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偉才：從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看《半下流社會》的藝術成就和政治信息

前言
關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近十多年頗多討論。對於美元文化、亞洲出版社等等，也越來越多文章探討，尤其是自從香港的部分大專院校設立了香港文學的課程後，一些畢業論文也以香港一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家作品為主題。從促進香港文學研究的多面性來看，這種現象是可喜的，但綜觀那些討論，筆者仍然發覺，從文學作品生產的角度瞭解當時美元文化怎樣影響一部作品的生產及其後續發展，似乎仍不多見。反而在台灣，就有作者以美元文化輸出的角度，結合文化研究中的場域理論，把亞洲出版社等美元資助的書刊放在一個場域的框架下審視，從而得出一些令人啟發的見解。例如台灣的應鳳凰就指出：「五○年代港台文學生產場域政治因素『折射於文化場域』的布爾迪厄場域理論，很適合拿來解釋冷戰局勢如何形成前述文壇現象。」（應鳳凰：〈香港文學傳播台灣三種模式――以冷戰年代為中心〉，《文學評論》第21期，2012年8月）
應鳳凰把場域理論應用於台灣和香港兩地，一邊是文化政策「無為而治」的港英殖民政府，一邊是剛從中國潰逃海島，須標榜「自由民主」以接受美援的國民黨政權――作為美國圍堵「紅色中國」文化戰線兩個蕞爾小島：香港與台灣。
他又把美援文學作為反共文學的一個整體：「從香港與台灣『同時湧進大批南來文人，也灌進大筆美元』的文壇生態來看，軟體硬體兼備，與往後較正常化（或市場化）的讀書市場相比，兩地1950年代以其文化場域的同質性而彷彿是同一個文壇。」（同上）並同時把亞洲出版社作為這個文壇的一塊共同的耕耘地：1955年香港亞洲出版機構為紀念旗下《亞洲畫報》成立兩週年，舉辦一項高獎金「短篇小說徵文比賽」。這項旨在「鼓勵青年寫作，提倡自由文藝」的徵文每年舉辦，至1960年已連續舉辦六屆。在鼓勵年輕人的宗旨下，每屆徵文分「普通組」「學生組」分別評審，每組入選十名，並將十篇小說結集出版，因而每年有兩本《「亞洲」短篇小說選》上市。如今回顧厚厚十二冊亞洲小說選集，不折不扣是港台兩地第一手小說史料，展示着冷戰年代港台作家「同台競技」的聯合成果。（同上）由於應鳳凰文章主要探討香港文學傳播台灣的模式，他舉了趙滋蕃和王敬羲作為亞洲出版社和今日世界的出版物為例子，說明同一場域之間的經濟／政治資本運作如何影響作者的出版場域，並指出趙滋蕃如果繼續留在香港，《半下流社會》不一定會像台灣一樣，一版再版。然而，由於他的着眼點不是集中在作品的內容探討，因而筆者嘗試從場域理論的角度出發，透過作品內容，集中探討《半下流社會》的文學場域和文化資本的關係。

