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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阿曼:啊朋友再見(小說)

主欄目:《香港文學》2021年9月號總第441期

子欄目:青年作家小說專輯

作者名:宋阿曼

楔子 旅人

飛機落地的時候,雪停了一陣子。透過舷窗,能清晰看到兩條山脈中間的城市,南北躺着用來擴寬城市邊界的未完成建築,高空看去,像俯視一輪封停在冰面的客船。走出艙門,我裹緊披肩不讓冷空氣灌進領口。這是一個剛修成的機場,按照冬春季的航班計劃,此處僅有六個通航點,稀疏的人流量讓它露出頹容。機場選擇建在這片平整的原地,在我記憶中,這裡曾經是一排接一排白漆紅頂的平房,統一的朝向和戶型,遠看去相當美觀。雪地裡站久了,腳掌沁涼,時隔多年,我渴望感受這種北方獨有的乾冷。我,像一個亟待退去高燒的人。機場偏遠,沒有幾輛車願意來,在路邊站了好久我才等到第一輛出租車。等車時,我捧起路邊的積雪,撫平在手背和小臂,將它們搓成水粒再揮去。手臂上的皮膚像遇了灼燒,之後就感覺不到冷了。

「你到哪裡?」司機是個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

「老一中還在吧?」我說着彆扭的方言。

「一中早搬新址了。小學搬進老一中,這都多少年了。」

「哦。那以前的小學呢?」

「現在是幼稚園。」說完,他從後視鏡打量我一番,「你很久沒回來了吧?」

「有些年了,之前斷斷續續回來過幾次。」凍在窗上的白色霧氣阻礙視線,我打開了車窗。「你先往市區開吧。」車開動了。我從背包裡找出一頂藍色針織帽。

「要不你把車窗關上,我開空調,一會兒就暖和了。」

見我堅持要開窗,司機也戴上了帽子和皮手套。路上車很少,雪花又開始飄飛。防滑鏈咯咯吱吱碾過冰面。

「你從哪來的?」

「新加坡。」

「國外呀。」他很感興趣,整個上半身都轉向後座。「新加坡怎麼樣?好玩嗎?」

「島上很熱,雨多。」

「不下雪?」

「不下雪。」

「你怎麼去那了?挺遠的。」他追問。

「在那讀書,畢業就留下了。」

「那你學習肯定很好。高中是一中的嗎?」

「是。」

「現在不是節假,怎麼回來了?」

「來探病。」

司機猶豫片刻,還是繼續發問,「家人嗎?」

「同學。」

我將頭探出窗外,想用這種方式阻止他繼續問下去。我不是不願和他交談,只是道路與屋舍在眼前,像一部暫停的電影,當熒幕重新亮起光,我本能地需要一點寂靜。我需要絕對的寂靜。很多事似乎早都忘了,但遺忘本身又是假象。人是不會完全忘記的。不同的人有不同記憶特長,有人不會忘掉聲音,有人不會忘掉顏色,有人不會忘掉場景,也有人像我一樣,不會忘掉情緒。看到郵件落款人「高喜榮」這三個字的一瞬間,我就知道,時間不能隔斷人的記憶,距離也不能。只需要一點提醒,人是能拉開畫軸的。現在和過去只需七小時飛行。

看到高喜榮的郵件時,我正準備去會議室組織一場讀書會。我的研究生們最近在集體研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每次讀書分享會,學生會手繪一張海報,這次是彩色條紋背景,書名下寫着:「他認為他的職責在於逆其慣常之理以爬梳歷史」。一個半小時的討論,我幾乎全程走神。年輕的聲音充斥整個房間,他們舉着iPad播放視頻資料,他們討論着遊行,慶典,慘案,殖民地,英語中夾雜着華語和馬來語。好像他們說的是我聽不懂的語言,我木然地坐着,偶爾一抬頭,場面顯得格外陌生。我的意識還停留在高喜榮的郵件。她說,范軼川情況很不好,如果還想見一面,要快些回來。最後她說,她現在和范軼川一起過,有幾年了。

我捂着凍僵的臉,笨拙地從座椅右邊挪到左邊,想像着高喜榮現在的樣子。車窗外是一條冰封的河。遠處有個戴着紅耳套的人坐在河面上釣魚,冰面鑿出一個臉盆大小的洞。

「這是汭河?」

「是啊,不就這一條河。」

「不是早乾了嗎?」

「前幾年漲水了,到了汛期,水大着呢。」

司機跟着廣播音樂哼唱。山裡傳來一聲巨大的爆破聲,聲音漂流在山體起伏的弧線上,久未消失。一隊運煤車從我們身邊經過,鳴着超車喇叭往前飛奔。運煤車日夜行走,這段路面被壓得高低不平,車身顛簸劇烈,好像一不小心就會順着拐彎滑進溝渠。惲幀發微信問我是否落地。我回覆說到了,冰天雪地。惲幀是我的朋友奧麗芙介紹給我認識的出版商。奧麗芙原本是我們學校影視系的教師,高齡生育後辭去教職做了全職太太,偶爾給出版社譯點書稿。她總跟我說,局外人明白,惲先生是上天為我準備的。惲幀也是從中國北方出來的,生意做到新加坡和馬來,因為明確要找一位中國太太,奧麗芙就把我介紹給他。我想起我和惲幀第一次見面時聊到童年還有這北方的大雪。他說,現在去北方出差也常遇雪天,但已經感覺不到雪落到身上那種冰涼了,僅僅成了一種視覺畫面。雪和雪不一樣,他說,只要不承載情感,許多事都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高喜榮在等我。她站醫院大門外的馬路邊,穿一件褐色齊腳踝的羽絨服,一頭鬈髮被風吹亂,白色圍巾從脖子纏到嘴邊,裹住了半張臉頰。幾百米開外我就看見她了,高挑,清瘦,低着頭盡力將眼睛以下的地方全部塞進圍巾。她就是有那樣的氣場,誰撞見她的眼神都會覺得這是一個狠角色。看到我,她往車邊走了幾步,雙手仍然插在上衣口袋。她看着我下車,面目平靜得像是我們昨天才見過。她還是那麼漂亮,眼下淡淡兩條細紋讓她的美更純熟,也更加傲慢。

「范軼川說,大老遠回來,別先進醫院。讓我帶你去吃火鍋,給你接風。」

她抽出一隻手搭在我肩上,盯着我的眼睛,「大學生,現在成老師啦?」我們兩人望着不同方向笑了。我問范軼川怎麼樣,她說沒事,倒也不在這一兩天。她堅持讓我退掉訂好的酒店,說家裡甚麼都方便,新牀單,新棉被,新被套,連枕巾也是新的。她說話依舊是那種不由分說的語氣,隨時準備將不同意見駁回。我接受了高喜榮的安排,暗自高興這麼多年過去戰鬥預警模式並沒有從她身上消失。我們並肩走在沿河大街上,她的鼻子凍得通紅,手指撮轉一片從矮樹叢拾起的乾樹葉。我有很多好奇,但這些微小的火苗在謹慎地燃燒。對高喜榮的好奇是可怕的,許多傳言,每一個都很難啟齒詢問。

「你怎麼樣?」高喜榮很隨意地打斷了我的猶疑。

「我都挺好,研究生畢業後在電視台做了兩年編劇,又回去讀了博士,拿到學位後留校當了老師。」

「你讀到研究生了?」

「嗯,讀了博士。」

「碩士幾年博士幾年?搞不清哪個在前哪個在後。」

「讀了碩士再讀博士。」我說。「加一起有七八年。」

「你結婚了嗎?」

「還沒。」

「就沒一個合適的?」她鬆掉手裡的葉子。

「談過幾段,都沒到結婚的程度。」

「和外國人談過嗎?」

我笑了,她看着我也笑。「和一個澳大利亞人相處過。」

「你看,這要是成了,能生個混血。」

「你怎麼樣?」我問道。

「我能怎麼樣,過日子。我出來後和范軼川結了婚,開個小超市,就在社區門口,走幾步你就看到了。反正好不好過都過來了」。她盯着遠處的積雪,「我不是小氣的人」,她看着我,「他現在這個樣子,想見的人都見見,免得在世上還有遺憾。」

 

1      漂亮女孩

我和高喜榮算是發小,幼稚園就認識了。那時候她又黑又瘦,五官擠在一起,哪個角度上講都算不上漂亮女孩。可沒幾年,她的五官和個頭同時長開了,一雙上揚的鳳眼,立挺的鼻子和人中讓她多出許多英姿。到小學,她就已經比同年級女生高出一頭。她外貌的變化太大了,像一個昔日破落戶突然出落成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見證過這一變化的女孩大約都心情複雜。同是穿又肥又大的校服,她也能穿出別人沒有的效果。我的生長路徑恰好與她相反,在一排皺巴巴的新生兒中,我是讓醫生大呼漂亮的那一個小孩,但時間對我並不如對高喜榮那樣友好,從不在我臉上精雕細琢,見過我的人都說我長大不像從前了,意思就是長醜了。無論如何,我們是兩個漂亮女孩,我們的故事也因此很早就拉開帷幕,像兩個不同版本的序章被寫下了開頭。

讀三年級時,我父親正帶着母親四處求醫。那時我母親被兩家醫院接連誤診,正陷入疑難雜症的陰雲,接受了許多奇怪的治療。隨着母親暈厥次數的增加,家人都很緊張,我父親幾乎全年請假陪母親外出治療。有兩年時間,我住在外公家。外公是經濟委員會臨退休的老領導。他不苟言笑,一頭白髮梳成大背頭,用「萬紫千紅」鐵盒潤膚膏,每天看書,聽廣播,打牌,保持着老一屆大學生的做派。我住在外公家的日子算愜意,他每天早晨會在水杯下壓固定數額的零錢,讓我拿去買早餐,夏天偶爾多一半塊,夠我買根冰棒。作為缺席的補償,父母每次回來會給我買幾件漂亮衣服。那些衣服五花八門:虎皮花紋的套裙,彩色針織的維吾爾皮裙,綴着流蘇的喇叭褲,還有許多造型奇特的髮圈和髮卡。那幾年我是同學中穿得最好的,外婆用那些時尚髮圈變着花樣地給我梳頭髮。

學校慣例三年級重新分班,分班後我和高喜榮成了同班同學。新班主任是位中年女士,她略微自然鬈的頭髮紥成非常緊的馬尾,綁得太緊以至於她的眉眼總是被提上去,看誰都像是由上而下的蔑視。她對化妝的理解僅限於粉底和描眉,每天塗厚厚一層最白色號的粉底,再畫一道細眉,從無變化。她姓朱,學生私下都叫她「白面朱老師」。她在這所小學工作時間久,有資歷,對自己的教學相當自信。她每次講話都擲地有聲,口水四濺,彷彿這個世界上絕不會有冥頑不靈的學生――只要統統按照她的要求行事。即便如此,我和高喜榮像其他同學一樣,都希望能得到朱老師的喜愛。

也就在那一年,我感到格外困惑,相信高喜榮也是一樣。就是這份不符合年齡的迷茫與困惑讓我們倆成了朋友,某種意義上的朋友,因為除了彼此沒有人會和我們交朋友。

新學期永遠讓人期待。事情是在毫無察覺中開始的。忘了從第幾週的自習課開始我們班增加了一個環節――快下課時,朱老師會把我叫上講台。比如有一天,叫我上去後她問大家「劉玄眼睛大還是小燕子眼睛大?」起初台下很安靜。朱老師像是享受這種屏息式安靜,她從講桌後盯着我,耐心地啟發大家,「趙薇的眼睛大吧,其實也不如我們劉玄的眼睛大,你們仔細看鼻子、嘴巴,還有腦門,多像,和劉玄比,趙薇也不過如此」。那陣子,《還珠格格》正在電視台播放,演員和劇情是同學課餘熱議的話題。同學開始小聲議論起來。過了片刻,朱老師再次發問,「劉玄眼睛大還是小燕子眼睛大?」台下七嘴八舌,有人喊「劉玄」,有人喊「小燕子」,還有人喊「趙薇」。更多人在起鬨。回憶那個場景,有種難以言明的荒誕。我站在講台上迷惑地對視着許多雙眼睛。朱老師就只是心平氣和地看着我們,既不像生氣,也不像高興。

類似的場景還發生過幾次,主人公有時候是我,有時候是高喜榮。相比對高喜榮,朱老師對我的用詞已經非常善意了,至少我的功課挑不出毛病來。在一些人眼中如果長得美和成績差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長得美就是原罪。朱老師會讓高喜榮站起來,當眾描述她的眼睛長得如何像一隻狐狸眼。我盡量不去盯她的眼睛,因為我知道被五十多雙眼睛盯着看的滋味。高喜榮一年四季都穿校服,白藍相間的運動服已經被洗薄了,她的紅領巾又舊又髒,掛在脖子上像一塊油抹布,布料縮水了綁好後只能餘出兩個小角兒來。她的馬尾總

是凌亂的,頭髮過長,紥起來還是會耷拉在背上。每次被朱老師點起來,她就低頭摳手指。

「你們看,高喜榮又高又瘦,你們覺得像甚麼?」

「電線桿――」

「單槓――」

「羽毛球拍――」

同學們一陣陣哄笑。

過了好久,朱老師耐人尋味地說,「我覺得像柳樹,還有狐狸眼,像甚麼柳樹精啦,不,猴柳精。」

同學們開始竊竊私語。朱老師白晃晃的臉上露出一絲得意,她不讓高喜榮坐下高喜榮就保持一個姿勢站到下課鈴響。高喜榮被叫起來的次數比我多,朱老師經常在自習課上改作業,一旦改到高喜榮的,就會搞出一點花樣來。久而久之,高喜榮就多了一個外號:猴柳。在我以為自己已經免於「示眾」的時候,朱老師又為我找到了新使命。我記得清楚,開端是在一節作文課上。

「劉玄你上來一下」,大家尋聲抬頭。

「其他人寫你們的作文,你們是都寫完了嗎?」朱老師說。

我到講台上後,她對我說,「給我拔白頭髮,手輕一點」。

朱老師解開馬尾把頭髮散開。她的頭髮是自來鬈,鬈得不嚴重,頭頂稍有稀疏。白髮不多,我每次只發現三四根。我猜想她喜歡被人翻撥頭髮的感覺,在我找白頭髮時她改作業的動作幅度會變小。拔掉那惱人的白髮真讓人緊張。勁兒使小了拔不掉又得重拔,使大了怕弄疼她。有時候我只能找到兩根,拔掉之後也不敢走掉,翻翻撥撥,半節課就過去了。

有一次,我正在幫她拔白頭髮,她突然說,手給我。我走到講桌右邊將一隻手伸過去,她只握住我的大拇指。我看到講桌上正攤着我的作文本,她正在改開頭。「作文寫得還可以,你看看,錯別字有多少。」她每用紅筆圈出一個錯別字,就將我的大拇指往手腕兒方向掰一次。她的手非常用力地握在我的虎口,每一次發力我整個身子就會塌下去,好讓手腕能低一點。那樣子滑稽極了,整個人像掛在朱老師的手指上盪鞦韆。波浪線劃出佳句,橫線抹去多餘的,疼痛讓錯別字醒目。有一次,改完我的作業,她又將目光移到我頭上的髮卡。一個楓葉形狀的髮卡,鑲着一圈白色珠子。

「誰給你送的?」

「我媽給我買的。」

「你媽病好了嗎?」

「沒有,還在看。」

「你媽回來了你給她說,讓她不要把精力放在你的打扮上,你還小,要以學習為主,心思都在穿衣打扮上了還能學好嗎?你就說我說的。」

「我沒――」

「把髮卡取了。」

我把髮卡取下來握在手裡。

「等你媽回來了讓她來一趟,聽見沒有?」

「聽見了。」

說到叫家長,她突然想起甚麼來了。

「高喜榮,你的家長呢?」朱老師衝講台下喊。

高喜榮放下筆怯怯地站了起來。「我媽要看廠子,她說走不開。」

「你們家總還有一個活人吧?」

「我媽――在呢,我再去叫一下。」

「老母雞下蛋不管蛋」。朱老師抱起一摞作文本敲在桌面。「忙着做生意顧不上你,你問她,她生你幹甚麼?你給她說,家長要是都不管,老師也沒有辦法。」

教室很安靜,我和高喜榮尷尬地對視着。她鼻子輕輕抽搐,感覺就要哭出來了,但她沒有。她幾乎是盯着我把眼淚憋了回去。夕照不知被誰筆盒上的鏡子折射到教室左邊的牆上,一個明亮的顫動的橢圓。我不再看她,一直盯着那個橢圓。就在那天,放學站路隊時我站到了高喜榮後面,我對她說,我們一起走吧。

 

2      紙條

我和高喜榮成了朋友。這份友誼看起來是一種被動組合。

同學們私下叫高喜榮「猴柳」,又不知從哪裡傳出謠言說高喜榮身上有臭味,沒人願意挨她太近。她的同桌是一個靦腆的男生,為了在同學中間明確自己的立場,他從來不跟高喜榮說話。同學對我也一樣充滿敵意。比如按學校慣例,期中考試前五名會被評為「三好學生」,但那一年朱老師讓同學在班會上對前五名當選三好學生這件事發表民主意見,一個男同學站起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雖然考了第二名,但劉玄問題很多。他起了個頭,同學接二連三站起來表達意見。最令我沒想到的意見是:劉玄不整理桌框,不講究個人衛生。朱老師當即從我的桌框裡找出沒扔掉的裝早餐的塑膠袋,就算是檢舉證據。這種事情時有發生,那時候我太小,很相信老師的權威,於是很快就習慣了這種待遇,不停地被迫讓渡,常常陷入自我反省。

我和高喜榮就這樣過了近一年,直到學校要從低年級選人組成舞蹈隊,我們倆才鬆了一口氣。我和高喜榮都入選了。剛從舞蹈學院畢業的音樂老師李紅訓練我們。

李紅是我見過最時髦的女老師。她二十歲上下,非常厚的齊劉海配一頭鬈髮。她是唯一畫濃妝來學校的女老師――貼假睫毛,畫很深的眼線,勾寬於嘴唇的唇線,塗正紅色口紅。李紅個子不高,日常穿一雙高於十厘米的粗跟鞋,只有教我們跳舞時會換上一雙綁帶的白舞鞋。我們沒有見過那種舞鞋的,兩根白色的寬絲帶纏繞在腳踝上,在小腿下方綁出漂亮的蝴蝶結。我們大都穿「貝貝鞋」,一種簡易的白色帆布鞋,腳背上有兩條交叉的鬆緊帶,腳面上印着一圈紫色小花。「貝貝鞋」便宜耐穿,大拇指磨破洞後不用補直接扔掉也不心疼。除了裝扮,李紅的酷還在於,她和周圍人不一樣,她不愛笑,總是面無表情。厚重的眼妝給她的眼睛撞上了紗簾,別人很難看清她真實的神色。

文藝隊只在早自習前和下午活動課訓練。對我和高喜榮來說,那是每天最快樂的兩段時光。隊員們來自不同年級與班級,不會過於注意彼此,因為女孩們都忙着羨慕李紅,所有人的關注點都在李紅身上。練功房在一個廢棄的舊教學樓,兩間相鄰的教室,一間是排練室,一間用來儲存道具。除了我們不會有人上那座危樓。我經常第一個到排練室,有時天還沒大亮,整棟樓只有我一個人,樓前的大柏樹的巨大樹冠遮住路燈,整座老教學樓安靜又陰森。我經常用原地跳躍來抵禦恐懼,騰空後用力踩向地面,跳的時候我總幻想這棟樓總有一天會被我跳塌。我們早晨只練基本功,不排舞,李紅為了督促我們打好基本功,早上她從不缺席。她住學校的單身宿舍,舊教學樓前面的小二層樓,旋轉樓梯上去,右手第四間。她每天早晨過來時單眼皮腫腫的看去總像沒睡醒,裹一件起球的長毛衣,鬈髮隨便攏在後面,面容過分蒼白,身形看上去比平時更臃腫,我們的訓練結束她才回屋化妝。如果有人第一次見她是在早晨,那麼下午再見時肯定會認不出她來。在我心中,她邋遢懶散的樣子也很美。李紅不像朱老師那樣永遠整齊得體。朱老師是那種生來就是老師的人,是拋卻了性別與其它屬性只有一種身份的人。李紅卻是個職業是教師的普通女人而已。

我和高喜榮排練的積極性很高。我們能忍住疼,腰和腿很快就練開了。她第一個練出橫叉,我第一個練成後空翻。高喜榮個頭高,每支舞都在最後一排,她也從不介意。學期末,我們還意外收穫了兩個朋友,杜丹和阿琨。杜丹是文藝隊的隊員,阿琨是我在作文競賽上認識的。杜丹有個藍色筆記本,帶密碼鎖,流傳在我們四人中間,我們在上面寫寫畫畫,還會從雜誌上剪明星劇照貼上去。這種秘密交流緩解了我和高喜榮過早來臨的人際方面的焦慮。我們在班級的處境沒有好起來,但我們四目相對時多了另外的秘密,足夠安慰。一個課間杜丹把筆記本給我,另外給了我一個作業紙疊成的「東南西北」,還有幾顆塑膠管摺成的星星。我將星星放進筆盒,拆開「東南西北」,上面寫着:我們星期六騎自行車去河灣玩吧。字下面畫着兩朵笨拙的小花。看完後我將那張紙重新摺回去,夾到書裡連同筆記本一起傳給了高喜榮。我回頭看她,她朝我比出OK的手勢。那時我們愉快極了,愉快的我們不知道,眼尖的同學正在辦公室向朱老師打報告:「劉玄和外班學生傳紙條。」

朱老師走進教室時,上課鈴剛響罷。自然課老師已經站上講台開始上課。朱老師徑直走進教室,用毋庸置疑的腔調讓自然課老師先出去等一下。自然老師寫板書的手遲疑了片刻,但朱老師碾壓式的氣場向他表明此刻離開講台走出教室這件事勢在必行。自然老師出了教室,站在門口有些生氣但不好發作。朱老師走到我桌前,盯着我說,東西拿出來。見我沒有反應,她又補充說,把課間別人給你的東西拿出來。她的手伸到我的面前。在所有人的注視下,我從筆盒摳出幾顆塑膠小星星放在她手掌上。她掂了掂,顯然是意外收穫,她說,還有呢?繼續拿。我說,沒有了。

