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22年9月號總第453期
子欄目：日本華文作家散文專輯
作者名：蔣丰
29，63。
當妻子把翻騰着絲絲熱氣裊裊生香的速溶咖啡放到書案上的時候，我啓動了已經陪伴我近十年的電腦。此刻，我進入了狀態，但腦海裡閃現的不是這篇小文的題目，而是這兩個數字。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兩個年歲。
二十九歲那一年，也就是1988年。曾經享受了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公「高考紅利」的我，再次享受他的「留學紅利」，踏上了自費負笈東瀛的道路。記得在北京首都機場分手的時候，我抱着肉墩墩的三歲小兒子，問他想吃甚麼。他指着售貨檯奶聲奶氣地說，「我要喝可口可樂。」
六十三歲的這一年，正是2022年。從事將近四十年媒體工作的我，在自身創辦的《日本華僑報》處於「半退」的狀態。業務不再那般纏身，鍵盤卻是每天敲打着。最開心的是，每個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可以把我那三歲和一歲半的兩個小孫子接到家裡面，給他們做他們最喜歡吃的紅燒肉（日語稱為「角煮」）。
有人這樣跟我開過玩笑，說：「蔣公，你這個人的前半生是一日三餐吃中餐；後半生是一日三餐吃日餐。」聽後，我內心漣漪盪漾，臉上要堆出笑容。
有人喜歡講「舌尖上的鄉愁」，我更喜歡講「舌尖上的異文化碰撞」。或許，因為我到日本三十四年了。如果生命的時針到此歇止，我人生在日本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我在中國的時間。這樣，中日餐飲文化的比較，昌曲相伴，如影隨形。
1 「和食」原是地名和人名
還記得2012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把韓國的泡菜和日本的「和食」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消息傳出，在中國的網絡社會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板磚橫飛，亂箭四射。有的在追究韓國泡菜的「老祖宗」究竟是誰？有的對「和食」的入選嗤之以鼻，有的對中餐沒有獲得相應的指定而遺恨連連。
我關注的重點則是日本人居然是用「和食」而不是用「日本料理」去申遺。這是為甚麼呢？
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通常來說，日本人更喜歡使用「和食」這個名稱的。在日本人看來，「和食」這個名稱，顯得柔軟雅緻，更具有民族性，具有民族的智慧和民族的文化，而「日本料理」這個名稱，顯得有些生硬，過於突出地域性、國家性。東京農業大學名譽教授小泉武夫在《食與日本人的智慧》（岩波現代文庫；2002年1月第一版）中也持這個觀點。
我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和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東洋研究科，對事物有一種「考據癖」。據說民國大師胡適先生也有這種「考據癖」。那是從何而來，我並不清楚。我的這種「考據癖」來自中日校園的學術訓練，則是無可否認的。在追究「和食」源頭的時候，我發現「和食」居然是從地名和人名演繹過來的。
森岡浩先生不但是日本著名的棒球史研究學者，同時還是日本姓氏學的研究學者。在他的考證下，「和食」這個詞彙，原先不過是一個地名。在日本高知縣安藝市的西側，有一個村莊叫「藝西村」。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時代，它的名字叫「土佐國安藝郡和食」。當地也因此出現了根據地名而來的一個姓氏――和食。這個「和食家族」在日本古代南北朝時代屬於南朝管轄下的金岡城。
1868年日本進入明治時代以後，敞開國門，無所不納。來自歐美的「西餐」猶如海嘯般奔騰而至。善於用漢語再造「和制漢語」的日本很快與時俱進地推出「洋食」這個詞彙。令人尷尬的是，既然有了「洋食」，卻沒有相對表示日本餐飲的詞彙。這讓人怎能不急？！結果，很快有人從浩瀚的史籍中發現，曾經作為地名、人名、又能够體現大和民族特色的「和食」一詞，可以精準傳神地表現「日本料理」。就這樣，「和食」這個詞彙，經過波瀾壯闊的明治時代的洗禮，漸漸成為日本食物史上的專用名詞，最終走進了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定殿堂，成為世界餐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2 投石下井好一個「丼」
