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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冕,孫紹振:在歷史和詩神的祭壇上——懷念沈澤宜同學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4月號總第364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謝冕,孫紹振

手記:詩人沈澤宜逝世快一年了,讀他的詩忽有所念……

 

讀詩有多種心態,有的詩可以躺在牀上讀,有的詩卻要正襟危坐。讀藝術精品,為了享受獨自吟哦的陶醉;讀當代新潮,旨在追求智性的苦澀。然而,讀沈澤宜的詩,卻要有別一番心境。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人,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大人,從青春到遲暮的心靈自傳,然而,他的重要性,恰恰在於,不是單獨一個人,他的生命捲入歷史的漩渦,承載着一代人生命的沉浮。年輕的時候,他把生命交給了詩,以詩為生命。每一首詩,都是生命的記錄,在那浪漫主義席捲天下的年代,足以令人羨慕,也足以令他自豪:如今,展示在眼前的卷帙,雖然,其物理重量並不要求超大的砝碼,然而其歷史的深長意味,肯定超越了他年輕時代的期許。震撼着讀者心靈的,不僅僅是以詩為生命的天真癡迷,而且是以生命為詩的沉鬱頓挫。不論是意象華彩的還是語言淡定的,都散發着從生命的煉獄中蒸騰上來的血腥和恐怖,當然還有悲壯的、淒美的磨礪。這種悲劇性災難和自我救贖,屬於歷史,也屬於民族的記憶,然而,幸而不幸,沉入記憶,卻可能變得抽象,變得縹緲。從這個意義上說,從這裡發出的聲音才不可等閒視之:它具有在時光隧道裡迴盪,餘音不滅的啟示性。有時,它讓你不知不覺地忘記了詩,直面心靈的歷史,歷史的心靈,既驚心動魄又坦蕩豁達,歷史和現實的距離既遙遠又

鄰近。   

可以用很多標準來衡量詩,最根本的準則,無疑是在苦難中的精神涅槃,這裡的每一行詩,是生命換來的,生命無價,詩也變得相應的昂貴。幾十年的生命,鑄就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最深意義上的悲劇,一個個意象群落都滲透着悲劇感。命運是如此的不公,居然選擇了他這樣一個人,來承受施虐者的兇殘。明明他的軀體並不十分強壯,明明他的心靈又是那樣浪漫而脆弱。為甚麼要選擇他揹上這樣的十字架?歷史是不會回答的:但是,正因為他童話般的天真,精神酷刑才顯得更加慘烈。悲痛、悲哀、悲涼、悲鬱、悲憫、悲淒正因此而轉化為盪氣迴腸的悲壯。心靈的血淚史,構成了跨越世紀的震撼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僅僅把它當作詩,不如當作歷史祭壇上的犧牲。   

寫到這裡,我們想起魯迅序殷夫《孩兒塔》序中的話:「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做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打開沈澤宜的詩集,最受關注的莫過於那首在1957年5月19日北大民主牆上的〈是時候了〉,這是歷史的永恆的宣言啊。但是,他卻把它放在了附錄裡。也許,他青年時代的唯美主義至今陰魂不散,認為這樣強烈的政治抒情,與詩意不完全相容吧。然而,事隔五十七年,當年閱讀的心潮仍然排闥而來: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

痛苦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

背地裡不平

背地星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

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

落到頭上……

 

北大大飯廳前牆上,墨汁未乾的第一印象,只是痛快,記憶深處還有為朦朧的意念找到鏗鏘明快的語言而奔走相告。但是隨着形勢的轉折,在批判會場上,「是時候了」,被引伸為大逆不道的鼓動叛亂的綱領。我們親耳聽過一位高級領導以反右勝利者的雄姿反詰:北大的沈澤宜不說「是時候了嗎?」詭秘的是在文革浩劫期間,我親眼看到這位高級領導被紅衛兵反綁着雙手,戴着高帽示眾。現在看來,歷史把這位領導的語言改編為銘言:內涵向正反兩面增值。不回到歷史語境,很難體悟到其中與時俱增的浩茫和豐厚。