她對我這個回答很不滿意,轉身從粉筆槽裡取出一截細竹子,那是她從竹掃帚上抽出來的教鞭。她讓我伸出手心。「拿不拿」,她抽一下問一句。沒幾下,我手心已經紅透了。看我不說話,她扔下教鞭,扯住我的耳朵。劇烈的疼痛從我的耳垂蔓延至整個左腦。我沒說話,眼淚順着我的鼻尖流進了嘴裡,應激反應的眼淚似乎格外鹹。

自然老師看不下去,探身進來說,朱老師,有甚麼事等下課再好好說。朱老師不為所動,衝門口喊了一句,勞駕你先出去等等。自然老師搖搖頭,閉嘴了。這時朱老師來勁了,她下手更重了,竹子一下下打在手心,我的喉嚨忍不住發出嘶嘶的聲音。這時候,高喜榮忽地站了起來,起身動作太快,「哐」的一聲,腿撞倒了板櫈。

「在我這。」

朱老師鬆開了揪我耳朵的手,轉身看向高喜榮。

「原來還有你這個柳猴的事」,她看看我又看看高喜榮,「你們倆還勾結上了,東西給我」。

高喜榮把那張紙給了朱老師,給她的瞬間,朱老師拿起竹子朝她背上打了一下,用力太大,能聽到竹子劃過空氣發出「嗉」的聲響。

朱老師看了眼紙條,對高喜榮說,「還有甚麼?都拿出來。」

高喜榮搖搖頭。朱老師開始拿那根竹子撥高喜榮的桌框,高喜榮的文具、書本、零食袋掉了一地。後來她乾脆抱起高喜榮的桌子抖了抖,桌框裡所有的東西都掉了出來,她又用竹子撥動地上的東西。她看到了那個藍色筆記本。

「這是甚麼?」

「這是我的日記本。」

朱老師撿起了那個本子說,「你倆出來,別的人上課」。

她高昂着頭顱,我和高喜榮耷拉着腦袋跟在她後面走出教室,像兩個被提審的犯人。

她來回問我們「紙條是誰寫的」和「星星是誰送的」。辦公室裡老師多,她的脾氣也收斂些。我們倆只是低着頭,沒有人說話。見我們不說話,她有些惱羞成怒。她想要的是我們的供認與臣服。「才多大就不要臉了,學會傳紙條了」。見我們仍沒反應,她敲着桌子說,「回去把你們家長叫來,今天下午叫不來家長你們也別來了。」

那是童年時期最難忘的一個下午。

我外公出現在學校時是上課時間,校園裡空無一人。我和高喜榮被罰站在樓道裡。我始終盯着校服拉鍊,不敢抬頭看他。外公是嚴肅了一輩子的人,從沒有過甚麼不體面。他一頭銀髮,服帖地梳在腦後,穿着中山裝,口袋裡別着銀色筆帽的英雄鋼筆。看着外公走過來,一陣羞恥之感油然而生,可偏偏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鄰居陳伯經常逗我的話來。陳伯問我,你爺叫個啥?我爺叫劉書記。你爺能幹啥?我爺能諞傳(方言,能說會道的戲謔表達)。你知道你爺外號叫個啥?不知道。陳伯說,你爺,人送江湖外號兩個。陳伯豎起兩個指頭:棋陀螺絆爛,算盤珠子撥爛。然後他狡黠一笑說,高度概括,高度概括。

「棋陀螺絆爛」這句話神使鬼差地停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在那個空當,我聯想到外公在遊藝室握着棋餅酣戰的樣子。我一面羞愧一面又忍不住笑的面部表情一定扭曲極了。有個老師出辦公室留了一道門縫,我聽到辦公室裡進行的對話。朱老師說了許多小學生傳紙條與早戀帶來的惡果。將近十分鐘,我外公一言不發。

「是我們家的孩子給別人家的孩子傳紙條,還是別人家的孩子給我們孩子傳紙條?」我外公開口了。

「是別人家的孩子給劉玄傳」,朱老師回答。

「那你不找別人的家長,找我們的家長?這紙條也不是劉玄傳的。」

辦公室裡一陣沉默。

這段對話太出乎意料,讓我剛才彆扭的情緒徹底冷靜了。沒多久,朱老師將我外公送出辦公室,朝門口的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上課了。外公看我一眼,沒說話,和來的時候一樣,背着手走了。

放學前,高喜榮的母親也來了。她出現在教室門口時已是最後一節自習課。她消瘦,皮膚白淨,五官精緻小巧,一個髮爪將頭髮盤在後腦勺,兩撮劉海搭在臉頰旁。其實,不用介紹就知道她是高喜榮的母親,她們有着幾乎一模一樣的眼睛,一雙細長的鳳眼。她侷促地搓動雙手,張不開嘴似的,在教室門口站了好一會兒。終於,她敲門,朝朱老師微微鞠躬說,朱老師你好。

朱老師看了眼門口站着的人,立即知道來者何人。她繼續批改作業,改完最後幾本作業才起身,朝門口說,你跟我來。高喜榮的母親跟着朱老師去了辦公室。那是漫長的二十分鐘。我不時回頭看貼後牆罰站的高喜榮。她站着,我坐着,這讓我非常不安。

「高喜榮!給我出來!」

那一聲像從肺裡炸出的,聽得出聲音又氣又惱。

高喜榮看着站在門口的母親,那一刻她像真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站着不敢動了。她幾乎是被她母親提着衣領拽出去的。外面傳來打罵聲,質問聲,哭聲。起初是一個聲音在哭,後來變成兩個。教室安靜極了,大家紛紛停下筆回應身邊環顧的眼神。就在這時,放學鈴響了。同學安靜地揹起書包紛紛從後門溜出去,和放學下樓的高年級學生一樣,遠遠看着這對母女。高喜榮像隻受驚的羊羔,身體靠着牆壁,油漬斑斑的紅領巾已經轉到後面去了,她長而軟的頭髮被校服磨出了靜電,絲絲縷縷雜亂地吸在後背上。圍觀的學生多了起來,高喜榮的媽媽不再動手了。她看着自己的女兒,也靠在牆上哭了。一撮頭髮散在她的右肩,眼淚將頭髮浸濕貼在嘴角。許久,圍觀的學生才慢慢散去。我過去晃了晃高喜榮胳膊,想要安慰她卻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她沒轉身,額頭死死貼在刷過白色塗料的牆面上。突然,高喜榮的媽媽直起身抹了把臉,她把頭髮攏到耳後,越過我走向高喜榮,拉正高喜榮的紅領巾,牽起她的手就走。

 

3      舞

紙條事件發生後,我才知道高喜榮是單親家庭。她父親高宏生生前經營着一個汽車維修廠,專門修運煤車和大貨車,進進出出都是貨車司機。冬天下過雪,他搭熟人的順風車出門辦事,結果在一個大拐彎處出了車禍。路滑剎車不靈,兩輛大車和一輛私家車發生了三連追尾,傷了四個人,兩人沒有救下來。那場車禍太慘了,現場的情形幾乎家喻戶曉。但我不知道的是,車禍死掉的高宏生就是高喜榮的父親。

這件事在我們之間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裂隙。高喜榮更加少言寡語,她像一攤灰色的陰影永遠蜷縮在教室的角落,融進那裡潮濕的空氣。她也用行動告訴我,她不願再與我結伴同行。高喜榮主動從這段友誼中退出了。她原本美麗的愁苦化為死水般的平靜,平靜到別人從她眼神中再也看不到少年稚氣。這種氣場反倒可以逼退一切想要接近她的惡意,甚至連好意一併遮罩了。

就在我們的友誼一度陷入逼仄,陷入冰水,陷入某種難以啟齒說清道明的狀態時,文藝隊開始排練要去參加文藝匯報演出的舞蹈。一支新疆舞,音樂是關牧村演唱的《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李紅加進薩克斯,給我們伴奏。薩克斯是李紅的專長,她平時上課用手風琴,她的薩克斯我們也難得一見。

排練室有一張廢棄的木講桌,李紅常坐在那裡洗磁帶。她將一盤磁帶洗掉,在上面重複錄下要用的舞曲,方便我們一遍遍練習,不用頻繁倒帶。尤其是夏天,磁帶在答錄機裡快速旋轉,她的食指與無名指各按一個鍵,熱空氣中左顧右盼,百無聊賴地等着磁帶清零。頭頂勉強旋轉的老舊電扇配合着轉盤的速率。磁帶偶爾卡殼,她就用鉛筆把黑色的條帶抽出來捋順了再一點點捲回去。在不會對民歌感興趣的年紀,因為李紅的緣故,我覺得這首歌好聽極了。我們一遍遍練習,我把自己代入歌曲中,像跟着阿娜爾罕經歷了一場無名的曖昧,一場令當時的我費解的戀愛。迴環的旋律像藤蔓在葡萄架上的纏繞。「阿娜爾罕的心兒醉了」這句歌詞不斷重複,我的舞動也格外深情,好似我就是歌中的阿娜爾罕。

在這種沉醉中,我們排完了整支舞。我和高喜榮依舊零交流。她或者走很早,或者走很晚,從不給我機會與她同行。我和她說話,她只像沒聽到一樣躲開。一起跳舞的杜丹絲毫未受紙條風波的影響,她明亮,活潑,像一個從未見過危險的小動物。杜丹不斷對我釋放善意信號,做甚麼事情都邀我一起。沒有人會抗拒一個令人輕鬆愉悅的朋友,但我有點為難,擔心高喜榮看到會有點難過(假設她還在意我的話)。雖然高喜榮給自己戴上甚麼都不關心的冷漠表情,但我知道她肯定有渴望,只是她不敢了。之所以確定這一點,是因為我看到了她令我終生難忘的神采。

匯演近了,我們分成兩組,一組跳一組歇,互相糾正動作。我和高喜榮被分在不同的組裡。清晨的光清澈無比,透過樓前柏樹的枝幹時將樹葉照得脈細分明。整個教室處在一種毛茸茸的暖色中。光不穩定,忽地大亮,又迅速黯淡下來。熱身過後,李紅還沒到。因早起睏倦,所有人都很安靜,幾個女孩靠在牆面補覺。我坐在講台沿上,那個位置恰好能看到高喜榮而不至於讓她察覺我在盯着她。前奏起來時,早晨的霧氣正在光的流動中嫋嫋上升,一陣穿堂風,解開了每個人的面紗,尤其是高喜榮。她正在聚攏又散開的光與霧的混合物中延伸、攀爬,用指尖去觸摸周遭的寂靜空氣。她陶醉了。她緊繃的肢體全然釋放,在綿與力的更迭中旋轉、定格。光照在她的臉和身上,她的表情清晰極了:是無瑕、無傷痛、無怨恨;是油油的水草,是雪山哨卡,是燕尾魚在水中划出的水紋。

旋轉時她的長髮掀起一陣涼風。她的嘴唇跟隨音樂張合,不出聲音,看得出她也無比動情。我當時還不能想到諸如洛神或者阿芙洛狄忒這樣的比喻,只是覺得她美極了。一種與平時的她毫無關聯的樣子,甚至她自己都不察覺,舞動中的她是多麼放鬆多麼愉快。一個雙手向前撫摸的動作落在光裡,像在託庇枝繁葉茂的成人世界,託庇周遭的孤立無援,託庇她自己,她就那樣靜止在我的瞳孔。那時候她一定也覺得自己就是阿娜爾罕。她的明亮神采都揮灑在這舞蹈裡了,我看得出,她陶醉,除了陶醉還能是甚麼呢。

李紅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跳過幾遍。李紅心情大好,帶一兜小蜜橘分給我們。李紅的好心情特別有號召力,當她開心,我們也會比之前更開心一點。那陣子,李紅和胖帥哥談戀愛正到好時候,文藝隊的女孩之間用「胖帥哥」稱呼李紅的男朋友。他是一個帥氣、微胖的男青年,有一輛很拉風的摩托車,經常騎着摩托穿過校園,提着各種小吃水果來探李紅的班。李紅從不當着胖帥哥的面碰那些吃的,等胖帥哥走後,她會靠着牆啃他帶來的煮玉米,有時會直接站在窗簷子旁吃涼拌擀麵皮。每次胖帥哥來,我們女孩先是快速交換眼神,李紅和他說話時我們也竊竊私語。胖帥哥的魅力在李紅不理他的時候集中爆發,我們覺得他諂媚地盯着李紅笑的樣子最好玩。李紅總還是那副樣子,貶巴着看上去很重的假睫毛,面對高出她兩個頭的胖帥哥也總沒甚麼笑。李紅看不上一切的樣子,讓我們一群女孩覺得很有面兒。在所有女孩中,李紅似乎對我和高喜榮喜歡多一點,每次排舞總讓我站中間,經常叫我或高喜榮幫她做點跑腿的事,音樂課前往教室揹手風琴、在黑板畫五線譜之類的事情也都是我們去做;有時候胖帥哥帶的零食也會給我們一點,這點偏愛也是我和高喜榮對跳舞充滿熱情的一個原因。

有天晨練散場,李紅讓我和高喜榮留下。我們疑惑地跟在李紅身後走上旋轉樓梯。轉上二樓後看到樓道裡花朵夾道,殷紅一片。白色的塑膠桶裡裝着至少幾百枝紅玫瑰,雖稱不上花海,但玫瑰已經將她宿舍門前的走廊佔據,只剩中間一道勉強過人的縫隙。我和高喜榮都驚呆了。我們從沒有見過這麼多玫瑰。李紅打開宿舍門,花瓶裡,水桶裡,臉盆裡,就連垃圾桶裡都盛滿了紅玫瑰。面積不大的屋子幾乎被花佔據了。李紅說,帶我們上來,想讓我們幫她一起打掃屋子。屋子太亂了,她說。我和高喜榮看了一眼對方,心領神會。我們小心繞過各處的玫瑰,拾起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將桌上的紙屑與橘子皮抹進紙板箱。高喜榮還從臉盆裡撿起一件男士咖色粗線毛衣和一條夏季的男士短褲。李紅的桌子上除了幾本音樂教材和樂譜集就是各種化妝品,我把她的化妝品按種類重新擺放了一遍。每次演出前,李紅會帶着她超大的化妝盒等在排練室,挨個給女孩們化妝。李紅把牀鋪拉平整,讓我們坐,我們倆拘謹地坐在邊上。她從櫃子裡端出一個吃掉一角的奶油蛋糕,蛋糕上點綴着一圈紅櫻桃蜜餞。她切出大大的兩塊,遞給我和高喜榮。

她又從透明盒裡取出一張光碟。光碟倉從笨重的老式主機上彈出,我和高喜榮的焦慮也明顯達到峰值――早餐時間一結束,就是朱老師的語文早讀課了。我倆都清楚,這節課要檢查課文背誦。所有人一個挨一個去講桌旁背課文,和往常一樣,如果背得流利,朱老師會在點名冊對應欄裡打勾,背不過就畫上圈,伸手打板子,下堂接着背。時間快了,馬上就要到了。我和高喜榮大口吞嚥着櫻桃蛋糕,美味又慌張,以至於許多年後我都忘不了那一口苦甜滋味。李紅很從容,她給自己切出一小塊蛋糕後坐在我們旁邊。我們三人盯着熒幕,像要共同經歷某種嚴肅寂靜的儀式。

畫面像幻燈片一樣漸入。她給我們看的原來是她和胖帥哥的寫真。

「你們倆順便看看這些照片拍得怎麼樣?」

「好看。」「挺好的。」

「李老師,這是你們的結婚照嗎?」

「不是,結婚還沒定呢。」

「這些花真好看。」高喜榮用指尖輕輕觸摸近旁的玫瑰花瓣,枝上的刺她也撫摸過去。

「空運來的」,李紅說,「你們要回去上課,不然送你們幾枝。」李紅用朋友般的語氣和我們說道。

上課鈴響了。我和高喜榮端着還未吃完的蛋糕面面相覷。我小聲對李紅說,李老師,我們得去上早讀課了。李紅看着我們說,沒事,好好吃,吃完我送你們回去。

那天,不算太意外,朱老師和李紅在教室門口幾乎要打起來了。我和高喜榮罰站在講台,將門口的一舉一動看得清清楚楚:起先李紅和朱老師說了幾句話就走了,沒走幾步望見我和高喜榮被罰站在講台上,又回來了,再和朱老師說話時,朱老師的白眼翻到了天上,她說,我的學生你少管。李紅不幹,她說,也是我的學生,我偏要管。朱老師讓同學大聲背課文,誰停下就罰誰,她們的口齒交鋒沒人能聽清。就在朱老師推搡李紅的肩膀,李紅上去抓朱老師驕傲的馬尾時,教導處王主任例行早巡恰好下到一層樓。王主任是特別講究體面的女士,她永遠一副沒有攻擊性的神態,像遠房親戚那樣看着每一個人,遠近得當。王主任緊走幾步,兩手分別按住李紅和朱老師。「有話好好說。這像甚麼話。成何體統!」王主任的聲音一出,教室安靜了幾秒,朱老師轉身進來大喊一聲「背你們的課文,聽不要臉呢!」李紅揮動的胳膊遲疑了,但朱老師絲毫不給這位和事佬面子,她將王主任一把推開,對她說,王彩菊,你少管閒事。

這時候,全班同學沸騰了。拍桌子聲、跺腳聲、喝彩聲、口哨聲四起,所有人都參與進這場突如其來的狂歡。沒人清楚那一瞬間是在為朱老師被叫板歡呼,還是因為看到幾位老師一齊失態而驚奇。「安靜!」朱老師跨進教室大吼一聲。她的面盤慘白,過厚的粉底上兩條細眉已經擠到一起,所有人在同一瞬間安靜並盡量埋低頭,哪怕是餘光的對視也讓人恐懼。教室安靜後,她又重回門外,門外不僅站着李紅和王彩菊,鄰班正上課的老師也都站了出來。這時,朱老師回頭朝我和高喜榮喝道:「下去!」

我倆面面相覷,心想這下我們徹底完蛋了。現實情況卻令人不得其解。朱老師重新回來教室,卻像甚麼都沒發生過,繼續按之前的順序叫人上台背課文。那一天,我們背的是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和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4      暴雨

春天未過完,開始流行一種傳染病。人們為大城市捏了把汗――在我們那個偏遠的城市,所有人都覺得自己離流行病挺遠。在人們潛意識裡,任何流行的東西都只會出現在最引人矚目的城市,連病毒也是如此,不會跋山涉水地光臨。當時人們的信息窗口只有電視機,有些人多加一部手機,許多人生活在信息盲區。在一無所知帶來的憨勇中,人們照常過日子,沒有甚麼恐慌。在一些人口中,它就是一場重感冒,只是感冒能死人卻新鮮。一些人自始至終認為這是謠言,目的是為了讓人心動盪。再後來,關於那場傳染病的報道多了起來,非典,醫護畫面,確診數字,死亡,臨牀治癒……直到電視台開始滾動播出,人們開始有所行動,燒醋,喝板藍根,噴灑稀釋過的消毒液。

一時間,到處都是消毒水的氣味。

與疫情帶來的輕微恐慌相比,我的家人正陷入另一種更為巨大的恐慌:我母親確診了。腦膠質瘤。需要立刻進行開顱手術,緊接着做伽馬刀,隨後還面臨着漫長的化療,有治療方案是好事,手術的低成功率和可能的後遺症讓人害怕。家人對我隱瞞了這些信息,人是有直覺的,我從外婆悄悄抹眼淚上察覺出不祥的信號。當時的我統統不相信,我近似執念地相信有病去醫院就一定能治好。我堅決忽視親人神色中露出的苦相。那是我絕對不能承受的事情,所以我選擇比平時更開朗、更活潑,放大一個十歲女孩本該有的天真來對抗無法處置的不安情緒。

特殊時期醫院不讓家屬陪護,我父親在醫院附近的旅社租了一個牀鋪,每天買了一日三餐送去病房。家裡的積蓄已經快用光了,後續靠着母親的公司借出的一筆錢維繫着。面對生命的負荷,我那時太小,小到毫無用處。外公開始帶一些中藥包回來,有些是單位發的,有些是他去中醫院開的,每天熬三碗,按時按量盯着我和外婆喝下去。喝了不能叫苦,在外公眼裡,吃藥叫苦很沒骨氣。藥就是苦的。

這場大流行病帶給我們小孩不同於教科書的知識補充,從坊間傳聞和電視畫面真正認識大自然:江河真的會大決堤,傳染病真的會讓城市癱瘓。雖談不上「共此涼熱」,但我們所有人都好像在公共事件造成的緊張感中長大了一點點。同學會和我主動說話了,課間打沙包也開始接納我和高喜榮。這種突如其來的友善讓我感到輕鬆,高喜榮卻仍舊對這些好意不配合、不接受。朱老師也沒有再拿我和高喜榮的外貌做文章,不再像以前一樣把我們叫上講台示眾。

我們在體育場的露天舞台表演了《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演出很順利,李紅的薩克斯進慢了,但也沒甚麼大不了。那一學期,在關於遠方病痛的各種傳言中很快就過完了。

我和高喜榮的友情也逐漸回溫。暑假我們幾乎天天見面。她和她母親還住在汽車維修廠。汽修廠有個拱形鐵門,焊着「宏生汽修廠」五個字,廠子很寬敞,一座兩層小樓,砌着白色的牆磚。我經常站在院子裡喊她,如果她家沒人就上去一起看電視,有時也下跳棋,給玩偶換裝,玩角色扮演,我們最愛扮演顧客和老闆,沉迷在砍價和找零的樂趣中。電視上有個點播台,一塊錢點一次,我們用座機點過十集動畫片和兩首流行歌。高喜榮跟我說好,如果她媽媽交話費時發現了,她就堅決抵賴,並且我要給她作證。點播台在空檔會迴圈播放《致愛麗絲》,我們聽了太多遍,後來無論誰起個頭都能一起哼下去。有時我們也會一起寫作業,準確來說是她抄我的暑假作業,我在一旁讀從小書店租來的世界名著少兒版,《基督山伯爵》《茶花女》《漂亮朋友》之類的書就是在那時讀完的。

