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周：走在港九的街道上

香港雖然不是我的故鄉，卻與我的父母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父親葉以群和母親劉素明是1948年在香港認識的。九龍天星碼頭對於我的父母有特殊的意義，他們當年離開香港去內地，都是從那裡坐船北上的。母親和姨婆以前住在九龍尖沙咀附近的一幢樓房中，我記得有一天陪同母親去她曾經住過的地方尋找老屋，老樓都被拆了，在原來的地方建起了更多公寓式的建築，樓房越來越高，人口越來越擁擠。母親憑着記憶導引我走到那些她曾經熟悉的街道上，喃喃着回憶道以前這裡是一家雜貨舖，那裡是一家小飯店，父親曾經和她在裡面吃過飯……

旅居香港 遇端木蕻良、蕭紅夫婦

抗戰爆發後，隨着平津滬寧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鎖，香港倒凸顯出自由港的寬鬆，港英當局對民眾運動的態度從高壓政策轉變為「睜一眼，閉一眼」，所有報紙新聞不准用與抗日相關的字眼。另一方面香港群眾尤其是工人和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香港的自由港性質使各種政治力量在那塊土地上以商業活動為掩護開展政治角逐。周恩來和南方局文委對這個戰場十分關注，主張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充分利用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聯絡的主要管道。同時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範圍地團結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至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有數百人，此外還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識分子。

我的父親葉以群長途跋涉從重慶經桂林到達香港，又接受了新的任務，在香港按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的意見，他創辦了「中國文藝通訊社」，茅盾為編委會主任委員，以群具體負責，開展對海外華僑文藝社團和報刊的文藝通訊及聯絡活動。他們憑藉着這個平台廣泛地聯絡集聚香港的文學藝術家，以及解放區的作家們，向東南亞各國大力地推介他們的作品。

以群在〈我來介紹「文聯社」〉一文中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八個月，文藝工作者聚集香港。不久，內地的文藝（文化）出版活動就逐漸復生。於是，就有很多內地的地方刊物向留居香港的文藝工作者要求大量的稿件。同時，南洋各地的華僑報誌，也受到香港文化運動的影響而逐漸多起來，紛紛向香港要求稿件的接濟。『通訊社』事實上成了各地的作者、編者和讀者的一個互助聯誼的機關。文通社的通信聯絡網從內地的重慶、桂林，到南洋的新加坡、菲律賓，以至美國的紐約，十分廣泛。」

那時的香港忽然變成了一個十分熱鬧和活躍的區域，大批的進步文化人集聚在那裡，走在街上隨時都能遇見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以群又見到了端木蕻良和蕭紅。在武漢時，以群和前妻梁文若與他們是鄰居，抬頭不見低頭見，往來十分密切，等到香港見面時，以群已是單身獨自一人了。蕭紅卻是足不出戶，宅在屋裡寫文章。以群去他們的住地看望過兩位老友，也傳達了茅盾的話，希望他們多參加一些文壇的活動。可是蕭紅並不以為意。於是以群和端木蕻良兩位老友只能對面欷歔，各自分擔兩人自己的苦惱。

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氣，說話和聲細氣，性格內向，斯文儒雅，與蕭軍的粗獷、好強、豪放、霸氣形成鮮明對比。以群與他們幾位住在一座樓裡，朝夕相處，對於他們三人都是特別瞭解的。看着蕭紅和蕭軍從爭執到分手，又看着蕭紅和端木走到一起。以群和端木蕻良性格比較接近，成了好朋友。

蕭紅與端木結婚，胡風是司儀。可是他們兩人的結合，蕭紅身邊的一些朋友譬如胡風、丁玲等都有非議，也因此使一些老朋友的走動疏遠了。朋友們疏遠了，蕭紅感到煩惱和苦悶。蕭紅與端木最初結合是有感情基礎的。但兩人性格的差異日漸在生活中顯露出來，互相都會感到失落與幻滅，感情悲劇也就不可避免。蕭紅儘管倔強勇敢，但畢竟需要丈夫的呵護與溫存，況且是在多難病重時期更是如此。而端木從小只受到別人照顧溺愛，依賴性很強，又是生活能力較差的人，不會也不懂得要關愛呵護妻子，反而仍要蕭紅來為他操心受累。

