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善標：花間補讀未完紙本書

1
「花間補讀未完書」，據說出自西湖國賓館保存下來的一副對聯。晚清舊物固然惹人遐想，更難抵抗是那種老派文人好整以暇的生活趣味。為免泥足深陷於風雅的幻覺，不妨設想傍花而坐的人，一手拿着手機或平板電腦，一手在屏幕上滑動，全世界只待一隻手指召喚就洶湧而來，魅惑的感覺瞬即煙消雲散了──起碼我的感受是這樣。然則，紙本書僅剩下一點點抱殘守缺的品味嗎？

朋友及時轉來一篇科普文章，作者賈布爾（Ferris Jabr）認為在紙本書和電子閱讀器材之間，紙本書更適合大腦──題目就叫〈大腦偏愛紙本書〉，因為紙本比屏幕有更多的「地景指標」，如左右頁、上下方，讀者更容易在閱讀過程中建立文本的「心智地圖」，有助理解和記憶，所以多數人讀長篇幅的文字都寧願看紙本。記得文化評論家梁文道也說過，大多數讀者拿起書來翻一翻，對那本書就有大概的印象，這是一種初步的導航作用，電子書的跳頁瀏覽卻沒有類似效果，所以他斷然地說，「永遠別想擺脫書」。
賈布爾的文章提到瑪莉安．沃夫（Maryanne Wolf）的《普魯斯特與烏賊──人類大腦如何演化出閱讀能力》，說這本書為大腦偏愛紙本書提供了神經科學的證據。沃夫指出，人類的「閱讀腦」是最近六千年才發展出來的，其實這就是文字出現的時間。文字不但釋放了記憶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大腦因應閱讀而產生新的神經迴路，新的神經迴路帶來新的思考模式：「記載、編撰、分類、組織、語言內化、對自我與他人的意識、對意識本身的意識」（王惟芬、楊仕音譯本），這些思考模式正是人類文明的基礎。由此可見「閱讀腦」的巨大貢獻。
沃夫的理論有一個疑問，就是她用來和「閱讀腦」對照以顯示其特點的，是「數位腦」，亦即晚近流行的互聯網學習。但互聯網上的文字何嘗不需要「閱讀」呢？「閱讀」不是「數位」的對立面，「紙本」才是。後二者都是知識的載體。沃夫憂慮現在的人習慣了有甚麼疑惑即時向Google魔鏡要求答案，勢將失去以往閱讀紙本書培養出來的專注、推論、反省等能力。因此，她提出的問題其實是：新載體對知識的吸收和生產有甚麼影響？
《普魯斯特與烏賊》有一章專門追溯歷史上最早的文字，但似乎沒有特別注意那些文字寫在甚麼上。如果說電子書之前是紙本書，紙本書之前還有其他材質的書哩。要瞭解紙本書和閱讀的關係，不僅要和電子書比較，也要和紙本書之前的載體比較。於是，我們得由神經科學轉向文化史了。

2
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把寫在竹木簡、縑帛和紙上的都統稱為書，竹木簡通行於上古至公元三或四世紀，縑帛通行於公元前六或五世紀至公元五或六世紀，紙本則由公元前後通行至現代。《後漢書．蔡倫傳》說「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依照錢存訓的估計，一部《史記》大約要用五萬枚竹簡才抄得完，捧讀和儲存都十分困難，如用縑帛也只有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才能負擔。紙本輕巧廉宜，大行其道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賈布爾和沃夫津津樂道的紙本閱讀優勢，同樣屬於「前數位」時代的竹木簡和縑帛也適用嗎？不少人喜歡想像某種事物的出現成為了文明發展的分水嶺，例如輪子，例如數學上零的概念，紙本書也有類似的地位？但錢存訓早提出了，紙本發明之後，竹木簡仍使用了三個世紀，縑帛則繼續通行了五百餘年。看來即使有變化，也不能說是「劃時代」吧。
我們還可以追問，是造紙術還是印刷術的發明更關鍵呢？紙書有抄本和印本之分，就信息傳播的力量而言，抄本當然遠遠不及印本。史提夫．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閱讀的歷史》認為，隨着古騰堡的活字印刷機器隆隆運作，「閱讀的材料、主題、語文和習慣都開始改變了」（李中文譯本，下同），一種新的知識團體出現了，而且在數十年間就催生了文藝復興。從此，學者的任務不再是揭示既有的知識，而是增添新的知識。費雪還指出一系列令人無比激動的變化，包括：閱讀心態由被動變為主動，書本由代表階級財富變成代表智慧財產，口語能力讓位給讀寫能力，拉丁文被地域方言取代，而最重要的是由思想的順從變為思想的獨立，由此「形成西方重視證據、化繁為簡的思維」。「印刷術以徹底的方式改變了社會。藉由機械方式為同樣的文本製造幾近無限的副本，它把社會從有限度地接觸知識，帶到幾乎無限制地接觸知識。可以說，就是印刷術促成了現代社會」。依照費雪的觀點，印刷術在文化史上最大的貢獻，是為所有人釋放了知識，那麼互聯網是否也有類似、甚至更強的威力？互聯網是否該看成印刷術的延伸？因此不需要把紙本書和電子書截然對立起來？
然而，在歌頌印刷術和知識普及之前，不妨聽聽另一面的說法，例如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世紀）》轉述了一些反對的理由：「除了大量複製排字工和校對工的疏失，造成文本的訛誤之外，印刷還使得書籍市場商業化，導致文本流到大量無知讀者的手上，因而產生意義的訛誤。」（謝柏暉譯本）無獨有偶，中國的朱子也批評「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一文則指出，「在西方，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激發歐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進民族語言和文學的發展，鼓勵民族主義和建立新興的民族國家。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印刷術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僅幫助中國文字的連續性和普遍性，更成為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重要工具。儒家典籍和科舉考試用書的大量印刷，當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因此，印刷術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相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維護中國民族文化統一的一種基礎工具」。前二者提醒我們知識民主化不是沒有代價的，後者則點出中西社會的差異，使得印刷術產生完全不同的後果。
由此可見，一種發明的影響力並不全在自身，還要看「鑲嵌」在怎樣的具體時空裡。這些話題愈來愈宏大複雜，不宜在花間閒談了，還是回到個人感受的小範圍吧。