記憶中那些天每個夜晚都是晴朗的。世界無比清晰。在最好的晴天,我和高喜榮就會去汭河邊上玩,將那些泛着金黃的泥土捏成冰箱、沙發、鍋灶、電視機,再按大小捏出一家三口。我們的想像力是多麼貧瘠,沒有捏出哪怕一件和日常生活無關的東西。濕泥在掌心團成一個圓球,也只會說,看,這個一個麵團。有許多高年級的男生在平緩的上游河面游泳。天很熱,河水十分冰涼,浸在水裡的部分會將涼意傳遍全身。游泳的男孩們常會游到我和高喜榮這邊,他們互相打鬧着,將彼此的身體按進水裡。有時他們撲騰出的水花會濺在我們臉上和身上,水滴從臉上蒸發時常會散發一種泥土的氣味。我和高喜榮交換眼神,一邊笑一邊推搡,表示這些男孩來這兒是為了對方而不是自己。

有一天,我們去了河對岸。河對岸是田壟,再遠一些就到了山腳。那座山沒有名字,上面有一個小廟,上山的路恰好開在山脊,被人踩得光禿禿非常顯眼。有人將那條通往小廟的路稱作「龍脈」,時間一久,好像真有「龍脈」這回事似的,大家上這座山就比別的山嚴肅多了。上山的人們會互相提醒,這裡不能踩,那裡不能踩,踩了這裡會招到不好的東西,踩了那裡惹了「龍脈」會厄運纏身。這是我和高喜榮偷拔大蔥被農民抓住之後第一次上山。兩週前,我們倆在山腰的梯田裡拔掉了半畝大蔥,結果被地主人逮了個正着。我們被罰站了一個多小時。陽光正烈,菜農罰我們在毫無陰涼的地方紥馬步。菜農問,你們哪個學校的?高喜榮趕在我張嘴之前說,東關民小。我有些慌,我們明明是東華小學的。其實我們也說不清為甚麼要拔那些大蔥,所以紥馬步時也沒有真正反思,只覺得太陽毒辣。得了那次教訓,我們很久沒再上這座山。這次走得很迅速,生怕被上次的菜農認出來。上到一半,我們就迅速下了山。

山谷吹來的風撼動着油菜的枝幹,有人將風箏放得很高很高。高喜榮在河邊脫掉鞋子,將腳伸進河牀堆積的泥沙中。我坐在河邊眺望,想搞清楚放風箏的人究竟在哪個位置。沒過多久,河面突然漲水,河水的流速明顯變疾,等我們意識到情況不妙時河水已經快淹掉離我們最近的小橋。山裡下暴雨了,積雨雲正往這邊來。我和高喜榮意識到了危險,準備跑過河去,卻發現高喜榮的一隻鞋不見了。我們找遍四周都沒有,鞋很可能已經被水沖走了。一種近乎求生的肅穆感平衡着我們的身體,我們挨個過了已經沒過水面的小橋,那是附近農民為了過河方便臨時用木板搭的。我們過橋後,暴雨很快趕了上來。我們來的時候是翻牆過來的,但雨水使牆面過於濕滑,明顯爬不上去了。我們只能穿過麥田和村莊小路走回去。那條小路已經被水泡開,泥水裡混雜着乾麥草、石子、破塑膠瓶和碎玻璃,沒有鞋很難走回去。我和高喜榮像兩支垂着蠟液的殘蠟,在暴雨的拍擊下顯得薄弱不堪。我說,喜榮,你上來,我揹你過去。來不及猶豫,高喜榮爬上我的背。她比我高出半個腦袋,但她太瘦,趴在我背上毫無分量。雨太大,稀泥讓人腳底打滑。我頗有責任感地將高喜榮揹離了河灣。到了街上,我們打到一輛紅色三輪「地老鼠」回了汽修廠。高媽媽用一張大浴巾將我們倆裹起來,不停地說誰家的小孩被水淹了誰家的小孩去水庫玩失足掉下去了之類的話來訓斥我們。雨停了我從她家離開。走在雨後的傍晚,與行人紅紅綠綠的膠皮雨鞋相比,我裹滿淤泥的貝貝鞋顯得很有點狼狽。但我滿心愉快,我毫不在乎,專挑有漂亮倒影的水窪跳進去。

那個暑假像一個遊戲結界,我們終於合力打通一個關卡解除封印後,系統卻安排給我們兩個不同的路徑。我們沒意識到,從此就要各自打怪獸了。有趣的是,高喜榮肯定想不到自己撒的謊居然變成了真的――她真成了東關民小的學生。

我父母從醫院回來了。母親因為化療剃光了頭髮,戴着一頂劣質的齊耳假髮。她在我面前還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我極少能看見母親的光頭,有時不經意瞥見了,就會非常心痛。那種感覺很彆扭,想說點甚麼,想問點甚麼,而且意識到必須說點甚麼,但又甚麼都說不出口。剛搬回家住的那幾天,我甚至常會感到尷尬。不知道自己該做點甚麼,越無所適從就在功課上越勤奮,好像自己只能用學習成績去表明自己對母親的關切。

秋季學期開學沒多久,高喜榮就轉校了。她母親結婚了,她繼父是一個常去修車的小老闆,有頭腦,肯吃苦,有錢。她母親希望有人把汽修廠經營下去,似乎他是個合適人選。高喜榮轉走之後,我失落了很久。我把更多時間用在學習上,我開始抗拒漂亮衣服和飾品,而且不同以前,我不再羨慕同學們的熱鬧。我寧願他們孤立我。我一門心思只想做考第一名的好學生。也是在那一學期,學校進行了教學輪換,我們換了新班主任。偶爾在校園裡撞見朱老師,我還是會和其他同學一樣朝她敬少先隊禮,鞠躬說老師好。她每次都笑笑,就像所有的學生都是她的學生。我始終認為,高媽媽堅持給高喜榮轉校肯定和朱老師那次請家長有關。用不了幾年,朱老師肯定會忘掉我和高喜榮。而我們,時間證明,一定難以忘記她。

 

5      對流

初中校園的地下熱點此起彼伏,小世界在一次次驚嘆中闊大了。嬗變的青春期荷爾蒙與躍動的心率,草率又純淨。熱鬧依舊不屬於我。那時我是一個穩居年級前十名又獨來獨往的怪咖。對我來說,關閉外部世界很容易,只需打開隨身聽,或者待在操場後面的斜坡,背教材,做奧數,唱流行歌。初二運動會前後,傳言要從二中轉來一個特別漂亮的女生,和社會青年混得熟,打了老師出了名才換學校的,又說舞跳得好,代表省上參加比賽拿過名次。討論最多的自然是她的外貌,課間隨處能聽到,比如,「全校四美」中的誰要被她取代出局,還有一些八卦,譬如她的男朋友是誰,哪些人和她關係好。一時間話題全部都是關於她。人們還討論她奇怪的名字,她的名字有四個字,關高喜榮,江湖人稱「喜子」。整個夏天,大家都等着關高喜榮的出現。

不知有沒有人研究記憶與溫度的關係,在我的回憶中,夏天佔了太多份額。冬季像一種銜接記憶的膠質體,透明,單調。人在冬季不會發生,不會質變,不會轉圜。冬季與春季都在為那激烈的、熱情的,在為不確定的,為那些大起大落的生命時間蟄伏。一切都在為夏天做準備。

那個夏初,喜歡搖滾樂的人不會和喜歡流行音樂的人做朋友,讀非法出版物的看不上讀青春文學的,玩泡泡堂的不會和玩勁舞團的一起打球,即使玩同樣一款遊戲,玩技術的也看不上煉等級的,埋頭學習的和混社會的更是隔着次元。各有各的陣踞,各有各的驕傲。直到一股「非主流」的審美潮流從網路滲透到日常,所有人無差別地歸順在這種風尚之中。從社交頁面到說話語氣,從穿着到性格,無一不受影響,在網路的情感場域中提早幻想與感受「逝去」的哀傷與無奈風靡一時。在這種表象深處,哥特式的哀傷開啟了我們對「活着」的求索,並對「從生命中逝去」這個命題開始有所感悟。我們用一種不被成年人理解的方式卻無意識靠近了一種人生命題:人都有一些東西終將埋葬。女孩們效仿網路上的圖片,頭髮削得又薄又亂,剪出厚厚的齊劉海,互相交換新拍的頹廢主題大頭貼。同齡人都隱藏在網路昵稱後面,用各種語言符號裝點自己的展示頁。

在這種氣氛裡,高喜榮踩着潮流出現了。高喜榮出現在人群中時,運動會已近尾聲,到了最後的集體賽。跑男子4×400米接力的運動員已經上了跑道做好準備,卻因舉旗子的信號員遲疑幾秒,第一聲發令槍作廢了。那一聲作廢的發令槍讓人們注意到信號員正對着的方向,高喜榮和護送她的幾個高年級學生正朝這邊晃過來。高喜榮留着齊眉厚劉海,耳朵前的頭髮剪成短髮,平整地搭在下頜,耳後的頭髮一直留到腰間。她長得更高了,穿一條淺色牛仔褲和後背垂着白紗的上衣,走路不疾不徐,面無表情地朝這邊走來。幾年不見,她和以前真的不一樣了。那種平靜又叛逆的氣場鎮住了所有看向她的人,像是要讓大家認識她耀眼的美貌,要讓大家知道她是惹不起的人。

我站在人群末尾,從縫隙中看着她。她沒有朝我這個方向看過來,這令我安心,不知道為甚麼,我很怕此時要和她打招呼。能說點甚麼呢?敘舊似乎已經不大可能了。聊點後來發生的?我們的世界已經隔得太遠。我準備繞過人群回教室。

「劉玄。」是高喜榮的聲音。她朝我走過來。

「怎麼?三好學生,不認識我了?」

她的兩隻耳朵戴滿了耳環,少說有十個耳洞。我下意識想去拉她的手,但又收回了。我們走到乒乓球場,那裡很安靜。

「你後爸姓關?」

「嗯。我不同意改姓,就加了上去。」

「我就知道是你。咱們多長時間沒見了。」

「我日,那時候咱們還是憨皮。」

她說完,我們兩人都有點不自在。

我想找點話題。我問她「你喜歡周傑倫嗎?」問完又覺得自己有點傻。

「一般,我喜歡金海心。」她說完問我,「你再見李紅了嗎?」

「沒有。」

「聽說最近和胖帥哥結婚了,不當老師了,去甚麼單位坐辦公室了。」她說完,和她一起來的女生在遠處朝我們這邊揮手。她從乒乓球台上跳下去,「我朋友叫我,我先過去。以後咱們就能常見面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意識到幾年時間已經徹底將我們劃在兩條路上。她明白美貌意味着甚麼,明白美貌可以為她帶去甚麼,她有朋友,有強悍有力的青春。而我,我刻意避開容貌可能引起的一切話題,甚至極端地希望自己變胖、變醜。我希望別人看到的是我另外的努力。我不知道我在向誰證明甚麼,但這種決心已經難以動搖。

放學的人群裡我們又見過幾次,她從來都是和許多人一起。我們互換了QQ號碼,她有一部小靈通手機,手機號碼給了我。她給我號碼時問我,你還跳舞嗎?我說,不跳了,班主任不讓。她癟嘴說這太遺憾了,文藝隊正在排蒙古舞。

有一段時間,為了趕潮流不花錢,許多人學會利用系統漏洞將免費素材換成代碼加進QQ空間裡。我很快就學會了,成了最早一批玩代碼的高手,各種新花樣用起來得心應手。我的留言板很火,每天都能收到各種各樣稱讚的留言,不少同學私信我拜託我幫他們做空間。在這件事情上得了認可,我的首頁換得更頻繁了,大都是文藝又簡約的圖像或動畫,背景音樂是歌手Lene Marlin的歌曲A Place Nearby。我經常打開空間就為單曲迴圈這首歌。天堂就在附近,對一個中學生而言,神秘、哀傷卻撫慰。這項技能讓我在同學中間收穫了存在感,我不再是只會學習的怪咖,糊里糊塗地成了一個潮流內容製造者。

高喜榮是鑽石級的人民幣玩家,不過系統自帶的付費flash過於老套也很容易與別人撞衫。她經常來看我的空間,每次留的內容都與「幸福」兩字有關,留言的排版算得上一流,多是複製來的樣式和發光的字體。我期待她的每一次「到訪」,我還暗暗希望同學能留意到喜子和我關係的與眾不同。我和她每次線下見面都有點尷尬,沒有話題,但在網路上,我們的交流卻毫無屏障。我叫她喜子,她叫我玄子,我們不僅互相有了新稱謂,並且用那火星文高調互動(我在QQ空間裡算是個人物)。我們是兩個由符號和繁體字組成的昵稱,在虛擬網線裡,我們重新成為同一類人。網路和現實不會被人混為一談,網路更書面更隱秘,網路新身份隱去了日常邏輯與個人過往,人人都可以為自己捏出雕像;而現實就是現實,撕掉昵稱,我們不過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甚至乖乖巧巧的初中生。所有人堅決不打破這堵牆壁。

我從她空間的留言推測,那時有三四個男生正在追求她,有一個似乎更親密些,每次都用對應樓層的數字刷屏,稱呼她「喜子殿下」。他的昵稱是一個句號。我點進「句號」的空間,發現有一個相冊全部是高喜榮,高喜榮也會去他的留言板留些火星文,與留給我的不同,那些拼湊起來的語言更頹喪灰暗,還充滿着挑逗。我偷偷回訪過高喜榮訪客記錄裡的每一個人,這種密不透風的關懷讓我感到和高喜榮的距離越來越近了。我想或許有一天,我們能重新成為好朋友。

終於,夏初的一個中午,高喜榮約我週五去網吧包夜。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網吧,有點擔心又有點興奮。我父母剛好不在家,家裡只有我和保姆巧蓮。手術帶來的血液問題讓我母親的免疫力降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和我父親去大醫院複查,他們出去時就由巧蓮照顧我並向我父母匯報我的行蹤――即使在父母眼中我是一個聽話的青春期女孩。可只要是青春期就不能掉以輕心。巧蓮是母親沾親帶故的遠房親戚,比我大四歲,母親堅決反對用「保姆」這個詞,對外都說因為自己身體不好找了個來幫忙的親戚,讓我叫她姐姐。巧蓮出生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山村,小學沒讀完就輟學了,弟妹多,她是老大,我父母付給她不多的工資她都捎回去補貼家用。我們住一個臥室,井水不犯河水,相處算是融洽。

我答應了高喜榮。週五到來前,我一直在想要如何向巧蓮說才能讓她不向我父母匯報。畢竟夜不歸宿是天大大事。我想得先賄賂巧蓮,可我的零花錢實在買不到甚麼像樣的東西,逛了很久,最後買了一瓶促銷的紫色指甲油。我懂得時機的重要性,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提前兩天,午飯時我把指甲油送給了巧蓮,她很開心。

我和高喜榮約在我家社區附近的「e網情深」網吧,商量好傍晚七點鐘她給我家座機打電話。掛掉電話,我告訴巧蓮,我朋友小鈺家停電了,父母不在家,很害怕讓我去陪她。我讓她先別告訴我父母,免得他們擔心,我晚一點就回來。之所以選擇小鈺,因為她和我一樣是大家眼中性格文靜、學習認真的乖女孩。後來我用小鈺打掩護的次數多不勝數,在家人心中,小鈺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在網吧包夜,體驗並不美好,可以說是糟糕透頂。高喜榮是網吧的金卡用戶,網管還有吧檯的收銀小妹早和她混熟了,不用刷卡,見她來了直接輸一串卡號開機。他們是一起玩遊戲熟起來的,日常也用遊戲裡的ID互相稱呼:收銀小妹叫「戀戰十三姨」,瘦高個網管叫「嗜血金槍」,年齡大些有三十出頭的網管叫「沙和尚」,高喜榮叫「鳳尾蝶之戀」。他們打量我一番,跟高喜榮說,沒印象,這美女誰啊?高喜榮說,玄子,我姐妹。那時我還留着很短的毛寸髮型,髮色天生偏紅褐色,為了看上去更像我心目中的包夜女孩,走之前我往白色襯衫上套了件黑色馬甲。單看造型,我比高喜榮更像不良少女。十三姨給我們沏了兩杯即溶奶茶,他們坐一起開始「攻城」。敲擊滑鼠的急促聲、鍵盤的按壓聲、罵隊友的髒話此起彼伏,我在充斥着二手煙和嘈雜聲的半平方空間裡顯得無所適從,不知道應該做點甚麼。我轉身掃視一周,想看看別人都在做甚麼。大多數人在打遊戲,一些人在聊天室聊天,每個人都帶着程度不同的興奮表情戴着掉漆的油膩耳機盯着顯示幕。我身邊的高喜榮忙於組織戰鬥,已經全然忘記我的存在。「金槍,你先回城!」「頂不住了!十三姨你快點兒!」「我日,又死了,得換個裝備」「和尚叔,給我補個藍」……高喜榮活力四射,每次喊話都像要從椅子上炸起來。她是那麼開心,嬉笑怒罵,暢快熟稔。

我戴上耳機打開QQ空間。A Place Nearby的前奏響起,我平靜很多,重複幾遍後令我不自在的感覺慢慢消退了。音樂在重複播放,頭頂空氣裡幾縷煙在交織攀升,久久不散。白色的頂燈將煙霧的形狀明晰地展示出來,一層層,濃一縷,淡一縷,無規則流動着,直到消弭在天花板中央,一層煙包裹着頂燈,讓室內光線更加昏暗。我將桌面上的軟體一個個打開又關上,在遊戲庫我發現了「CS反恐精英」,我家電腦上有這款遊戲,我勉強會玩。終於,高喜榮他們打完了緊要的一局。

「給你開個號,學着玩玩?」

「我沒打過,怕給你們拖後腿。」

「想甚麼呢,我們怎麼可能帶你,你先自己跑着玩兒。」說話間她已經開始註冊小號。「你就叫『西廂九公主』吧,這是我想換的名字,換了怕人不認識我了,剛好給你用上。」她給我選了一個紥雙馬尾的女戰神人物。

「我過會玩,反正沒事,我給你做空間吧。」我說。

「好啊,給我加個炫酷的打開動畫。」

我找了一個星辰滿佈的夜空動圖,她不喜歡,她要黑背景上半張血紅的臉的動畫,開啟空間時半張臉會慢慢流出紅色的淚。不到半小時我就做好了,她又加入一場「勁舞團」比賽。時間剛過午夜。我打開她給我註冊的遊戲,根據提示跑來跑去送東西認地圖,很無聊,我就退出了。不知甚麼時候我靠着椅背睡了過去,醒來時快到凌晨四點。

「這兒泡兩個麵!」高喜榮看我醒了,朝吧檯喊了一聲。

醒來的一剎那,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的脖子、胳膊都失去了知覺,雙腿麻木,動彈不得,過了幾分鐘才能活動。網吧裡的人少了許多,有幾個人趴桌上睡着了。煙味兒也淡了。乍醒過來,覺得自己睡了很久。

「吃完麵咱們走?」我說。

「行,去我家吧。」高喜榮說。

「你家沒人?」

「我媽他們搬家了,汽修廠家裡基本沒動,我有鑰匙。」

我們走在凌晨四點多的夜色裡,街燈已經關了,大街上漆黑一片。離汽修廠還有近一公里時,有輛出租車緊緊跟在我們身後,不停地切換遠近燈。我們對視一下開始拚命地跑。我相信,那一刻,高喜榮也害怕了。汽修廠就在眼前了,我仍然恐懼――如果那個人跟進來,那時汽修廠一個人都沒有。拐進鐵拱門時我一隻腳踏進了髒水坑,天太黑,根本看不清地面也顧不上看腳下。我們慌慌張張進了家門,躲在窗簾背後觀察車燈。幸運的是,很快燈遠了,出租車開走了。我們沒有洗漱就躺下了。經歷過剛才的驚險,我猜高喜榮和我一樣沒能立刻睡着,不知到幾點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沒大亮我就起牀回家了,高喜榮睡得正熟。清晨的汽修廠無比寧靜,院牆周邊生出雜草,正青綠茂盛。我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和碎石子,望向白色的兩層小樓,小樓安靜地佇立在薄霧之中,很熟悉,卻也不是真的熟悉。

 

6      泥沼

網吧一夜像某種彌合,我和高喜榮的軌迹又重新挨近了。一連幾週,每個週五放學後高喜榮和她的朋友們會在學校外的斜坡下等我。我們讀第三中學,學校地勢高,大門外左右各一道陡坡。傳說三中建在墓地上,因為學校人多熱鬧,人氣兒旺可以鎮住墓地裡的鬼魂。這些傳聞讓學校周圍的氣氛神秘又陰冷,尤其是清晨和黃昏。自從我和高喜榮重新要好起來,路上和我打招呼的人多了起來,他們像叫高喜榮那樣叫我:玄子姐!玄子姐!不得不說,我很享受這個稱呼。或許因為好奇,或許僅僅出於虛榮,我打心底願意向高喜榮和她的世界靠攏。

每個週五,我們邊下坡邊脫掉校服塞進書包,去東升火鍋城吃飯,吃完轉去樓上的東升火吧唱歌,這一系列活動被我們稱為「東升一條龍」。吃飯時就會有人喝大,攙扶着他們去唱歌房進行第二場。第二場下來,許多人會醉到不省人事。有幾個女孩喜歡抱着樓道扶手大哭,還有人不停地講電話,大家醉後的樣子各不相同。我學會了喝酒,或許是新手的運氣,我總是喝不醉,酒後的我反而異常清醒。那群人中年紀最大的也只有十八九歲,酒後卻像一群已經受過生活磋磨的成年人,唱着唱着就哭了。或許是酒精的催化,或許是燃燒的荷爾蒙,大家都將最直白最徹底又最無所遮攔的情感放在酒後眩暈的時段,所有人都是一副愚蠢而單純的樣子。

高喜榮在校門外等我的情景被一個老師看到了,以為我被社會青年找上了麻煩,格外留意我的行蹤。後來發現我和他們是一夥的,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姓李,是我們的數學老師。李老師也開始留意我的行蹤,用看似不經意的方式告誡我要少和社會上的「黃毛」來往,多想想高中實驗班和理想的大學。善意的規勸對我並沒起甚麼作用。我把攢了幾年的壓歲錢全部取出來,買了一部小靈通。