半下流社會的群體趙滋蕃的
《半下流社會》出版於1953年，是美元資助的亞洲出版社至目前為止，比較多人談論和受到重視的一部反共文學作品。不少論者指出，其藝術手法比諸其他反共八股更加高明，而且真實地刻畫了當年逃港右派難民的生活苦況，以及活靈活現地呈現了香港當年的調景嶺的生活環境。由於其在香港已絕版多年（台灣曾重印多次），大部分香港文學愛好者未必讀過。下面先介紹一下它的故事內容：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取得政權，國民黨敗走台灣。大量逃避共產黨的文人和去不了台灣的軍人和政界人士，從大陸流亡到香港。他們中不少人抱着「反攻大陸」之心，雖然人在香港，但仍等待着台灣那邊接納他們。在香港流亡期間，他們有些生活困難，流離失所，於是被香港政府安排在摩星嶺和調景嶺兩個難民營。其中有一群居於調景嶺的文化人（中間也有軍人和商人），因為被一些落難的北方軍人懷疑他們在調景嶺搞第三勢力，最後一個夥伴鄭風被打死，另一個夥伴張遠輝傷重之後投海自盡，並留下了遺書，成為了全書的一個註腳。同時，酸秀才也病故於東華醫院。之後其餘的人離開了難民營，搬了去石塘咀的木屋區。在那群人中，有以作者為原型的王亮，以及柳森、司馬明、麥浪、張弓、姚明軒、秦村、老鐵黃玲和小丫頭等。他們有些人以撿煙屁股、翻垃圾筒、典當生活用品、賣血等「工作」求溫飽。另外的人，包括主角王亮和他的女朋友李曼，則以為報刊寫故事、新詩或翻譯賺取報酬――都以李曼為筆名，並且以李曼的美麗臉孔代表他們。酸秀才把他們這群人的生活場景稱作「半下流社會」――小兄弟們：命運像蹺蹺板，一端起來，另一端跌下。只有愛心，始終是平衡的。我們生活的是一個甚麼社會！它既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不如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我們的社會，遠離上流社會，而又與下流社會這麼接近，乃是一個半下流社會！在他們這個半下流社會中，王亮是他們的精神支柱，他把一起居住的這一群體稱作半下流社會。這個群體有空聚在一起時會討論哲學和文學，也會議論政治和經濟等問題。他們離開了調景嶺搬去石塘咀天台屋，然後再搬去筲箕灣木屋，王亮為了把被丈夫誘騙淪為妓女的潘令嫻從火坑中救出來，給李曼誤會了他們之間有私情，加上貪戀燈紅美酒的生活，離開了半下流社會的同伴，跟一個肥頭大耳的金舖老闆同居。而王亮則以相濡以沫的愛心與潘令嫻發展了愛情。最後的結局是李曼沉淪而服毒自殺，潘令嫻因木屋大火而喪生。（木屋大火之前，有些人拿到了入台證，而王亮則與潘令嫻留在香港。）
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半下流社會》的結構並不複雜。但不少討論文章引述故事時，都把場景搞混了（有人甚至說整個故事都發生在調景嶺）。主要原因是他們不太熟悉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當年香港的社會環境有關。從時序來看，小說中的所有角色從大陸逃難到香港時，都住在調景嶺難民安置區，後來主角王亮和酸秀才等搬了去石塘咀天台屋。跟着在調景嶺發生第三勢力的傷人事件，導致半下流社會中的兩個人物重傷而死及自殺，之後又有一些人去了石塘咀。後來天台屋被拆，他們又搬去了筲箕灣木屋區。
小說的情節也不複雜，只是描述一群背景各異，想逃離共產黨管治，並渴望「反攻大陸」或去台灣繼續為國民黨政府效力的難民（其中有好幾名知識分子），在香港過着艱苦日子，但卻憧憬着未來的故事。當中主角身上發生了兩場戀愛故事，一個是女方貪戀繁華而離他而去；另一個是他把她從火坑中救出而相濡以沫。
用傳統的小說分析方法，我們看到，《半下流社會》繼承了歐洲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傳統，尤其是巴爾扎克式的白描或工筆風格的批判寫實主義，但在整體的故事表現手法上，卻又接近浪漫寫實主義風格。例如小說主角王亮與潘令嫻的故事，就含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成分。而書中的人物刻畫，除了男女主角外，差不多都有臉譜化的痕迹。小說中用來激勵明天會更好的詩和歌，有些部分也穿插得過於造作。正如劉以鬯指出的：「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對現實的觸覺相當敏感，如寫颶風瑪麗襲港時的情景，顯示他有能力將自己所處的環境如實表現出來。問題是：過分濃厚的政治色彩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性。」（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6期，1985年6月5日）
〉，《香港文學》第6期，1985年6月5日）《半下流社會》全書的點睛所在，是開頭作者引述的酸秀才名句：「勿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悲哀。」雖然酸秀才在小說早段因病去世，他所提出的「半下流社會」精神卻是貫穿全書。他在「半下流社會」群體的發言，是浪漫主義英雄們的慷慨高歌。（由於今天的讀者很少看到原書，下面的引文會多一點，讓讀者感受一下作者的文字風格。）

