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書海「第幾濤」？

二千多年前書海「第一濤」

我們讀的書，書裡充滿文字，但不只是文字。圖書館有書也有圖，還有形形色色的音像資料。書，廣義的書，不限於僅由文字組成的資訊。狹義的由文字組成的書，由古到今，其文字或刻或寫在石頭上，在甲骨上，在竹簡木簡上，在布帛上，在貝葉上，在羊皮紙上……，然後在紙上。由文字（管它是象形是拼音）組成的書愈來愈多，以至汗牛充棟，以至充滿了亞歷山大圖書館。人類歷史上早就有書的海洋，書的波濤一個接一個，愈來愈洶湧。

現在我們身處的是書――狹義的書和廣義的書――的數字化（digital）時代。Digital，書海的「第幾濤」？古埃及藏書豐富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可能有以色列所羅門王所寫的《傳道書》，其作者曰：「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亞圖」不可能藏有《莊子》，而遠在東亞的莊子，和同樣博學有智慧的所羅門王同聲嘆息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那些年（當然是歷時幾百年的那些年）荷馬編集的二大史詩，不知已耗用了多少千張羊皮紙。印度的二大史詩，大概也有文字傳播；不然，就有吟誦的聲波。二千多年前，人類已受到文字書海第一波濤的衝擊。

西曆公元伊始，書海又一次揚波。我國的蔡倫（61～121）發明造紙術，司馬遷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許慎面世不久的《說文解字》，還有更早的「五經博士」要研讀的《易》、《書》、《詩》、《禮》、《春秋》等經典的傳抄，於是告別了木簡竹簡和布帛（錢存訓1962年出版的書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書名即由《墨子》的「書於竹帛，鏤於金石」而來，此書後來推出中文版，名為《中國古代書史》）。從此，書愈來愈多，「學富五車」的車，裝的書都是紙質的冊頁。漸漸地，西方基督教新舊約《聖經》的傳抄也有紙可用了。抄本多，不同語言的譯本相繼出現、傳播，希臘文、拉丁文種種典籍的傳抄也快了多了。人類的文字資訊遺產更為豐富，書海的大波浪再被激起，形成第二濤的衝擊；西方知識分子讀到所羅門王對着書和讀書的感嘆，自然深有同感，更有同感。

「第三濤」：「文字！文字！文字！」

第三濤跟着來了。雕版印刷開始於七世紀的唐代，書多了，書價降了，使得並不富有的杜甫能夠「讀書破萬卷」。十一世紀有了畢昇（972～1051）的活字印刷，十五世紀有了古登堡（Gutenburg,1398-1468）的活字印刷。活字，活字，印書由興起到活躍到發展到壯大，這個持續七百年的大變局，使書海鼓動起近乎海嘯的波濤。這第三濤激起的浪花，迷幻了中西資深讀書人老花的眼睛。歐陽修（1007～1072）這「文章太守」說道：你落筆千言，我更「揮毫萬字」。文忠公的眼睛看花了，看不了這末多的文字；這末多的文章這末多的書，哪篇哪本能不朽呢？唉，都是「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佳音之過耳」！我們客觀地說，書有速朽的，也有慢朽甚至不朽的：歐陽修和晚輩蘇軾的文章，後來不是都載入十八世紀編修出來的《四庫全書》了嗎？《四庫全書》共收三千四百六十二種圖書，約八億個方塊字。莎士比亞（1564～1616）筆下有近似「讀書破千卷」的好學之士，丹麥王子是其一；王子心煩意亂時發牢騷罵道：都是「文字！文字！文字！」

丹麥王子漢穆雷特來不及目睹工業革命（始於十八世紀中葉）引起的書海第四濤。若看到，他必定在問自己「活着還是死去」時，還問「看書還是不看」；問着問着，他可能就被文字的大浪巨濤淹沒，來不及報殺父之仇了。比大文豪莎士比亞年輕兩百多歲的小老弟狄更斯（1812～1870），小說暢銷大西洋兩岸；他作品的單行本和連載他作品的雜誌，是從英國踏着海濤一箱箱運送到波士頓的。是海的書，這時代也是書的海。文字！文字！文字！《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編修工作進行了數十年，從A到Z，完整的有一百二十五分冊的第一版，在1928年推出，所含文字的天文數量，是文藝復興時代一眾飽學之士完全想像不到的。波濤翻滾，在書海字海上，人人可看、想看的文字絕對永遠看不完；已寫的文字難以找到讀者，更難找到知音。有讀者有知音，作者才死可瞑目；此所以文學史地位和莎翁、狄翁不能相提並論的貝洛克（Hilaire Belloc, 1870-1953）這樣詠懷：「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當我死時，希望有人這樣說：『他的罪孽無可救贖，但他的書有人誦讀。』」）

