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阿曼：南方、武判官與踏歌聲（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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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喜歡輕易否定的人將來還會再否定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誠地追求過甚麼靈魂。

這是張承志小說〈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一句，我摘出來發在微博，翻回去看，時間是2015年9月。2015年6月初，友人曹先生送我一套剛出版的《張承志文集》，十二卷本，整整一箱郵寄到我甘肅老家。那時我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不久，我不擅長考試，但又很想繼續讀書，為了能考上確實吃了些苦。終於苦盡甘來，普通的夏天又變回了暑假。我輕鬆地拆封閱讀，心境可以說是雷鼾雨濃，無上清涼。有段時間我起得很早，在太陽升起之前吃飯、喝咖啡。早餐結束後臨近破曉，我就把自己關進臥室開始讀張承志早期的小說。我感到寧靜、堅強。

我很早就迷戀寫作。早前那些敏感的、零散的、輕微的表達衝動和書寫都只停留在極其個人的層面，「能成為」和「去成為」看似只是一個動作之隔，但這個動作何時被完成真是一個巨大的謎語。於我而言，就在那個夏天完成了。我開始有文體意識地虛構。朋友發給我一個徵稿啟事，把第一篇小說發到公共郵箱後，就開始了我去南方的雲遊計劃。我拿着賣考研資料賺的錢去了三個省，現在回想，我好像專去了南方有水的市縣，南方的村落很美，印象最深的是江西上饒市，我在婺源縣住了幾天，白天酷暑，我坐車去不同的村子、古宅和祠堂，晚上回來就在賓館寫作。寧靜，心無旁騖。南方的溽暑、水分，古村落的原始、散淡還有對宗族與姓氏的恪守，全然不同於我北方家鄉的工業氣質，發展快的地方人員流動也快，大多數人家，往上三代就說不清了。這些村子裡的人用不變去記錄自己的歷史，現在就是過去，過去就如同現在，這種不變（或者說緩慢的變化）是在無意識中完成的，不因外界發展而輕易否定自己的歷史，文化自然就形成了。明白了這個理，卻也沒和自己發生甚麼關係，也沒有對當時的寫作產生甚麼影響。短短幾日的客居，一個人的遊蕩，每分每秒都在和自己對話，時間完全屬於我，前所未有。旅行中我在讀里爾克的《馬爾特手記》，火車入潼關時恰好讀完。我縮坐在臥鋪上，久久靜止，這一切太好了，想讓它停留。

回憶這段往事，是因為時至今日，寫作帶出問題和焦慮時，我都會想到這段時間：自律，純粹的遊蕩，物的啟迪，一個帶有南方印記的開端。我喜歡這種輕盈，也相信輕盈可以保護直覺。從發表第一篇小說到現在，我寫小說已有六年，時間不斷給人新經歷，也逐漸讓我解鎖新的視野與情感體會。我也理解了人們常說的Time Will Tell，不在於時間本身的抽象，而在於人在時間中不會一塵不變，人的歷程是疊加的，而非替代刷新，就像我在小說〈堤岸之間〉寫到的：「有些東西好像在等時間，時間到了才慢慢浮出水面。」新的認識並非一定好於舊的，但這是一個豐饒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寬厚的過程。直到我開始動筆寫作〈啊朋友再見〉（最初題目叫做〈我們城市的船〉），回溯個人擁有的短暫歷史，我終於體會到「不輕易否定」的意義，也終於真正理解一些看似日常的語句，比如，大江南北，生死懸命；比如，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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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背古詩詞，邊塞詩背得最快，尤其喜歡送別朋友的詩，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送元二使安西〉和〈贈汪倫〉。〈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最有名的當屬第二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幾乎家喻戶曉，我卻對這句沒甚麼感覺。我喜歡後四句：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

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每次讀到「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我都激動不已，實實在在感受到一種凜冽的、毫無矯飾的情誼，看似不動聲色，卻像雪地裡一壺溫身的烈酒，世界上的雪啊大風啊穿身而過，而友情便在其中隨風雪激盪。因為小學時期感受過被同學孤立的滋味，我從小就重視朋友，初中開始我就有一群講義氣的朋友，小小年紀卻都有些江湖氣，大家陪着彼此做了許多對中學生來說出格的事情。年輕的心一度以之為生死之交。那時候我最多只能理解到「風掣紅旗」，還不能真切體會甚麼是「雪上空留馬行處」。

那群朋友快速被中考分化，有人去省會讀高中，有人考上一中，有人去職高，有人去警校，有人輟學回家學修車。緊接着，高考又是一次分化，這次更為徹底，這次將是天南海北。我在天津讀大學時，宿舍六個人來自五個省市，加入社團後又收穫了幾個朋友，當時已經好得化不開了，但不過兩年時間，畢業、求職、升學、婚戀又敦促着人們彼此分離。大學畢業已經不像小學和初中，大家不會再互相寫同學錄寄語或者交換照片，也已經不好意思寫下「勿忘我」「友誼之樹長青」「願友誼天長地久」這些祝語，大家多少已經習慣這樣的分別，默認人是會遺忘的動物，不再相信有甚麼事情可以天長地久。我在西安讀碩士時生活格外單調，不是在宿舍看書就是在咖啡館寫作，沒甚麼機會去認識人，三年裡，我和室友成了好朋友，我們倆的友情在經歷兩次旅行的考驗後變得格外坦誠和知心。又很快，畢業了，我去了北京，她留西安。

人們只能依着世界轉，而世界不缺少正當理由讓人們分別。人們想到分離時總是下意識感到緊張、傷感和害怕，事實上大多數人潛意識裡對分離已經習以為常，人對新人新事的適應能力也往往超過自己的預判。這屬於人進化的一部分。我們總能順應規則。

我在小說〈李垂青，2001〉〈西皮流水〉都寫了朋友的情誼，一直到寫作〈啊朋友再見〉，我逐漸體會到甚麼是「雪上空留馬行處」。

〈啊朋友再見〉是我目前最長的中篇小說，也是我第一次寫「成長史」類型的小說。在動筆之前，我想試着把八零末九零初這代人成長之中足以塑造性格的歷史背景寫進去。因為要寫實了，只靠依稀的記憶是不夠的，我搜索了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2000年春節聯歡晚會，2003年非典事件，我還登上需要找回密碼的QQ，在QQ空間翻出「非主流時期」的圖片和火星文簽名。在大事件與潮流中回溯了當年的我。這些不見得都要寫進小說，但這種認真往回看的舉動讓我驚訝地發現，太多在我青春中出現的朋友已經完全失去了聯繫，不知道他們正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大概都已經結婚生子。這些人我已不再瞭解，但雪中行過的印記還在我的眼前清楚地存在。我想起奶茶劉若英的歌詞「你都如何回憶我，帶着笑或是很沉默」。我想要寫的人、情感和故事在這種回顧中清晰起來。

我不想製造感傷。「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是我最喜愛的分別場景，輕盈，樸實，美好的祝願都放進入踏歌之聲，好像在愉快地說：「我的朋友，祝你工作順利，生活愉快。」除了輕盈，我還想讓我小說中的女人像將軍一樣告別，像將軍一樣不畏懼苦難：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