端正我們的思想，堅定我們的信念！兄弟們：毀滅自己的，還是自己的弱點；造成人類悲劇的，還是人類自身！在今天，我們得逼視事實；我們得承認，熱情、理想與愛心，就是半下流社會的生活信念，我們的呼吸，我們的生命，都是這樣自由而一致的。在這最艱難的時代，這也許可以稍稍安慰我們自己。

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能夠面對失敗的血的教訓，且能夠立得住，站得穩；那個人，那個民族，那個時代，不獨沒有絕望，而且還充滿着希望。兄弟們，今晚臨到了我們選擇最後關頭，或者在失敗中求奮興，或者是在頹廢中求毀滅，兩者必居其一。半下流社會，有真理的精神，它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與獨立判斷；半下流社會，也有自由的精神，他無限允許人自由加入，也充分允許人自由退出。誠實的良心，將是我們最公道的天平。不過，我得補充一句：一個人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當他還生存的時候，被別人遺忘得一乾二淨！我們這一代，絕不能再是被遺忘的一代！我們這個社會，絕不會是再被遺忘的一個社會！假若我們堅持住真理和自由的精神！

然後群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有人領頭「雷霆般的怒吼出」全書重複多次的句子：

願從宇宙摘去太陽，
假若自由不放光華。

過多的慷慨激昂
小說中這種慷慨激昂的言詞不少，尤其是涉及到「反攻」的時刻。前面是最明顯的一句――太陽當時指的是毛澤東或新中國。如果沒有自由，就把太陽除去。
被打傷後投海自盡的張輝遠留下的遺書，也是一樣的慷慨激昂：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時代！專制的奴役制度，就是這錯誤的根源。它的陰影，除了墮落、虛偽和流血以外，阻塞住一切通往光明的路程。有了大蛇，就會孵育出小蛇；我們生存的時代大鐵幕中有小鐵幕；小鐵幕中又有更小的鐵幕；它們重重疊疊地蒙蔽着我們那互不信任的良心。我們為這可悲的時代悲哀，也非常憤恨這專制的奴役制度！
鄭風是無辜的。他獻上他的生命，作了時代贖罪的羔羊。……
王亮在石塘咀天台上講的話是沒有錯的：『一個人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當他還生存的時候，被別人遺忘得一乾二淨！……』
堅持住自由的精神和真理的精神！在幽明永隔的歧路上，我深深地為各位兄弟姊妹祝福。……
慷慨激昂的言詞往往激動人心，但在《半下流社會》中，卻因為出現得太多，而會令讀者產生厭煩的感覺。
書中還有多番解釋「半下流社會」的言論：
酸秀才：我們生活的是一個甚麼社會！它既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不如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我們的社會，遠離上流社會，而又與下流社會這麼接近，乃是一個半下流社會！
麥浪：半下流社會的存在，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半下流社會的社會結構，雖沒有結成硬殼，還未成型；但半下流社會卻用沒有舌頭的舌頭，號召我們堅持戰鬥；用沒有言語的言語，領導我們艱苦前進！
張弓：半下流社會是窒息的黎明前的陳黑；半下流社會也是和諧社會的試驗室。……當飄風驟雨的歷史來臨之使我們有足夠的能力、足夠的智慧、足夠的勇氣，擔當艱巨。我們絕不是靠自我打算來生活的。做有益於人的事；做對得住自己良心的事；那麼，我們將經驗到另一種快樂，──一種自己的生命，跳躍在千千萬萬生命中的快樂。

作者擅長調景嶺景物觀察與
描寫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看，過多的議論，而這些議論卻是重複又重複的，往往削弱作品的可讀性，過多的人物發表相似的言論，而又沒有照顧到人物的個性的，往往失諸人物面目模糊，看上去都是作者自己。這也許都是《半下流社會》的敗筆。從整本小說看，似乎也是作者最不擅長的。
那全書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段落呢？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描述：

