〉，《文訊》第84期，台北：文訊雜誌社，1992.10，頁108～ 110；
          黎海華錄 音整理，〈文藝座談會：香港小說初探〉，《文藝雜 誌》第6期，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3.6，頁12～32；姚永 康，〈別具新意的小說――《酒徒》藝術芻                議〉，《讀者良友》第5 期，香港：三聯書店，1984.11，頁72～75
（5） 本論文主要以2003年版本（香港：獲益出版社）為研究文本，並參 考2000年版本（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作品引文的出處同前 者頁數。本論文是筆者關於《酒徒》系列            研究中的一部分，雖然主題 和敘述角度不同但在敘述上有些地方與現有研究存在重複。筆者的現 有研究參考金惠俊，〈香港作家劉以鬯小說《酒徒》的價值與意義 ――
          以「意識流」問題為中心〉［韓文］，《中國語文論叢》第70 輯，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2015.8，頁227～255；金惠俊，〈似 醉非醉的「酒徒」〉，《香港文學》第363                期，香港：香港文學雜誌 社，2015.3，頁76～79
（6） 作品中出現「香港1962年」（頁59），「香港1963年」（頁275） 這樣的語句。但從作品具有的本質意義上看範疇可以擴大到兩次世界 大戰以後的整個現代社會
（7） 參考曹惠民，〈意識流小說中的「與眾不同」之作――重評劉以鬯 的《酒徒》〉，《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第26卷第1/2期， 2008.4.15，頁23～26、31
（8） 參考金惠俊，〈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及範疇〉［韓文］，《中國語文論 叢》第25輯，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2003.12，頁517～539
（9） 所謂「南來作家」一般指在中國大陸接受高等教育後移住香港，臨時 居住或定居的作家。分別於以下五個時期大量流入。（1）1937～ 41年抗日戰爭時期（2）1945～48年
          第2  次國共內戰時期（3）1949 年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期（4）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 期（5）1980、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像計紅芳這樣的學者更加嚴
          格地主張（1）（2）時期除葉靈鳳之外的外地出身作家因為大部分 屬於臨時居住所以不能看作「南來作家」。參考計紅芳，《香港南來 作家的身分建構》，（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7.8）
（10）Andreas Huyssen與關於劉以鬯的說明參考羅貴祥，〈幾篇香港小 說中表現的大衆文化觀念〉，也斯／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 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2），頁329～353
（11）以下關於這一點的說明主要參考黃勁輝，《劉以鬯與現代主義：從上 海到香港》，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5.22，第二章〈劉以鬯 與現代中國文學傳承與轉化〉
（12）所謂「摩登女」是指劉吶鷗等借用二十世紀日本都市女性、美國好萊 塢電影、法國Paul Morand小說中出現的女性形象，在自己的作品中 形象化的上海現代都市女性。
           參考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 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部， 2006，增訂版），頁208～218
（13）劉以鬯在談論小說創作中說「試圖為歷史加一個『註釋』時，就要緊 緊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濃厚的地方色彩塗在歷史性的社會現實上， 讓虛構穿上真實的外衣。」劉以鬯，               〈《島與半島》自序〉，《大 公報．文學》第52期，1993.6.23，頁18。關於劉以鬯的「在地性」 參考黃萬華，〈跨越一九四九：劉以鬯和香港文學〉，梁秉鈞等 編，
         《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2010.7），頁16～26
（14）這個想法原來源自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衆文化觀 念〉，也斯／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 評論出版社，2012），頁329～353 （15）《酒徒》中的敘事者自嘲是「寫稿機」，關於香港惡劣的文學創 作、出版、流通系統參考金惠俊，〈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及範疇〉 ［韓文］，《中國語文論叢》第25輯，
           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 2003.12，頁517～539。劉以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在1957～1985 年間除編輯工作之外還寫了七至十餘個連載小說，一天平均寫七千至 一萬三千字。               劉以鬯，〈娛樂自己與娛樂別人〉，《文匯報．文藝》 第817期，1994.1.30，頁C7
（16）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上海通誌．人口數量〉，http://www. shtong.gov.c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資料〉，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
（17）參考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 ～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部，2006，增訂版），頁22～ 39、97～101。按照李歐梵所引用的內                 容，當時上海有超過三百家 的卡巴萊和賭場（1936年），三十二至三十六家電影院（1930年代 末）
（18）參考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 義（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261 ～269、298～301 （19）參考李歐梵               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 ～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部，2006，增訂版），頁39～ 42
（20）劉以鬯，〈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的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明 報月刊》第150期，1978.6，頁58～61
