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我與金庸的三類接觸

我正在成都講學，講到《鬼雨》，講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堅」、「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講到《鬼雨》所寫的「莎士比亞最怕死……千古艱難唯一死，滿口永恆的人最怕死……」講到《紅燭》的「燭啊越燒越短，夜啊越熬越長」――是10月30日晚上八時許，手機的鈴聲響了（演講前忘記關掉手機），一位朋友來告，信息有如武俠小說中「奪魂鈴」那樣攫然驚示，金庸先生離世了。我正在講的題目是《消失了，滿天壯麗的霞光――余光中詩文裡的生與死》，另一顆文壇巨星此日黃昏隕落（1924～2018）。
大學四年（1965～1969年）的悅讀歲月，書肆有深黃卷、台北文星出版的《逍遙遊》和白皮書、香港鄺拾記發行的《神鵰俠侶》。右手執余光中，左手執金庸，我的課外閱讀不亦樂乎！閱讀、評論余光中，我漸漸成為論者謬許的「余學」專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說，如《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我也沒有放過。此外，幾乎每日都讀《明報》的社評，創刊人金庸親自執筆的。他「港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評論中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鏡（《文心雕龍》認為評論文學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他辦報紙，秉持「事實不可歪曲，意見大可自由」的原則，我誠心接受並發揚之。梁啟超認為小說對讀者我與金庸的三類接觸黃維樑：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1976年起任教於大學，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美國、台灣、大陸、澳門多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先後任美國MacalesterCollege及四川大學客席講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壯麗：余光中論》《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餘種，編著書籍多種。歷任香港內外多個文學團體主席或顧問。曾獲多個文學獎、翻譯獎，作品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中學、大學語文教材。的影響力，有「熏浸刺提」四種；我受金庸作品影響，主要是「熏」和「浸」。
讀其書，論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學初探》中，我泛論金庸的武俠小說，認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規模宏大、想像豐富、結構嚴謹、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特出，加上民族大義、哲理情思――特別是撼動人心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情意，這些作品實在有高度的文學成就。不過，武俠小說十九耽於虛幻，情節離奇，巧合太多，與現實世界有一大段距離，金庸的作品也不免於此。至於《明報》的社評，我在書中力稱其語言淺近而文采不凡。1990年代香港舉行的一個金庸作品研討會，我發表論文題為〈童蒙可循此而學文〉，指出其小說語言有流暢簡潔之美而無「食歐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寫作的一個範例。我在新世紀的一個「金庸年」應邀撰文，用了〈金庸：廣泛雅俗的文學存在〉這樣的題目，說明金庸在華文世界處處「存在」，影響深遠。此文後來收於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
與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我1980年代在《明報》寫專欄，並投稿給《明報月刊》，金庸親筆寫短箋回覆；兩人年紀相差二十多歲，而他「稱兄道弟」，古風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畢業謀職，時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查良鏞（金庸的本名）教授來信欣然接納我的推薦，才學兼優的江君就業成功。世紀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俠寄來年片，加以安慰勉勵。我任新亞洲出版社總編輯期間，主編「愛讀式語文系列」書籍，邀請金庸任顧問，他慨然應允。
金庸曾說「俠」的精神是「捨己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觸，顯現查大俠「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愛護後輩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對金庸一個文化沙龍的記述。這源於我和他的第二類接觸：「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觸。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說和報業的出色表現，聲譽日隆，社會地位日高。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請金庸蒞校主持「晚餐聚談」的講座。查大俠如期帶着年輕的夫人來了，雲起軒裡，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漢雲集，小小騷動起來。金院長風趣的開場白既畢，大俠開金口，發表他對中西小說的意見；對大仲馬、狄更斯與茅盾等都有點評，並略為「夫子自道」，談及其《射鵰》、《屠龍》、《碧血劍》諸說部。金庸的小說世界，其英雄才高、謀略偉傑，誠然「雄才偉略」，且時而殺氣騰騰，顯示陽剛壯美的氣象；他的言說風格，卻呈現年輕江南書生輕聲細語的謙遜陰柔。是晚「雲起軒論劍」，我應台灣一報紙副刊主編之邀，權充記者寫成報道。
1999年我受委託，在中大主力籌辦「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有北京的一位與會者楊先生，帶來其新出版的文集兩套，每套十冊，一套贈我，一套擬贈金庸，請我安排機會拜訪他。查大俠答應相見，設宴於高級酒樓歡迎遠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談，金庸的言說語調，一仍雲起軒的沙龍之風，一片風輕雲淡。當時《鹿鼎記》英文譯本面世不久，金庸對此譯本有微詞：合約訂明是全譯，但出版的書不然。口出微詞，而語調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氣氛輕鬆，查太太出示剛買到的HelloKitty新產品，頗有童真趣味。
金庸為香港九七回歸獻策建言，充分表現其愛港愛國的大情大義。2002年他在廣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即指出，「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達的一個旨趣。他漸漸成為港人所敬重的公眾人物。公開大場合遠遠見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兩次。
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兩次。「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金庸年事高，據說患有腦退化症，近年不在公開場合出現。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饒宗頤、劉以鬯、高錕諸先生時，國字大臉、輕聲小語的金庸也常現於腦海。近日在成都與友人談文說藝，無端也語及金庸。話說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學當客座教授，當時成都擴建杜甫草堂，請市民提名，要選出草堂的形象大使。和杜甫與成都沒有甚麼關係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響，是「廣泛雅俗的文學存在」的又一例證。30日晚在談論文學中的死亡時，金庸的噩耗轟然傳至，這是甚麼樣的「冥冥」，甚麼樣的「存在」？
大半年來，我先後出席了余光中以至高錕的告別儀式；成都之行結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對另一場告別活動。金庸離去人間的翌日，香港各大報無不頭版頭條廣泛報道，金庸曾任職的《大公報》竟然一共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體的，簡直「廣泛」到鋪天蓋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間就奪去這幾位我認識且敬佩的英傑之士。
余光中2014年寫詩悼念詩友周夢蝶，說天界將有納蘭性德、弘一大師等亦友亦仙迎接他；而為了籌辦大禮，「所有天使都加了班」（這真是個「異想天開」的雋句）。香港人送別金庸的場面將非同小可，我想天上的大仲馬、狄更斯、茅盾等以至黃藥師、洪七公、郭靖、黃蓉等男女老少則必定列隊歡迎，天使也必加班工作。杜甫祈求建築「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天上的白玉樓，也有廣廈千萬間，以讓荷馬、屈原、李白、杜甫、東坡、但丁、莎翁以至光中、金庸這些文士歡然論文――或者論武――嗎？我這種種想像，彷彷彿彿朦朦朧朧幻幻真真，這些天界神思，這樣與金庸的接觸，應是第三類了。

「第三類接觸」的名稱來自科幻電影C l o s 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地球人接觸的是外星人。美國有科幻電影，中國有武俠小說。金庸是武俠小說的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