週五的活動都相似但絕不令人厭煩。朋友,朋友帶來的朋友,每週都會零零散散出現幾個新名字和新面孔。女生們很會打扮,個性也都伶俐,處身其中,我過於冷靜木訥。沒想到的是,我的木訥卻讓我受到歡迎,女孩們將我視為一個可以放心傾訴的對象。每次我都會早退,在廣場的台階上坐一會兒,嚼口香糖,吹吹風,好去掉KTV包廂裡濃重的煙酒味。我最喜歡坐在雕塑下的圓台上,仰頭看,巨大的石雕像一個探向宇宙的彈弓。有時眼前的世界會轉動,讓我感覺自己正繃在弦上,馬上就要被發射出去。世界不轉的時候我格外冷靜。我用目光穩妥地鎖住行人,他們的一舉一動像加了慢動作特效,我可以捕捉到極其細微的變化。我感到紓緩平靜,我無憂無慮,那一刻我無情可抒也無愛可訴,只有單純的愉悅。都說吹夜風可以醒酒,或許有效,我總能在進家門後走出正常人的步伐。到家後,我會盯着地板磚拼接出的紋路走直線,一度非常自信以為沒有人發覺我的變化。和那些朋友不同,我開竅稍晚一步,那時完全感知不到青春期情感的那部分悸動,這使我難以成為有天賦的叛逆者。我有時覺得那些酒後大哭的女孩挺好的,她們看上去甚麼都不怕,甚麼都不在乎。我無法成為她們,即使沒有人管我,我也做不到。我衝不破莫名存在的自我管制:他們在哪裡都樂於做一個叛逆小孩,而叛逆只是我的一個隱性位面;一個乖小孩,這才是我的日常形象,也是我唯一擅長的。

直到一個週六早晨,我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沙發上,枕着枕頭蓋着被子,紅色小靈通擺在茶几上。我父母已經去上班,巧蓮也出去買菜了。我將枕頭和被子抱進臥室後環視一周,沒有發現破壞東西或嘔吐的痕迹。我以為全世界都在等我的解釋。我以為「攤牌」的一天到了,可事實遠遠超出我的預料――大家絕口未提前夜發生的事,家庭氣氛比平時更沉默。我母親照常午休、澆花、吃大把藥片,父親一直在擺弄他從地攤上弄回來的古幣。巧蓮做完事就站在朝南的窗口,她穿着我母親不再穿的淺綠色燈芯絨背帶褲,背影紋絲不動,我想和她對視去探探底兒,但沒有機會。我不知道她在看甚麼,從她那裡望去只有隔壁的變電廠。我從自然又微妙的噤聲中察覺出小心翼翼,開會決議過似的整齊劃一。

「手機是誰的?」吃飯時我父親問我。

「同學的,我借的。」

「別說謊了,我知道是你的。」

碰巧手機突然震了起來,我隔着褲兜按掉。又震一次,又按掉。空氣變得異常奇異。我母親和巧蓮的筷子懸着不動,在等指令似的。

「多少錢買的?」

我沒說話,也不敢看父親的眼睛。

「以後週內手機沒收,週末你可以拿去。」

對比我早晨睜開眼在緊張與尷尬中預想到的各種結局,這是不曾想像到的。我常會經意不經意想起當時的場景。如果他們當時揭露了「真相」,一個極可能的結果就是促使我成為徹底的人――徹底叛逆,表裡如一。我父母視而不見的冷處理,完全阻斷了這種轉化的可能。於我而言,就不是肆無忌憚,而是難為情。打那之後,某種契約就在我家達成了――他們不會說甚麼,我只要不自己做出讓自己難堪的事情。

時隔很久我才理解這種契約精神。那是到新加坡的第二年,我在一家電視台為一檔法制小劇場做編劇。有一期的合作方是兩個和我年齡相當的人,一個土耳其華僑,是個畫家,另一個是馬來西亞做燕窩生意的商人。我和一個編導負責照顧錄製當天嘉賓的晚餐。節目組有好幾個合作餐廳,會權衡嘉賓的宗教信仰、飲食習慣選餐廳。那一天走出攝影棚已是黃昏,我們選了一個美式餐吧,那裡有非常不錯的精釀啤酒。點餐時我發現,畫家和商人雖有同一種宗教信仰,但飲食習慣不大相同,一位喝酒一位不喝酒。我們相談甚歡,不喝酒的商人舉着汽水與畫家乾杯,畫家說:「啤酒真不錯,你確定不要喝一杯?」商人笑着,用輕鬆的口吻說畫家是「主的叛逆的天使」。叮。兩種玻璃杯撞在一起的瞬間,我的意識立刻沉入當時在家場景――無論在我前面加上甚麼修飾語,又無論我想要給自己添上甚麼新詞彙,父母始終給我準備着隨時隨地擁我入懷的愛。無論好的壞的,順從的叛逆的,純粹的虛偽的,美的醜的,我都是他們的好女兒。他們選擇不動搖這個前提。這份愛我遲遲領悟。那時我完全沉溺在那群朋友帶給我的超乎年齡的現實的新奇感中。

除了週五一起玩,高喜榮還經常帶着她的姐妹去「教育」人。或許是因為我的外表看上去不能壯氣勢,打架的事她從來不帶上我。她們有時在操場後面的高牆外,有時在學校坡下的居民樓背後,事情的起因往往很荒謬,有時甚至是因為從一個眼神中看出了挑釁或者鄙視。如果說受欺負和欺負人可以相抵,那她早已逾過早年承受的一切。她成了所有同學甚至老師都惹不起的人。那些傳入我耳朵的傳言,細節十分逼真,我沒有親眼看到過,就騙自己不去相信。

我見過類似場景。一次放學路上,一夥人將走在我前面的女生拽進了居民樓。我跟了進去。我遠遠看着他們拽着那個女生的頭髮把她推倒在地,下手都用了狠勁兒。那個女生一直在說「我錯了,對不起」。因為她的道歉,那夥人像佔了理一樣更肆無忌憚起來。一種窒息感將我的肢體死死遏制,彷彿就是高喜榮站在我面前拽住那個女生的領口,把她的頭往牆上撞。

「她怎麼了?」我強作鎮定。

「你們認識?」領頭的女生問我。

「她是我同學。她肯定不是有意的,你們這次就放了她吧。」我也沒甚麼底氣。領頭的女生示意另外幾個人住手。她拽着那個女生的領口說:「看在玄子姐的面子上,這次饒了你。下次小心點。」

他們走後,我幫那個女孩拿起書包整理好頭髮,一起走出巷子。讓人有所忌憚,並沒有令我欣喜,反而令我恐慌。我意識到事情似乎出現了偏差。這種狐假虎威也並沒有維持多久。高喜榮的圈子變得越來越複雜,開始有職業不明的成年人參與進來。按高喜榮朋友的說法,同類人可以分成三種:混場子的,看場子的,開場子的。很明顯,以前一起玩的都是混場子的,之後加入了看場子的,再後來就開始出現形形色色開場子的人。這些人有許多共同點:大多四十歲上下,都有年輕時候的精彩談資,長方形錢包鼓囊囊裝滿鈔票,鋥亮的皮鞋,鼓出來的啤酒肚,和所有人稱兄道弟,結賬利索且一定會打電話給老闆證明交情存在。學生間的青春期話題也變成了社會營養的輸出:做人的潛規則,灰色地帶的交易,與警察周旋的方法,還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話題,比如刀具、群架和違禁物品。

變化之初我就有所察覺,只是沒想到後來會一發不可收拾。無論誰在場,高喜榮都能應對自如。她和他們兄妹相稱,酒過三巡後他們會攬着高喜榮的肩膀,一隻胳膊劃開面前的空氣。「喜子妹子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常擠坐在沙發的最邊上,那裡燈光昏暗,除了高喜榮不會有人特意跑過來。再後來,高喜榮的朋友圈開始了某種意味深長的「精簡」。起初,我偶爾會被排除在外;逐漸地,我也徹底被摘離出他們的圈子。我雖不清楚其中緣由,但一直以來潛藏在我體內的緊張卻因此得到了緩解。再走幾步,就會是一攤泥沼。我有不祥的預感。

 

7      倒春寒

後來我所得到的友情都建築在知識的交流上,至少是在成年人的理性和常識之上。美麗又聰明的女人,風趣又進取的男人,所有人都知道魅力要用在何處,人生要怎麼設計才安全才光鮮。只有高喜榮是獨一無二的異類。當所有人都急於擺脫過去的破敗去尋找新世界時,只有她想要留在舊世界。舊世界讓她安心。她是舊世界的女王。我和她的故事都發生在她的世界裡,即使我漂洋過海擁有了自己的世界,但她依舊主宰着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許人終此一生只能在最初的底色上作畫。現如今,我的世界不能對她產生絲毫影響,可能她也不會在乎。這就是時間的藝術。不可逆的線性。

我和高喜榮又一次淡出彼此的世界後,我們週五再也沒有一起聚會。我還能從同學那裡聽說關於她的一些事。她似乎擁有了更厲害的朋友圈,都是那座城市有頭有臉叫得出姓名的人。還有傳言說高喜榮帶着她的社會朋友將繼父打進了醫院。我無從求證。我和高喜榮關係又退回到QQ空間的來訪記錄裡。我不知道她母親嫁人、她轉學校之後發生過甚麼,對此她隻字不提。我們也從沒有回憶過當年遭遇的事情,沒有說起過朱老師,好像她天生就是這副生冷不忌的樣子。

我的週五顯得寂寞,像是憑空多餘出來一天。見我一放學就回家也不出門,我母親問我是不是和同學相處不好,我說沒有,大家太無聊,不想參與了。除了全家一起看看黃金檔的電視劇,大多數時間我都呆在臥室,巧蓮喜歡和我一起呆着。我看書,她也會做點自己的事情,她學習織毛線,練習普通話,用五毛錢一束的彩色絲帶編手鏈。剛開始我還會期待高喜榮像以前那樣對暗號似的發短信給我。時間一久,我也不再期待,徹底接受這一頁已經翻過的事實。

有一次我看見巧蓮坐在牀邊給腳趾塗那瓶紫色指甲油。我送給她以來,第一次見她用。

「為甚麼不給手指甲塗?」我問。

「手要幹活。」她說。她塗得很仔細。「不像你的手是寫字的手。」

我頓時不知該說甚麼好,為了打破我以為的尷尬,我拿起一本青春雜誌(那是我認為最有趣最前衛的雜誌)問她,「巧蓮姐,你看雜誌嗎?這最新一期的。」

她接了過去,「我不認幾個字,可能都讀不懂。」她用陳述事實的語氣說得很平常,而我敏感於我和她年齡相差無幾而境遇卻如此不同。我也盡可能平常地和她說話,讓自己的語氣不帶一絲一毫同情或者近似情緒。我內心恍然自己已是如此老成,已經懂得如何照顧一個人的自尊心。

「為甚麼不讀書了?」

「兄弟姊妹多,讀不起。」她手中的甲油刷停頓了。「主要也是我讀不進去書,不是那塊料。」

我想和她探討未來想做的事,我想問她離開我家後會去哪裡,但都沒有說出口。「未來」這個詞對我們兩人而言可能意義不同,不能對比討論。彼時我篤信事在人為,做夢可以無邊際,我相信理想生活踮起腳尖就能摸到;而巧蓮的未來似乎可以一眼望見:離開這裡後嫁人、生子,再和丈夫一起做點小生意。過於花哨的想像只能歸於空想。我普通不過,但相比巧蓮,我成了擁有了特權的人――可以做不切實際的夢。「可以」如此簡單的詞,卻是像天塹一般地存在。不知是為巧蓮,還是為我窺破了這道命運題的無解與莫測,我的眼淚快要抑制不住。我別過頭,迅速將它們抹去。我拿起圓規以同一圓心、不同半徑畫了兩個圓。我大約明白這突如其來的領悟對我意味着甚麼,但我當時並不能清晰地將其表述出來。過早且過溢的共情讓我沉浸在自己杜撰的情緒中,當時的我不懂,半徑不同也能各自圓滿,無論是我、巧蓮,還是高喜榮。

沒多久,我發現高喜榮有了男朋友。他們在彼此日誌、留言板裡面說些相當露骨的話,他們的朋友會在下面陣形整齊地回帖:池哥喜子姐駕到,狠狠愛。我翻看了每個人的相冊、日誌和留言板,沒有幾個在校生,全都是無業青年。他們口中的池哥不難打聽,名叫陳池,前幾年打群架將人致殘判了六年,進去不到兩年就出來了。我在陳池的空間相冊裡看到陳池和高喜榮的照片,應該是在陳池二十歲生日派對上:兩人站在蛋糕後面,池哥穿一件黑色貼身T恤,短髮,五官乾淨,一隻胳膊摟着高喜榮。高喜榮妝面精緻,穿一件波點抹胸吊帶裙,上半身緊貼在陳池胸口。高喜榮看上去熱辣、性感,由內而外散發出成熟女人的魅力――單看照片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本應在初中校園準備參加中考的未成年女孩。

談戀愛後的高喜榮徹底從校園消失了。我曾試着聯繫高喜榮,那一串數字已成空號,她換了手機號。我只能在網路上追蹤她的動態,一種難以琢磨的心理動機促使我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想要瞭解關於她的一切。她開始用「男人」「女人」的稱呼寫日誌,字裡行間不難發現她和陳池已經有了身體關係。她不避諱,各種細節都寫進日誌。那些日誌撞破了我的心理防線,給了我最初的身體啟蒙。當時不懂,只覺得她用跌落的形式越界了,她打破了最後的可能性――年少無知便能「回頭是岸」的可能性。她好像離岸越來越遠。赤裸裸的充滿頹喪的文字也告訴我:關於高喜榮的一切,我從此只能是個看客了。我又一次感到無能為力。經歷過朱老師,經歷過我母親的手術,我滋生出一種自欺欺人的樂觀:人只要在合理範圍內,一切事情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遇到不好的事我就視而不見,總會好的。我堅信事情因人的意志而轉移。但這次,高喜榮動搖了我的樂觀。

我常停留在高喜榮的留言板,幾次想說點甚麼,但以我對高喜榮的瞭解,任何形式的說教都只會適得其反。我想起一句王菲的歌詞。我們都愛王菲。為顯得漫不經心,我把字體換成非主流文字並穿插進複製來的花哨排版中。

「愛護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我給她留言道。

「上次那件黑馬甲不錯。」她回覆我。我知道她看明白了。

也是在那一年寒假,我外公去世了。臘月二十八,我外公長年的糖尿病併發症引發了心肌梗塞,第三次發作時沒能搶救回來。族人重落葉歸根,要按排行葬在故鄉的墓園。外公的家鄉在臨市的鄉下,我們連夜驅車,到時天沒大亮,不少人等在月光裡,他們挺拔、肅靜、莊嚴,站在那裡像幾棵嚴霜覆蓋下的樹。北方的臘月,萬物肅殺。在最冷峭的尾越,外公的喪事成了鄉村圖景的一部分。整個葬禮從開始到下葬都很安靜。不在葬禮上放聲哭,這是祖上傳下來的規矩。人們會擁抱那些發出啜泣聲的人,將聲音捂進厚重的棉服。人們追隨裝着外公遺體的木匣子上山。路過一片果園時,我母親停了下來。圍巾裹着她的下頜,她的眼睛已經哭腫了,一夜未眠,手也腫了,塞不進手套。她牽着我的胳膊,站在一片荒蕪的園子的邊緣。

「我爺爺就是靠種這片果園供你外公上的大學。」她說完又補充說,「有幾年還養過蜂,沒成功,才開始專心務農。」

「現在沒人種水果了嗎?」

「嗯,人都出去了。」

「為甚麼不把我外公就埋在這兒?」

「墓園裡早都留好了你外公的位置。」我母親指着臨近的一個小山包。「就在他父母墳堆的後面。」她說,「這些以後你都要慢慢去瞭解,人都有個來龍去脈。」

我們在那站了許久。

「你已經大了。如果哪天我沒了,你要來看我,你要知道這條路怎麼走。」我們重新回到人群裡,母親走在前面,我和其他小孩跟在最後面。那是我第一次直面親人的死亡。整個葬禮,我像局外人一樣盯着別人的臉,想知道別人都是甚麼表情。我異常冷靜,好像這只是一場預演、一次綵排。就像逃避母親手術風險的可能性,我無法應對人的突然離場。我沒有準備好。整個葬禮,我沒有傷慟。我只感到平靜,這種平靜好像能搭建出物理距離使我遠離一切我熟悉的東西。互聯網、學校生活,還有高喜榮。山野的寒風無遮攔地穿過我的身體,清涼,透徹,脈搏和呼吸微薄而平穩,大腦也停止了運轉,沒有任何雜亂思緒。

我們在外公的故鄉住了下來,打算頭七過了再走。那些天,我每天沿那條路走幾個來回,走過山野,走過橋頭,走過一條被造紙廠污染了的小河,還有兩岸的煙囪和被封鎖的木板橋。我朝外公墳丘的方向一直走,但終究沒有膽量真正去到那裡。越靠近越感到無限的陌生,好像我才要開始認識躺在地下的那個人。我回想和外公有關的事情,多年相處卻並沒甚麼特別的事件只關乎我們爺孫二人,反倒只有朱老師叫家長那次的細節最是清晰。像是很久遠的事情了,久遠到我快忘記曾有那樣一段時期,久遠到我難以將現在的高喜榮和曾經那個女孩聯繫在一起。我又想到陳伯打趣我外公的話,「棋陀螺絆爛,算盤珠子撥爛」。多生動啊,陳伯比我瞭解外公,陳伯至少見識過他的兩種樣子,而我只知道他是外公的樣子。我竟不知他究竟是誰。

直到在南京讀大三的那年,我才隱隱覺得我有準備和勇氣去承認這個事實――我可以清晰地在腦海中重繪那個畫面:外公蓋着一襲白布躺在木板上,突兀的寂靜,莊嚴又神聖的細節,林林總總。格外思念外公的那幾天,南京正在倒春寒,風很大,滿世界艷綠的植物隨着風勢劇烈搖擺。我路過一個住宅社區,門衛處聚着幾個大爺在下象棋,沒有桌椅,有的人蹲着,有的人乾脆席地而坐。周圍圍着幾個人,手裡攥着口香糖的是準備補位的,攥着鑰匙的是回家路上看個熱鬧的。贏了最多口香糖的是位一頭銀髮的老人,人堆裡他明顯更老一些。他穿着改良的中山裝,除了出棋時騰出一隻手來,兩手一直背在後面盤着他的戰利品――那些貨幣一樣流通的口香糖的包裝紙已經被手掌磨得色彩斑駁。我沒有長時間圍觀。一邊走一邊聽着棋餅撞在棋盤上發出的聲響,一種遲來的喪失感朝我而來。回去後,我大哭一場。說不清是因為想念外公,還是哭自己的遲鈍,抑或只是在哭逝去這種必然。那種感覺近似悵惘,而非悲傷。因為那時我已清楚地知道,這種喪失會繼續下去,直到時間將我推到最前排,再無可失。

 

8      藍洞生物

突如其來的葬禮徹底中止了我對高喜榮生活的好奇與窺探。那陣能透穿體魄的寒風在我體內持續颳了很久。生活日漸冷卻,在冷靜到近乎木然的狀態下,我以全市前十名的成績考入了一中的理科實驗班。在我發現終於失去訪問高喜榮空間許可權的時候,我也將自己的空間設為僅自己可見。我還是會留意高喜榮是否上線,留意她的新頭像和新昵稱,但再也沒有點開過聊天對話方塊。

記憶中最漫長的假期開始了。燥熱的正午,我常無所事事地遊晃在街道上。我把所有零用錢全花在電玩吧的跳舞機上。我不迷戀綴着白色蕾絲邊兒的裙子,不在意髮飾和耳環,也不在意美食城的酸辣粉和鐵板燒魷魚,我把全部零用錢換成一塊錢硬幣大小的金屬遊戲幣。跳舞機是雙人連線的設計,女孩們總是倆倆成對。我沒有這種煩惱。我投進去單人遊戲幣,只啟動機器的一邊,只用兩個幣我就可以跳通關。有時圍觀的女孩們會用隔壁冰店的酸梅汁換我帶她們跳一次通關。我也不吝嗇自己的遊戲幣,只要有人想和我連線跳舞,我會讓她們隨着自己的喜好去選歌,我都可以。作為跳舞機最高紀錄保持者,每次走出電玩吧,我都心情大好。

有天午飯時間,我從電玩吧出來,短袖的後背已經濕透貼在身上,馬尾也鬆鬆垮垮。在廣場外的環形走廊上,我看見一個暑期吉他班正擺攤招生。一張舊課桌,兩聽冰鎮可樂壓着一疊傳單,瓶身滴下來的水打濕最上面的幾張。吉他班是一個樂隊辦的,他們的招生宣傳單上印着五個並肩站立的人影,寫着「盛夏開燥――藍洞樂隊暑期吉他班火熱招生中」,下面還印着兩個電話號碼。桌子後面站着的兩個明顯很不自在的人,正東張西望,左右挪換着步子。

「藍洞樂隊?」我在簡陋的招生處逗留了一會兒。

「嗯。」說話的人可能覺得我不像是會學吉他的樣子,晃着身體,不打算在我身上耗費時間。

「我們是個地下樂隊,玩搖滾的。」

「沒碰過吉他也能學嗎?」

「暑假班就是零基礎教學,從零開始。」他拉開其中一聽可樂。嗞。易開罐裡發出氣泡跳動的聲音。

見我沒有走掉,他又遞我一張宣傳單,手指敲了敲寫聯繫電話的地方說:「范軼川是我,不明白的你可以再打上面的電話問。不過得快點決定,馬上要開課了。」

藍洞樂隊。從零開始。我琢磨着上面的對話穿過人影稀少的廣場,像隻歡脫的麻雀連蹦帶跳地撞進熱空氣裡。天是柔軟的藍色,流雲稀疏。夏天獨有的晴朗氣息撲面而來,夾道的矮樹叢、石雕、仿古建築表面顏色看上去格外飽和,目力所及處沒有任何雜質,周身的一切似乎都在向我愉快地宣告:一個嶄新世界即將到來。

