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香港文學》辦得好——在《香港文學》創辦三十週年慶祝會上的講話

陶然兄讓我參加今天的盛會。我既是《香港文學》的讀者，又是《香港文學》的一個作者（儘管不是最好的讀者與作者），理應來慶賀。但讓我講話，答應後，卻有點後悔，因為覺得似乎可說的話很多，但又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只好即興講兩點：一是評價一下《香港文學》；二是傳達一下與高行健、莫言在秋冬季節相逢時所談的一些思想。

我想用文學評論員也可以說是文學思想者職業化的語言對陶然兄主編的《香港文學》做個評價。我要鄭重地說：《香港文學》辦得非常好！現在刊物太多，許多刊物可有可無，但《香港文學》絕對有它存在的價值。它必須存在，它的存在不僅給香港增添了許多文氣與詩意，而且，這個刊物的文學風采還輻射到大陸、台灣、東南亞各國。我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都感受到了《香港文學》的影響，覺得《香港文學》牽動着東南亞許多作家詩人的心靈。我還要講點自身的體驗。十四年前，陶然兄接手主編時，先是請我寫一篇談高行健的文章，後來又懸擱了。我為此很不高興，並在〈經典的命運〉一文中予以批評。在此之後，陶然兄卻仍然尊重我，不僅發表了我許多文章，還作了專輯，可見陶然兄具有兩樣寶貴品格：一是文化情懷，二是文學見識。我一再說，二十世紀中國，欠缺的其實不是文化知識，而是文化情懷，即能容納百家、容納批評、容納不同立場的胸懷。陶然兄因為具有這種情懷，所以《香港文學》才辦得這麼好。

高行健在十月間到香港兩個星期，除了在科技大學和我一起作了對談之外，還到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作了兩場演講。在科大，我們對談的題目是「要甚麼樣的文學」，在港大，我們對談的題目是「美的頹敗與文藝的復興」。除了公開演講之外，我們私下還作了六、七次關於文學的對話，以後我會把它整理出來。而莫言到香港只有三天，他首先在公開大學發表了「幻覺現實主義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演講，還和我作了一個小時的對談。之後，又到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接受榮譽博士稱號並作了講演。他們兩位因為獲諾貝爾文學獎而非常辛苦，我既仰慕他們又可憐他們。我說他們走到哪裡，哪裡就出現了一個「文化節」，但也調侃他們，覺得他們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像動物園那麼熱鬧，人們都想觀賞一下聰慧絕頂的稀有生物。

高行健與莫言兩人分別在香港大學和公開大學的晚宴酒會上發表了他們對香港文學的看法，因為沒有媒體記者參與，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他們兩位不約而同，都對香港印象很好，而且衷心讚賞香港文學的成就。高行健說，香港的燈光這麼燦爛，城市這麼繁榮，巴黎簡直無法與之相比。他甚至說，香港完全有條件成為世界性的文學藝術之都，完全具有成為文學重鎮的可能。可惜他沒有充分論證，不知道他為甚麼對香港這樣有信心。而莫言則說，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他完全不贊成。他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綠洲。在12月3日的晚宴上，他面對六、七十名嘉賓鄭重地說，香港出了許多好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他講了幾個作家的名字，這就是金庸、劉以鬯、西西、黃碧雲和董啟章。他說，在華人世界裡，凡有水井處，就有金庸的小說，這不簡單。我今天想接着說，香港文學出了金庸這樣一個偉大作家，就不可輕視。最近，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看金庸》的專門研究金庸的雙月文學刊物，第一期剛剛問世，我作為刊物的顧問，寫信祝賀，信中我再次對金庸作了評價。我說，不管人們對金庸的評價有多少差異，但金庸有兩點成就是無可爭辯的：第一，金庸在華文世界裡擁有最大讀者群，換句話說，金庸擁有最大的讀者覆蓋面；第二，「金庸」二字已成為全球華人的共同語言，無論是在東方的日本、韓國、越南、泰國等處，或在西方的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國度，凡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只要一提起金庸，大家就有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從金庸說開去，就會有一番親切而熱烈的討論。一個作家，抵達這樣的境地很不容易。這不是個人的狂妄與書齋式的評價可以抹煞得了的。妄語妄說動搖不了金庸這一偉大的文學存在。金庸在香港思索、寫作、創造，就在香港這個海島上高高地站立起來。我們不能否認金庸，只能期望香港文學多出一些金庸式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家，多出一些像金庸一樣的「天才個案」。