但是,不能忘記了它是詩。從當年的詩學話語來說,這裡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如此富有青春的衝擊力;語言甚至充滿了錯位的反諷。「是時候了」,本來是為史達林稱讚為蘇聯「最有天才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是他的紅色經典長詩〈列寧〉開頭的第一句。這個迴避動詞的名詞謂語句,以突兀的氣勢,使對領袖的崇拜帶上了鼓動家的自豪,而沈澤宜的自豪卻不是來自頌歌,而是相反,衝擊壓抑的痛快淋灕。  

從這個意義上說,閱讀沈澤宜,絕對不能忘記它是一個詩人,他的生命的重要性不能完全放在歷史的祭壇上,而且應該放在詩神的天平上。   

他很早就以身許詩,乳名「新新」,有意與「星」同音,對於光明的嚮往,實際上是唯美的追求,這一點,似乎與生俱來,後來的經歷證明,過早如此許身,是單絕得有點的傻氣的,迷信浪漫和善良,使他早期的詩,有過多的孩子氣的童心,對於浪漫詩學的執拗,注定了他不但在現實中,而且在詩學上,道路曲折坎坷。哪怕厄運當頭,軀體和思想均遭流放和苦役,在詩歌中,仍然沉溺在某種空靈的幻美中,浪漫的星光照不透四周的遭遇,相對於嚴酷的苦難,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浪漫,對於他的詩歌是一重透明的羅網。  

從這裡,不難看到他的矛盾。雖然,他在〈自白〉中說:「我把最真實最隱秘的內心獨語留給了詩,它百分之百地真實、誠實。」他還引用北島說:「『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謊/卻未曾違背/一個兒時的諾言/為了這/那和孩子的心不相容的世界/就再沒有饒恕過我』,我也大抵如此。我的散文作品中有禮貌語言和不得已的妥協。」其實,他還是太浪漫了,太天真了,詩不能完全靠誠實,它還是一種精緻的想像,一種幻境的自由,誠實只是道德的要素,如果不是和想像中把真誠和自由結合起來,是沒有藝術的震撼力的。當然,詩人的本能迫使他在真實和詩學的假定之間尋求平衡,在創作實踐中,他不能不和自己這種天真單純的詩學搏鬥。〈映山紅〉就有點風骨了,畢竟是生命的記錄,在那個年代,映山紅以它的功能變數名稱山丹丹早已壟斷了象徵紅色革命精神專利,居然被想像成「當你一旦怒放,就吹響反抗的最強音/為奮鬥者壯威,給寂寞者鼓勇/把團團熱氣向久經踐踏的人們吹送」。在探索感知和語言的歷程中,這樣的詩句,與其是說不夠深邃,不如說是情感和理念在想像中還不夠和諧。想像之所以重要,還因為思想只有在本體和喻體精密的交接點上,才能獲得自由。換一個角度說,他早期的詩,最缺乏的,不一定是藝術的想像力,而是在想像中讓深邃思想和意象達成天衣無縫的和諧。但從「映山紅」開始,對於善和美的無條件依賴,唯美的浪漫,似乎開始出現了裂痕。請看他的筆記:

 

泰戈爾說:「人類的歷史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勝利。」

我說:被侮辱者呵,在你自由之後,忙着去把別人侮辱?

 

對於人心險惡感知,衝破了他的浪漫的心理慣性。把善和惡,美和醜的搏鬥收入心境,惡的主題,在他的詩中出現,這就有了難能可貴的深邃。但是,要把這樣的思想和形象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可能還要等待。至少要等到〈動物園又到了批珍禽異獸〉:

 

感傷主義詩人呻吟道,不對!

誰說野獸沒有感情?

它正想念山林想得心碎。

 

野獸伸了個懶腰,彷彿說

我原本無家可歸。

 

此詩是寫於1976年11月某日,地點是某下水道工地。處於勞役之中,他的心靈不但反抗現實,而且反抗他的浪漫,他的藝術出現了新契機。值得注意的是:情緒是平靜的,不再是浪漫主義者所誇耀的那種「強烈的感情的自然流瀉」,語言也不是華彩的,而是樸素的,詩人近乎成功地抑制了誇張的心理定勢,追求到某種掃卻鉛華的境界。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冷峻的思想與樸素的話語的統一。記住,這一年他四十二歲(他生於1933年),從十幾歲,就立志獻身於詩的詩人,耗費二十多年的生命,才找到了自己的語言,找到了自己。   

未來,似乎應該從今天開始。  

那麼多惡和醜,一直是浪漫視覺的盲點,如今激發着他才思的居然有「卑鄙」和「殺機」。他的詩學境界開始兩極擴張,哪怕是在散花的天女身邊:

 

散花天女襟袖間灑落的不是繁衍和幸福

而是駭人聽聞的卑鄙,毛骨悚然的殺機!

