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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紅裙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5月號總第365期

子欄目:小說舞台

作者名:劉文

我生活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裡已經到了第八個年頭,甚麼大風大浪磨難波折都經歷過,自以為刀槍不入,卻沒曾想到還是有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被狠狠擊中,酸楚地連眼淚都流不出來的瞬間。

 

那是去年的聖誕節,我打包行李準備搬家,突然發現了一條很久沒有穿過的紅色連衣裙。

那是非常普通的紅色裙子,棉布質地,及膝長度,胸部有刺繡圖案,裙襬有細微的褶皺。它曾經擁有的鮮艷熱烈的顏色也因為一次次的洗滌而變得黯淡,因為長期被壓在衣櫃底,慢慢有了樟腦丸的氣味。

 

外公在世的最後幾年飽受艾森海默症困擾,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丟失了記憶和理智,言行舉止都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這個他最寵愛的外孫女,因為常年不在他身邊,也慢慢地被遺忘了。

我難得有假期回家,風塵僕僕去看望他,他卻自管自坐在嘎吱作響的舊搖椅上,雙眉微蹙,眼神迷離,他望了我很久很久,帶着點私人領地被陌生人闖入的慍怒,然後低下頭去繼續玩他手裡的一顆紐扣。

他耳背又固執地不肯戴助聽器,我叫了很多次「外公」,最後一次幾乎帶了哭腔,他仍然無動於衷。他一忽兒喃喃自語,一忽兒神經質般地站起來走動,他的眼神空洞疏離,沒有一次落在我身上。

直到我終於起身告辭,他突然像個發現新玩具的孩童一樣指着我的紅色連衣裙,大聲吆喝着讓外婆也過來看。

「文文穿這條裙子真好看。」他手舞足蹈地說道,回過頭去看了看外婆,又用期望肯定的語氣重複了一遍:「真好看。」

我可以料到他會喜歡那條裙子,因為小時候他總是在新年給我買老氣又厚重的紅色大衣,做紅色的兔子燈籠給我提着,瞞着媽媽給我吃大紅色的糖葫蘆。但我卻沒有料到,那一次,是他最後一次叫我的名字。

 

二十多年前,我像崇拜超人一樣崇拜着外公,我模仿他的一舉一動,學着他吃麵時候呼哧呼哧吸麵條的樣子,他走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裡。

 

我小時候是醫院的常客,常到醫院裡上上下下從兒科主任到紥針的護士全部都認識我。

也是因為如此,我童年的活動範圍非常小,認識的人也很有限,爸爸常年都在外地外國出差,媽媽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家裡,外婆負責洗衣做飯,有時間陪着我玩的,就只有外公。

外公是無所不能的。我仰着臉望着他抿着嘴角翻看報紙,望着他戴着老花眼鏡在書上寫下一溜蠅頭小字。我常常霸佔他膝頭的位置想要和他一起看報,但我還沒找出來幾個我認識的字,他已經翻到了下一頁。他去澆花,或者去收衣服,我都搬着小板櫈跟在他身後唯恐被拉下,有的時候他一下子把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專用的搖椅上,用鬍子紥我的臉,給我喝兩口他杯子裡的茶,茶又濃又苦,我一邊皺着眉頭一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一邊還咯咯笑個不停。他則用粗糙的大手拍着我的背,給我講故事,那些故事我之後在任何一本童話書上都沒有找到,想來是有他自己的經歷在裡面。

那張搖椅因為用了很久,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卻有一種好聞的陽光的味道,我偷偷摸摸地戴上外公綁了很多透明膠的老花眼鏡,還嫌不過癮,就把外公的放大鏡也拿過來,一會兒照照螞蟻一會兒照照蝴蝶,那時候我覺得能拿着放大鏡是一件特別威風的事情。

 

外公在很多時候都會縱容我,瞞着媽媽給我糖吃,在我弄髒了新衣服被外婆罵的時候幫我求情,帶我上街的時候從貼身口袋裡掏出一張張簇新的票子給我買玩具,唯獨在學業上對我非常嚴厲。

 

外公年輕的時候是遠近聞名的才子,十里八鄉只有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但是因為家裡貧困,他只能留在老家上一所不知名的大學。

