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夢南：〈歧途〉的身份認同及其他（評論）

香港年輕小說作家，吳俊賢是比較結實的一個。他的文字根底好，觀察力深入，細節豐富，當然還有想像。所以每一篇作品，都予讀者一種生活別樣的刻畫。香港小說魔幻成風，描寫城市異化風景俯拾即是，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有時反而被忽略了。所謂「現實主義」，有時也不一定要貼着草根，寫他們的困苦，為他們吶喊。況且社會發展了，七、八十年代的基層面貌，與今日的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譬如吳俊賢今次發表的小說〈歧途〉，同樣是以基層小人物岑先生為題，着力點就不再是經濟生活，而是個人身份的認同。「我」既不是「香港人」：

「有時握着麥克風，他向遊客娓娓道來自己城市的歷史時，會倏忽對一切感到陌生。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團友。彷彿那些背得爛熟的故事，只是一些異想天開的傳說，跟自身沾不上半點邊兒。」

自然也回不到過去，「那段倚在窗邊，眺望列車北上的歲月。不消一次，他曾想像自己掙脫母親頑强的手，從窗台躍下去，墜落高速移動的車蓋上，讓風和山巒從身旁擦過，獨自過境尋找父親。」

父親和羅湖城象徵過去，他為此特別去了一趟羅湖城，也特別在邊界的餐廳約見了父親，希望撿拾過去的身份，結果是感到無比的陌生甚或厭惡，這一切或者暗喻他另一半身份徹底失去。最後他迷失了，變成一個生活疲累的，沒有願景的所謂「香港人」。領隊變成導遊，自然也不值得斤斤計較：

「撤去領隊一職，他感覺導遊和領隊的本質並無太大差別，導遊的職責不過是引領一群來自他方的人，從缺乏新鮮感的日常發掘新奇。」

至於小說穿插同是旅遊行業「悠」的出現，無疑也是用來襯托「我」的迷惘：「悠會對她的職業抱有憧憬。悠是廣州來的領隊，那天趁團友自由活動，他們倚在尖沙咀海旁的扶手柱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起來。陽光明媚，海風從彼岸的商廈送來，撲上二人的後腦。她的馬尾吹得一擺一擺的，手中的領隊旗猛然拂動起來。」

回說身份認同，有一節是這樣寫的：

「他總覺得自己仍生活在那根繃緊的蔴繩上，强烈的張力使繩索發毛。他並不屬於任何地方，只能繼續紥着馬步，在顛簸中極力保持平衡，做一個出色的雜耍員。」

母親迷戀璀璨燈光的香港，父親堅持留在大陸，他們各有意志，但在「移」或「不移」的決定，有人問過「我」的想法嗎？最後大人婚姻生變，「我」好像成為一個身份流放，兩頭不到的中間人。

時移世易，中港經濟對比不再是三、四十年前，那時內地人對港經濟趨之若騖。如今卻複雜得多，移居香港經濟生活仍是重點，卻已經不是他們內心唯一的糾結，最低限度〈歧途〉不是。

〈歧途〉另一個吸引閱讀的原因是導遊的角色扮演。作者好像並無這方面的生活經驗，但憑着觀察和資料搜集，故事演活了這個人物，尤其是描寫紅磡玉石店購物這一節：「直至展銷廳大門再度打開，團友紛紛撤出，一個闊綽的太太買了玉鐲子，迫不及待套在手腕上炫耀，價錢牌子還未剪掉，懸着手腕處一晃一晃的……小岑，替我在店前拍個照，我要發朋友圈。她疾步回到店門前，微舉着手，手臂懸在半空，確保玉鐲能充分地展示，弄得姿態有點彆扭。」讀到這裡，不禁莞爾一笑，我不止一次在紅磡街道看到這樣的情狀。

掩卷之餘我想，故事不外「寫人」、「寫物」與「敘事」。寫好這些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太多小說於此細節欠奉，直接跳到吸睛的粗疏情節。這也是流行小說與藝術小說的分野吧。從寫作的「歧途」我又想到人生的「歧途」，兩者恐怕又是互為因果：現實中的不少作者，經常立於現實與夢想的拔河中，吳俊賢不過是其一。他們的身影有時清晰，有時又顯得朦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