在香港蕭紅也參加了一些文藝界的活動，譬如8月3日她參加了文藝團體組織的紀念魯迅先生六十歲誕辰。1940年8月4日，戴望舒在《星島日報》發佈消息〈紀念巨人的誕生加山孔聖堂昨天一個盛會〉，消息稱：「昨天的天氣雖是這樣惡劣，大雨如注的傾下，然而赴會參加紀念的人，並沒有因此減少。三時開會的時候，三百多赴會者一同的肅靜下來，許地山先生的開會詞；蕭紅女士的報告魯迅先生傳略；張一麒先生的講演；徐遲先生的詩朗誦以及長虹歌詠團的唱紀念歌，每字每句都抓着了聽眾的注意力。」晚上七時半還公演了集體創作《民族魂魯迅》一劇。這次盛會的辦理登記、接洽會場等鉅細事情都是戴望舒承辦，籌備期間，費盡心力。

1940年8月下旬，蕭紅將她的小說《呼蘭河傳》交給了戴望舒，戴望舒安排《星島日報》副刊《星座》自9月1日到12月27日連載。這部作品已成為蕭紅最著名的作品流傳至今。

端木和蕭紅在香港曾住在九龍尖沙咀樂道8號，那裡走路去海邊維多利亞港灣也就十來分鐘。以群的辦公室也在九龍，離得都很近。有一天端木蕻良去以群的辦公室，以群就問起蕭紅。端木說她在家寫作不願出門。以群就說一定要讓他見一見蕭紅。並且說茅盾先生也很關心她。端木答應回去轉告以群的話。當年蕭紅和端木在武漢舉行婚禮之前，端木給茅盾寫了一封信。由於流亡生活，兩人錢已花完，而且也沒有新的工作賺錢，想找茅盾借錢辦婚禮。那時茅盾往來於廣州和香港之間，在編輯《文藝陣地》。他通過生活書店，輾轉弄來一百元錢。所以，他們夫婦倆對於茅盾先生始終是感激的。

有一天晚上以群和端木蕻良夫婦終於約好了見面，沿着維多利亞港散步。香港的夏季白天潮濕又悶熱，到了晚上才難得有了一些微風。蕭紅穿了一件紅色的連衣裙，腰間一條束帶顯出了纖細的腰身，腳穿一雙半高跟鞋。以群見到蕭紅就說：天天憋在家裡不怕靜得發慌嗎？以群的話顯然讓蕭紅想起了以前兩人關於日本生活的對話。以群去日本留學，蕭紅是和蕭軍感情出現問題時也去那兒調整心情，可是在重慶時有一次和以群閒聊，她在以群面前曾經抱怨日本的生活靜得可怕。聽了以群的問題，蕭紅忙解釋道，自己每天都出門，到街市上逛逛，看看賣菜的農民和買菜的鄰里。她還說，香港和東京可不同，坐在屋裡都可以聽見街上的嘈雜，如果有一扇窗子，望出去一定有人在前面晃動。況且香港人說話大聲，所以安靜倒成了稀缺的東西。以群說，你可以聽懂廣東話了嗎？蕭紅就用並不標準的廣東話說道：小小啦……蕭紅還想試着說幾句，被端木蕻良在邊上一笑，就都又卡在喉嚨裡。

他們在堤岸邊走走停停，岸邊停着大大小小的幾艘船，平靜的維多利亞港灣裡來往着行船，隨風飄來遊船上男男女女的嬉笑聲，仿如還是一個歌舞昇平的太平世界。分別時夜已深，以群囑咐兩位好友，一定要多給他主持的文藝通訊社提供稿子，他期待着他們更多的作品。兩位好友愉快地答應了。以群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久蕭紅就生病了。剛開始蕭紅常失眠、咳嗽，後來又發現患有肺結核，住進醫院。

