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長長的憶念

羅達成兄寄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與他通信的幾封複印件，希望藉此引起我對當年「文匯月刊」的一些回憶。望着這些雖然紙色泛黃、墨漬浸漫的信件，仍不敢相信它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舊物了。

歲月流逝，許多記憶也如飄落的樹葉散失。如果沒有這些信件的提醒，我恐怕很難回想三十年前這段值得紀念的日子，只是許多細節如捧在指縫間的流沙，早已無從尋覓了。

我與達成兄的認識大約在1980年的夏秋之間。我1961年大學畢業，本想回廈門照顧撫育我們四個兄弟長大成人的母親，其時兩岸關係緊張，沿海盛傳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而我們家族數代人謀生菲律賓，父親也長在海外，有較多的海外社會關係，便不允許回到廈門，而被發落在閩西北大山之中的三明，一呆十九年。1979年10月（實際上拖到1980年3月），我把最好的近二十年青春留在三明之後，才有幸搭文革結束後的頭班車，被允調入福建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文學研究，算是重回了學術崗位。荒疏了這麼多年的專業，我仿如一個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唯一的學術準備就是大學五年所學的那一點早已大半還給老師了的知識，一時連研究的題目都找不到。大學期間曾參與過一本「新詩發展概況」的寫作，便較多關注詩壇的情況。彼時詩壇頗為熱鬧，一股新的詩潮正在湧起，引起激烈的爭論。「福建文學」以這股後來被稱為「朦朧詩」的新詩潮代表性詩人舒婷為中心，展開了為時一年多的新詩發展問題的討論，約請全國不同觀點的詩人和詩評家參與，不僅把舒婷推向全國，也十分難得的把全國詩評界的目光引向偏於東南一隅的福建。

達成兄大概是在這個時候來福建參加舒婷詩歌的研討會，我才有緣與他相識。

達成兄最初在文匯報編副刊，寫詩；後調入新創辦的「文匯月刋」，更多專注於報告文學和散文。其時我也寫點詩，年輕時當過記者偶爾也寫點報告文學和散文。年歲相仿，愛好相近，觀念相同，因此有許多共同語言，乍一見面就像是舊識。他身材清瞿，有着上海人的機靈與精明。尤其難得的是，作為一個編輯和記者，他有着十分銳識的新聞敏感。對於身邊發生的事和人，常能第一時間就抓住，發現它背後深薀的意義和價值，無論是自己採寫還是作為題材提供給組稿對象分享，傾向都極為鮮明、準確。我們私下交談，他一再肯定舒婷的詩及這場討論的意義。他雖從上海來，對於地方的作者，從來都當作朋友，從不驕作，所以人際關係很好。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偶然相遇，約在一起吃飯，來的都是他的作者，不同省市都有。在他身邊，圍聚着一大群報告文學作家，不論當時已經出名或還不太出名，後來都成了文壇上的名角。身邊有這樣一群寫作朋友，許多信息自然都湧向他，遇有緊要的題材，派兵佈陣就很從容。他文思敏捷，筆頭很快，再難寫的題材，到他手下，很快就完成了。這些，對於一個編輯或記者式的作家，都是十分難得的品質。

達成兄最初約稿的是給文匯報副刊寫一篇舒婷的評論。這在1980年9月23日我給達成兄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過。其時我給剛創刊的「詩探索」寫過一篇評介舒婷的文章，也完成了為「福建文學」的討論撰寫的另一篇較長的論文，對文匯副刊的約稿當然很高興，這對當時的論爭，無疑又多了一次在更高平台發聲的機會。只是考慮應當和前幾篇文章有所不同，所以在這封信中我說：「為報紙寫當盡量找一個新角度。」這篇短文在文匯發表後，記得曾經剪存下來，現在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撰寫舒婷的報告文學「通往心靈的歌」，是在這次約稿之後不久。不過是達成兄的提議還是我自己的投稿，卻想不起來了。我入大學之前曾在廈門日報當過一年記者，採寫過「八．二三」炮戰中的一些人物，如「小八路」、「九大娘」等；大學期間參與「北大青年」的採編工作，也寫過一些人物特寫；1962～1963年還參加福建省委組織的報告文學寫作小組，對撰寫報告文學，一直很感興趣。那時達成兄已由文匯報副刊調到「文匯月刊」，主持「月刊」的重頭欄目報告文學。在1980年12月28日給達成兄的信中，曾談到我在此稿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困惑。記得我的採訪是在這年的秋天。鼓浪嶼本是我出生的地方，童年在那裡度過，舒婷的家就和當年我家在同一條街上，相隔不過十幾間房子。此次專程而來，住在鼓浪嶼賓館，每天到舒婷的家或她來賓館聊天。彼此本來就是朋友，沒有甚麼忌諱，可以無所不談、無所不問，採訪還比較順利。一週以後，我回福州寫稿。彼時舒婷還處在爭論的浪尖之上，用她的話說是把她的名字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初涉文壇的舒婷或許尚未見過、更別說適應這種陣勢，有一次在討論會上，在一個批評者極盡刻薄的挖苦中，竟忍不住掩面哭泣奔出會場。我在寫作過程中，也聽到一些流言蜚語。給達成兄的信中，有一段話透露我當時的心情：「……寫一半的時侯，聽到一些造謠家編派的流言，使我極其憤怒，當時很猶豫要不要把它寫完。後來感到那些造謠家們無非是想用流言來堵住對手的嘴巴。擱了一個多星期，才勉強把它寫完。」又說：「……某些反對派在感到無法從詩壇上把這股潮流逐出去之後，只好借助人身攻擊的造謠了。但只要歷史證明這股新的詩潮健在，就說明他們站到歷史的對立面去了。於這點我是有信心的。」文章這一點小波折，說明我當時也是一樣少經世面。稿子寫完後給舒婷看過，徵得她的同意就寄給了達成兄。當時通訊並不十分便捷，記得達成兄還來過一封電報，催要配發幾幀舒婷的照片。我也發了電報，讓舒婷把照片直接寄去。