好在解放之後,新中國有了公費去蘇聯留學的名額,他過五關斬六將,帶着眾人的艷羨和期望,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並且從此由大家都瞧不起的窮孩子成了人人都尊敬的工程師。

諸如「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話,別人說來都像說教,他說起來,卻分外有說服力。

 

很多個陽光微醺的午後,外公在老房子大陽台的搖椅上教我英文字母和九九乘法表,一邊侍弄着月季花和牽牛花。他對於所有學術研究以外的事情都不擅長,連下樓給我外婆買油也常常會沉浸在自己的思考裡而忘記,當然月季花和牽牛花也開得並不旺盛。他對周遭的一切都不怎麼上心,天氣熱天氣冷,花要不要澆水,烏龜要不要餵食,他是超脫於這些瑣事之外的,唯一露出笑容的時候,就是他曾經的學生來看望他,或者我新背出了一首唐詩的時候。他永遠穿着那一件洗到發白領口垮下來像開了V字領的汗衫,拿着裂了幾道細紋的放大鏡在搖椅上讀書,讀英文報紙,讀物理論文,他拿着裂開之後露出半截筆芯的紅色圓珠筆,在他讀過的地方留下一水兒蠅頭小楷的筆記。

 

我上小學的第一次考試得了雙百分,他比我爸爸媽媽都高興,又帶我去吃巷口老爺爺爆的爆米花,又給我做麥芽糖,甚至還去全市唯一一家肯德基給我買了一個漢堡。他覺得我孺子可教,欣慰地將我帶到他的書房裡,給我買了把小塑膠椅,像傳授獨門秘笈那樣慎重地把書櫃的鑰匙遞給我。

 

他喜歡給我講他在蘇聯留學的日子,喜歡給我唸西方作家的小說,我常常好奇地問他「魚子醬有沒有爆米花好吃」,「漲潮落潮是甚麼樣子」,他總是摸摸我的頭,說:「等你長大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好好學習的話,等你長大了,就能去看很大很大的世界,見識很多很多的風景,認識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人。」

 

初中的時候老師讓大家寫未來的願望,寫要考上清華北大的人被表揚志向遠大,我說我要去看很大很大的世界,然後寫一本書,要給很多人讀到,要讓他們把我的文章當成範文來摘抄,於是滿堂哄笑。

老師給我的批語是「要腳踏實地」。

同學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我不服氣,每天都在被窩裡看書,在小本子上寫小說,一個夏天過去捂出了一身痱子,竟然也寫了三四萬字。我獻寶一樣拿去學校裡給同學看,大家把我的本子當球一樣踢來踢去。有一個小夥伴終於出聲說:「我覺得她寫得還蠻好的。」

「好甚麼好,一定是抄的。」大家哄笑着,把我的本子踢到花壇外面,落在一片雨後的泥濘裡。

這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因為熱愛寫作而成為別人眼中的「怪胎」和「另類」。

「他們都是嫉妒你。」外公用非常有說服力的口吻對我說,那時候連我媽都開始干預我看閒書和寫作,他自告奮勇幫我把我的小說藏到了他的枕頭下,被發現之後又轉移到了米缸裡。

考試考砸了我媽拿起掃帚就要打我的時候,外公像一座山一樣巍然挺立,把我護在身後。

他說:「文文將來是要做大作家的。」

 

我還是按部就班並且俗不可耐地長大了。進省重點中學,參加奧數比賽,選修了物理和化學,當年那些笑我的人又開始誇我,他們說我一定能上清華北大。

我因為課業的原因很少去外公外婆家了,變成他們來我家給我做飯。

我至今還記得冬天的時候十點鐘下晚自習,回到家手腳都凍麻木了。一開門已經有薑茶送到手上。煤氣爐上已經煨着一鍋紅燒羊肉。

趁着我去廚房盛湯,外公偷偷來到我身邊,在圍裙上擦擦手,從貼身衣服裡掏出我的隨筆本遞給我。

「寫得很好,繼續努力,」他拍拍我的肩膀,「等你出書了,我讓我的老同學們每人去買一百本。」

我翻開來看,筆記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寫滿了批註,有些批註是紅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看起來是匆忙寫下的。