胡風在得知蕭紅臥病在牀，便趕緊到尖沙咀樂道去探視。「我去看了一次蕭紅，無論她的生活情況還是精神狀態，都給了我一種了無生氣的蒼白印象。只在談到將來到桂林或別的甚麼地方租個大房子，把蕭軍也接出來住在一起，共同辦一個大刊物時，她的臉上才露出了一絲生氣。我不得不在心裡嘆息，某種陳腐勢力的代表者把寫出過『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的這個作者毀壞到了這個地步，使她精神氣質的健全——『明麗和新鮮』都暗淡了和發霉了。」胡風的話意有所指，顯然端木蕻良在會面時就感受到他的俾倪，自然非常反感。不同的是蕭紅見到胡風無比欣喜，其實，自從她和端木結婚後，他和胡風兩者的關係就已經疏遠，特別是在重慶的討論會上，她還和胡風打過嘴仗，後來他們突然離開重慶來香港，熟悉的朋友們也不理解。當時重慶是抗戰的重鎮，他們為甚麼突然離開大家，這不能不引起一些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朋友的不滿和猜疑。不過那天似乎盡釋前嫌，蕭紅還對胡風說：「我們一起來辦一個大雜誌吧，把我們的老朋友都找來寫稿子，把蕭軍也找來……如果蕭軍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來，只要他能來，他一定會來看我幫助我的。」這些話真的如同一顆顆炮彈打得端木的心支離破碎。

1942年1月12日，日軍佔領香港。蕭紅病情加重，被送進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因庸醫誤診為喉瘤而錯動喉管，手術致使蕭紅不能飲食，身體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將蕭紅轉入瑪麗醫院。次日，蕭紅精神漸復，在紙上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瑪麗醫院由日軍接管，蕭紅被送進紅十字會在聖士提反女校設立的臨時醫院。1月22日上午十點，蕭紅病逝，享年三十一歲。

而此時以群正陪同茅盾走在艱難險阻的撤離香港的路上，他們是1942年1月下旬離開香港的。端木在蕭紅的病榻前輕聲告訴蕭紅：「茅盾、以群、鄒韜奮都已撤離。」蕭紅和端木蕻良原先也在撤離的名單上，可是因為蕭紅病重住院無法啟程，幾天後蕭紅就病逝了。以群應該是在數月後才聽到蕭紅病逝的消息。

茅盾在給蕭紅的《呼蘭河傳》寫的序中寫道：「她那時在香港幾乎可以說是『蟄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中，像蕭紅這樣對於人生有理想，對於黑暗勢力作過鬥爭的人，而會悄然『蟄居』多少有點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經分析她的『消極』和苦悶的根由，以為『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使得這位感情富於理智的女詩人，被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而這圈子儘管是她咒詛的，卻又拘於隋性，不能毅然決然自拔），和廣闊的進行着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這結果是，一方面陳義太高，不滿於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覺得那全是扯淡，是無聊，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投身到農工勞苦大眾的群中，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

可是不管朋友們憐惜也好，責備也罷，蕭紅都永遠聽不到了。不過，在朋友的心中，蕭紅自有她獨特的地位。我看見一幅照片，數年後父親以群和夏衍、陽翰笙、周而復、曹禺、吳祖光、白楊、張瑞芳、張駿祥等文藝界人士前去拜謁蕭紅，在墓前留下合影，照片是著名漫畫家丁聰拍的。那時已是建國前夕，這批風華正茂的文藝界人士，男士們穿着西裝，打着領帶，女士們也着裝很正式，他們或坐或站，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前去向蕭紅表達敬意。

香港文化精英大營救

在尖沙咀的天星碼頭有一座高聳的鐘樓，原屬於九龍火車站，建於1915年，鐘樓主體由紅磚砌成，四角鑲嵌大理石。鐘樓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原來每到夜間，大銅鐘報時聲可傳達數里之外。後來火車站被遷移了，鐘樓卻作為地標留下來。我站在鐘樓前，望着如今已陷入沉默的鐘樓，想像着父親和茅盾一行人，當年從香港中環坐船過來經過時一定也望見這座鐘樓，聽見過鐘樓的報時鐘聲。撤退的路上茅盾自稱是文具店的老闆，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廚師，以群是總採買，他們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下幾度輾轉，跨越路卡，長途跋涉，共歷艱辛，撤離香港。