「第五濤」：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狂喜狂歡

二十世紀中葉電腦的崛起，讓人類在又喜又懼之中迎來書海的第五濤。說是後工業化時代，是信息（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又說是數字化時代――這個名稱大概來源於美國學者尼格羅龐迪1996年出版的Being Digital（中譯為《數字化生存》）一書。作者的姓氏Negroponte真有趣，意思是「黑色的橋」。文字和圖像等種種符號（sign）是用以溝通的，溝通為了瞭解、交流、融合，走的應該是光明大道，而這「橋」卻是黑色的。應該是光明的通道，光纖（optical fiber）啦，雲端（cloud）啦，可讓「易妙」（e-mail）通過的「因它納的」（internet）啦；然後是令人「愛瘋」的iphone啦，率先使用5G技術的「華為」手機啦，伴隨智能手機而生的WhatsApp啦，微信啦……。

發資訊，收資訊，發出千條萬條億條兆條，總之是天文數字或天文數字的多少次平方。面對數字化時代的各種各樣的書，面對超天文數字的資訊，作為參與生產資訊和應用資訊的持份者，我們，尤其是身為人文學者的我們，至少可以發出兩個天問式的問題：「誰知其數？」「天極焉加？」（語見屈原《天問》）也就是問：有誰知道數字書海的數量？數字書海的極限設在哪裡？「黑色的橋」把人類引進千種萬種億種兆種資訊的「黑洞」？

今天的中國人文學者，面對着數字書海，會感覺到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各種各樣的資訊，點擊可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超過王羲之的千倍萬倍。只就聽的「書」舉個小例子。我們隨時可聽耳機的千曲萬曲，而兩百年前可憐的濟慈（John Keats，1795-1821），貧乏得一聽到樹上夜鶯之「歌」就興奮快樂陶醉到要寫詩以記此美事。聽和視的資訊都從八方十六面，包括「一機在手，萬事開心」的手機微信朋友圈，翻滚呼嘯而來。

人文學者做研究，圖書館和個人書房的實體書，「谷歌」、「百度」網路資料，WhatsApp、微信公眾號你傳我發的各式網文貼文，你想得到的都得到（這讓我想起《紐約時報》報頭的標語「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即「一切新聞，應有盡有」）；不想得到的更是超額「被得到」。一切該參考的古今中外文獻盡在你手中，資料極其豐富，取得資料極其便捷。5G時代各方湧來「無止（境）」的信息海量洋量。要編某專題的書目，要編某個作者的選集以至全集，要編甚麼索引要統計甚麼分析甚麼，就線上線下收集，雲端悉載，圖書滿館，不愁沒有資料而愁資料太多。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你所獲多不勝收、美不勝收，所獲可令你狂喜狂歡，時時刻刻都可以是資訊的超級嘉年華。

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愁苦擔憂

這也是個最壞的時代――最少對我而言（應該也是對許多其他同行而言），壞在使我們苦，壞在使我們憂。勤奮的學者會極為辛苦。文論經典《文心雕龍．論說》早就指出，現代的碩導博導更反覆叮嚀，做研究必須「彌綸群言」即綜合組織可得到的各種資料各種言論，這樣研究後寫出來的文章，能「師心獨見」的，才是好論文。如今數字化資料極為豐富極為豐富，假如你要認真而全面研究一本經典如《文心雕龍》，你可能要參考約兩個億的文字――根據戚良德《百年「龍學」探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的統計，龍學「有關著述已超過七百種、文章達到一萬篇、總字數約有兩億」（見該書頁371）。研究魯迅嗎？已有魯迅研究史一類的書出版過，而一本名為《魯迅手稿全集》的七十多冊，近日轟然投進了「魯學」的書海。研究錢鍾書嗎？今年（2021年）出版論述錢鍾書的專著最少有四五本，當然還有近年出版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早就是七十多冊。龍學、魯學、錢學都是顯學，上面所說的實體書之外，各個網路平台多的是新近的相關貼文，又是文字文字文字。研究者不盡量閱讀理解消化「群言」，哪有可能推陳出新做到「師心獨見」。四五年前我讀到一個令人驚心的數字：中國最近有一年出版的人文科新書，數量達三十四萬種。

