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戴望舒與馬博良的文學翻譯

1  《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書評

隨着「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和《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出版，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的面貌，比過去更為清晰了，由於上述的出版，並沒有翻譯文學部分，由鄺可怡編校的《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一書，是十分重要的補充。

《戰火下的詩情》收錄戴望舒翻譯的馬爾洛（通譯馬爾羅，Andre Malraux）小說《希望》選段，再加上三篇「詩情小說」和施蟄存翻譯的《希望》和《鄙棄的日子》選段。這些翻譯作品，都未見於王文彬、金石主編的《戴望舒全集．小說卷》，這是《戰火下的詩情》出版的意義之一。

由於戴望舒幾乎沒有創作小說，所以討論的重點不是作家創作與翻譯的比較研究，而是這些翻譯，在中國和香港的文學史及翻譯史中，到底有何意義？

1938年8月，戴望舒發表馬爾洛的《希望》片斷。同一年同一月，上海金星書店出版馬爾洛刻畫省港大罷工的《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中譯本，也就是由王凡西翻譯的《中國大革命序曲》。然而，戴望舒並沒有翻譯馬爾洛另一部刻畫1927年上海清黨的《人的狀況》（La Condition Humaine），編者透過導言的一條註釋（註30）交代了戴望舒對《人的狀況》的批評（戴望舒指馬爾洛對中國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理解不正確不足夠），這一點不乏重要性，但編者的處理頗為低調，且有另一種詮釋（戴望舒刻意迴避跟中國革命相關的作品，拉開距離，令讀者能客觀審視），留下再作討論和研究的空間。

《希望》第一部名為「詩情的幻覺」（L'illusion lyrique），詩情一詞確實出現於小說中，其中一個角色沙特說「任何人都需要有一天找到自己的詩情（lyrisme）」（頁72），在革命的史詩式大時代之下，沙特所標榜的是個性的詩情或抒情，當中也反映出戴望舒的文藝觀，貼近小說中沙特的想法，尋求「戰鬥中的人的語言」（頁73）。這一點多少解釋了在抗戰時，部分居留在香港作家的創作，為甚麼遠離當時主流的功能式呼喊，他們在戰鬥中保留了人的語言，例子有戴望舒《災難的歲月》的一些詩作，以及蕭紅在香港寫成的《呼蘭河傳》。事實上，學術界對抒情傳統的討論，也可以添加上這一筆。

《戰火下的詩情》一書，收錄了三篇「詩情小說」，分別是許拜維艾爾（Jules Supervielle）、穆朗（Paul Morand）和加奈特（David Garnett）的短篇小說，為甚麼要在香港的日治時期發表這些小說，編者鄺可怡有詳盡的剖析，在此不作複述。

值得點出的是，五十年代馬朗（馬博良）主編的《文藝新潮》，以及香港現代主義作家，如何繼承戴望舒的「詩情傳統」。

書中收錄了許拜維艾爾的小說，而在戴望舒來香港之前，曾在法國訪問許拜維艾爾本人，以及翻譯他八首詩（戴望舒與許拜維艾爾，以及梁宗岱與梵樂希的交往，對於中國現代詩歌發展有象徵式意義）。到了五十年代，馬朗以筆名孟白蘭，在《文藝新潮》第四期翻譯了蘇貝維爾（即許拜維艾爾）的三首詩，跟戴望舒前呼後應。

至於穆朗，《戰火下的詩情》一書收錄了〈六日競賽之夜〉，而在《文藝新潮》第四期則有另一譯本，由小說家齊桓翻譯的〈六天晚上〉，譯筆後的簡介點出「最受他影響的是日本文壇，橫光利一、片岡鐵兵和武田麟太郎就是承接他的路徑，發揚了新感覺派。」法國、日本以至上海新感覺派的傳統，「專寫都市情調，對摩登男女的情慾及現代人的心理，有極新穎的刻畫」，也逐步在香港現代主義小說中（如馬朗、劉以鬯、崑南、盧因），得以傳承與轉化。

最後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家沙特。戴望舒在香港時翻譯過沙特的〈牆〉，是最早的沙特小說譯筆之一，編者點出了〈牆〉、馬爾洛的《希望》片斷和戴望舒的《獄中題壁》三個運用了「牆」意象的作品，是精微的發現。而經過三四十年代的戰爭體驗，存在主義文學潮流還有生命力，《文藝新潮》也刊登了沙特小說〈牆〉的譯筆（馬朗翻譯了〈牆〉，見第四期，還有另一篇小說〈伊樂斯特拉土士〉，見第二期）。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對於存在主義文學的關注重點，由死亡與存在，轉向虛無與荒謬。

雖然戴望舒沒有完整翻譯馬爾洛的《希望》，為我們閱讀欣賞這部小說帶來困難，然而，《戰火下的詩情》出版的意義重大，不單補充了《戴望舒全集》的不足，更幫助我們瞭解香港文學的發展源流，補上重要的一筆。