見我對學吉他有如此高的興致,家人也熱情滿滿,當天傍晚,父親就帶我去了商場,從掛滿樂器的牆壁摘下一把中價位的淺木色吉他。

挎起吉他包,我的夏季就正式開始了。前幾節課在一個沒有刷漆的平房,老房子裡勉勉強強擺着幾張桌子。大概來了十個學生,都是同齡人。像所有培訓班一樣,開場很嚴肅,交完學費後我才知道那間「教室」是主唱胡老師找朋友借來的,用一週就得還回去。房子還回去後,我們開始了流亡式教學:有時在胡老師家,因為太吵總被鄰居投訴,投訴多了我們就下樓去社區花園;有時我們也會直接約在足球場或者某個公共草坪,下雨天就顯得難為情。記憶中,那個夏天多是夜雨,白天總是暴曬,偶爾來場陣雨,持續不了多久就會重新出太陽。

樂隊的兩個吉他手負責教學,貝斯手搞後勤做點雜事,鼓手有名,隔三差五能接到其他樂隊的商業助演邀請,沒怎麼露過面。除了胡老師稍長幾歲,其他的人年齡都二十三四歲上下。胡老師是吉他手也是主唱,他有一頭茂密的、總也洗不乾淨的長髮,這使他看上去更權威。相比之下,范軼川對我們則毫無要求和管束,可能在他眼中辦這個吉他班就是在鬧着玩兒。一開始我們也叫他范老師,但他的白T恤、白球鞋配上一張清白無事的娃娃臉看去實在不像老師,後來所有人都跟着胡老師叫他「大川」。他都無所謂。只要有空當兒他就抱着電吉他,手指在琴枕上爬一段《卡農》或者《匈牙利圓舞曲》。不插電的電吉他像是另一種樂器,發出的聲音清甜、溫柔,甚至是嬌弱,毫無插電之後的侵略性,十分微弱,一點兒噪音就能將它吞掉。平日轟炸全場演繹重金屬搖滾樂的琴弦發出這樣的聲音,十分迷人。

我們沒有教材,胡老師每天會發一張紙,上面印着當天要學的和弦和譜子。為了讓學員不失去興趣退學,一開課就教流行歌彈唱,在過程中才開始學習和弦和指法。我們學的第一首歌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吉他班的學員從小學生到初中生都有,年齡最小的是一個正在矯正視力的三年級男生,他戴着眼鏡,左邊的鏡片用布套遮起來,吉他豎起來比他還高出許多。剛開始我們的學習進度很慢,兩週過去我們還在彈這首歌。胡老師家樓下的花園走廊裡有一個圓形爬架,上面覆蓋着厚厚的藤蔓植物。我們圍着植物爬架站成一個圓圈,一邊掃着弦一邊唱着歌,來回重複唱着副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嗎?你知道我在等你嗎?」起初我們的大合唱會引路人駐足,沒幾天大家就見怪不怪了。范軼川從不參與合唱,他總是獨自坐在花園圍欄上面對着大家,偶爾過來更正下指法。他和人相處有平靜的距離感,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但也讓人很難開口和他說話。他的穿衣風格也加深了這種印象,我猜他的衣櫃只有白色和黑色這兩種顏色的T恤。

我的頭髮已經長長許多。過去為了將同學的注意力從外表上轉移開,我一直留着寸頭,一年四季都是中性打扮。現在我不再是假小子模樣,可衣衫單薄的夏天,胸部的發育又給我增添了新的尷尬。無論天氣多炎熱,我都會在短袖外套一件馬甲――高喜榮稱讚過的那件黑馬甲。這種無甚成效的遮掩多少能化解我的難為情。

我不僅外表成熟,個性也明顯比同齡人沉穩。敏感的我比同齡人能更能洞察人心,也更加處事不驚。閱讀別人的意圖,理解別人的情緒,還能感受到別人強裝着不想展露出來的隱秘的心思與願望。當時的我已經開始思考許多嚴肅話題,為了解惑,我將圖書館的名著區一排排讀過去,試圖在那些被命運支配的人物身上尋找回應。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父母一度以為我有些自閉。這些不符合年紀的老成被這個荒謬的吉他班收繳了,在一群天真的陌生人中間,我感到自由自在。撥片一下下掃向琴弦,尤其是從上往下掃弦的動作,我總是格外用力,那個動作好像彈掉身上的灰塵一樣,瀟灑,爽快。唱起歌,我覺得自己就是即將遠遊的浪子,要離開故鄉,腳踏新土,我可以成為任何我想成為的人。

我抑制不住地留意范軼川的一舉一動。即使不看他,我的意識也在努力地感受他的聲音、他的琴聲、他走路的節奏、他的指尖。他用電吉他彈古典樂時我可以明目張膽地靠近他,學員們很吵,而那個聲音離得很近才能聽到。我們沒有交流,我只是安靜地坐在他身旁。他全身心都在旋律中,如有一個音彈錯了他就不慌不忙地從頭開始。我有時想,如果因為我坐在他旁邊而讓他有一丁點兒表演慾該多好,但他沒有。他心無旁騖,全然不在意是誰坐在身旁。幸運的是,一場雷陣雨幫了我。

我們在汭河右岸上課,陽光猛烈,草坡上有大大小小的石頭,大家挑大個兒石頭背光坐下來。范軼川給我們上課。他給我們彈唱了一遍水木年華的《蝴蝶花》,這是我們要學的第二首歌。河水在流動。一陣青草香鑽入鼻腔,不濃不淡。河面反着光,望去像是擠滿銀色的鰷魚。遠處的吊橋上的人們正在左右搖晃着橋身。我的目光流連於目之所及的一切事物,唯獨難以直視迎着陽光唱歌的范老師。他像一塊涼爽的薄荷糖,沒有陰影,沒有雜質。

我決定下課問他是不是還在上大學,如果是,我就問大學生活怎麼樣――像一個開朗女孩那樣輕輕鬆鬆說出口。

雨是瞬間落下的。沒有烏雲,沒有雷鳴,沒有狂風大作,太陽也來不及收斂光照。雨滴急促地拍擊河面。所有人愣住了,一齊看向胡老師,等待着指令。「跑。找個地方避雨。」胡老師喊道。大家迅速把吉他塞進琴包,往岸上的馬路跑去。馬路兩邊是圈起來還沒開發的荒地,裡面栽滿不及人腰的樹苗。繼續往前跑。雨越來越大,已經開始阻擋視線。陽光和氣溫絲毫未降,地上的雨水一邊匯聚一邊蒸發,眼前茫茫一片,一時不知要跑去哪裡。「後面的同學跑起來。」胡老師振臂一呼。在毫無遮攔的地方,跑就是在避雨。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將吉他頂在頭上遮雨,我把琴包緊緊抱在懷裡,我想如果它壞掉我很難再向父親開口要一把新的。跑了有一刻鐘,大家的步子整體慢下來。不知誰起了個頭,合唱開始了――「莫名我就喜歡你,深深地愛上你,沒有理由,沒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歡你深深地愛上你,從見到你的那一天起……」大家被雨水澆得越透,歌聲反而越大了。我的頭髮一捋一捋貼在臉上,不斷揩去臉上的水才能正常睜開眼睛。范軼川頂着一件牛仔外套,靠近我時,他將外套往我這邊挪了一半。外套早已濕透,邊緣在滴水。我唱歌的聲音變小了,小卻細膩。我在篤定地唱出每一個字。

大家四散跑回家。一直到雨停,天色也沒有陰鬱半分。水份很快蒸發了,讓這大雨更像一場幻覺。回到家,我覺得理由充沛,便給范軼川的號碼傳去一條短信:你沒感冒吧?謝謝照顧。劉玄。他幾乎瞬間回覆:我沒事,到家洗個熱水澡。

 

9      玻璃杯

我和范軼川的短信沒有間斷。一開始,在吉他課上我們還是保持距離,只有指正節奏或和弦指法時他才會和我說話。下課後我們會短信聊到深夜。德國戰車,齊柏林飛艇,槍炮與玫瑰,扭曲的機器,二手玫瑰……他聊得很有興致。即使我對重金屬搖滾樂隊一無所知,他還是像遇到知音一樣對我講些樂隊的歷史、人員的變更、音樂風格的演變。我會對他說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基督山伯爵,學校傳聞,奧數比賽。我們同時扮演傾訴者和聆聽者的角色,只是我們不在對方那裡尋求慰藉或者共鳴。我們只是聊天。這種秘密交流令人着迷。

白天見面時我們也不會尷尬,維持當下這份秩序令人輕鬆。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幾天,直到一天下課後他出乎意料地提出陪我走回家。我們像初代聊天室的網友見面,線上聊得風生水起,見了面卻變成了兩隻鵪鶉,只想把頭埋進羽毛裡。走到我家社區外時剛好下午三點,我父母通常五點半才下班,那幾天巧蓮也請假去新疆陪她母親摘棉花了。

「你要不要去我家坐坐?可以教我首新歌。」我突發奇想,像大人那樣對朋友發出邀約。

「這樣可以嗎?」他猶疑了,沒料到我會這樣說。

「我爸媽下班還早,夠學半首歌的了。」

我學着母親的樣子請他坐在客廳,泡了一杯我父親的綠茶放在他面前,又去檢查冰箱裡有沒有甚麼水果。有那麼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和他的年齡其實相差也不大,只是隔着十八歲這個坎兒,幾年時間就顯得長了,長到把我們分成兩類人。我只是一個準高中生,而他已經是一個工作的成年人。我又為自己老道的待人接物感到窘迫。燒水倒茶招待客人,好像我是他的同齡人,甚至是比他還大的女主人。我提出帶他參觀我的臥室,我的臥室牆上貼着許多明星海報和我的大頭貼,還有大熊公仔和米老鼠玩偶,這些東西多少化解了先前的念頭帶給我的尷尬。

他站在門口禮貌地掃視一圈後回到客廳,從琴包取出一個樂譜集,開始調弦。校好音準,他從樂譜集中抽出一頁給我。

「我們學《外面的世界》。齊秦的歌,你會唱嗎?」

「聽過,應該會唱,就詞不熟。」

「樂譜你留着,沒事就練練。」

「這個給我了,你還有嗎?」

「別擔心我,我這裡有譜。」他歪了下腦袋,笑了。「先給你完整地演示一遍。」

這一場景曾多次湧現在我眼前。在許多關口,學業和工作帶出的辛酸和落寞過濃時,范軼川在我對面唱歌的畫面就會不經意溜出來。這個場景就像是一個綿長的懷抱:有人早就預示過這一切。只是在那個時候,我並不真的在意外面的世界究竟如何。一個意氣風發想要通過應試走進更大世界的中學生,對未來的期待全都寫在臉上。除了友情的碰壁和躍躍欲發的愛情,沒有別的甚麼能令那時的我憂愁。

范軼川平靜地彈着吉他。坐在他對面,我突然慶倖自己留長了頭髮,也比之前瘦了幾斤,即使別人不知道我的成績名列前茅,也會重新留意起我和高喜榮有一拚的外貌。一首歌唱完,門口傳來鑰匙的聲音。第一次私自帶朋友回家,還是一個成年男人,只有我極為平靜地對待,這才不是一件明顯的錯事。我發現范軼川眼中也閃過一點慌張。

我母親提早下班了,看到我們明顯愣了一下。

「這是吉他班的范老師,我讓他來教我一點新和弦。」我介紹說。

「老師這麼年輕呀。」我母親換了鞋。范軼川起身說,「阿姨好。」

「你給老師倒水了嗎?就這麼坐着。」母親說。

「倒了,倒了。」范軼川面前的杯已經空了。「范老師,我給你添點水。」我說。

「不用了,我也差不多得走了。」他開始裝吉他和曲譜。我母親問他要不要留下吃晚飯。他說不用了。我送他到樓下,回去時已經做好準備接受母親的盤問,但她沒有立刻開口。

「這個老師這麼年輕啊,我以為是你同學。」她一邊削萵筍一邊說。見我沒說話,「今天吉他班沒上課嗎?怎麼到家裡來教課啦?」

「胡老師下午有事,下課早。是我叫范老師來的,想讓他給我多教一點東西,我最近學得很好,彈得也不錯。等我練熟了,給你和我爸表演。」我的話密集了起來。

「好啊。」她開始切萵筍。「巧蓮這次可能不回來了。」她說。

「為甚麼呀?」有點突然。

「家裡人給她說了個婆家,小伙子不錯,有可能就結婚不出來了。」

「她不是還沒到法定結婚年齡嗎?」

「鄉下結婚誰管這個,十八九都算遲的了,都是先辦酒席,等年齡到了再去領證。」

「巧蓮不來了怎麼辦?」

「巧蓮沒唸甚麼書,能說個像樣的婆家也是好事。以後家裡的活兒都靠咱們自己了,也能減一筆開銷。」說完她話鋒一轉,開始說她真正想說的。「以後巧蓮不在,我和你爸上班一走就是你一個人在家了,你自己在家的時候,可不能再帶男生來家裡,不管是男老師還是男同學,都不行。知道了嗎?」

我沒出聲,盡量做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顯得她小題大做。她手裡握着半根削好的萵筍走到客廳,隆重地問我:「知道了嗎?」

「知道了。」我沒看她,擺弄着遙控器換台。

母親關上廚房門開始炒菜。我蹲在地上,盯着范軼川喝過水的玻璃杯,想像他喝水時嘴唇觸碰到杯子的邊緣。我沒有挪動它,對着沙發的一側有他喝水留下的隱約痕迹:類似一個唇角的輪廓。我把那隻杯捧在手裡,像捧一件紀念品。廚房傳出抽油煙機運作的嗡鳴,母親炒菜的身影在玻璃壁紙上模糊一團。油在鍋中跳躍出噝噝啦啦的聲響。噪音的覆蓋讓我感到安全――幾個瞬間,我想將自己的嘴唇貼向水杯上的唇印。貼上去。這個想法讓我心跳劇烈。想到他剛才神采中難以捕捉的慌張,喜悅在我的臉頰灼燒着。難以言喻。我抱着那隻杯子躺在沙發上,把全部頭髮都撩到面前,閉着眼,從密實的頭髮縫隙裡能感受到純白的光線正一絲絲透進來。

胡老師又勘發出一個新的教學地址。朝北的新火車站建成後,它身後朝南的舊火車站就荒廢了,站前廣場空無人煙,候車廳內又能遮風擋雨。大廳有兩排被遺棄的連排座位,兩張搖搖晃晃的桌子也派得上用場。火車站不算近,11路公交要坐到終點。指尖磨出繭子後再按和弦就感覺不到痛了,大家進步飛快,常自帶汽水和乾脆麵,到太陽下山才散夥。每天上課就像一次郊遊。我和范軼川也不再有兩種距離。上課我會坐離他最近的位置,下課我們就一起在周圍遊蕩,經常去附近的小山坡上看火車進站。黃昏臨近時,看最後一趟運煤專列駛出月台。黑色鐵皮方塊連接起來,遠看像一串有紀律的金屬螞蟻勻速開進晚霞,一顆一顆泯入光裡。看着它們全部消失,我和范軼川才會動身返回市區。他的MP3記憶體很小,公車上的時間恰好能把他下載的歌曲聽一輪。

樂隊成員和一些樂手們每天晚上都會光顧廣場周邊的啤酒攤或是帶KTV小包廂的燒烤店。有一回胡老師慫恿范軼川帶我一起去,范軼川很猶豫。我很擔心范軼川一口回絕,進入陌生圈子是需要被邀請的,如果他拒絕了我也不好意思主動提出。我想成為他的同伴,去認識他的朋友,哪怕只是為了能在他身邊多呆一小時。而且我認為自己已有足夠的經驗去應付這種場面――和高喜榮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她帶我見過足夠多的世面。

「晚上樂隊幾個朋友聚一下,你想一起去嗎?大家會喝酒,可以給你點果汁。要是你覺得不舒服我隨時送你回家。」他問我,我能感受到他話裡的隱隱不安。我答應了,說回家放了琴就出來。

我隨他去了廣場外的啤酒攤,藍色頂棚下有四個陌生面孔,其中一個我見過,是樂隊的鼓手。若是以前,我肯定拘謹到說不出話來,但那時,我比自己想像的更熟稔,很快就可以和他們聊天、碰杯。范軼川可能暗暗驚訝於我能一口氣幹掉半紮生啤,而且那些喝酒玩的遊戲我也格外熟練,沾了點兒運氣,我是當晚紙牌遊戲的常勝將軍。我發現在這種場合,我甚至比范軼川更自在。後來大家又一起去唱歌,樂手們為我的成熟感到詫異,說我一點也不像是這個年齡的女孩。散場後范軼川送我回家,我主動跟他說以前和朋友也會一起喝啤酒,啤酒喝不醉,不算甚麼大事兒。他沒說話。我用高喜榮式的開朗與周到和每一個人交談。當然,我從來沒有提起過高喜榮,也不再穿那件遮蔽煩惱的黑馬甲。

 

10    立秋

最熱的月份很快過完了。吉他班結束後,我和范軼川還去看過幾回火車。不用揹着吉他,也不用在意其他人。我們穿過廢棄的鐵軌,穿過鐵軌附近的玉米地,我們能聊的話題開始變少,沒話聊的時候我們就坐在路邊撥弄隨手撿到的東西,有時候是一塊石頭,有時候是一截樹枝或者一個礦泉水瓶蓋。我們往往在沉默中走很遠的路。手指和胳膊偶然的觸碰像身體內部零星炸開的電光,足以讓我樂在其中而不知疲倦。有天,他提出帶我去羽毛球館,他的好哥們劉永強在那裡做管理員,因為常年值夜班就住在館裡。我們到門口時,他哥們把捲簾門拉開半米高,我們鑽了進去。劉永強比范軼川大一兩歲,短髮,微胖,腆起的肚子將藍條紋襯衫微微撐起,整個人透出精明的成熟氣息。黑暗裡的羽毛球場空空蕩蕩,我們繞着場邊走向最裡面亮着燈的房間。辦公室的門半開着,跑出來的光呈幾何形,照得人眼前發白。過了片刻我的眼睛適應了強烈的明暗對比,終於能看清場子裡的陳設。球網像蛛絲一樣掛着,牆上是奧運冠軍的肖像,「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一行大字掛在正上方。

劉永強從簡易牀下提出一打啤酒,鑰匙熟練地劃開包裝袋,拿出兩瓶在桌邊磕開蓋兒遞給我們。

「她就別喝了。永強,你這兒有飲料嗎?」范軼川攔下了他。

「有雪碧,我去拿。」我伸手接過劉永強遞來的雪碧,他滿臉堆笑地回頭看了一眼范軼川。范軼川只是抿抿嘴角沒有說話。他們主要在聊劉永強的工作,還有他們以前一起上學時的事情。他們的對話我參與不了,我也不感興趣。

「你工作也穩了,甚麼時候結?」

「最近就在說這個事,我媳婦家裡人彩禮要了十萬,我想找人說和一下能不能少點兒,咱們他媽的啥都得靠自己,還要買房、裝修、辦酒席,這些下來手裡沒啥了,這個數對我來說確實多了。」劉永強說完遞給范軼川一支煙。

「你這多好,房也算是掙下了,婚再一結,日子合合適適了。」范軼川接過煙,在手裡揉捏。

「這是你女朋友?」他用略帶調侃的神情問范軼川。

范軼川沒立刻回答,他溫柔地看着我,「人家還是學生,小着呢。」

「不像你,甚麼都齊活了,一幫同學羨慕。」他對劉永強說。

「唉,那也沒有。」劉永強和范軼川碰杯,兩人舉起酒瓶喝了小半。

我面對他們坐着,敏感的觸鬚搜索他們的每句話,知道了許多我之前並不知道的信息。范軼川和劉永強是煤炭專科學校的同學,這就意味着范軼川沒有考上高中去讀了職業中學。

「現在看,你不唸了來上班是正確的選擇。」范軼川說。

「我爸當時也這麼說,我還倔了一陣子,其實有個正式工作就能行。上那麼多學出來還是一樣找工作,還得碰運氣。」劉永強一隻手放在他的啤酒肚上,一隻手轉着酒瓶。他比范軼川大兩三歲,比我也大不過十歲,但他讓我覺得我們不是一代人。那樣的范軼川也十分少見,他平和地和他談論着生活的細碎,一種全然現實的、眼下的、不會再發展的生活。他們回憶過去一起玩的日子,聊一聊現在工作的苦惱,唯獨不談論將來。

「你和石芸現在還有聯繫嗎?」劉永強問,說完他看了我一樣。我毫無反應的樣子讓他覺得這個話題可以繼續下去。「去年老趙結婚,我去還看見她了。」

「沒甚麼聯繫了。她家給安排相親,見了幾個人都毛手毛腳的,現在好像處了一個合適的,估計也快了。」

「聽說石芸從縣裡信用社調到市裡了,我想着你們現在都在市裡,沒準兒你們還能再見個面,說不定――」

「沒那必要,時間都這麼長了。」范軼川打斷了他的話。

他和劉永強把剩下的酒乾掉。

我們離開時下雨了,路面已經有積水。劉永強拿了一把傘出來,傘骨折了一根,范軼川把瘸着的一側轉到他那邊。我們走前,范軼川問:「傘給我們了你咋辦?」

「明早估計就停了,夏天的雨不可能沒完沒了地下,要是沒停,你給我送傘,咱們一起吃個早餐。」

「行。」

我們出發了。夜雨有點冷。傘骨壞了的一側,雨不停被風吹進來。范軼川幾乎把傘都放在我這邊。我盡可能靠近他。雨在傘面上敲擊出急促的鼓點。沉默中,我將手伸進他打傘的胳膊下,我們的身體挨在一起,我能感覺到他的體溫。道路兩側的樹冠削弱了雨勢,水滴打在雨傘上的聲音也變小了。他換了個手舉傘,順勢將我攬進他的牛仔襯衫裡。他的手攬着我的肩膀,將我拉向傘的中央。我感到烘熱。我貼着他的胸膛不敢亂動,怕任何微小的動作被他理解成我在抗拒。沒走幾步就看到我家社區大門了。我抬眼看他,他一副嚴肅又毅然決然的表情。那一刻我想停下腳步,像電視劇主人公那樣充滿勇氣地吻他。但這衝動很快被膽怯覆蓋,我像隻乖巧的小倉鼠,跟着他的步子挪動着。他送我到單元門口,幫我踩亮樓道的感應燈。「上去吧」,他的聲音冰冰冷冷。