（21）劉以鬯，〈我在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學工作〉，《城市文藝》創刊號， 2006.2，頁72～77
（22）許多「南來作家」在香港一生居住最久，但是總是有一種「過客心 理」或「北望心理」。比如，按照陳國球，司馬長風始終都是通過回 想和想像來追求故鄉或故國的神話。參             考陳國球，〈詩意與唯情的政 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感傷的旅程：在香港 讀文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頁95～169
（23）李歐梵說張愛玲在1940年停留香港時期覺得香港人寡廉鮮恥地殖民 化，而同時期的上海卻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參考李歐梵著， 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             中國1930～1945》，（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部，2006，增訂版），頁341
（24）有關〈過去的日子〉的說明參考陳智德，〈「錯體」的本土思考― ―劉以鬯《過去的日子》，《對倒》與《島與半島》〉，梁秉鈞等 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                 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2010.7），頁133～142
（25）劉以鬯在《酒徒》序文中說「這些一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 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除此以外還隨時流露出這種 想法。劉以鬯，〈自序〉，《劉以鬯             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 司，1991），頁3～4；劉以鬯，〈娛樂自己與娛樂別人〉，《文匯 報．文藝》第817期，1994年1月30日，頁C7
（26）參考也斯，〈劉以鬯的創作娛己也娛人〉，《信報》第24版， 1997.11.29
（27）陳智德、羅貴祥等認為，劉以鬯已在以移居者視角批判香港時期 開始認同香港，經歷了漫長又痛苦的歷程之後直到出版《對倒》 （1972）才得到一定的整理。關於這些內容參             考陳智德，〈「錯 體」的本土思考――劉以鬯《過去的日子》，《對倒》與《島與半 島》〉，梁秉鈞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 開大學出版社，                    2010.7），頁133～142；羅貴祥，〈劉以鬯與資本 主義的時間性〉，梁秉鈞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 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10.7），頁61～76
（28）在拉丁美洲Angel Rama主張通文化論，Néstor García Canclini主張 多時代性異種混型性的混種文化論，Antonio Cornejo Polar則提出互 不相容、互相矛盾的幾種社會文化
           規範 混在狀態的異種混型性。關於 這些內容參考禹錫均，〈拉丁美洲的文化理論：通文化，混種文化， 異種混型性〉［韓文］，《拉丁美洲研究》Vol.15 No.2，首爾：韓 國               拉丁美洲學會，2002.12，頁283～294；Néstor García Canclini 著，李誠勳譯，《混種文化》［韓文］，（首爾：Greenbee， 2011）。只是關於香港人的認同問題今後還需
           要更深入的研究 （29）參考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像與方式〉，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12卷第2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 中心，2015               年，頁106～124
（30）以下一部分內容參考黃萬華，〈跨越一九四九：劉以鬯和香港文 學〉，梁秉鈞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 大學出版社，2010.7），頁16～26
（31）劉以鬯還出版過《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出版社，1977）。 後來他介紹《酒徒》創作動機時談到「『五四』以來雖然有過一些好 作品，可是特別好的作品很少。
           另一方面，有些優秀作家如端木蕻 良、臺靜農、穆時英等的作品，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得到應得的 重視。」劉以鬯，〈我為甚麼寫《酒徒》〉，《文匯報．文藝》第 842             期，1994.7.24，頁B5
（32）劉以鬯，〈發刊詞〉，《香港文學》創刊號，香港：香港文學雜誌 社，1985.1，頁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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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著，張東天等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 1945》［韓文］，（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7） Néstor García Canclini著，李誠勳譯，《混種文化》［韓文］，（首爾： Greenbe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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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惠民，〈意識流小說中的「與眾不同」之作――重評劉以鬯的《酒 徒》〉，《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第26卷 第1/2期，2008-04-15， 頁23～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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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俊，〈香港作家劉以鬯小說《酒徒》的價值與意義――以「意識流」問 題為中心〉［韓文］，《中國語文論叢》第70輯，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 2015.8，頁22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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