2  《變調：馬博良譯詩集》編後記

2007年11月，馬博良先生（筆名馬朗、孟朗、孟白蘭、卜量、聞倫、愛秀、聞龍、穆昂）來香港，我十分榮幸能得見大名鼎鼎的香港前輩詩人，而且在香港嶺南大學，跟馬博良作深入訪談。後來，我整理成訪問稿〈上海、香港、天涯――馬朗、鄭政恆對談〉（《香港文學》第322期），我問他，當時要翻譯那麼多作品，到底在哪裡找到原文書本，他說：

「也頗麻煩頗用力去找的，最初到圖書館，漸漸圖書館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我就到書舖。當時在大道中近文華酒店有一間西方書舖，只有西人去買書，我有時在那裡找書。漸漸又不行，我走到尖沙咀有一間叫辰衝（Swindon）。在那裡買書，沒有我專門要的詩集，便託它訂購。因而認識了老闆，好像姓李的。他知道我在辦《文藝新潮》，特地費了心機，不用我付很多錢也訂購給我。我就是這樣得到書本，非常困難，很痛苦的。因為當時大家連家也沒有，又沒有錢，所以很不容易。英美的詩我也買了好幾本詩選，我自己再買詩集，從中選出來。現在很多人再三告訴我，是我們最先介紹超現實主義的詩，如布勒東（André Breton）的詩。」

後來，我查考馬博良的譯詩，推斷當中的英美法現代詩和洛迦的詩作和評介，可能參考了下列的書：

The Penguin Book of Contemporary Verse / selec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Kenneth Allott（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50）

Modern British poetry / by Louis Untermeyer（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Co., 1950）

Modern American poetry / by Louis Untermeyer（New York : Harcourct Brace & World, 1950）

The Penguin book of modern American verse / selected with an introd. and notes by Geoffrey Moore（London : Penguin Books, 1954）

Mid-century French poets : selections, translations, and critical notices / Edited by Wallace Fowlie（New York : Twayne, 1955）

The Selected poems of Federico García Lorca / Edited by Francisco García Lorca and Donald M. Allen.（New York : New Directions, 1955）

馬博良的譯詩方向，是緊接戴望舒和趙蘿蕤等人的前路（戴望舒的《洛爾迦詩抄》和馬博良的「洛迦詩抄」，竟然一樣於1956年面世），並開展到更新鮮更現代的新地域，馬博良確是有系統地，以華語譯介英美法現代主義詩的先驅者。關於馬博良在《文藝新潮》的詩作翻譯，學者邱偉平在論文〈《文藝新潮》譯介現代主義詩作的選擇與取向〉（《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11.1期）中分析說：「馬朗非常注重現代主義詩作的語言技巧和表現手法，尤其着重暗示、省略連接、片斷的拼貼、文字句法的試驗、語氣觀點的變化，以及現實與幻想並置等特色，但馬朗反對為藝術而藝術。」面向社會現實，也是馬博良所注重的詩藝準繩。

《馬博良譯詩集》收錄他在五六○年代的譯詩，當中的譯作，過去曾發表於香港台灣兩岸的重要現代主義文藝刊物，包括了《文藝新潮》第四期（1956）的「法國文學專號」、第五期（1956）的「洛迦詩抄」、第七期（1956）的「英美現代詩特輯：美國部分」、第八期（1957）的「英美現代詩特輯：英國部分」、第十四期（1958）的「法國詩輯」等等。

馬博良的譯詩也刊於台灣，對台灣的現代主義詩壇帶來影響。崑南在〈文學的自覺運動〉（《新思潮》第五期）一文中說過：「《筆匯》的編排，風格甚似《文藝新潮》等雜誌。」又誠如也斯在〈香港與台灣現代詩的關係：從個人的體驗說起〉（《現代中文文學評論》第二期）中說：「（《文藝新潮》）上面翻譯了墨西哥詩人奧塔維奧．帕斯的〈在廢墟中的頌讚〉，便對瘂弦的〈深淵〉產生過影響，它翻譯的歐洲、南美的文學，擴闊了港台詩人的視野。在《文藝新潮》結束後，它的影響亦可見於《筆匯》等雜誌。」劉以鬯的文章〈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年8月22及29日），也以《文藝新潮》和《筆匯》的關係為例子，說明《文藝新潮》影響台灣的文風。

馬博良翻譯的英美現代詩，見於紀弦主編的《現代詩》第十四期（1956）至第十九期（1957），以及尉天驄主編的《筆匯》第二卷第二期（1960）。綜合來看，馬博良的譯作，不少是英美現代主義詩歌，也有歐陸和拉丁美洲詩人名詩，大部分更是當年華文世界首度中譯，打開了不少詩人的眼界，影響深遠，香港現代主義刊物如《新思潮》、《香港時報．淺水灣》和《好望角》，是最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