在茅盾撤離重慶去香港之前，周恩來曾會見他並囑咐：「我們建議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編過《文藝陣地》對那裡比較熟悉。現在香港有了很大的變化，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和海外僑胞宣傳中國共產黨政策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和愛國僑胞支援的窗口，又是內地與上海孤島聯繫的橋樑，香港將成為我們重要的戰鬥堡壘，因此，我們要加強香港的力量，在那裡開闢一個新陣線。」（茅盾：《在抗戰的逆流中》）

1937年12月，周恩來在漢口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商定了在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並派遣海外統戰經驗十分豐富的廖承志擔任辦事處主要負責人。「皖南事變」後，建國前夕，周恩來兩度安排進步文化人去香港，把那裡作為保存進步力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香港從抗戰開始就已經成為中共精心經營的一個敵後戰場。周恩來還指示廖承志克服輕視知識分子現象，爭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傾分子入黨和有計劃地培養和領導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幹部，以適應內地文化人來港和即將到來的香港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日軍一佔領香港，便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並實行宵禁，敵寇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並貼出佈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當時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等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處境危險。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並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等地。具體行動方案是：首先設法與他們取得聯繫，幫助他們轉移住址，秘密護送到港九游擊隊的活動基地；然後通過寶安、惠陽游擊區的交通線，從九龍撤退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第三步，從抗日根據地再護送到老隆，從老隆到韶關直至安全的大後方。

身在香港的以群直接參與了那次文化人的大營救。日軍攻打港九後，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彼此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終於設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把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的監視、跟蹤，然後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游擊區或其他地區。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安排下，為文化人佈置三條撤離香港的路線，其中一條最安全卻花時間較多的，是從九龍取道東江轉內地。茅盾夫婦在以群和戈寶權等人的陪同下，換上唐裝的黑布短衫褲，打扮成小商人模樣，選擇了從東江去內地的路。

在以群的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我接受黨組織的指示，在香港協助茅盾等隱蔽，在炮火中三次遷居，最後一次和戈（寶權）、茅（盾）同志住在一處。到42年1月下旬才由東江游擊隊曾生部派人帶路，和茅盾、戈寶權等一起化裝逃出香港，到達東江游擊區司令部，受到部隊的招待。」在香港的日子裡，茅盾自稱是文具店的老闆，以群是總採買，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廚師，他們同甘共苦，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下幾度輾轉，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的艱辛。以群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沒有想到當時用上了。日軍佔領香港後，出門辦事，喬裝撤離時到處都會遭遇日軍的阻撓，以群總是走在最前面打交道，他以沉着冷靜的態度和流利的日語抵擋了許多日軍的刁難。

當時，從香港去九龍的海面已經被封鎖，他們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先生在他的《脫險雜記》中寫到：「我們這艇子裡有Y（葉以群）、小高、寶公（戈寶權），以及其他朋友。……我們說說笑笑，確信『偷渡』一定順利完成。因為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了。但是曉風很冷，從船頭灌進來，我們雖然擠緊了的，還是不免瑟縮。」

安全到達九龍天星碼頭後，就改為徒步，他們揹着簡單的行李翻山越嶺，經過荃灣、元朗，往離深圳不遠的東江方向去，時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撤退的隊伍中還有些女演員，儘管他們已經通過化妝把自己變老了許多。可是有時還會穿幫，男士們也要幫着參謀一下，不能上身看上去像鄉間老婦，下身還穿着繡花緊身褲。經過日軍哨卡時，懂日語的以群還是不時聽到日本兵對女士的品頭論足，常常為此提心吊膽，生怕出現意外。日軍入城後犯下了不少強姦婦女的事，所以撤退過程中過日軍哨卡不僅對女演員，對同行的男士們都是一種折磨和考驗。所幸沒有發生甚麼事。

這一路可謂處處驚心，除了過日軍的哨卡有危險，還要防範搶匪的騷擾。茅盾在《戰時生活剪影  歸途雜拾》中回憶道：「擠滿了人之洪流的青山道上，也還有搶匪：日本兵和臨時產生的土強盜。英軍撤退九龍的時候，丟失的槍枝為數不少，隔海炮戰的十多天內，九龍和新界陷於十足的無政府狀態，『爛仔』們將英軍遺棄的槍枝武裝了自己，佔領了大路以外的偏僻角落，公然分段而『治』。……島上的居民頭上壓着兩個主子：白天是日寇，夜間是『爛仔』。可是在九龍和新界，『爛仔』們竟和日寇分『治』了白晝，青山道上，日本哨兵在前一段『檢查』潮湧似的難民，『爛仔』們就在後一段施行同樣的『檢查』。這真是一個拳頭大臂膊粗的世界。」

