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瑛：寫作必備的勇氣

為甚麼要寫作？這似乎是每一位寫作者都被問到或即將被問到的問題。

看了不少作家的傳記或訪談，大多數人的寫作起因，都是因為「有話想說」。之後，出於偶然或必然的原因，從此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美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分析作家創作的動機時，斷言作家都是出於「自我表現的慾望」。他認為，作家是「希望人們覺得自己很聰明，希望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希望死後人們仍然記得你，希望向那些在你童年的時候輕視你的大人出口氣等等。如果說這不是動機，而且不是一個強烈的動機，完全是自欺欺人。」（1）不管這種分析是否客觀，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家希望把自己的觀察與體驗以及所思所想通過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與眾人分享。
九年前，我還是一位普通讀者。在參加了一次「作家與讀者見面會」後，受到啟發和鼓勵，開始了文學創作。九年後，我發表了不少微型小說、短篇小說以及一個系列的中篇小說，出版了兩本書。其中，中篇小說集《不一樣的太陽》由海峽時代出版社和鷺江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被收入「新世紀海外華文女作家叢書」，同名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在美國上映並入圍多項國際電影節。從當年的讀者變成今天的作家，並被文學評論家們歸入到了「新移民作家」的隊伍中。
在前一段的寫作過程中，我重點書寫的是新移民在海外的生活。確切地說，就是華人新移民在德國的生活狀況，反映的是東西方文化的種種差異，主要通過華人女性的眼光、視角和立場來表現這一切。「對異質文化觀念的不斷認知、不斷適應，使華人女性的生命體驗不斷豐厚；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不斷回望、不斷反思，使華人女性的生命故事不斷昇華；從不同角度、不同視野對優劣異同的不斷對比，不斷探求，又使華人女性的思考打上了濃厚的東西方文化相交錯、相印證、相磨合的底色。這一切，已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園地中不可忽視的一朵奇異之花。」（2）
如果說，最初的寫作完全是出於偶然，或純粹是因為「一時興起」，那麼，九年後的今天，當寫作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逐漸抵達某種高度，需要持續攀登，以求新的突破時，我不由地停頓了下來，並且時常在夜深人靜時問自己：我為甚麼要寫作？
在信息發達、知識爆炸的今天，每一個人都可以借助網路來表達自己，每一個人都有了更多傾訴慾望的管道。閱讀速食化，知識碎片化，而文學，越來越被邊緣化。
大凡從事寫作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寫出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成為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如果不能寫出既有厚度和深度，又有力度和高度的作品，不能實現某種思想上或藝術上的突破，而只是一味地在原地打轉轉、撓癢癢，那麼，寫作還有意義嗎？
我開始把筆觸伸向過去，伸向一個個真實的靈魂，在存在或逝去的生命中辨別真偽，在人物的命運中觸碰社會現實。在一次次的猶豫和放棄之後，我越來越發現，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寫作，不光需要靈感和才氣，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足夠的勇氣。

首先，作家要有面對真實的勇氣。這其中，理所當然包括講真話的勇氣。
魯迅先生在〈野草．立論〉一文中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我告訴你一件事――一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全家高興透頂。滿月時，抱給客人看。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當官的』，他於是收穫幾句恭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我願意既不說謊，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哎唷！哈哈！呵呵呵呵……』」
這個故事，非常形象生動地詮釋了「說真話」所面對的後果。
作家是生活和歷史的記憶者和記錄者。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社會的良心。因而，「說真話」應該是作家必須遵循的基本職業道德。
今天的「新移民作家」，大多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走進大學校園後，都經歷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洗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後，「實事求是」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世界各種思潮、各種文明成果，在大學校園裡傳播、碰撞、激盪、融合、創新。思想文化、科學藝術、民營經濟、宗教領域，在那一時期全面復甦。巴金在《真話集》裡對此有過記錄。他說：「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那是一個充滿了信任與友善的時期。「有尊嚴，有信任，有詩意，有幹勁，有奔頭」，是那個時代中國全體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
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那個時代，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世界觀成型於那個時代，敘事風格大多都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
之後，隨着「出國潮」，我們到了異國他鄉，在另一種文明社會中開始求學、求生、求發展的新征程。這種經歷，讓我們的視角開始逐漸發生變化。
作家在寫作時，都必定帶着自己真實的情緒。然而，並非所有的寫作環境都可以讓作家心無旁騖，直抒胸臆。是像〈皇帝的新裝〉裡的小男孩那樣，直通通地道出真相，還是克制委婉、用敘事技巧掩蓋真相？
經常會聽到這種感慨：「現在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了。」這說明，人們內心多多少少都嚮往真話。但作家卻常常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窘境：一方面，要遵循「真」的精神，還原一種真實的狀態，另一方面，又面臨着作品被掐頭去尾、刪改刪除的惱人結局。人們期待真話，但同時又希望或要求「真話」能有分寸，最好是針對別人，不傷害自己，不傷及自己的國家、黨派和種族。切中時弊、真實深刻的作品，往往不容易面世。