調景嶺正在不斷膨脹中。沿大坪的山坡，一直伸展到了那被炮火摧毀了的炮台。更一直蔓延到了當年因營業失敗，吊頸而死的美國人的住宅。
從鐵幕鑽出來的流亡群，不斷在那些彈痕斑駁的地方，重建起和平的家園。他們與她們，掃除了地下室的蛛網，掃除了室中坍塌下來的泥土與破磚，用石灰塗了塗暗壁，支起幾塊薄木板，就如狐狸一樣穴居起來。後來，人漸漸多了，又有些天才的建築師，傍依着矗立的破垣，或傾頹下來的樓宇，在穴居的人們頭上，用瀝青紙搭起寮棚。
二區與三區之間，依兩道小溪為界。克難橋與忠貞橋，默默地承載着來來往往的人潮，將被溪水縱斷的陸地連接在一塊。沿着吊頸灣邊，架起了八座大葵棚。另外還有許多瀝青紙的A字棚，分配給有家眷的人居住，這些矮塌塌的小紙棚，不規則地散佈在葵棚的四周，中間還錯綜地夾雜着那些沒有飯票的難民，自己興建的小泥屋與碎磚房，宛如遼闊的天宇，眾星拱照着月亮。……
四區是兩座焦黃的山峰擠出來的一個市集。開茶館麵店、賣開水、賣茅柴、賣菜蔬、賣零食的都向這區求發展。市集的盡頭，天主堂的葵棚上，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正迎風招展。葵棚的另一端，是一個白色的十字架，像定風標一樣的蹲在那裡。五區與臥龍村，屬化外之區，那裡全是沒有飯票的難民聚集着。有紙棚、有碎磚房、也有窯洞。他們像菟絲一樣依附調景嶺，為的是生活比較便宜，而香港社會中找不到的溫暖，在那兒還可找到一點。

從以上引文可見，趙滋蕃所擅長的，是景物觀察與描寫，對於人物設計和造形，則流於臉譜化。而在作品中加上許多的政治口號和慷慨激昂的言詞，卻是整部小說的敗筆。
小說中的政治信息，除了反共和復國之外，也還有作者感受頗深的內鬥。當時台灣的蔣介石聽說有人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並且獲得美國人的支持，於是派出香港的特務多番打聽。小說中半下流社會中的兩個無辜人物一個被打重傷而死，一個投海自盡：

大約鄭風他們回來不到兩個星期，謠言市場上就有人在傳播：鄭風在搞第三勢力；張輝遠與吳孝慈曾靠過攏，有人彷彿在湖南「革命大學」的考取名單上，看到過他倆的大名；最妙的是黃玲和鄧湘琳，竟有人指證她們在高士打道的海濱，跑過「國際路線」，而陳大媽與張大愚，就是她們的「皮條客」。謠言起先是無根的，後來竟添上了葉，而且還開了花。……
「捉到了一個匪諜！請區長即刻發落。」說話的還是那湖北佬。
話的還是那湖北佬。「匪諜？」冷區長拖着木拖板，滴滴答答的從房中踱出來，「甚麼名字？有甚麼人證、物證？」
「張輝遠。人證，有李主席；物證，有搜來的匪區報紙、雜誌、信件。」那人很幹練，回答得也簡明扼要。……
表面平靜了個多月的調景嶺，突然又更猛烈的激動起來。政治鬥爭的潛流，一旦轉化為公開的衝突，除非用無辜者的鮮血，獻上這權力的祭壇，烈怒終無法遏止，亂源也無法敉平。……