那時茅盾夫婦都已近知天命之年，每天步行七八十里確實不易。尤其是茅盾的妻子孔德沚一路緊隨，更是辛苦。在行進的路上也曾有過驚險，有一次雨天走夜路，一個跟着一個，根本看不見路。經過一座小石橋，猛然聽到後面「撲通」一聲，回頭一看，孔德沚不見了。大家急忙用電筒往橋下照，卻深不見底，只聽得嘩嘩的水聲。慌忙中有人甚至哭了起來。這時，橋下卻傳來孔德沚的聲音：我還沒有死呢！可是怎樣上去呀？在手電筒光的照耀下才看清孔德沚站在橋下兩丈深的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爛泥裡，所幸沒有受傷。被救上來之後，孔德沚回憶着她遇險的經過：我腳下踏一個空，身體就掉下去了。心裡想，不好了，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裡，像騰雲似的。後來，撲通一聲，到了水裡了，真運氣，可巧全是水草和爛泥，沒有石塊。

經過數天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來到東江游擊縱隊司令部的駐地白石龍鎮。在那裡見到了鄒韜奮、胡繩、于伶等人。司令員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請到司令部裡。端出了一大碗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紅燒肉招待大家。和東江縱隊的戰士們近距離接觸後，以群印象最深的是這支隊伍中知識分子特別多，有「書生扛槍」之稱，為了抗戰救國棄筆從戎，捨身忘我。除了知識分子多，東江縱隊還有華僑和港澳同胞多、女戰士多、小鬼多、富家子弟多的特點。他們參加革命不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完全出於一種革命信仰，這種信仰從參加部隊開始到後來一直都沒有變過，湧現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其實不僅是東江縱隊的官兵，以群看看身邊的文化人，從茅盾夫婦到自己，誰又不是可以坐在書齋裡過安逸的生活，而兩耳不聞天下事的嗎？可是他們正是出於救國的信仰，百折不回地走上了這條路。

在東江游擊隊休整了幾天，他們又動身向目的地韶關繼續前進。這時與茅盾夫婦同行的有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兩名帶槍護送的游擊隊員、兩個挑夫，一行共九人。茅盾感覺到「以群他們三位都是少壯派，他們隱隱負着照料我們夫婦的責任。」在茅盾的文字中記錄的以群不僅是「外交部長」，負責對外打交道；遇到艱難險阻的路況，又是「勇敢的以群」前去探路。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不停地行走遷徙，像打游擊一樣既要躲避敵人的騷擾，還要向目的地進發。茅盾日後回憶道：「東江游擊隊好像是卡在敵人咽喉裡的一根骨頭。敵人在華北的『三光政策』，在東江早就實行了。淡水一帶，整個的村莊變成廢墟，單看那些村裡的平整的石板路，殘存聳立的磚牆，幾乎鋪滿了路面的斷磚碎瓦，便可以推想到這一些從前都是怎樣富庶的村莊。可是現在連一條野狗都沒有了。白天經過這些廢墟的時候，已經覺得夠淒涼，但尤其叫人心悸的，是月夜；踏着滿街的瓦礫，通過長長的街道，月光照着那些頹垣斷壁，除了腳下格格的瓦礫碎響，更沒有別的聲音，這時心裡的慘痛淒涼非言語所能名狀。舊時成語有『如行墟墓間』，但和這一比，這一句成語便覺得太不夠了。」

日軍侵佔香港後，獲悉香港居民特別是滯留於香港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紛紛向惠州一線轉移，便圖謀追捕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殲擊獨立抵抗的國民軍第九旅，因而策動第三次進犯惠州。1942年2月3日，日軍由水陸分三路向惠州進犯。侵佔惠州城後，進行瘋狂報復、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連續三天血洗惠州城。在府城的牛頸嶺村，來不及躲藏和逃命的村民，一次就被槍殺斬頭、刺殺達三百人之多。在縣城的曬布場、水門仔、沐範湖、鐵爐湖和東門街等處被捕殺者達一千六百多人。其中數百名無辜百姓被日軍用鐵線穿過掌心連起來，押到光布頭、流水廟兩處草地，進行集體大屠殺。