「我們短信聯繫」,我躍上樓梯回身看他,這句話說出口更像是一個疑問句。他朝我點點頭轉身走了。沒甚麼明顯的預兆,但我有種不知哪天我們會失去聯繫的預感,總是需要再強調一下。唯一將我們維繫起來的吉他班已經完結,就像這個夏天,也就快要結束。按我以前的做派,我肯定早已在網路上摸着蛛絲馬迹找到那個叫石芸的女孩。但那個時候我卻甚麼都不想知道。

如果他帶我去見劉永強的意圖在於讓我認清現實,好在開學之前將自己從夏天的事務中摘離,那他幾乎要成功了。他想讓我知道,辦吉他班只是待業青年們賺快錢的方式,夏天過完,一切恢復如常,不久他就會和劉永強一樣覓得一份穩定職業,進而攀扯彩禮的金額,娶妻生子,賺錢養家。我知道他的處境挺難的,煤校畢業生在當時沒有考公務員和教師這些公職的資格,除了自己做生意,就只能去找推銷員、售貨員、司機、搬運工之類的不考慮學歷的工作。靠吉他專長維持生活是絕不可能的。我們也都清楚,他隨我離開是不可能的,我為他留下也是不可能的。

我和范軼川默契地沒有將這些問題作為聊天內容。我們的交往雖然變得稀疏,但每次聊天或見面都很愉快,要麼說些有趣的事,要麼就雙雙閉嘴。到後來幾乎沒話講只能聊已經聊過的話題。有些日子沒見面,有天我有些刻意地邀請他陪我去玩跳舞機,我跳,他靠在牆上看。一關,兩關,三關,全部打通。我每次都跳很久,連投三十個遊戲幣,跳出一身大汗,比他擺攤招生時見到的我更凌亂。范軼川買了一大把烤羊肉串和兩杯藍莓冰沙,我們坐在廣場走廊上一掃而空,吃完又一起把鐵籤子還回去。他也足夠敏感,沉默空氣讓我們都預感夏天的氣數盡了。他像以前一樣送我回家,但我們內心知道必須要回歸各自的世界了。回家後我反鎖上衛生間的門,脫掉當天穿的衣服扔進洗衣機,我的哭聲被洗衣機滾動的聲音淹沒,說不上是不甘心還是為年輕的懦弱。我幼稚地以為這就算到了盡頭。

 

11    自由落體

再一次見到高喜榮和范軼川我在讀高二,那次也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回想起來那是個不同尋常的週一,許多事情碰巧發生在那一天。

與十五個平行班的循序漸進的教學進度不同,實驗班和複讀班開學就高考宣誓,我們有升學率最高的師資配置,有最緊湊的課時安排,我們被要求統一著裝,女生必須統一留齊耳短髮……為了最後的分數禁止一切個性。所有人都默認這一切。我們的教學進度很快,高二下學期一開始我們就進入總複習,每個月都進行一次模擬考。排名表會貼在兩間教室之間的走廊上。每次考完,同學們都熱切地期望老師閱卷快一些,對比周圍人的熱切,我對分數非常怠惰。成績出來後,我和之前一樣倒着往前看,化學55分,生物62分,雖然語文考了128分,總排名還是倒數第三,甚至沒考過二十多個和我們一起參加模考的普通班學生。那陣子,化學和生物讓我心力交瘁,熬再多的夜也無濟於事。

班主任排座位講求「一幫一」,我的同桌李文凱是年級第一,意味着我成了被幫扶的對象。我和李文凱坐同桌一年來,說的話不超過十句,他從不主動和我說話,我一直以為是自己哪裡得罪了他,他才如此堂而皇之地當我是空氣。時間久了我發現,不只是他,整個班的同學都如此,他們眼中只有分數比自己高或者相當的人。友情,或者說同學情誼的前提是要有競爭性。

為此我做出過努力。靠即溶咖啡支撐到夜裡一兩點,五點起牀背英語單詞,這樣的作息堅持了半年,睡眠不足使我變得敏感易怒,但依然沒有改善偏科的情況。我還做了另一種努力,我積極參加學校的演講比賽、合唱比賽、作文比賽、運動會而且都取得了好名次,可我發現這些都沒有用,畢竟我想要的不是一次點名表揚。當其他人把打球、跑步都視作為高考做身體上的準備時,考試之外的事就是在浪費時間,只會顯得更加格格不入。後來我明白了,同學不與我走太近不全是因為成績,而是害怕和抗拒鬆弛感對人的吸引――那是我過去好不容易才習得的本領。

和范軼川見面那天的清晨,我在鬧鈴響之前被夢驚醒了,發現離鬧鈴響還有十七分鐘。這時再睡很容易睡過頭。我坐了起來,兩片窗簾之間留出一掌大的縫隙,冷清的光從縫隙中照進來。天氣逐漸變冷,天亮得越來越遲。夢的內容我已經忘了,出了一身汗,心跳很快,等汗消下去時又感到後背發冷。從窗台看下去,五點一刻的世界有種灰濛濛的寂靜,沒多久,對面樓上幾間房也陸續亮了燈。書和習題卷攤在桌上,我打開檯燈,對照着課程表檢查了一遍要帶走的書本。從寫字檯抽屜取出兩隻新的螢光筆,雜物縫兒裡露出一張借書卡和一個吉他撥片。上了高中我再也沒有借過書,除了教材和教輔,其他書被老師視為不務正業的閒書禁止了。我想起辦借書卡時交了二十塊錢押金,打算去把押金退回來。我把卡裝進書包外帶拉鍊的小包,也順手把那隻透明撥片放了進去。我的吉他早已在角落蒙塵,再沒碰過,和弦也幾乎忘光了,但范軼川送我的撥片卻一直留着。我一邊喝即溶咖啡一邊複盤昨夜做的物理試卷。卷子做得不錯,只有一道力學題解不出標準答案,我用兩種方法求證,但總是缺少一個分析環節。

那套試卷讓我感到放鬆,至少讓我不再感覺糟糕。去學校的路上我琢磨着如何開口向李文凱請教這道題,他日常向我釋放出的冰冷氣場讓人不得不在和他說話前做足了準備。

那是一個徹徹底底的陰天,直到早讀課結束天都沒有亮起來。早餐時間很富裕,我等李文凱吃完早餐,拿出試卷和寫着兩種解題過程的作業紙。

「李文凱,我想向你請教一道物理題。」我把卷子往中間挪了挪。我們坐的是兩人桌,面前壘起的書本劃出界限。

他沒有轉頭,用餘光瞟了一眼試卷。「你自己先做唄。」

「我昨晚研究很久了,總是差一步。你能幫我看看嗎?」

「你自己看吧,」他拿過試卷看了一眼,「這題老師上課應該會講。」

「好吧。」我把試卷又挪了回來。他起身去擦黑板,來回擦了四遍,下來後他直接去了隔壁桌,參與一場化學實驗現象的討論。

鈴聲破解了我的尷尬,週一的晨會要開始了。舉行完升國旗儀式,教導處主任開始通報這一階段全校的處分情況:兩個男生在廁所抽煙,記大過;一對男女同學有早戀現象,記大過;一個男生被抓到進網吧打遊戲,記大過;一個男生破壞學校公物,賠償並警告處分;一個男生無故曠課三天,記大過並留校察看;一個學生目無法紀衝撞老師,記大過並留校察看;一個女生在背着大過處分的情況下還和社會人員勾結,將其引入校園,破壞教學秩序,暫留校察看,再得一次處分就自動開除學籍。通報詳情很好笑,大家又得板着臉以示莊嚴。我站在隊伍中間想起我的初中生活,那得背多少處分,幸好那時候還沒有處分一說。現今生活早已整齊劃一,所有愛好所有反叛都被死死摁住,必須心無旁騖,總像是有人在對大腦發號施令:「要麼考高分,要麼你這輩子完了。」難以解釋的是,活在這種標準模式裡,我反而甚麼也做不好了,連成績都不如別人了。我突然想到,如果高喜榮繼續讀高中,她會是甚麼樣子?她很可能還是她,她會對抗、逃離而非被同化和規訓。別人編織的未來前景誘惑不了她。我那時已經失去了她的消息,可她依然是我心中特殊的存在:我們曾是同樣的境遇,甚至她比我更弱小更值得同情,而她現在成了力的一部分,她顛覆了,她做到了。即使不被全世界看好,她至少完成了自我期待,她是她那個世界的強者,絕不會有人可以再對她不屑一顧。

在我意識四散到不知甚麼地方的時候,隊伍後面傳來一陣騷動。有個老師撥開人群跑到主席台,片刻之後,教導主任宣佈各班主任親自帶隊回教室,不許學生亂跑。我們充滿疑惑地連上兩節課,除了去廁所不能出教室,不過小道消息還是從廁所裡傳開了:一個複讀的特長生在藝術樓跳樓了。

救護車開進學校時沒有開警笛,一切悄無聲息地進行。從樓道盡頭望去,能看見兩道臨時拉起的隔離帶。我從廁所出來,朝那個方向站了一會兒。藝術樓說高不高說低不低,有九層樓,頂上有個供音樂生練嗓的天台,這是學校最高的建築。藝術生平時不用穿校服,他們有水手服樣式的班服,女生大多長髮飄飄,身材和儀態很好,女生們也很少單獨行動,常常三五人一起出現,只要她們走過,會把周圍埋頭苦學的人對比得更為貧乏和醜陋。但她們也因為靚麗招致非議,各種流言蜚語都是有關她們。跳樓的女生叫雷靜,她在學校原本就有點名氣,雷靜長得很漂亮,可讓她出名的反而是文化課成績,她的成績常與文科班的全級第一不相上下。她哪怕只憑文化課成績考個本科沒有任何問題,老師按平時的成績給她預估的學校是北京電影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可是,她第一次高考的分數只有平時的一半,複讀一年第二次高考時有一門暈堂,被人用擔架從考場抬了出來。天意莫測,她兩次高考都折在擅長的文化課上。今年是第二次複讀。聽說她在模考的考場就已經出現疑似癲癇的症狀,劇烈顫抖,身體發軟,根本握不住筆。我在廁所還聽到一些流言說雷靜家庭成分複雜,學藝術又很燒錢,她比一般人壓力更大;還有人說雷靜一直暗戀一位地理老師,還存在男女關係的糾葛。

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各種小道消息已在學生中間飛速流傳。有個值日生說拖樓道時看到了雷靜的那一躍,說她練完聲在天台邊兒上坐了好一會兒才跳下去。大家用慣常聊八卦的語氣說着這一切,還企圖從中挖出更多料來。

第三節是數學課,我望着窗外樓下空無一人的籃球場走神了。數學老師突然喊我去黑板做一道函數題,好在類似的題我做過,免去了一個令人難堪的場面。老師明顯發現我心不在焉,下課後把我叫去了辦公室。

「劉玄,我發現你最近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上課在發呆,你有甚麼心事嗎?」

「沒有甚麼心事。」我說。

「你作文寫得好,說明情感過於豐富,你要知道現在甚麼都重要不過高考。」

「我真沒甚麼事,老師。」我說。

「是嗎?把你安排在李文凱旁邊,你要把握機會,多問多請教。」

我沒說話。

物理老師抬頭看了我一眼,「劉玄你是不是染頭髮了?」

「沒有,我頭髮是有點發黃。」我說。

「這就怪了,一天和一天的顏色還不一樣。」

我沒說話。

「你去吧,上課要集中注意力。」班主任說完,我木然地走出辦公室,出門的瞬間,我無限失落。那麼一瞬間,我為雷靜感到鬆了一口氣。

我從教室後門走進去,所有人正弓着背埋頭在面前的書牆下,一個個佝僂的背影沒甚麼差別。回到座位,關於雷靜的隻言片語還停留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不可抑制地想像那個場景。一瞬一念,一躍而下,所有一切就都煙消雲散了。我環視周圍年輕又蒼老的身影,李文凱的白髮像刺一樣紥進我的眼睛。呼吸困難。我第一次覺得難以繼續下去。我坐不住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做甚麼,我只想衝出去。逃離這間教室。我又去到辦公室,對班主任說下午家裡有事需要請個假,他半信半疑,說讓家長給他打個電話,我說好。那時候,我根本沒想到要用甚麼謊去圓這一個謊,我像殺人兇手逃離命案現場似的衝出學校大門。

 

12     汽車旅館

我坐在路邊給范軼川發短信時不確定他是不是換了號碼,只是那一刻除了他,我想不到還能找誰。我想過高喜榮,但我不想讓她看到我的再次失敗。還有一個我不想承認的事實:我是一個多麼拙劣的模仿者。我以為遠離高喜榮後,我就能無顧慮地做一個像她的人,我效仿她的成熟、開朗與周到,可到頭來不過是東施效顰。那樣的性格在這個分數競技場就像一種邪惡的誘因,好像時刻會誤導人走向落後、鬆懈和享樂。

范軼川回我短信,問我在哪裡見。我看了看身後的一排招牌,回他:華融賓館,兩點半。華融賓館是一家汽車旅館,在拉煤車必經的路段上,走夜車的人會停在這兒歇歇腳。這樣的旅館這條路上有很多,不用看證件,睡醒了交現金走人。還有近兩小時,沒別的地方可去,我打算進去等。我沒有一個人住過店,不知道自己帶的錢夠不夠。年輕女人胸口掛着一個嬰兒,她一隻手抱娃一隻手扔過來一個登記簿。冰箱頂上架着台電視,正在放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我問住一下午多少錢,她盯着電視說給十五就行了。付完錢,她遞給我一把鑰匙,「上二樓左拐最裡面一間」。我沒有立刻上去,坐在她旁邊看完了趙薇光頭守門的那場戲。對面牆上釘着一根細釘,倒掛着一個圓形鏡子,恰好把我的臉框了進去,我抬頭看一眼電視,又看一眼鏡中自己的臉。一張趙薇的臉,一張我的臉。鏡中的臉實在算不上生動,如果此時碰見朱老師她又怎麼說?兩張臉貼在同一面牆上,看去無比荒誕。

房間裡只有牀和一張桌子。一扇窗開向馬路。坐在房裡可以聽見車駛過帶起的風聲,路人說話聲大些也能聽得一清二楚。我仰躺在牀上,被褥裡散出香煙的焦苦味兒,我盯着屋頂一隻發黃的電燈泡,沒一會兒就睡着了。幾乎是突然間失去意識。我原本沒打算睡着,我需要想一想。我以為我需要的是捋清,可實際上我需要的可能只是睡眠。不是清醒,而是不清醒。那一覺睡得深沉而安穩,沒做夢,眼睛再睜開一個半小時過去了。睜開眼的瞬間,小小的房間白得晃眼。天放晴了,陽光剛好照在桌面,能看到細小的灰塵在光束裡亂竄。我感到精力充沛,體內的一團亂蔴莫名被撫平。就這麼簡單,那種想要破壞眼前這一切的衝動喪失了合理性。我看看時間,距兩點半還有近三十分鐘。我的肚子咕咕作響,想到從學校後門出來就是這條路,飯點前後很容易碰到老師和同學,我就忍住沒下樓。我靠牆坐在牀邊,想起和范軼川的相識,從聊不完的話題到無話可說,從試探到疏遠,不拖泥不帶水,所有一切若有似無,無始無終也無憑無證。以前我總覺得我有比范軼川更重要的理想,他也照顧我這團火燄,決定不用過早的男女之情澆滅它。這兩年,我卻充滿懷疑。直到今早雷靜的事刺破了我多日以來的心理防線,她的選擇讓我恐慌,恐慌不在她做了最壞的選擇,在於我同樣為眼下的一切感到卑微和厭惡,也在於我難以像其他正常人那樣自然而然地置身其中。我是涉事者又是旁觀者,而且是個失敗的涉事者。我內心深處為她做的決定感到暢快,這讓我很感到害怕。

范軼川比約定時間早到了十五分鐘。他提着一次性餐盒站在門口,有些拘束。兩年未見,他沒甚麼變化。「先吃飯吧,我讓沒放香菜。」他把桌子搬到牀邊,方便我吃飯。我吃着他帶來的麻辣燙,他隔着一人的距離坐在我旁邊。

「你發生甚麼事了嗎?」他問。

「沒有」,我沒看他,「沒甚麼事。」

「今年假期辦吉他班了嗎?」

「老胡還在辦,但我沒參與。」

我對他有很多好奇,比如他現在在做甚麼,他未來要做甚麼,還想知道他讀職中和煤校的情形,但這些依舊問不出口。這道屏障在我們之間存在得足夠徹底。我吃完飯,把桌子挪開,在窗前站了會,又去坐在他身邊。

「你都順利嗎?」他問我。

「今天早晨,有個高三女生跳樓了。」我看了眼范軼川,他並沒有很驚訝。「從藝術樓跳下來的。」

「其實我在來的路上聽說了,公車上幾個學生在說。」他坐近了些,一隻手輕輕放在我的後腦勺。「你害怕了嗎?」

我的臉朝他靠了過去。他明顯僵住了。我不打算停下來,即使我並不懂得如何去吻一個人。我的雙手按在牀墊上保持平衡,嘴唇貼在他的嘴唇上不敢輕舉妄動,等着他有所回應。我的大腦像個盒子,密不透風,沒有思想,沒有言語,內外是徹底的虛空,眩暈和靜止沒有分別,存在與否也無差別。我甚麼都不去想,那一刻我只想親吻他。范軼川很快做出了回應。他一隻手攬住我的肩膀,柔軟而深情,我只像木頭人一樣承接那種熾烈的感情。這正是我需要的,也是我的可憎之處。我們越靠越近,他的一隻手滑下來觸碰到我胸的外側,他突然觸電般停了下來,從我身邊彈開了。

「你為甚麼找我?」他大聲問我。

「我想見你。」我從書包摸出撥片放在手心。

「到底出甚麼事了?」

「沒甚麼。」

他一隻手按住自己的額頭,表情有些痛苦。我不是很理解他那一刻的反應,當時我只在乎自己,沒有察覺他情緒的變化,更甚的是,我對自己的自私也毫不察覺。

他在窗口站了會,很快平緩下來,問我:「那個女生跳樓,你是不是害怕了?」我看着他,他那時候二十六七歲,但看上去比我周圍大多數同學更年輕。見我不說話,他從衣兜裡摸出一盤磁帶,「給你帶了盤Beyond的磁帶。」我接過磁帶,是一個歌曲選粹,AB面加起來有十幾首歌,封面上「海闊天空」四個字很醒目。「不過不是新的,我情緒失落的時候就聽,聽過很多遍,歌的順序我都能背下了。你可以用你的複讀機聽。不管甚麼糟心事,聽完就好多了。」磁帶盒裡有個摺起來的歌詞頁,《海闊天空》和《情人》的歌詞被磨得發白,字迹已經不清晰。「你不聽啦?」我喜歡聽范軼川說關於音樂的任何內容。「我就要過年紀咯,不聽黃家駒了,我現在聽張學友。」他用開玩笑的語氣盡可能輕鬆地跟我說着話。「總之我的社會經驗就是,遇到事不要懷疑自己也不要遷怒別人,承認自己的實際能力,然後爭一爭,也不用太用力,但總要爭一爭才行啊是吧劉玄。」

他的確讓我鎮定下來。看着眼前光禿禿的牆壁和發黃的牀罩,我不知可以繼續說點甚麼,氣氛突然尷尬,也或許只有我感到侷促,這種侷促反倒讓我豁了出去。

「我以後還能約你見面嗎?」我說。

「可以啊,你可以隨時找我。」

「即使你結婚了也可以嗎?如果你結婚了,我們還可以像現在這樣嗎?」

「我不知道。你會有你的生活。」

「如果呢?」

「我沒甚麼不行的。也許我在你後面結婚也不一定。」他說。「你好好學習,別胡思亂想,考個好點的大學,等你上了大學就不會這麼想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說完,他笑了。「你可以在大學裡組樂隊,當個女吉他手。」

不少人說過這樣的話,可由他說出來竟如此有作用。我至少口頭上霸佔或者裹挾了另一個人的人生,至少我身後站着范軼川,我對這一點做了確認。這種幼稚又自私的心理動機帶給我堅實的安全感。我看了眼時間,四點剛過,我想五點半後就能返回教室繼續上晚自習了,兩節晚自習足夠做完一套真題。

眼前一切突然沒有那麼難以忍受。

「你陪我去退借書卡押金吧。」

「行,退完你就回學校吧。你別再跑到這種旅館來,這地方不安全。」

我和范軼川一前一後走下狹窄的樓梯,一樓的女人仍坐在我來時她坐的位置,她盯着電視機。風情萬種的邱淑貞穿着紅裙正在發牌。她看得入神,只朝我抬抬下巴,示意我把鑰匙扔桌上走就行了。

我假設過多次,如果能退回到那個場景,下樓前和范軼川多聊幾句或者站在電視機前把那個精彩的賭局看完,僅需早一步或晚一步,我有可能就會過上另一種人生。

我推開旅店貼了半截磨砂紙的玻璃門。「玄子!」抬頭的瞬間聽見有人喊我。不看我也知道這個聲音是誰的。那排商品房前面支着五六個露天檯球桌子,高喜榮正握着球桿倚在其中一張球桌邊兒看着我。她朝我和范軼川走過來,可能是沒想到我會和男生從旅館出來,她的笑裡還有明顯的難以置信。

「玄子,這甚麼情況?」她問。

我還沒顧上說話。范軼川問我,「這是你朋友嗎?」

「嗯,我最好的朋友。」近三年未見,她除了髮型外沒甚麼變化。沒法不注意到她的髮型,她的頭髮染成了亮紅色,墊了髮根後無比蓬鬆,像一頂誇張的假髮,是小女孩畫女巫時會畫的那種顏色和樣式。走近還會發現她的耳孔更多了,連耳軟骨上都嵌着水鑽。就在我準備和她說話的時候,我看到班主任走了過來,他打量着周圍環境和我們三個人。很快,他離我們也就幾步距離了――我給范軼川和高喜榮使眼色都不夠的距離。