第二，要有面對未來的勇氣。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是為未來而寫作──即便幾百年後，讀者也能在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當時的社會現狀，觸摸到歷史的脈搏跳動。就像今天，我們在讀《飄》時，能看到上世紀美國南北戰爭的時代畫卷，看到戰爭和貧窮帶給人的創痛與鬥志，看到愛的得到與失卻。就像一百年後，我們在讀《傲慢與偏見》時，能感受到十九世紀英國鄉紳階層的禮節、成長、教育、道德、婚姻的情態。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一百多年前寫出的作品《人民公敵》，裡面所反映的有關問題，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優秀的作品能夠跨越時間、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域意識形態而長存於世。
沒有任何一代作家像我們一樣，生活在一個高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新的技術不斷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也沒有任何一代作家像我們一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日益緊密的時代，信息和交通的日益發達，讓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們有了更多的交流管道和移居便利，由此給文學提供了全新的創作題材和視角。
應該看到，無論社會發展如何迅猛，萬物自有它生存的邏輯。我們的祖先把人的情感歸納為「七情六慾」和「喜怒哀樂」。縱觀古今，人性與情感並未因技術的發展和生活狀態的改變而徹底改變。從遠古時代到封建社會，從工業革命到信息時代，社會發展天翻地覆，但人性和人情，卻似乎無大變化。所以，今天再讀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如《戰爭與和平》、《巴黎聖母院》、《傲慢與偏見》、《變形記》、《金瓶梅》、《紅樓夢》，儘管時代久遠，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一以貫之的人性，對書中所表達的情感並不會陌生。
所以，關注人性，關注人的命運，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作家都必須面對的課題，是作家為過去繪出生活藍本，為未來提供經驗與教訓，同時讓人性和人情在文字中呈現出應有的多重性。

第三，要有面對孤獨的勇氣。
有不少哲學家、作家詮釋過「孤獨」。「孤獨，是和自己獨處的學問。」優秀的作家大凡都具有這種獨特素質。
寫作，其實是一種孤獨的生活方式。當一個作家開始沉下心來寫一部作品時，便開始成為孤家寡人。他（她）必須集中心力，獨自伏案，與筆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尤其在進行長篇小說創作時，需要一年，甚至好幾年時間，如果沒有足夠「獨處」的定力，根本就無法完成這種艱巨的創作。所以，有不少作家說過，寫作是一樁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就像生一場痛苦的大病一樣。
作家的才能就像油田和金礦一樣，如果不去開掘，必定會永遠埋在地下。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挖掘的不斷深入，會越發感覺到，天賦的作用是一時的，堅持的作用是長期的。在這種堅持當中，尤其需要「孤獨」的勇氣。
思想豐富的人能在「孤獨」中突破困境，提煉出最深刻的精神精髓。所以，作家必須讓自己在適當的孤獨中保持獨立的力量，這是創作優秀作品的前提。

【註】：
（1）《我為甚麼要寫作》喬治．奧威爾，上海譯文出版社
（2）〈女性經驗與生命故事〉劉瑛《中國女性文化》第21期（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