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逵：遛一面牆

晚上我把燈一盞一盞關了，只剩一隻白兮兮的「出路」。臨街的一列窗子也關了，每關上一隻，市聲就退出去一點點，彷彿真的能把尖沙咀關在外頭。最後半隻窗子我讓它敞着，晚風打尖東海皮那頭吹拂過來，帶一點油煙一點麼地道上的聒噪和霓虹動靜，慢慢灌進屋子裡。這天揉到畫裡的樹脂溶液一丁一點地，從牆的深處滲回風裡，一如歷來所有水彩畫裡頭留連過的水分那樣，進退有時，天亮以前，這牆就乾透了。我能在這樣的起居室安安穩穩地看點書喝喝咖啡嗎？大概不可以，「開業以後就不能抽煙了。」西蒙說，他是這些牆的主人。電梯裡頭有股恆古不滅的煙草和印度香料合起來的氣息，加上我，又多了一股松節水味――就是我每天在用的樹脂溶液，天天如是。那是因為大廈裡有印度館子和雪茄會社，西蒙說。電梯的氣息就是尖沙咀的氣息，我想。從麽地道朝海皮走，好些物事我白天已經見過了，行人道上的印度老叟仍然在人群中搜尋穿西服的外國遊客，並向他們展示手上的裁縫價目，老先生有裁縫們特有的那種站姿，以致我常常以為看到他脖子上搭拉着一根軟尺，熱衷推介西服的先生本人，一件襯衣罩一件杏領毛背心，是從來不穿西服的。過了馬路，公園樹下有個人怔怔地坐着，白天他是個掃落葉的，夜裡他又變成一個拖着行李箱子的，他在想的那個事情，讓他忘記了手上的香煙。往巴士站的天橋上依舊樂音沓雜，有個外來的浪人最安靜，他擇一隻紙皮：「我來自俄羅斯」，這人背上的弦琴從來沒撥弄過，旁邊另一個俄羅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敲打一隻形神散渙的羊皮鼓，任何時候聽都不像是個曲子。過去一點有個喜歡將小提琴作撥弦樂器使的，無板無眼曲子彈得無比焦急，怕是把珠算指法用到提琴上來了。白天又有個行動不便的，唱很多家駒的歌，那聲底，很具象，夜裡腔調就變了，變得比家駒樸拙，而且慵懶，他該把配樂拿掉，日夜都這樣唱，才搭配這一路上的途人。沿途還有玩別的把式，或乾脆躺着看望着一隻砵頭的，我沒有一一細看，就跳上了這輛或那輛穿越港海的巴士，坐不了幾個站頭，就回到了自家的屋子。貓依舊在畫框與畫框之間遊走，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多少聲響，四周沒有很多的牆，沒畫完的一幀畫仍舊站在那裡。貓不曉得，畫畫佬最大的妥協，在於把該畫到牆上的畫到別的方便挪移的物事上去，比方說：繃在框子上的布，畫完了摃着四出示眾。而牆是無所謂的，它不爭風呷醋不陪着人瘋，它是一切畫的原生寄主，畫到布上的物事最後還是給釘到這樣那樣的牆上。能不拒絕一面牆的時候最好不要。「七‧一」大遊行那年有個開酒舖的問我：「直接畫到牆上還是繃一幅大布？」我懂她的意思，舖子垮了可以換個地方，說：「牆。」事情就定了。夜闌人靜的時候我聽得石牆後頭苔蘚生長的聲音，及遠遠近近的貓。好多年後有個面生的酒客問我，畫題那「＃761」是甚麼意思？我說若要替畫取一個標題，那標題該是真實的事，而不是憑空想像的事。「＃761」是最後塗到畫上的清漆編號。讓師傅多髹幾遍白堊打底吧，我跟西蒙說。去年或前年我替他畫一個旅舍房間，用的也是這些畫具，黑黑白白，跟許多深淺形態不一的灰調，有光就有象。後來有些部分讓家具擋住了，「看不全。」西蒙說。人站在哪都會擋住一些物事，家具是無辜的。白堊塗得厚重，松節水才能把黑臘帶到畫的底層，之後風打雷劈都不會跑掉。雪白的，沒動工畫的牆最動人了，晴天雨天，光一進來，所有肌理棱角分明，在這樣勻衝飽滿澄明如鏡的畫面畫上第一筆，搗破一切原有的秩序，需要一點勇氣和貪婪，之後種種經營，無非重建一個秩序結構，先前那個雪白，決計回不去了。每面牆都有各自的際遇，有天畫着畫着，麼地道飄得老遠了，忽地身後有個聲音說：「你畫的這個若然加上一點，十足十就像個ｘ頭了。」回頭一看原來是髹白堊的師傅，端一瓶大啤，不曉得站了多久了，我看看師傅額上依稀有點墨迹，忽地想起了蘇東坡居士跟佛印和尚的故事――就是有人看人像佛有人看人像一坨屎的那個故事，就沒有搭理師傅，再回頭，人已經走了。白堊師傅也許是來教我處世的。上世紀某個冬夜我在跟另一面牆打拚，先前一日，店東神情肅穆跟我說，你畫裡的釣叟，對生意人來說，不很吉利，塗了吧。夜裡有個細碎聲音，從江面到江底，從畫裡到畫外；從閣樓到廚房到茶水間，東竄西突，我放下筆聽真切了，那是一隻老鼠。搜捕半夜，我把鼠逮住了，拿到屋外放走，那是個無風無雪的晚上，兩個路過的人在對街說：「和平！這才是和平！」餘下半夜，我們在行人道上喝酒聊天，天亮才分手。翌日我回去把釣叟塗了，沒加上甚麼，那扁舟輕飄飄地，跟先前沒兩樣，該我覺得，釣叟的確可有可無。事隔這許多年，那逃出生天的老鼠不曉得怎樣了，兩個德國交換生，該已回到德國了吧？那面飄着一條扁舟的牆，我沒回去過，牆是無所謂的，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