 

唯美的詩人,終於學會了寫醜,語言中的浮華逐漸為嚴峻的精練所代替:雖然速度遠遠落後血淚和苦難,但是,畢竟,他的藝術在挺進。請看他憑弔圓明園的詩句:

 

美,零零碎碎地躺了一地

任你去想像,勾勒

無例外地將每一幅畫稿

每一頁詩箋

都塗上淒清的顏色

 

美是「破碎」的,色調是「淒清」的。當然,這並不是他心靈的全部,生命是豐富的,即是在厄運的重壓下,不但有痛苦和煎熬,而且有愛情,可愛並不是甜蜜的,而是苦澀的,這個在強暴面前時時做出受難者大無畏姿態的詩人,在愛情面前卻是柔弱的,膽怯的,讓我們來重溫〈邂逅〉:

 

你縮攏了肩膀

依靠在我胸口

發香和體熱一陣陣暈眩

樹那樣站着,我不敢低頭吻你

留下了一生的遺憾

 

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說,唯美和浪漫找到了一個新的變奏,特別在他的十四行詩,在愛情的母題中,他的情緒由於節制而顯得深刻:

 

兩滴雨要在太空相遇

多麼難。所以它們在我們的傘上

如此興奮地交談,而我們呢?

——在傘下面躲着

 

八十年代中期,無疑是沈澤宜詩歌探索的高潮,正是思想成熟,揚棄了浪漫,追求智性風格的時期。如果前期他的拿手好戲是激情的話,此時,他常常表現出前期絕對要迴避的冷峻,以對情緒的控制,迎來智性的深邃。在藝術上,轉向不事張揚的哲思。如〈聽說〉:

 

以後的故事都將從江邊開始

既然有一個說謊的夜晚

就會有一個誠實的白日   

 

在勇猛開拓的歷程中,情緒的從容,成為他新階段的標誌,很顯然,他的蛻變並不輕鬆。他知道,在詩神的祭壇上,要提高自己的階位,需要提煉多元的話語。有時,他不能不冒着邯鄲學步的風險,把拿手的抒情哲思的和諧隱藏起來,代之以不和諧的反諷。如:

 

詩人以詩稿擦皮鞋

煙灰掉進眼中

怎麼揉也揉不出去

 

一個孩子把被繫住的蜻蜓

放歸藍天

詩人見了,號啕大哭

 

而在〈夜遊〉中,他駕馭的話語,其扭斷邏輯的脖子的氣魄,完全可以與後新潮詩人並駕齊驅:

 

我早想沿街賣唱了

你總不在

風一路殷勤關照

奇蹟尚未發生

最好別哭

也別想笑

 

倚欄杆準會壞事

漂走最後一個碼頭

憑一個簡單的信號搭橋

 

要是遇雪受阻

真不知

我來看你還是

你來看我為好

 

1984年夏反自由化聲浪中

 

甚至出現了北島式的詭異的反邏輯的哲思。如,他筆下的「小蟲子」:

 

繞着樹幹爬了半圈

我的頭髮就全白了

 

在走向冷峻,就是煞浪漫激情的風景,他的語言庫存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所幸,在非激情的語言積纍上,他很快顯示了足夠的豐富。作為一個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過來的詩人,他令人驚羨之外,不但在藝術上有足夠的勇氣攀登不息,而且有足夠的才智追上新詩藝術的前衛。但是,從根本上說,駕馭這樣的話語,他並不如那些新潮詩人遊刃有餘。他的拿手好戲似乎不在這裡,他的活躍的情緒,在這樣的話語中得到的表現,遠遠還不能達到自如的程度。但是,這是一個過渡,沒有它,他就不能從浪漫的硬殼中掙脫出來。可喜的是,沈澤宜的靈氣使得他駕馭它,又不拘守於它。