1988年的中日兩國經濟，如果用「天壤之別」來形容，或許是現在一些人不能接受的。在難以消逝的記憶中，出國之前，我每月的工資是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幣。到日本後，每天打三份工，可以收入一萬日圓。當時，一萬日圓可以兌換八百元人民幣。
勤工，不能忘了儉學。掏心窩地說，並不是因為自己喜愛學習，也不是因為具有遠大的抱負，而是如果不上學的話，出勤率不合格的話，就無法再續那一紙「在留簽證」。
這樣，早上和上午的兩份工打完之後，就要匆匆趕往語言學校。這個期間，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而一大碗米飯上澆蓋着炒洋葱與牛肉絲片的「牛丼」（中文稱「牛肉蓋澆飯」）就成了我的最佳選擇。
這個「丼」字，在現代漢語中已經成為「死語」，不再為人們使用。但是，在《康熙字典》中，在《說文解字》裡，都還可以找到這個字。它是古「井」字的一個寫法，讀音也還是「井」。不過，它今天在日語中的發音則是「dong」。
一頓餐食，有米飯、有蔬菜，還有肉，對於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來講，這就是最大的滿足。小碗的三百五十日圓，大碗的五百日圓。換算一下，一大碗「牛丼」，相當於四十元人民幣。心沒有淌血，卻每每在痛。因為北京家中還有那個小小的兒子。
通常說來，日本是在近代明治年間倡導「文明開化」以後才流行吃牛肉的。每談及此，喜歡較真的日本人就會說，明治年間是從1868年開始的，而我們的第一家「牛鍋屋」是江戶時代的1862年（文久二年）開業的。這種思維與這種好强，我們並不生疏的。
草川俊在《日本飲食考》（樂遊書房，1980年11月第一版）告訴人們：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一位名叫松田榮吉的人開設了一家名為「吉野家」的餐館，推出了「牛丼」這道有飯有菜有肉的餐食。當時，他為了得瑟，為了追求時尚，還把「牛丼」叫做「開化丼」。
投井下石，好一個「丼」。今天，「丼」字在日本已經不具有「古井」的意思，它是「蓋澆飯」的統稱，又稱為「丼物」。說起來有豬排丼、鰻魚丼、海鮮丼、咖喱丼，麻婆（豆腐）丼、天津丼、中華丼，這些人們一看名字就知道內容的蓋澆飯，還有衣笠丼、月見丼、玉子丼、木葉丼、花卷丼、燒鳥丼、天丼、創作丼這樣讓人望文生食慾的蓋澆飯。其實，看看名字，就知道這是日餐、西餐、中餐的各種匯合，但日本人認為經過這樣重新的排列組合，他們都已經成為「和食」大家族的成員了。
時光與當今社會流行的「忽悠」一樣，三十多年也是「忽悠」而過。如今，我因為身患糖尿病，接到家裡「領導」的一道「指令」：在外面不許吃牛丼！望着車站附近猶如戰國般廝殺而湧現出來的一家又一家名稱不同的牛丼快餐店，我多少次强行嚥下自己慾望的唾液，又多少次悄然進去吃上一碗，回家後裝出飢餓的樣子，再把「領導」做好的飯菜朵頤一番。她不知道，我吃的是歲月啊……
3 來自佛教和茶道的和食
那天，不知道為甚麼，三歲的小孫子鬧肚子。把他接到家裡來，我的「領導」給他蒸了一大碗鷄蛋羹。端上桌來，我用中文告訴他「這是『鷄蛋羹』」；他用日文回答我「這是『茶碗蒸』」。我們努力試行「雙語教育」，這種教育的結果常常就是你說你的中文，他說他的日文。
奇怪，中國的「鷄蛋羹」，怎麽到日本就變成「茶碗蒸」了呢？在中國，說起過日子，人們就說「開門七件實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在日本，談到過日子，人們就說「日常茶飯事」。在中國，飯碗是飯碗，茶碗是茶碗；在日本，尤其是在古代日本，飯碗就是茶碗，茶碗就是飯碗。
說起來那還是日本江戶時代的長崎，在全國處於閉關鎖國的背景下，唯有長崎是允許中國的「唐船」和荷蘭的「蘭船」進出的地方。那裡因此有了相當於今天「中華街」的「唐人敷」，中國廚師在那裡烹炒煎炸大顯身手。
有一天，一位名叫吉田宗吉信武的武士來到長崎，吃完一碗鷄蛋羹後，抹着嘴唇感慨地說，世上怎麽會有這麽好吃的東西呢？於是，他叫手下的人立即向中國廚師學習這道菜餚，回到自己伊予松山的城堡後，照葫蘆畫瓢地做出了鷄蛋羹。獲得食客的稱讚以後，他就給這道菜餚命名為「吉宗蒸」，聲稱是自己的發明。當時，人們不知道他這是「山寨版」鷄蛋羹，更沒有著作版權的概念，也不相信一個武士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菜餚，看着（茶）碗裡的鷄蛋羹，就形象地稱其為「茶碗蒸」了。1866年，日本第一家「茶碗蒸」專門店因此而誕生。
講日本文化，追根溯源，大都在中國文化身上。但是，日本餐飲文化，則獨具特色，其繁華的來源是佛教和茶道，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懷石料理」。