文化資本與經濟／政治資本的抗衡
「布爾迪厄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一個的小世界，其中各有自己的場域，而場域本身則通過自身的發展機制建構而成，因而每個場域都有不同的自主性。在文學的場域內，文學作品的生成和出版，有其自己的法則；它有其創作的內在邏輯，但卻是處於一個權力場之內的一個被統治的位置。當文學要運行其自主性邏輯時，例如不理會出版機構的輔助，編輯的選書習性，讀者的閱讀口味等等，就會有『顛覆經濟邏輯』（reversedlogicofeconomy）的情形出現，並形成自己的文化資本。（像喬艾思的悠力西斯）然而，這種不理市場需要，不理出版社是否接受，以蔑視經濟邏輯，或者權力運作的方式出版的文學作品，畢竟是少數。在布爾迪厄看來，任何場域都不是封閉的，也會受到場域內和外的各種因素影響，尤其是來自權力的。正是在這些特定的力量關係以及力求保存和改變這些關係而鬥爭的特殊範圍內，形成了生產者的策略，形成了他們捍衛的藝術形式、他們建立的聯盟、他們締結的學派。」（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因此，任何特定場域的自主性都是一種相對自主性。他指出：「場的概念有助於超越內部閱讀和外部分析之間的對立，絲毫不會喪失傳統上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兩種方法的成果和要求。……實際上，由於文學場和權力場或社會場在整體上的同源性規則，大部分文學策略是由多種條件決定的，很多『選擇』都是雙重行為，既是美學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內部的又是外部的。」（高宣揚《布爾迪厄的社會理論》，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政治信息作為符號權力
「作家生產的作品，無可置疑地受到其在文化場域中的位置、資本、習性的綜合影響。場域生產也是『利益』（interest）的生產。『利益』作為一種文化資本，既反映了文化的資源，也表徵着作品所顯現的文化旨趣和主旨等。而在這一特定場域內，則是一個具有自身獨特邏輯的運作。當文學作品作為文化資本，以對抗整個社會的權力場（如經濟場和政治場），文學作品，或其生產者，即是說，在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或政治資本處於衝突的過程中，除非像前述的較強的自主性的文化資本對抗經濟資本，否則便處於附屬位置，像坊間的通俗文學的市場一樣，創作目的就是符合市場需要。布爾迪厄指出，這種現象的出現，通常是在文化場內，某些文化資本、象徵資本擁有量低的作家，傾向於借助場外資本或借助於權力場的力量，並將其引入特定文化生產場之中，試圖以此與那些文化資本富足的同行競爭，因而是對自主性的偏離或離心。」（張意：《文化與權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這種損害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情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時出現。同樣道理，當文學創作受到政治資本的影響，也同時失去了其藝術的獨創性和自主性。布爾迪厄把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合法化稱作符號權力，即是說，它能夠透過文學作品形成一種符號意義，作為一種權力或意識形態的象徵。
從以上的場域和文化資本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美元援助，以反共為目標的亞洲出版社作為一個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的符號代表，怎樣影響到趙滋蕃的創作。例如，書中過多的口號和慷慨激昂的言詞，在正面人物中都是同一個口徑，因而大大地削弱了小說的藝術性和完整性。而上面引文中對調景嶺的描述，卻是全文最精彩和最自然的篇章，也許是作者最擅長的創作手法。從中可以看出，《半下流社會》不同於一般的為稿費而隨意交出的反共八股，而是，或曾經是作者很用心去創作的一部文學作品。（書末提到王亮的小說《黎明底期待》已經寫完。）然而，亞洲出版社的背景，卻不容許一個獨創性的作者不在作品中輸出反共的政治信息。
被定位為反共小說的《半下流社會》，正是在於其對「反攻大陸」的憧憬。1953年這部長篇小說出版前後，國民黨已敗走台灣數年，但國共鬥爭仍未平息。若要探討這部小說在當時的意義，便要先理解當年國共鬥爭的激烈狀況。1949年10月１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其實國民黨仍在國內作出不少特務和軍事騷擾。國民黨軍殘餘部隊自1950年起便盤踞着緬北地區、雲南邊境進行突擊戰。另外，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雖然在1951年7月10日，中朝與聯合國軍的美國代表開始停戰談判，但要到1953年的7月27日才簽署《朝鮮停戰協定》。而在這幾年間，由美國協助，空投反共傳單的動作十分頻密。1952年，國民黨的「反攻大陸」計劃升級，在浙江沿海屢次與共軍交戰挫敗，但在10月間乘共軍不備搶攻佔領了福建南日島，但三天後被共軍奪回。1954～55年，國民黨在廈門對開的海島上與共軍對峙，最後也是敗逃。
從上面的背景資料可以知道，對心中懷有「反攻大陸」的憧憬者，《半下流社會》可以說是一部「勵志書」。不過，作者顯然並不以單純的創作反共小說為目的――他也在書中表達他對目前政治形勢的不滿，例如國民黨對第三勢力的打擊，並且在書末的篇章中，沒有讓主角王亮也拿入台證去台灣。（現實也許是諷刺的，作者本人因小說受到台灣讀者歡迎，加上他的第二部小說《重生島》被香港殖民地政府查禁，並被驅逐出境，因而移居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