日軍在廣東地區的佔領對過境的文化人形成嚴重威脅，許多路都無法通行，他們只能在地下交通安排下利用夜間走山間小路。在經過茶園時聽說日軍血洗了惠陽，不得不停止前進，在茶園住了下來。一直等到日軍離開後才再次動身。這一路以步行為主的撤退，對茅盾夫婦和以群真乃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他們早有思想準備，隨時會遭遇危險。山嶺連綿起伏，森林茂密，山間漂浮着濃霧，用竹子搭起的大竹寮就是他們棲身之所，可是他們還是苦中作樂，和詩作文。他們的計劃不斷地受到敵軍掃蕩和進攻的影響，不僅改變計劃，還要改變路線。以群自然想起自己幾年前去太行山的那次作家戰地訪問團之旅。可是這一次更兇險，更驚心動魄。並且他負責陪同茅盾夫婦，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

不過一路上也看到一些以前沒有見過的景色。他們經過一片碉樓林立的村莊。這些被稱為碉樓的民居，始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是早年飄洋過海的華僑功成名就後，回到家鄉投資建築的。孤傲獨處，鳥瞰四野。這些散佈田野中的碉樓群，實在是碉堡的異軍突起。好像在地基上裝上了升降機，把一座座戒備森嚴的碉堡頂了起來。碉樓以防衛功能為目的，最初的目的是防強盜上門，保衛主人在海外積纍的財富。抗戰時便也成為反擊日軍掃蕩的堡壘。碉樓的牆壁很厚，牆上開着狹長的槍洞，不同位置的槍洞朝向不同的位置，有些直接面對大門前的襲擊。茅盾和以群見過的碉樓，牆壁上滿佈彈痕，有些碉樓還受過炮擊，崩壞了一角。很顯然是日軍掃蕩時進行過劇烈的戰鬥。

這場秘密大營救，所經之地要闖過日、偽、頑和土匪犬牙交錯的地區以及關卡林立、警特遍地的敵人統治區。華南黨組織和東江縱隊的指戰員不懼艱險，採取快速靈活機動的戰術，前後經過幾個月時間的緊張戰鬥，勝利地完成了艱鉅的搶救任務。在這次著名的香港文化人遷徙中，幾天時間裡，經過這條路，約有近千名進步文化人離開香港，前往內地。這是中國共產黨策劃的保護進步文化人的一次壯舉，何等壯觀，而大遷徙的直接指揮者就是中共副主席周恩來。以群回憶道：「後來經部隊向重慶周恩來電報聯繫，得到回電，才由部隊發了路費，和茅盾、戈寶權等同路經惠陽、韶關回到桂林。」

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致中央南方局周恩來的一份電報記錄了經他安排由東江撤退的文化人士名單，一共分成五批：

「文彬報恩來：

（一）文化界經過此間的人，及留此工作的人，全部名單如下：

第一批（二月半出發）茅盾夫婦、沫沙、以群、胡仲持、胡風夫婦、宋之的夫婦、張友漁夫婦、沙蒙、葛一虹。（後略）」

長長的名單有五六十人。可是不幸的是領導和安排大批人員撤離的廖承志和張文彬，在文化人安全撤退後於5月在粵北被來自江西的國民黨特務抓捕投入集中營。兩年後張文彬在獄中英勇犧牲。廖承志先後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直至1946年1月才由周恩來設法營救出獄。

數年前我在重慶曾家岩周公館底層的展覽廳裡，看見那裡展出的《香港大營救》圖片展。在顯著的位置就陳列着張文彬提供的獲救人士名單。這一展覽在曾家岩――重慶陪都時期南方局的駐地常年展出，可見香港大營救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回到歷史的現場去回想前輩的人生，似乎成了我中年後的生命救贖。也許因為這樣，我的閱歷更豐富了，似乎活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前輩的生活歷程中遭遇的顛沛流離和我自己的越洋留學經歷完全不同，但是憶想他們所遭遇的民族災難深重的歲月，仍由衷地為他們當時的抉擇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