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璋：烤不融的雪球

構思寫一齣戲。戲匭都想好了，姑且就叫做「唐先生風雪慧林寺」。
話說，唐先生在極樂寺的國花堂看完《白兔記》後，情動五內，悲從中起，含淚別過了袁中道，負手踽踽獨行，途中忽然下起大雪，⋯⋯

觀劇可以是「耳目之觀」，聽曲白，讀腳本，觀穿戴，看做工；事涉欣賞，處處求「好」。觀劇為求耳目之娛，人之常情。名班名角搬演名劇，舞台上靚妝麗服，粉墨玲瓏，釵鈿輝映，舞袖迴旋，加上唱詞雅麗，名曲悅耳，音韻繞樑。觀劇而歸，三日不知肉味。觀劇也可以是「腦袋之觀」，辨真假，論常情，問是非，評犯駁；事涉分析，處處求「對」。能認真地以腦袋觀戲，分析評論，條分縷析，以事論事，如此觀劇，已近於研究。能以腦袋觀戲，往往是具有一定觀劇經驗的觀眾。曲有誤，周郎顧，指瑕辨誤，據理批評。可是極端處則往往以今非古，用腦太多而用心太少，又或者只以時代思想或個人想法為唯一標準，則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是進步還是退步？值得深思。觀劇更可以是「心靈之觀」，善投入，重領會，多感動，貴得着；事涉感悟，處處求「懂」。
觀劇處處求「好」求「對」，誠然不錯，只是像人生一樣，「不夠好」或「不太對」，往往更近常態。至於「懂」與「不懂」，往往取決於座上那一點感悟──可以偶得，難以強求。南戲《白兔記》劇情不無犯駁，劉智遠別妻重婚的形象也並不討好，然而自宋元以來，歷演不衰。明代袁中道的〈遊居杮錄〉有極樂寺觀《白兔記》的片段：

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造此堂，旣成，招石洋與予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

國花堂位於北京極樂寺，是觀賞牡丹的好去處。當年在極樂世界的牡丹叢中演《白兔記》，座上客色空悟處，樂極生悲。我不相信明代那幾位「中貴」的觀劇能力比今人差，沒有能力看得出《白兔記》的瑕疵與犯駁。那幾位明代的座上客「皆哭欲絕」，肯定都是懂得以心靈觀劇的多情人。
《白兔記》雖是名劇，但宋元舊戲，情節總不免有犯駁處。唐先生也認為此劇的情節安排和構思「有不自然之處」，是事實。唐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把南戲《白兔記》改編成粵劇《白兔會》，從此在崑山、潮汕之外，香港在南天一隅以鴂舌蠻音九聲六調，承傳了宋元南戲一段井邊傳奇。唐先生在劇中保留了南戲中劉智遠收服瓜精以及別妻投軍的情節，有人批評說前者導人迷信、後者不合常情。事實上，犯駁或瑕疵永遠都不會變成優點。比如劇中的咬臍郎本在并州依父生活，卻因打獵時追一隻白兔，由山西省一下子追到江蘇省徐州沛縣沙陀村井邊會母，路程竟有一千多公里。只是我總寧願把這些犯駁或瑕疵都看成是傳統戲曲創作的一部分。觀眾若能多花一點時間心力投入地觀劇，不只為了享受，不只為了批評，在求「好」與求「對」之餘，嘗試用心靈徹徹底底地看「懂」一齣戲，從中領悟種種悲歡離合，與極樂寺那幾位座上客同聲一哭，才不至辜負編劇者的心思。清代姚文然《姚端恪公集》外集卷十七的日記摘抄，居然由《五燈會元》談到《白兔記》，兩者相距看來絕對不止一千公里：

偶閱《五燈會元》，兒輩適指丹霞燒木佛公案，曰：「院主訶丹霞自是正理，卻為何鬚眉墮落？」曰：「院主鬚眉不墮落，誰為丹霞作證明？」兒未達，予笑曰：「汝看院本《白兔記》否？」曰：「見。」曰：「咬臍郎是節度使貴公子，李三娘是田村婦人，為甚麽受不得李三娘一拜，卻昏暈跌倒，何也？」曰：「李三娘是嫡親母親。」……

查《五燈會元》說丹霞禪師過慧林寺時，正值天寒，禪師取木佛燒火取暖，院主喝止：「何得燒我木佛？」丹霞禪師不慌不忙，一邊以木杖撥火灰，一邊說：「吾燒取舍利。」院主覺得荒謬，反問：「木佛何有舍利？」丹霞禪師說：「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當頭棒喝，院主自後眉鬚皆落。南戲《白兔記》說咬臍郎受不起母親李三娘跪拜，當場暈倒。姚文然以此類比丹霞公案，耐人尋味。觀劇如此，已不是眼界問題，而是關乎境界的事了。唐先生改編的《白兔會》也保留了這個情節，不涉禪門公案，事亦無稽，但依舊感人。
丹霞禪師善巧方便，誇張地以燒木佛求舍利這等迹近緣木求魚或刻舟求劍的傻事開導院主──「木佛何有舍利？」只是，帶「潔癖」者總要把犯駁或瑕疵無限放大，一葉障目，最終求仁得仁，當然只看到他們只想看到的瑕疵與犯駁；愛「穿鑿」者則急於要在傳統戲曲中附會並落實諸如政治、種族、平權、性別甚至環保等附加元素，效果始終不是那回事。讀《珂雪齋集》，袁中道在極樂寺看《白兔記》的往事互見於〈西山遊後記〉，內容互有詳略，大同中見小異：「……予酒間偶點《白兔記》，中貴十餘人皆痛哭欲絕，予大笑而走。」原來當年在寺中點演《白兔記》是袁中道的主意。袁中道最後「大笑而走」，也不知他到底是真正看懂了台上的《白兔記》，還是真正看懂了台下可笑的現實。

⋯⋯風很大，雪越下越緊，唐先生走進慧林寺避雪。入夜，大冷，他就在庭階的簷角下生火取暖，焚燒的不是寺內的木頭佛像，而是他親手撰寫的劇本。不知哪裡跑來一隻白兔，毛茸茸的一團就蹲在火堆旁，遠遠望去，倒像一顆永遠都烤不融的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