當他把浪漫與冷酷,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達到水乳交融的狀態時,他的話語顯然是高度精緻了,既保持他年輕時期的佻達,又有世紀末的沉着,在浪漫中滲透着驚心動魄的冷酷,他的〈感覺〉可謂這方面的代表:

 

而天是藍的

草叢中陽光湧動

熱烈而惆悵的氣息

自麥地傳來

大地如夢 生命

簡單得像一聲呼哨

從這頭到那頭

迅速傳向田野的空曠與遼闊

你站立不動

分不清那種感覺

是熱愛還是憂傷   

 

1995年夏

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中感到某些後新潮的警策和深沉,這表明他詩藝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雖然,歷史已經不會讓他充當中華詩國的前衛。在經歷了那麼多災難以後,在付出了青春的、中年的代價以後,在追隨了這麼多流派之後,他的心境和詩境都走向了真正的成熟。尤其是表現撫摩着晚年的創傷之時.他對故鄉的、對城市的觀照中,默默欣賞中,他創造一種平靜、悠閒、深沉的風格:

 

閒來無事,眺望燈火

怎樣被積木般的城市點燃

如此神奇,如此燦爛。於是

便原諒了它的浮躁,說謊

和鋪天蓋地的廣告

 

在一群夥伴中,我不過是

一名打彈珠的少年,如今

像一株被冬天掠奪一空的桑樹

高舉風中的雙臂,張開十指

為永遠的家園祈禱平安

 

這裡,不但情緒淨化了,而且語言也淨化了,二者似乎都進入了一種經=佛家「常樂我淨」的涅槃境界。不管早期浪漫的,還是中期新潮的,話語中那種煙火之氣消逝了,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者,此之謂也。當然,他的生命是豐富的,在得到昭雪的日子裡,他又找回了孩子氣的天真:

 

那麼,讓廢墟留給落日吧!

輕輕地說聲再見

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當然,這種孩子氣的天真,已經不同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更多的是從災難中解脫後的坦蕩、自信和莊重。在情思的深厚和語言的淡定的張力中構成意境,以言外之意大大超越言內之意而富於智慧的啟示性。令人想到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讚語。當然,他出色的作品,遠不止這些。也許,他的十四行愛情組詩〈西塞娜〉,更加珠圓玉潤。那裡有他的自然流瀉,用不着地考慮後新潮的追逐,不迴避情感和語言流露出古典的和諧,人與詩達到高度的統一,沒有遮掩,沒有躲閃,只有優雅的含蓄。以下這個片斷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一條魚被攔腰剁去一截

只剩下了一頭一尾

那條魚就是我,西塞娜

總也游不進尋常天氣

 

頭依然嚮往崇高和美麗

尾卻一再把它嘲弄、譏諷

強行焊接事實上不可能

沒法跳躍也沒法游動

 

頭依然覺得年輕,渴望奇蹟

尾等待退出,早已衰老疲憊

所有理想都成了泡影

 

所有心事都已成死灰

只有你,西塞娜,能把它重新合攏

如同合攏生與死,春與冬

 

他坦然呈示自己的矛盾:頭顱和軀體分離,理想追求「崇高」「美麗」而現實卻成了無奈的「死灰」,這是他生命的嚴峻解剖,從另一個意義上,也是他詩的歷程的總結。他的耕耘,是由他自主決定的,然而,說到收穫,卻並不由己。當他寫出震撼歷史的篇章時,作為詩,是幼稚的;當他詩藝成熟,卻並不在詩史的最前沿。這是沈澤宜一個人的特殊命運嗎?也許不是,這是許多詩人的命運,把生命許給詩的人,大多是輕率的、冒險的,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風險極大的生命的賭博。如願以償的,往往是少數幸運兒,而且是由於偶然,由於上帝的青睞,意外發現自己的名字寫進了詩歌史上輝煌的標題之中。

 

2015年1月20日


謝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詩歌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著有《文學的綠色革命》、《中國現代詩人論》、《新世紀的太陽》、《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898:百年憂患》等專著十餘種。另有散文隨筆《世紀留言》、《流向遠方的水》、《永遠的校園》等數種。


孫紹振,1936年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福建師大文學院教授、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從八十年代起轉入理論研究,主要著作有《孫紹振如是說》、《挑剔文壇》等。同時進行散文創作,散文集有《美女危險論》、《靈魂的喜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