「通往心靈的歌」是在「文匯月刊」1981年第一期或第二期發表的。記得郭風、何為（還有其他一些朋友）讀過之後曾給我一些鼓勵的話。此文發表後，「文匯月刊」通過達成兄頻頻向我約稿。我採寫報告文學的興趣也由此被點燃起來。有點甚麼想法，或發現甚麼題材，都會寫信給達成兄徵求他的意見，與他討論，甚或求他開具採訪介紹信。每每達成兄都熱誠支持，有求必應。我最初的幾篇報告文學都發在「文匯月刊」上，大約每年都有兩三篇吧。當時「文匯月刊」還有約我當他們特約記者的想法，只是當時我處於研究和創作的矛盾中，一直很猶豫。這是我撰寫報告文學比較集中的一個時期。除了給「文匯月刊」，還給省內和省外的一些刊物寫。後來我撿拾這些年寫的一些文字，篩篩選選，編成一本報告文學集「關於人和歷史的一些記述」，竟也有三十幾萬字。

八十年代初傾心創作，是因為我初到研究崗位，卻不知道怎樣研究，空有大把時間，生怕它再白白流失——大學畢業二十年，大半的青春已經荒廢，再不能把有幸重獲開始的這段生命再次虛度，便抓住自以為稍稱熟悉的文學創作，來填補這段日子。當時除了報告文學，還寫詩和散文。文章雖然屢屢發表了，但心中的惶惑卻沒有減去。我畢竟是在一個學術研究單位，長此不做研究怎麼立足？1984年秋天，我北行蘭州出席一個當代文學的學術會議，恰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毛承志和李昕同行，應他們之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分類文學史計劃撰寫中國當代新詩史。西北歸來經停北京，邀約了我的老同學、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誠合作。由此便決定先把創作放下來，專心致志轉向學術研究。

細算起來，我與「文匯月刊」的密切關係，也就這三四年時間。1984年以後因為決心暫時放下創作，與達成兄的信件交往也就疏了。不過達成兄並不怪罪，依然一直給我郵寄刊物。

在達成兄複印給我的當年信件中，有1989年的兩信，值得一說。一信寫於當年4月28日，一信未署日期，估計都在此前後，說的也是同一件事。4月28日的信說：「這裡傳說文匯月刊將停辦，不知確否？此事若是真的，那麼將使人感到中國文壇，悲哀。就上海來說，崛起了一家文學報，卻倒下一家文匯（月刊）。何況今年來，在類似文匯這種刋物中，無論大地，無論新觀察……若停下來，實在可惜。」另一信也問：「最近聽說文匯將停刊，不知確否？這是一份很高雅而擁有眾多讀者的刊物，是我覺得目前少數幾個能為廣泛（大）各界讀者所共同喜愛的難得的刊物，真有這樣的卮運嗎？世事難料，在得知這一消息時，接到北京報告文學的來信，也說決定停刊……」信中還問及：「軍報批苦戀，各方反映怎樣？此事亦極使我擔心。因為我們生在這個社會，亦在這個文壇討飯吃，任何一根棍子，雖不直接落在自己身上，那種惶惑與疼痛，卻是共有的。」

文化是脆弱的，在1989年的政治風潮中，「文匯月刊」終於停刊了；但文化又是強大的，堅韌的，深入的，無遠弗至的。在「文匯月刊」短短只有十年的歷程裡，給人們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記憶和潤物無聲般的影響。我想，在中國的報刊史上，應該留下它絢爛的一筆。許多從這個刊物成長起來或在這個刊物發表過作品的作家、名家、大家，都會記住它。我只是它的一個小小的作者，藉助它團隊裡某個成員的關係，和它有過三幾年的接觸，但我卻深深感到在我此後的文學人生裡，潛隱着它悠遠的影響。一個刊物能在人們心中留下哪怕只是短瞬的記憶，都是這個刊物的功德，何況是長長的不滅的憶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