「劉玄,你怎麼在這兒?」班主任在兩步開外停下了腳步,繼續打量着我身邊的兩個人,還抬頭看了眼我頭頂上華融賓館的招牌。

「我家裡事完了,我往學校走呢。」我說。

「這是兩個甚麼人?」

我看到高喜榮明顯神色不悅準備開口說話,就在她要張嘴時我截住了她。

「這是兩個認識的……朋友。」

「朋友?幹甚麼的朋友?」他繼續追問。「你在這個地方幹甚麼呢?」他又往旅館裡面望了一眼。「怪不得你成績上不去,你一天都和甚麼人混一起。」

我沒說話。我想給高喜榮使眼色讓她別亂說話,她明顯知道我的用意但並不想按照我的意思在我的老師面前裝作乖巧。

「你這話甚麼意思?甚麼叫我是甚麼人?」高喜榮回了一句。和她同一桌打球的兩個年輕男人注意到我們這邊的情況,停下球桿也看向這邊。

班主任沒有理她,繼續質問我。「這個事你必須得說清楚。」

我朝班主任走了幾步,垂着雙手,低眉順眼,像一個無辜的、毫不知情的人那樣,我潛意識認為這樣的溫順與膽怯會讓他不再起疑。他又朝旅館走了兩步,在玻璃門外朝裡面張望。我緊張極了,因為一進門桌上的登記簿明明白白寫着我的名字,如果他進去看到,就再也說不清了。

「杜老師――」

他將身體轉向我。

「杜老師,真的是我回學校的路上碰上的。他們從旅館出來看到我就把我喊住了,剛剛碰上還沒怎麼說話。這個女生和我小學、初中都在一個學校,這是她男朋友。他們在上職中,我們也很長時間沒見過了。」我低着頭,不知道我說這段話的時候高喜榮和范軼川是甚麼反應,我不敢去看。此時只要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一句話,就可以原地拆穿我這離譜的謊言。編造謊言的瞬間我想到高考,想到處分,想到同學的眼光……也就在那個瞬間,我才知道我並沒有甚麼反叛的決心,我要通過高考離開這裡去外面讀大學的願望依舊牢固。

班主任明顯猶疑了,但我的低眉順眼和高喜榮的紅髮濃妝相比,似乎相信我更容易些。

「沒事了就往教室走,上自習,別在街上瞎晃悠,又不是社會上的二溜子。」

這話很刺耳,但高喜榮和范軼川都很沉默。

「好的杜老師,我這就上去了。」我擠出一個盡可能無辜的笑容。

班主任離開時,高喜榮朝他背影喊道:「嘴巴欠的人以後走路最好躲着點社會上的二溜子!」

我們回過神,因為剛才的謊言,我不敢抬眼看他們兩個。我想我應該說點甚麼,但又能說甚麼呢,我剛才說的他們都聽見了,而且也縱容了。

「還和小時候一樣哈?」高喜榮挖苦我說。「怎麼就這麼害怕?還是不敢出聲,就你這樣的慫包,被人欺負的除了你還能有誰?」

范軼川自始至終沒有說話。

「我先回學校了。」我一隻手捂住背後的書包,在上坡路上跑了起來,轉身間聽見范軼川對高喜榮說了句「不好意思」。沒跑幾步我的身體開始抑制不住地顫抖,嘴巴要撕裂式地張開才能保證不哭出聲來。我不敢停下腳步,我預感到一旦停下來我的身體就會自動蜷縮,那時身體行為已經由不得意識去干預。眼淚在眼前形成一道屏障,看不清路,眼前只有暈染開的一團團色塊。小超市的音箱放着熱鬧的歌曲,我覺得聲音可以讓我遁形。我躲進學校後門外的兩棟家屬樓之間,那是用來存放柴火的小巷道。我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啊。我在迷茫和自我懷疑帶出的巨大恐懼中嚎啕大哭,不斷迸出體外的液體好像也洗刷不掉我對自己的厭惡――我想從我這具身體逃離。堆滿柴火的避難所用寂靜保護了我,直到我的身體透支掉全部情緒。徹底哭累了時,我又像是自己的看客,看着這個人要如何開脫與了結。我終於平靜下來後,我慎重地檢查自己是否還能像正常人一樣走進教室。在離開那裡前,我做了一個決定。

 

13     炮仗

我用罷課向老師和父母表明決心,我堅決要轉去文科班。父母雖然為放棄理科實驗班百分百的本科升學率有些遺憾,但更心疼處在崩潰邊緣的我。我父親去學校上下周旋了一個星期,學校和班主任才勉強同意我轉班。我成了高二15班的插班生。又似乎是一個新人了,這讓自我認同感已經跌進冰水的我好像又看到一點重新來過的可能。這一次我想成為李文凱那樣的人,我也要拒絕一切與成績無關的交際,用成績去向所有人證明一點甚麼。

轉班那天,班長和體育委員幫我把桌子搬過去放在教室最末的角落,我原本就打算和所有人保持距離,那個角落正合我意。15班配給的老師除政治課老師外都是剛進學校沒多久的年輕老師,比學生大不了幾歲,管理寬鬆,平時也互不拘着。為了趕上文綜課程,早操、體育課和活動課這些集體活動我從不參加,班主任也不管我。學校離我家步行只要十五分鐘,我還是決定住校。我把電影《霸王別姬》的台詞「不瘋魔不成活」刻在筆盒翻蓋裡面,課本封面的內側寫上我有點搞笑的私密座右銘「把板按穩」。有半年時間我像一座死火山鎮守在教室最後的角落,同學課間嬉笑玩鬧從來都繞着我,好像我隨時會炸。我的語數外三科基礎好,期末考試就考進了文科年級前十,還得了數學、歷史單科狀元。期末考試結束後會開全年級家長會,照例給考得好的學生家長戴大紅花。我父親要上三次台戴三次花,想到杜老師會看到,那是上高中以來第一次覺得自己爭氣了。

一直到高考結束,我在同學心中都是只會學習的書呆子。高考成績出來後,我超常發揮考了全校第二名,得了個可以無憂無慮填報志願的分數。我父母很高興,擺了一桌酒席請親戚們吃飯祝賀。我卻沒有那樣開心,對分數有點麻木。我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高喜榮和范軼川,我沒有再聯繫過他們,但他們卻沒有一刻從我心頭消失,這種複雜的關係給我動力,好像我拚命學習是為了他們,為了向他們證明我不是那麼沒用。

我試着聯繫高喜榮,但她的QQ頭像始終是灰色,發出去的信息也沒有回覆。我好友列表裡與高喜榮有關的兩個社會小青年也是如此,我懷疑他們集體換號了。在我猶豫要不要聯繫范軼川時,我們竟在學校外面碰見了。離校日那天,連綿不斷的陰雨終於停了,天上雲很厚,好像隨時都會繼續下起來。我推着鄰居的自行車去學校搬書,發現想帶走的不過幾個筆記本,一個書包都裝不滿。我推着自行車出來時,遠遠望見范軼川站在紅榜前。他的藍條紋襯衫掖進腰帶,穿着壓縫兒的黑色西褲,一雙鏤空的褐色涼皮鞋,遠看去像個學生家長。但他的娃娃臉和乾癟的身材暴露了他,走近時,我發現他下巴蓄了鬍鬚。

「考得真不錯!」看見我,他沒有驚訝。「志願準備報哪兒啊?」

「南京吧。」

「南京好啊,有歷史,氣候也好。」

「還不一定能錄上呢。」我說。

「這分數沒問題!」

他說和我順路,可以陪我走一段。

「謝謝范老師送我的磁帶,我晚上做題時聽,聽着就精神了。」我想問他還彈不彈吉他、還玩不玩樂隊,我想問他結婚了嗎有小孩了嗎,我想問他現在在做甚麼工作,最近好不好……可他還是一副不可能聊家常的樣子。我不問你,你也別問我。關心他的現實問題成了一種冒犯。

「你前段時間看沒看新聞?」他問我。

「我住校了,基本與世隔絕了,發生甚麼了嗎?」

「你那個朋友,就是上次在旅館樓下碰上的那個。」他說。

「她叫高喜榮。」

「對,就是她,她出事了。」

「她怎麼了?」

他停下腳步看着我的臉,「她被抓了。」

難以置信。「你聽誰說的?」

「還挺嚴重的,電視台和報紙上都報了。我是看了網上傳的照片才發現竟然就是那天見過的女生。」

「她又幹甚麼了?」我下意識以為高喜榮又和人打架了。

「運毒,被抓了個現成,克數還不少。」

「這不可能。」他的話像一盆冷水從後背澆過來,那種愕然、震驚難以形容。雖說高喜榮不是會讓人有所期待的那種女孩,但她不傻,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只有活着才能報復大多數人。我一直覺得,她把自己變成美艷的刺蝟,是為了刺痛她的世界裡的一切,並不為自我毀滅。

「是真的,好像是從她的包裡找到的。因為有幾個和這案子有關的人沒滿十八歲,影響很大,基本上現在沒有人不知道這個事。」

空氣中過多的水分使T恤軟趴趴地黏在我的皮膚上,空氣突然變得令人呼吸困難。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我先回去了。」我說。

范軼川看出我的異常。「你們關係很好嗎?你們怎麼會認識?」

「打小認識」,我說,「她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盡量保持鎮定。我不想再說下去,準備跨上自行車逃回家,結果跨了兩次,兩次車都歪了,差點倒地。

「你慢點。等你沒事了我請你吃飯,祝賀你考上大學。」

「我號碼沒變」。我蹬出去兩米遠後,聽他朝我喊。

到家後,我母親已經做好飯菜在等我。我沒有胃口,直接進了臥室。母親見我神情不對,沒有多打聽,隔着門說留了一半菜在冰箱,讓我餓了自己熱。我打開電腦搜索案件的相關情況:這個案子涉及五個人,陳池和另外三個人界定為吸毒和包庇,只有高喜榮是運毒和疑似參與販毒。當晚只有陳池和另外一個人的尿檢呈陽性,但毒品的的確確是從高喜榮的包裡找到的,其他幾個人招供時眾口一詞,都說他們的毒品是從高喜榮那裡來的。有網友發帖公開了高喜榮的照片,給她起了各種外號,還有人用她的照片作頭像,昵稱就叫作「美少女毒梟」。因為案子涉及未成年人所以許多細節都被保護起來,官方沒有放出任何具體信息。我查她被關在哪裡,也沒有明確信息,有網友說,不會關在本地,很可能會集中關在省裡的未成年管教所,等年滿十八歲後會轉地方監獄。我和高喜榮是同一年生的,她的生日就在夏天,這個月就滿十八歲了。

看着我們的聊天記錄,還有她在我的留言板上留下的火星文,最後一條很簡樸,沒有花里胡哨的螢光字體和排版,看得出來是一字一字打上去的:「說好要去兌現幸福的諾言/祝我們都能如願。」我的眼睛在電腦熒幕上停了很久,突然覺得好累,身體使不上勁來。我關掉電腦,合上窗簾,在牀上躺了許久,大腦和身體一樣無力。不知道是否所有青春期女孩都有這樣的憂愁――在即將成年的關口,某一日會驚覺自己已經成了生活這個戰場上的前排兵。此後漫長的時間,都不得鬆懈。在那個瞬間我恍悟自己已經徹底成為了個人,即便關係再親密,一個人也沒法參與另一個人。無能為力是人的常態。

「媽媽,我記着我有一件黑馬甲,現在還在嗎?」我突然想起那件馬甲來。

「我沒甚麼印象,應該還在,你翻一下衣櫃最上面一層。」

我從淘汰了的衣服堆裡找到了那件馬甲,穿在身上大小還是很合適。我穿着那件馬甲站在窗前,想吹吹風,好讓自己不那麼麻木。我聽見母親在客廳講電話,好久才講完。

「小玄,呆裡面幹嘛呢?出來給你說個好事。」她敲了敲我的臥室門。

「我沒事兒,你說吧,我在裡面能聽見。」我照了照鏡子,我的面色不大好。我拍了拍臉,想使自己看上去沒那麼僵硬。

「剛才是巧蓮來的電話。」

「你們還有聯繫啊。」

「她偶爾會來個電話。剛電話上說,她在老家生完孩子後和她老公出去做小生意了,從廣州進了貨去重慶擺路邊攤,攢了些錢,現在代理了一個服裝品牌,有自己的店了。你看這兩人能折騰不,兩口子不怕窮,就怕心不齊。她打電話想問問咱們這邊的情況,說咱們市還沒有分店,讓我幫忙考察一下看能不能做起來。」我母親很開心,她一直覺得巧蓮學着了她的待人接物和樂觀周到,沒唸甚麼書還是能有出息。「相當厲害,她這就算是擺脫呆在山村裡不停生孩子的命運了。」她繼續說。

「巧蓮勤快,能做成生意。」我應和着。

「你今天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沒有,就是太累了,想補個覺。」

「你睡吧,我和你爸不進去打攪你了。」

我醒來已是第二天傍晚,這一覺睡了二十個小時有餘。睡久了,眼睛一睜開感覺恍如隔世,得先感受肢體的存在,然後才能由近及遠的想起一些事來。睡眠可以解決很多棘手的事,這一覺睡醒整個人平靜多了。我臥室門關着,光線很暗,聽見我爸媽壓着嗓子在客廳說話。我從枕頭底下摸出手機,找到范軼川的電話號碼,發短信約他晚上八點在廣場外的啤酒攤見面。

見到范軼川時,他手裡提着一個塑膠袋,裡面裝着一長掛鞭炮。我們去了汭河,下到吊橋底下,他點了一根煙,猛吸兩口,火星旺起來後點着了鞭炮。鞭炮鋪在石攤上,炸出的噼啪聲又乾又脆。竄動的火光一個熄滅一個擦亮,電光石火,將河面映出一層銀光。很快,周圍又復歸寂靜,比先前更加的寂靜,夜也比之前更黑了。眼睛必須重新適應夜色。范軼川又從兜裡掏出一個小尺寸的開天雷,立在一塊表面平坦的大石頭上,點之前他朝我擺擺手讓我往後退。隨後,他也捂着耳朵朝我跑過來。炮仗沒有很快炸響,在我們懷疑到底點沒點着火線時,它「嘭」的一聲竄向天空,平地驚雷。一剎那,整座吊橋亮了起來。滾滾濃煙順着風飄開,劇烈的火藥味刺激着我們的鼻腔。我被濃煙炙得睜不開眼,靠不停眨眼去稀釋酸澀。

「這個炮威力好大。」那道白煙還在不斷上升。

「祝賀金榜題名就要用這種猛的,炸出去。」他說。

沿河走了兩圈,蚊子太多,我們沒有多逗留。原路返回時也沒說甚麼話,有時一前一後,有時候並排走着。

「我高中畢業了,也成年了。」

我說完,范軼川笑了。

「我們在一起吧!」我想到巧蓮和她老公,即使是從陌生人開始相處或是從零開始奮鬥,有甚麼難,還是能在一起的。

「你才多大,你見識過幾個男的?好好去讀書,多認識些人,再說愛誰不愛。我在這兒就挺好,不然我們牽牽絆絆的,倆人都過不好。」

我沒有那種被拒絕的痛心,這在我意料之中。就像聊炮仗或者聊任何說完就過的話題一樣,沒有歇斯底里,也沒有尷尬。

「你說我想甚麼辦法能找到高喜榮在哪?我想見見她。」

「是真朋友的話,你就別去見她。」他說。「你要上大學了,她卻蹲監獄了,她會想讓你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嗎?那麼愛打扮的一個人,是你你怎麼想?」

別的我不知道,但有一點能確定,如果我和高喜榮面對面哭,這個場景一定讓她噁心,畢竟她甚至不願承認曾經和我一起慘兮兮地被同學老師孤立過。

我和范軼川坐在廣場的台階上喝啤酒聊到很晚,他給我推薦了幾部關於傳奇樂手的音樂紀錄片。後來他問我要不要去電玩吧跳舞,我拒絕了,長時間的伏案使我的四肢有些僵硬,有點不協調,不想去破壞以前的記錄了。我也突然理解范軼川為甚麼不建議我去看高喜榮,高喜榮也絕不願意把她之前建立起來的形象覆蓋掉――用一副惹人同情的樣子。

 

14     別

被知名高校錄取後我得了一筆政府助學金,我計劃拿出三分之一去火車旅行。父親不同意我一個人去太遠的地方,我母親說服了他,她說以後要經歷的多着呢,放她出去試試,每到一處給個信就行。趁着母親的話我作了各種保證,父親才勉強答應下來。我用三天時間定好路線,夏天的衣服不佔地方,一個小小的旅行箱都沒有裝滿,母親用餅乾和速食麵補齊了空缺。

出發前的週末我和范軼川見了一面,他送給我一隻嶄新的鈴木口琴和一個從玩具店買的套圈遊戲水機。他陪我去照相館買膠卷。我們大大方方並肩走着,那條街道我上學已經走了無數回,從來都是趕時間,沒有這樣輕輕鬆鬆。垂柳輕拂,道旁的小店的玻璃門窗也都一塵不染,車也不喧嘩,行人表情從容,水果攤上各色水果也都鮮艷極了。走在樹蔭下,清清涼涼,我們哼着歌,把胳膊大幅地擺起來。他反覆哼着伍佰的《浪人情歌》和《夏夜晚風》。路過飾品店時,我進去買了一對手機掛鏈,兩隻天使小豬,一粉一藍,我把藍色那隻掛上他的手機,粉色的留給自己。他有點鄙夷,但還是揣進了兜裡。

「有美景就給我發彩信,別摳門啊,我給你充話費。」分開時他對我說。

「我知道了,這套圈遊戲機真幼稚。」

他靦腆一笑,「坐車手閒了玩唄。」

那是一次漫長的旅行。我先到南昌,後去景德鎮,又從景德鎮轉車去了婺源縣,婺源太美,我多逗留了幾日,租了旅店老闆的車,他載我往東南西北各處看看。之後又轉去黃山,不趕巧,山裡起了久不遇的大霧,摸索上到光明頂,霧還未散去,眼前只白茫茫一片。後一天,我起早逛了屯溪老街的鬼市,又從黃山坐火車去了杭州,遇上錢塘江的小潮汛,回酒店時遇上大雨,打上車時已經被淋成了落湯雞。我後又越過南京和合肥直接到鄭州,在鄭州轉車去了這場旅行的目的地西寧。火車走了二十多小時,硬臥車廂裡遠比想像中嘈雜得多。

按照約定,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將最美的景物拍下來發給范軼川。景德鎮薄如蟬翼的陶瓷燈籠,婺源的翹腳屋簷和雨中的翠山,上饒的古屋,江灣的淺溪,黃山的霧,還有被雨澆透的我的自拍照,發去這些照片,他都會回覆一句:已閱,自己多小心。去西寧的火車上,我給他發了張我在月台拍的照片,照片上是許多人的背影,有人扛着大包小包,有人揹着孩子,有人歪着脖子往前看。他沒回我,我想是火車信號不好,在停靠站我又發一遍,他還是沒回。手機能打通但沒人接。

火車清晨到達西寧,雖然是夏日,西寧的早晨還是透着涼意。下火車後我站在少有行人的街頭,南北巨大的溫差讓穿着單衣的我有點打哆嗦。我在火車站附近吃了一碗牛肉粉湯,肉湯和包子下肚後才覺有力氣繼續接下來的行程。我坐上去青海湖的小巴,可能是出來時間久了,並沒有預想的愉悅,只覺得疲憊,有點想回家了。我住進父親同事介紹的小旅館,一個藏族婆婆經營的小院子,院裡養着隻藏獒,走路到青海湖只要十分鐘,在婆婆那裡能買到半價的景區門票。我在青海湖邊一坐就是一天。遠方多層次的藍色調和得恰到好處,湖水也純潔到近乎透明。湖面闊大寬敞,讓我不至於完全沉溺在遐想之中。我長久盯着眼前的景色,它們在我的視網膜快靜固成了一幅油畫。第二天下午,我正坐着出神,一匹白馬走過來停在我的面前。牠的大眼睛看了我一會兒,又臥倒在我的腳前面。距離太近,我不敢隨便亂動,怕驚了牠。沒多久,一個半穿蒙古袍的年輕男子跟了過來。他跟我年齡相仿,曬得黑紅的皮膚讓他看上去比同齡人更結實些。

他問我:「騎馬嗎?」我問:「騎馬多少錢?」他展開五個手指。「白鳥找到你,就給五塊錢吧。」我說:「我沒騎過馬。」他拽了拽馬韁繩,白馬站了起來,他說:「不用害怕,我在前面牽着。」

我踩馬鐙時直打趔趄,他扶着我才費勁地坐上馬鞍。起初,他牽着馬,我們在一片泥塘裡來回走,等我適應了顛簸,他問我敢不敢讓馬兒跑起來,我說行。他望了望不遠處沒甚麼人的草甸說:「我帶你去那邊,那邊能跑起來。」

「它的名字是白鳥?」

他點點頭。「白鳥跑起來又快又輕,是我們這裡數一數二的好馬。」說完他翻上馬背,坐在我身後,他高喝一聲,馬跑了起來。果真,這匹馬跑起來非常輕盈,只覺得身體能將空氣斬出一條縫。馬跑起來時,我怕手機從褲兜裡顛出來,讓他停了一下把手機放進書包。

「你有手機啊?」

我一愣。「你不用手機嗎?」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不光是我,我們這兒很多人都沒有手機。我能看看你的嗎?」

我把手機放在他手上,他前後看看,按了按打字鍵,又還給了我。

「那你們平時怎麼聯繫?」我問。

「沒有那麼多要聯繫的。熟人出門都能碰上,外面有事就去村子裡有電話的人家裡,幾句話就說完了。」他雙腳一夾馬肚子,馬又跑了起來。「就是長生天給了個念想,其實能有甚麼要緊的話。」我們不再聊天,他帶着我在草甸上跑了三圈,又返回湖邊。臨別時我讓他給我拍了張騎在馬背上的照片。