說到「懷石料理」，就要說到古代的日本寺院，那時身穿袈裟的和尚一天只能够勉强吃上兩頓飯。日本人一天可以吃上三頓飯，是江戶晚期才有的事情。吃不飽飯的和尚，還必須坐禪唸經，否則香火錢都會斷了。到了冬天，唸經的和尚又餓又冷，精神之盈無法抗拒物質之缺。聰明的和尚相信「智慧總比困難多」，把爐火旁烤熱的石頭放在自己的懷裡，一方面抵禦飢寒，一邊嘴上唸經，一邊放縱腦海想着可以吃甚麼。不同的季節，自然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食慾。當這種宗教貧困下的「想像料理」一點一點地變為現實的時候，就出現了所謂的「懷石料理」。
源於日本和尚「窮則思變」、「餓則思食」的「懷石料理」，並沒有向下普及，而是轉身進入抹茶道的茶會上。那個年代，一場抹茶道的茶會，除了繁複嚴苛的飲茶流程，還包括鑒賞古玩書畫諸多環節，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在飢餓的狀態下喝茶，肯定是越喝越餓的。就這樣，不含酒類飲品而又簡單極緻的「懷石料理」開始登堂入室，被文雅地稱為「茶懷石」。
坦率地說，儘管在日本三十四年了，我最怕吃的還是先後要上十三道菜餚的「懷石料理」。比起吃，我更喜歡聽它的故事，更喜歡看它的擺飾與顏色，那種擯除烹炒煎炸而僅僅憑藉着刀工的擺飾與因應季節變化而展示的顏色，帶來的是審美的陶醉，而不是口生唾液的饕餮食慾。
4 濃厚的大米情結
與我年齡相仿的人都應該有這樣銘心刻骨的體驗。小時候，能够吃到的是大米、白麵、玉米麵、高粱米。當然，這前提必須是生活在中國的大城市。
那時的大米，分為機米、好米、梗米、小籼稻米。日常，憑藉着「糧本」，可以購買到限量的機米；遇上國慶、春節等重大節日，可以購買到限量的好米、梗米、小籼稻米。我最發怵的一件事情是淘米，特別是在寒冬臘月，用冰鎮般的自來水淘米，而且還要用心地淘洗三遍，那是何等的殘酷！而當我自作聰明地只淘一遍的時候，「悶」出來的米飯就是牙磣的，就會有鷄毛撣子與屁股零距離接觸的後果。我，討厭吃米飯！！
1988年到日本後，我吃驚地發現，日本的米飯香甜柔軟，不需任何菜餚，也可以白嘴吃一碗的。看到這裡，有些讀者可能會憤然指出這是在「精日」！我則想悄悄地對這些讀者說，這是日本對大米精心細緻加工後的「精米」。
古代日本是一個農耕國家。我一直以為日本種植的大米是從中國流傳過來的。但是，京都府立大學特別專任教授佐藤洋一郎在《米的日本史》（中公新書，2020年2月第一版）堅持認為日本的稻米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從印度流傳過來的。至於傳播路徑，他指出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直接來自印度說」，認為是從印度直接渡海而來的。第二種說法是「經由中國朝鮮說」，認為是從印度經由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傳過來的。第三種說法是「經由中國長江進入日本九州說」，認為是從印度經由中國長江流域後再傳入日本九州地區的。正因為這樣，日本九州地區佐賀縣的大米，一度是日本大米的著名產地。
這裡附帶要說的是，現在很多國人不理解為甚麼日本與印度的關係一直呈現良好的狀態，這與日本人堅持認為本國歷史與大和民族生命得以延續的大米來自印度是有關的。
日本人對大米似乎有着一種特殊濃厚的「大米情結」。讓我最難接受的是，日本人從早餐開始就吃米飯。日本人吃米飯的時候，可以不需要菜餚，只要有幾片被稱為「澤庵」的黃色醃蘿蔔片，或者在米飯上澆上一個攪拌開來的生鷄蛋再加點醬油，就可以把一碗飯吃下去。日本小學經常舉辦的作文和繪畫比賽題目之一就是《我與米飯》。日本各地宣傳大米的廣告上，都喜歡用一句話，那就是「受惠於甚麼甚麼地方」，特別强調大自然的澤情恩惠。
時代在變。現在許多日本年輕人感到做米飯是一件麻煩的事情。2010年，日本每個家庭購買麵包的量首次超過了購買大米的量。東京農工大學非常勤講師小田真如在《日本的大米問題》（中公新書，2022年6月第一版）中告訴人們：1922年日本人吃大米的量是現在日本人吃大米的量的三點三倍。
綴語
走筆至此，有一種「欲說還休」的衝動。我突然想起了中國著名的數學家蘇步青先生。他二十九歲那一年，在日本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然後帶着日本人妻子一起回國了。與老先生相比，我是二十九歲出國負笈東瀛的。今天只能撿拾一些「和食的碎片」，從日本飲食的角度對日本文化做一個側面的觀察。
也罷，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