3
紙本書最大的好處是直接，一般人在幼年已經學會怎樣讀一本書，長大後「操作」的過程完全退到意識之外了。現在年輕世代對電子器材也是從小接觸，有不少嬰兒未懂說話，已經學會滑手機的動作，但電子器材和紙本書的分別，在於紙本書保持大致穩定的形態快兩千年，電子閱讀器的變身卻愈來愈快。也就是說，學讀電子書恐怕沒有完結的時候。然而學讀的工夫仍是值得的，電子書有太多超越紙本書的地方，例如放在雲端，不礙地方，閱讀時間和人數也不限；文字內容可與多媒體、多文本連結；便利作者和讀者、讀者和讀者迅速互動。電子書在蒐集材料和休閒娛樂兩方面，已經肯定勝過紙本書了，比不上的或許只剩下──如賈布爾和梁文道所說──精研細讀和隨意綜覽這兩個極端吧。可誰知道閱讀器還會有甚麼進展呢？
不過這些好處都是為了實用。反過來想，紙本書不夠實用的地方，或許就是電子書無法取代它的理由了。我是說紙本書遠遠超過電子書的外形變化，以及紙本書在流傳中可以不斷增添的價值。
電子書無形體可言，閱讀器的外觀當然可以設計成各種風格，但一定不會為每本書搭配一種外形。紙本書的版式、插圖、大小、輕重、紙質、氣味，匯集成為綜合的美感，出色的設計師在讀者辨認出第一個字之前，已為他培養好開卷的心情。這樣說有點虛無縹緲，但相信誰都有過確切的體驗。電子書勉強能夠保留紙本書的版式、插圖，其他幾項都無能為力。
閱讀器破舊了、落伍了，就換一個，功能只會更好，沒有甚麼捨不得的。紙本書舊了，或者經歷了不同的收藏者，卻可能更有意味。物件流傳免不了折舊耗損，但正是折舊耗損令一本書漸漸變得獨一無二。很多很多年前讀過董橋〈《憶往》的憶往〉，有一個小片斷至今難忘。「我這樣獨居了一個月，她才帶着兩個孩子回到倫敦那個陌生的家。……我在機場苦等了一整天，把他們接回菩提園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茫，園中草木都辨認不清了。山坡下的火車聲是他們的催眠曲」，接着的一段，董橋寫道：「那天晚上，我靜靜在客廳裡翻讀案頭一小堆新近買到的書……」設想又過了若干年，作者偶又翻開那堆不再簇新的書，火車的轟隆、草木的暗香，甚至蒼茫的暮色，都隨着紙頁窸窣翻動而裊裊飄出，那是同一版本的另一冊，無法召喚回來的記憶。
因為獨一無二，所以可作鄭重的贈禮。艾可（Umbero Eco）和卡里埃爾（Jean Claude Carriè）關於書的對話錄《別想擺脫書》裡，有一篇談人死後他的藏書怎麼辦。卡里埃爾說，他會在遺囑裡清楚地指示，哪本書要送給哪位朋友，像「一個信號，一種接力」（吳雅凌譯本）。艾可則說，他肯定不會讓藏書四散，寧可整批捐給或賣給圖書館。這不也是一個信號、一種接力？卡里埃爾通過贈書傳遞的是他對親友的個人情誼，艾可則把他的愛好完整地留給一個群體。
記憶與感情的積澱，讓一本書得到愈來愈豐厚的涵義。從這個角度看，二手書和圖書館的書滄桑飽歷，更有味道。我在一篇短文裡，摘錄了一些偶然發現的批語和記事紙條，有些和書的內容相關，有些僅僅因為巧合，都令人浮想聯翩。短文是最近寫的，不好重複抄錄，總而言之，我是認為只有紙本的材質容許它既能廣泛流傳，又能憑藉機緣收納傳遞種種附加的信息，竹木、縑帛、數位都無法兩者得兼。當然了，最有趣的是機緣，所以不重錄舊文，也本自有緣自能遇上的信念。
附記：本文據2019年4月13日香港公共圖書館「文學月會」〈文學閱讀與寫作：關於紙本閱讀〉講稿修訂而成。「關於紙本閱讀」是陶然先生出的題，勉力作答，仍然不着邊際。他在另一個世界裡有無限的時間補讀未完的好書，體會一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