我把火車票往前改早了兩天,提前回家了。一到家,我就把騎白馬的照片發給了范軼川,附上文字:我到家了。發送成功後我就把手機關了,隔幾天打開看一下,不出我的意料,他沒有回信。我將手機扔進衣櫃,看不見便不會有開機的衝動。我用牽馬小伙的話來安慰自己,我告訴自己沒手機的時候人照樣活得好好的。別。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別去索問,別去揭穿,重要的是別再去打擾,就讓剩下的時間過去,因為我要離開是必然的。

行李檢查了一遍又一遍,取出一樣又添進兩樣,恨不能把整間臥室搬了去。在網路上看到新聞,和我同屆的兩個人,一男一女,兩人各乾半瓶白酒去學校操場跑圈,女生一頭紥進綠化叢裡,又吐又哭,不省人事,招了120來才算完。我做不出這樣的動靜,但我能理解這情緒。對於喪失,人總要有個儀式。

靠近開學的日期,畢業生們都在三三兩兩的聚會,集體操辦謝師宴,而我最想好好告別的兩個人都已不在身邊,我沒有甚麼別的朋友圈可言。我一門心思等待出發日期。令我意外的是,我收到一封來自李文凱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說,為了高考不出差池,他不得不排除一些可能會對自己造成干擾的因素,他為同桌期間對我的無視和冷漠道歉。我確實為此痛苦過,但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早已釋然,甚至帶點感激,因為我正是用他的方式得以和他比肩。

我離開的火車駛出月台時太陽正要落山。我坐在臥鋪靠窗的地方,金光灑遍四野,我仔細眺望遠處的山坡,想認出哪塊草坡是我去過的。我和范軼川許多次坐在小山坡上看火車進站、離站,直到天光消逝。一樣的黃昏,我默默感嘆,只是這次,我自己成了一顆泯入光中的鐵皮螞蟻,拼成那道我曾看過多次的風景。去別的城市上大學,大多數人歡欣雀躍,不會有我這樣的悲壯。不知為何我隱隱覺得這次告別意義重大。後來也果真如此,除了大學前兩年的假期回來短暫居住過,之後就開始去電視台實習或者參加暑期學習班備考雅思和GRE。沒幾年,父親退休後,父母賣了房子搬去了親戚多的鄰市,他們說葉落歸根,兒女遠飛了老傢伙們就要抱團養老。此後有許多年我再未回過這裡。

火車出站後,緩慢駛過朝南的舊站,站前廣場空無一人,我認出了那個熟悉的方向。像是有兩個人正坐在那兒看我,讓我生出表演慾來,那種情緒極不日常。我像一個電視劇演員那樣背着人,托着腮,眼淚滿面正順着下頜滴下來,而我假裝不覺。我只覺眼前的樹呀雲呀山丘和鐵軌正加速倒退。黃昏好風景。

 

尾聲 一隻船

高喜榮和范軼川開的小超市沒甚麼稀奇,社區大門外左轉第一間,白酒廠商冠名做的紅底招牌,裡面是便利店普遍的陳設,中間是貨架,圍着牆是幾個冰櫃。高喜榮帶我進超市轉了一圈,跟收銀員囑咐架子上的貨她明天一起盤點。她說話聲勢太足,收銀小妹不抬頭也不吭聲,在櫃檯後站得筆直。從超市出來先後碰上兩個高喜榮的熟人,那人遠遠看見高喜榮就已經滿臉帶笑,迎過來問:「高漂亮,這會兒不在醫院不在店裡,瞎逛甚麼呢?」高喜榮也笑了,說:「你個王諞三管我呢,我能逛的多着呢。」那人又問:「老范怎麼個情況了?」高喜榮說:「就這病!不過這兩天人看着精神一點兒了。人家不要我操心。」說話間又過來一個年齡大些的婦女,高喜榮說:「看,河南侉侉也來了。」那人也是詢問范軼川的病況,寒暄兩句後她說:「你再不要拿大,上山去請個陰陽給老范開個土方子,都說靈的,到現在寧信其有麼。」高喜榮輕嘆一口氣說:「你說我們老范是信那個的人嗎?行不通的,我們家那人對自己的命有安排。」一個女的注意到我,打量一番,「來親戚了?」高喜榮把我往前讓了讓說:「這可是貴客,國外來的大學教授,你們快好好瞧瞧,娃兒都照這樣的教育。」我心裡感慨高喜榮這伶牙俐齒竟有增無減。大家打招呼散了後,我跟着高喜榮去了她和范軼川的家。

她的鑰匙扣上掛着太多鑰匙,乒乒乓乓,從中摘了好一會兒才對上門鎖。

門燈很暗,她又去打開沙發旁的落地閱讀燈。房間不大,客廳裝修成一個密閉的影音室。電視牆上陳設着各種黑膠唱片,另一面牆上也佈滿了CD和磁帶,貼着幾張大小不同的樂隊海報,我只能認出兩個:涅槃樂隊的紐約不插電專輯封面和披頭士穿越人行道的經典海報。窗前掛着厚厚兩層隔光隔音布,簾子前放着一些播放設備,還有幾個蓋着防塵布。高喜榮把我的行李拎進臥室,出來見我對牆上的東西感興趣,她一笑,說:「知道我們掙的錢糊哪兒了吧,老范都拿去糊牆了。」

我到處看了看,臥室和廚房非常樸素,除牀和衣櫃外沒有其它傢俬。高喜榮在進出收拾,我端着水杯站在客廳窗前,撥開厚重的簾子,外面幾個小孩正在玩耍。房子在二樓,看不了遠處,但地面上的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跟高喜榮說就我們兩個人不去飯店吃了,一起去買了菜回來自己煮,還能敞開了聊天。她同意了。我們從菜場買回了蔬菜和海鮮,她遞給我一個和她身上一樣的圍裙讓我繫上,我們倆在廚房洗菜準備食材。她利索地去了一條鯧魚的內臟,切段後將薑絲、蔥絲和蒜瓣塞進魚肚,又正反抹了料酒,牛羊肉切盤後,她開始準備蘸料。「我記得你不吃香菜是吧?」我點頭。「那香菜我最後切,給你多放點蔥花。」我洗了蔬菜切好,她遞給我一個大湯盆讓我盛進去。「冰箱裡還凍了些餃子,不夠的話再拿出來煮上。」她說完,開始炒火鍋底料,讓我把廚房的門關上。我們關在廚房這小小的長正方形中。她熟稔地用蔥、薑、蒜、辣椒熗鍋,再把買的底料倒了進去,熗鍋起的煙辣得人眼睛生痛,水下鍋後她才想起打開抽油煙機。我們倆手底都做着事情,細碎的事情,兩個人忙忙碌碌,這些細碎的動作好像代替我們說了千言萬語。我們只是接個鏟子遞個盤子。

餐桌擺好,高喜榮說紅白啤都有,問我喝哪種,我說白的醉太快,選了紅的。我們對面坐着,酒已經倒上。火鍋的紅湯在咕嘟嘟沸騰。這個時候應該有人開口講話了。或許高喜榮和我一樣因為彼此缺席太多竟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碰杯,下菜,高喜榮給我添酒。上一次我和高喜榮喝酒還是她在KTV舉着酒杯大殺四方,玩遊戲讓我喝罰酒,而這次,我們坐得沉沉穩穩。

「你和范軼川怎麼在一起的?給我講講唄。」當下反倒這件事最容易說出口。

「不太好相信,我也覺得,世上的事有時真的太巧了。我出來那一年,找不到工作,就在一個火鍋店當服務員,老范和兩個朋友來吃飯,我沒大認出他來,我基本上對他根本沒甚麼印象,他倒認出了我。這就算有個聯繫了。那陣子我媽和關叔總吵吵嚷嚷,我下班回去呆不住,親戚也沒有能走動的了,也沒個朋友,莫名其妙就想起了老范,約他出來吃燒烤想在外面待晚一點等家裡倆人睡了我再回去。本來想着老范這麼個人要是結婚了也不好大晚上把人家叫出來,就試着問了下,偏巧了,他竟然還單着。老范那時候和朋友創業做音響店失敗了,剩下的錢開了一個小燒烤店,就讓我去他店裡收銀。估計老范是看我那個時候在家裡過得憋屈,過了半年問我要不要結婚單過。那時候我確實挺難。」

不像我工作後胖了十來斤,高喜榮的容貌和體形實在沒甚麼變化,也不奇怪范軼川只見過她一面就能認出。

「阿姨都好嗎?」我問。

「我媽沒事,幾年前和關叔離了,結果剛離沒幾天關叔就病了,住院,還得我媽去照顧,沒多久倆人又復了。我關叔這病好後,他們倒是有個老夫妻的樣子,過好了。」

我們又乾了一杯。喝完,一陣烘熱燒上心口。我內心掙扎了一下,還是問了出口:「當年那事到底怎麼回事?」

她把一碟子山藥全部倒進鍋裡,給我們兩人添上酒,拿起海馬刀準備開第二瓶。她一邊撕瓶口的錫紙一邊看着我說:「如果我說當年我是冤的,玄子你信嗎?」

好多年沒聽過別人叫我「玄子」,突然聽到反應遲鈍了幾秒鐘。「嘣!」她開了酒,全部倒進醒酒器。「也不是甚麼好酒,不用醒多長時間」。見我沒說話,她自顧自地說。

「我高考完才知道這事,其實我當時就懷疑,你這樣一個人不會把自己作死的,但別的信息甚麼也沒有,我也搞不清楚。」我突然想起高喜榮被抓的消息還是范軼川告訴我的。

「我被陳池那貨連同他們家裡人坑慘了,但這也不賴別人,還是怪我自己。其實我那時候知道陳池和他兩三個兄弟吸毒,我沒在意這事,沒覺得這事會和我能扯上甚麼關係。那一天我喝得有點多,陳池讓我自己先走,去一個地方等他,我沒多想就去了,估計那時候他已經把東西放我包裡了。審的時候我摘不清,加上陳池他們一大家子裡有幾個人都在公檢法,我根本證明不了,你想,我知道他們吸毒,而且我那時候啥樣子你知道,咋看都不像是個清白的。」說到這兒,她的情緒明顯有些激動,「坐一趟牢,基本等於重新做人了,就是時間長了些,出來青春都沒了。」

「陳池現在呢?」我問。

「他現在估計也不好過,聽說因為錢沒談攏,他家一個親戚被舉報了,牽連出幾個人貪污,他們家人一落馬,他怕過去各種吸毒打架賭博的事被翻出來,就跑路了。我出來時,人已經跑了。」

她又反問我:「你怎麼樣?還被人欺負沒?」說完她哈哈哈的笑了。

「我就是唸書、工作,我這一路就單調無聊多了,想有人欺負我都沒得,現在都是各種『張老師』來『李老師』去,大家都客氣得不得了。」

「你們都是文化人。」她打趣道。我們舉杯,把杯中的酒又喝淨了。

「我以前其實特別羨慕你,還羨慕過別人,總想成為別人,結果就是一次比一次失敗。你記得賓館門口咱們碰上那次嗎?如果不是咱們碰上了,我甚至以為我快要成功了,結果一下就被打回原形。後來這樣的事也有過幾回,場面都不好看,我把自己認錯人了。」借着酒勁,我把這些年積壓在心裡的話全都說了出來。「我大學前兩年瘋狂談戀愛,談的對象真是不少,我那時把成就感都放在戀愛對象的心意上,結果還是很慘,你都不能想像那種卑微。就是沒有自我,也活該被人不當一回事。」我抬頭看着高喜榮,一隻手不自覺地拈轉着高腳杯。「我以前都逃避,在一個地方失敗了,就去另一個,總覺得換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就可以換個自己再去試。這也是我研究生要出國讀的一個原因。那時候的我,只要一失敗,就潛意識逃避,我不停在找新地方,幻想總會有個我能是我自己喜歡的那種樣子。」我平靜地說着。「也是沒想到,在我為了出國埋頭讀書的日子裡,我不是誰的女朋友,不是誰的同學,不是誰的朋友,也不需要向誰證明,我把自己封閉在圖書館,只有自己面對自己的時候,反而這個結一點點解了,開始有那麼一點點意識到這些年我究竟是在做甚麼。」我笑了笑,舉起酒杯邀高喜榮一起。「就從那兒開始才不再羨慕別人,也慢慢不再逃避了。」

「這我都不知道,一直覺得你是個高傲的人。」她說。「這也是好事,要不是你老想挪窩,還去不了那裡呢。」高喜榮起身去客廳。「咱們也享受下老范這燒錢的愛好。」她打開音樂設備,「你喜歡聽甚麼?」

「我都行,你選你喜歡的。」我感到踏實又暢快。

槍花樂隊的Knockin’On Heaven’s Door傳了過來,高喜榮在外面說:「這是老范撂在機子上的,他老聽這個,就它吧。」

「都挺好的。」

「顧着喝酒差點忘了,我有個禮物要送給你。」高喜榮起身去了臥室,出來時手裡拿了一個筆記本。

「你打開看看。」

她遞給我的正是小學時候被朱老師沒收的藍色密碼本。接過來的一刻,許許多多複雜的回憶砸向我,我的眼淚猛地湧了上來,我以為自己再不會因為回憶而掉眼淚了。

「密碼是甚麼來着?」

「還甚麼密碼,一掰就開了。」她說。

果然,因為時間太久,鎖孔已經變形,一掰就開了。

「你怎麼拿到這個的?」

「我偷的,第二天我就去辦公室偷了回來。」我一抬頭,發現她也眼淚打轉,但我們對視的瞬間又破涕為笑,開始互嘲裡面的內容。

「這還是人家杜丹的呢。」我說。我一頁一頁翻過去,眼淚越發不受控。翻到最後一頁,是一幅簡筆畫:一隻船漂盪在藍色鉛筆畫出的海浪之上,船內站着四個小人,三個紥着辮子穿着裙子的女孩,一個頭髮朝天豎着穿短褲的男孩,下面寫着一行字:我們城市的船。另外還有兩個筆迹,一個是用鉛筆寫的英語單詞:ship,另一個用藍色水筆在後面綴着一串哈哈哈哈哈,又畫了一個笑臉。

「這還是人家畫的,叫甚麼琨來着?」

「何琨。」高喜榮把紙巾盒拿過來放在我面前。

「這個筆記本你帶走吧,該你保管了。」高喜榮關了火鍋的電源後,外面的音樂聲更顯耳。「在我身邊也這麼久了,給你,當個紀念品。」

高喜榮說着話,一看手機跳了起來,時間已是下午六點半。「別喝了,也別看了,時間跟不上了,還有更重要的事。」她開始收拾碗碟,我要幫她,被她支開了,她讓我到客廳坐着,「這些先放着回來洗,你也別再喝了,我們還出去呢,想喝晚上回來再喝。」

我在客廳的格子架上翻了翻范軼川收藏的唱片,找了張我喜歡的專輯換上去。高喜榮進了臥室,換了一身休閒衣服,還給我拎了一雙平底運動鞋。她讓我換上她手裡這雙,別穿帶跟兒的。我按照她說的做了,出了門才知道她要帶我去跳廣場舞。我打趣她說老公在醫院躺着還去跳舞,她說是老范希望她這麼做的,老范喜歡她跳舞,讓她每天都去,千萬別因為他的病耽誤了。

我們來到那個我曾經非常熟悉的廣場,廣場周邊的啤酒攤已被整治,換成了綠化帶和景觀石。來跳廣場舞的人分成三個方隊。人民廣場大舞台附近是正牌廣場舞班底,跳着老幼皆宜的傳統廣場舞;在我覺得像彈弓的雕塑那兒闢出了一個方隊,跳當下流行的街舞,多是年輕人,高喜榮是領舞的;靠近綠化帶的地方有一個人數最少的方陣,多是上了年紀手腳不協調的人,跟着廣播口令做做活動肢體的健身操。

我們去晚了幾分鐘,人已經聚了很多,高喜榮顧不上安頓我,擺手示意我站到隊伍裡一起跳,她幾步跨上台子開始帶領大家做熱身運動。高喜榮和另外兩個二十出頭的女孩站在雕塑底下的圓台子上,她的年輕舞友們站在台下,少說有四五十人,她們模仿着高喜榮的一舉一動。她們跳的舞很時尚,都是當下最紅的街舞舞曲,動作也是從女團舞蹈中扒下來的。我遠遠望着高喜榮在昏暗的燈光下舞動的背影,又順着那支彈弓雕塑看上去,墨藍色的天空被一點光戳碎。遠處的廣場舞方陣在跳扇子舞,每人手中兩把亮玫紅色綢面扇子正舉過頭頂拂動着。我拿出手機拍下了那些顏色。十方觀遍,庸人戀闕。突然之間,我覺得所有歷程都不過如此。我坐在石階,看着眼前的一切,一點點微小的通悟,一點點微小的苦澀,一點點微小的安慰。

教完當晚要學的新動作後,大家開始跳以前學過的舞,高喜榮就下來找我了。

「你不跟着跳跳?」

「我太久不跳舞,動不起來了。」我說。

「誰不是瞎跳,鍛煉身體麼。」說完,她好像想起甚麼似的。「走,我帶你轉着看看。」

我們站在傳統廣場舞的圍觀群眾中,高喜榮說,「你看台子上最左邊的人是誰?領舞的那一排裡。」我看不清,我們又往台側挪了挪。齊肩的燙髮頭,很濃的妝,穿一雙厚底板鞋,她正在帶大家跳蒙古舞。

「這是……李紅?」我的確被驚到了。

「你看出來啦,教完咱們沒兩年李紅就借調到教育局專門給市裡排節目去了,後來就調踏實了,估計早記不起咱們了。」

「最後是和胖帥哥結了吧?」

「結了,但後來甚麼情況我就不知道了,感情這事吧……」她有點神秘地朝我瞪大眼睛,「我再帶你去看個人。」她又帶我去了做廣播體操的方隊,她不說話,只是拉我站在隊伍前面,那個角度可以看清楚每個人的樣子。這些老人們只是拍拍手,拍拍腿,轉轉肩,跟着節奏前後左右踮腳尖。隊伍裡除了兩三個中年人,大多都是頭髮花白的老人。我在第三排中間看到一個人,她的頭髮已經白完了,鬆鬆垮垮綁在腦後,畫着兩根細挑眉,穿一件雪紡花襯衫,黑色垂料筒褲,瘦成了一個紙片兒人,右肩明顯高過左肩,站着不動的時候身材顯得很不齊整。精神氣倒是不錯,她盯着前排領舞的人,每個動作都跟得上。

「也老了。」我說。

「常能碰上,認不出我是誰。」

站在那看了會,老人們都很像,無論是長相還是神態。

「我們能早回去嗎?今天有點累了。」

「等我過去說一聲,咱們就走。」高喜榮去給跳舞的朋友打招呼了。朱老師做體轉運動時對上了我的眼神。四目相對,我直直地看着她,或許她的眼神裡也閃過一絲猶豫,但很快她又木然地將眼神挪開,看向了別處。

隨後兩天,我白天在醫院陪着范軼川,晚上就陪高喜榮一起去跳廣場舞。范軼川的情況的確已經非常不好了,他面色蠟黃,雙頰浮腫,難以想像的疼痛折磨着他。他躺着,讓我給他詳細說說這些年的經歷,他想聽我講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四季氣候和我的學校生活。惲幀照常發來問候的微信時,我也跟范軼川說了幾句關於惲幀的話。因為浮腫他的臉上已經看不出表情,他對我說:「那些唱片,你看上哪個就帶走,能拿得動就多帶點,也給那個兄弟挑幾張帶回去,說我送給他的。」他停頓了很久,看着我說:「你看,我們現在都挺好的。」

我返程日的清晨去醫院和范軼川告別,在醫院門口被高喜榮攔住了。她朝我搖搖頭說別進去,讓我直接走,這也是老范的意思。我們站在醫院門口的公交站牌下,她點了一支煙,吐出來的煙圈在冷空氣裡久久不散,片刻,她說:「我也不送你了,自己來自己走,多大人了,在機場哭哭啼啼像甚麼樣子。」我說不用送,其實我還有一些話想說,但被高喜榮那種拒絕煽情無需廢話的表情一一堵在嗓子眼。

「如果我結婚,你來嗎?」

「當然,快帶我去新加坡看看,最好蜜月也帶上我,讓我多長長見識。」

她說完,我們大笑一場。一支煙抽完了,她把煙頭摁在垃圾箱頂上。

「那我就走了,時間差不多了。范軼川有甚麼事你要告訴我。」我突然想起她給我發的郵件,「你怎麼知道我郵箱的?」

「論文網站上查的,論文下面有聯繫郵箱,想不到吧?輸入玄子姐大名,然後按大概知道的信息一個一個排除。」

「厲害。」我突然意識到,這些年我不斷自我建設,可還是需要回頭對接過去才得以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彌合來路的斷裂,高喜榮一封郵件就做到了。說話間,高喜榮伸手攔下了一輛出租車。司機打開後備箱,她幫我把行李放進去。車子就要開動了,她後退一步,說:「西廂九公主,再見了」。車子開動了,我想朝她喊一句「美少女毒梟再見!」但她已經幾步跑回了公車站,車子走遠了,我轉過身望着她變小,直到出租車一個大的拐彎。

 

我在飛機上睡了過去,睜開眼,五十分鐘過去了,飛機已經駛入平流層。打開遮光板,外面晴空萬里,水霧輕輕薄薄正在我眼前飄飛。手機早已沒了信號,我看到兩條未讀語音微信,一條來自惲幀,一條來自范軼川。惲幀說他會去機場接我,讓我在出口處留意他。我又點開范軼川的語音,他的聲音很微弱,我將耳機音量調到最大才聽清楚了。他在唱歌,艱難又有點輕快地唱着:

 

「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如果我在戰鬥中犧牲,你把我埋在那山崗上,如果我在戰鬥中犧牲,你把我埋在那山崗上。」

 

我轉望窗外遙遠的雲之丘壑。世界正潔白得耀眼。


宋阿曼 1991年出生於甘肅省,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十月》《上海文學》等雜誌。2017年出版小說集《內陸島嶼》。2018年從西北大學文學院畢業,進入《文藝報》從事編輯工作。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