做研究，「讀書多，身體疲倦」，辛苦啊，「亞力山大」啊，過勞啊！今年11月11日《學人Scholar》一網文稱：2017年5月4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刊登文章，介紹瑞典某學者主持的一項研究，結論指出在世界各國中，中國學者所受的壓力最大。壓力來自多個方面，包括科研。當前中國有很多「世界第一」，我沒有統計資料，不過，中國近年每年出版的人文學術書籍數量，應該也是世界第一的。

研究極多，研究成果極豐富，評論研究成果者因此也極為吃力辛苦。書海裡這些文章，內容有「硬傷」嗎？有「軟傷」嗎？比起別的同類研究成果，這研究成果的表現如何？成就如何？可得到高評價嗎？即使評論者非常博學，如何析論如何評價都是難事。如果評論者認真，那更要多方面考慮，多花時間踟躇斟酌，才可能有中肯或接近中肯的結論。

當今之世，不乏不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就作出評論的人。例如評論錢鍾書只羅列知識，只炫耀學問，說他不是思想家，沒有一家之言。又如批評夏志清，說他揚張愛玲而抑魯迅，說他認為張愛玲比魯迅偉大。這些人或有「偏於憎愛」（《文心雕龍》勸人「不偏於憎愛」），或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或逞一時之快隨便月旦，所言都非的論。如果這等評論者有名氣，其評論極可能影響到不明就裡的一般人。不禁還要舉「偏於憎愛」的一個新近例子。有人把一國之人貶為「醜陋」，撰書鞭撻之；時移世易，作者家屬宣稱決定停止其書再印再發行，理由是當年作者憎恨某黨派，所謂「醜陋」指的只是那群人。當年眾多讀者接受甚至激賞其偏頗的「醜陋」說，就是缺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結果。

「讀書多，身體疲倦」。還有，也是上面引述過的，「著書多，沒有窮盡」。人文科每個教授每個研究員都著書立說，許多人著作等身；這樣的書海書洋，無邊無際，作者能找到多少細心的讀者？能遇到多少知音？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二個壞處，即惹起學者「但傷知音稀」的擔憂情緒。很多不具盛名的學者，或者非主流的學者，都有上面所說貝洛克式的焦慮不安；有盛名的，也並非沒有。實例不勝枚舉。

人文學者有解憂減愁之道？

人文學者在數字化時代如何解憂減愁？請來杜康舉杯暫解之後，我認為學者的解憂之道，在於治學和著作態度的認真而量力；在於看淡名利、知足常樂――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一切論說都應該建基於堅實的文獻，建基於慎思明辨，應該考察傳播中資訊有沒有被扭曲變形，即是《呂氏春秋．察傳》主張的那種態度。學者應量力而為，認識到集體研究的重要。撰寫文學史之類的文字工程，應該是集體的事，如朱壽桐之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獨立修史而有可觀成績者如古遠清，他始終是個「異數」；我一直想有機會比較深入地瞭解這位修史「健力士」的艱辛歷程。）

另一個解憂減愁之道，是學者盡量淡薄名利，知足常樂。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嚴謹認真的學者不應以海量生產的作為，或以嘩眾取寵的手法，求取學術的顯赫大功名。學者在時有驚濤駭浪的書海上，以平湖秋月的寧靜恬淡心情讀書，維持守正創新的治學態度，擇善而從，量力而為，以期對人文學的傳承和創新有或多或少的貢獻。「知也無涯」，書海第五濤的數字化時代，「知」比莊子時代是千倍萬倍的無涯；我們有涯之生，如此這般，也許可以活得苦樂參半，甚至多樂而少苦。然而，名利的滾滾紅塵中，誰都知道難以逍遙無為。

［附記］：澳門大學2021年11月23～24日舉辦的慶祝建校四十週年暨澳門大學第八屆人文論壇，以「數字人文與中國人文學的發展」為主題，我在論壇上發表的論文題為《書海「第幾濤」？――中國人文學「數字化」詠嘆調》。有一位學者型作家，自謂他「以詩為文」、「以文為論」，即用寫詩的手法寫散文，用寫散文的手法寫評論。這篇拙作用「以文為論」的手法來寫，可說是一篇論文中的散文，或散文中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