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話題：聽莫言談金庸。現在我講第二個話題：和高行健談文學。此次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高等研究院把高行健請來，使我贏得一個星期的時間和行健日夜交談文學，這對我來說，是一次極大的收穫。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兩次緊急住院，即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但現在精神很好，正在準備今年（2015年）比利時的國家級大畫展，包括高行健的回顧展與《潛意識》專題展。尤其讓我高興的是，他的思想仍然極為活潑，他剛在台灣出版的《自由與文學》一書（我為此書作了序言），展示的是當代世界最清醒、最深刻的文學觀。可惜大陸的文學朋友看不到，太可惜了！這次我們在香港相逢並展開對話，在私下談得更深入，更真切。如果要詳盡傳達他的講話內容，恐怕需要一整天的時間，今天我只能用幾分鐘時間報告兩個信息。一是高行健首次使用「打破現代蒙昧」這個意念說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他認為，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陷入現代蒙昧乃是一種政治蒙昧。而這種蒙昧是雙向的，它即表現為文學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順從又表現為文學干預政治和改造世界的妄念。無論是政治介入文學還是文學介入政治，都是一種蒙昧。高行健認為，二十世紀影響文學的有兩個巨大的怪物，一是政治，二是市場。文學唯一的出路是丟開這兩個負累，獨立不移，自立不同，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左也不媚右，既不媚東也不媚西，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古也不媚今。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就不說。高行健談話的第二個重心指出對於作家來說，只有一個真命題，這就是面對人的存在，面對實實在在的人，面對人性的真實與人類生存處境的真實。其他的，諸如說甚麼作家懂不懂外文，諸如討論高行健是中國作家還是法國作家，諸如討論某某是左翼作家還是右翼作家，甚至討論甚麼是革命浪漫主義還是革命現實主義，甚麼是現代性甚麼是反現代性，甚麼是後現代主義等等，這一切對於作家來說，統統沒有意義，統統都是假命題。熱衷於「現代性」概念，正是一種新教條，也是一種新的現代蒙昧。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概念的包圍中迷失的一代」，他很同意，並且說，我們沒有時間再次迷失了。

第三點：與莫言說作家的「大悲憫」。此次我和莫言在公開大學作了一次對談。在引言中我揭示了莫言成功的三個密碼，即（1）大地的滋養；（2）上帝心靈與魔鬼手法相結合的「神魔寫作」；（3）鯨魚風格與鯨魚氣象。「引言」已發表，今天我特別要強調的是，別看莫言一副農家子弟的模樣，他實際上很有思想。在中國文學界裡，他是唯一的高舉「大悲憫」心靈的作家。他在多年前所寫的一篇「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中（此文後來被他選作長篇系列的代序）就特別解釋了甚麼叫做「大悲憫」。他說，大悲憫不同於惻隱之心，不同於小悲憫。大悲憫乃是既同情「好人」，又同情「壞人」，這當然是指世俗定義下的好人與惡人。大悲憫的第二個意思是說既要同情他人，也要同情自己，因為無論是他人還是自己，歸根結蒂，都是可憐人。此次我們在香港相逢，第一個晚上我就對他說，我們明天對談，我會請你再解說一下「大悲憫」，他說，很好，我覺得文學面對的是「人」，人都有局限性，好人壞人都有局限性，都不完美。我說，人性那麼豐富複雜，世界那麼豐富複雜，真不能用「好」、「壞」這種簡單化的概念去描述。其實，對於世俗社會上所界定的所謂壞人，我們主要也是否定其「壞事」，並不是要消滅和吃掉這個「人」。對「事」的是非當然要有判斷，但對「人」則先行「理解」為好。理解在先，判斷在後，這也許正是作家的「厚道」。莫言天生有這種厚道，天生有這樣大悲憫的心靈，所以他才獲得成功。對於莫言這種天才，其弱點是可以忽略的，我們不能要求莫言因為得了一個大獎就得充當「大眾模範」，「人民代言人」，或者充當「持不同政見者」，充當「社會正義」化身。我們要允許莫言像歌德那樣，在當偉大詩人的同時，也在魏瑪公國裡謀生謀事，既擔當作家這一本真角色，也擔當一般人的世俗角色。中國實在太多「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古代的葉公，見真龍來，趕緊跑掉，現代葉公則大有進化，「真龍」來了，他們不僅不跑，而且舉起「正義」旗幟，舞起棍棒，大打出手，企圖一舉消滅真龍，總是要表明自己比真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