在這個世界上,別人都希望我做一個按部就班的好學生,只有外公支持我的寫作夢想,支持我去看更廣闊的世界。

 

我高考之後去了香港,也有一半是因為我外公的支持。

他說,要當一個大作家,就先要看到這個世界有多大。

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也造就了現在的我。它就像一條河流的源頭,載着我去我想要到達的遠方。

但曾經無所不能的外公已經老了,老到同一個故事今天講了一遍,明天又講了一遍。他每次半帶央求地問我去不去他的書房坐坐,但我一聽到他講起「想當年」,就不耐煩地跑開去上網了。

我甚至開始不屑於把我的隨筆本給他看,我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獎,有更「高級」更「專業」的編輯負責看我的文章。

 

我去香港的前一週,外公把我拉到角落裡,偷偷摸摸塞了一個布包給我。我一打開,裡面是一大堆錢,既有嶄新的連號的百元大鈔,也有又髒又舊的毛票。

我猶豫着要不要收。外公不是個有錢的人,他穿的棉毛褲上的布丁摞着布丁,已經連最初的顏色都看不出,每次吃飯,連掉了一粒米他都要撿起來吃掉,我們過年的時候給他買一件新大衣,他都要指着我們罵我們是浪費錢的敗家子,但他拿錢給我的時候,卻絲毫沒有心痛之意。

「拿着些錢,去多學點知識,多讀幾本書,多寫幾篇好文章。」他特別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甚至還像對待大人般握了握我的手。

 

外婆在後面看到,已經有點紅了眼眶:「你們外公吃穿用度都不在乎,唯有學知識學本領是最看重的。」

 

但充滿諷刺意味的,命運之於外公的殘酷,是將他最引以為傲的知識和頭腦一點一點剝奪。

 

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次回家,看到他靜靜地坐在躺椅上,我躡手躡腳走過去,想看看到底是甚麼文章讓他專注至此,卻發現他把報紙都拿倒了。

但是他卻戴着老花眼鏡,舉着放大鏡,皺着眉頭,用手指點着每一個字,一板一眼地「看」着。

我去告訴媽媽,媽媽說,別管他,年紀大了,最近開始糊塗起來了。

在飯桌上,外公依然興致勃勃地問我在大學裡面學了甚麼,英文口語過不過關,有沒有發表新的小說。媽媽拿出我最新發表的作品給他,他抿了一口白酒,興致勃勃地唸起來,一切看起來都那麼正常,除了他在唸的時候,會因為忘記那個字讀甚麼而卡殼。

 

我第二次回家,看到他在和外婆爭吵,外婆罵他每天晚上起來上廁所都不記得關燈,他看到我來,有些不好意思,嘴唇翕動了幾下,小聲爭辯道:「我明明記得我關了的。」

外婆嘆了口氣,要拉着他去看客廳裡還開着的燈,他愛惜面子,強着不肯去看。

 

我後來去了法國,一年多都沒有回家,再回家的時候,他已經確鑿無疑地患上了艾滋海默症。

 

他一開始只是健忘,比如忘記甚麼樣的天氣該穿甚麼樣的衣服;忘記家樓下的開門密碼是多少;忘記共事了很多年的同事的名字;忘記我們剛才對他說過的話。

他開始變得惱人,開始成為我們的負擔。尤其是才剛開完刀的外婆,日日夜夜都要守在他後面,怕他忘記關煤氣中毒而亡;怕他出門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怕他忘記吃藥;怕他被騙子騙去剛發的退休工資。

他找不到心裡想說的那句話的時候,開始變得暴躁,易怒,他用發火來隱藏他的緊張和手足無措,他死活都不肯穿上外婆要他穿的棉襖,他死活都不肯戴上助聽器,他死活都不肯在口袋裡放上家裡的住址和電話。

結果他在臘月裡穿着單衣就溜出了門,得了重感冒,住在醫院裡。

我回家的時候,我就看到他躺在病牀上,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露出毫無安全感的眼神。

媽媽和爸爸因為工作忙得連軸轉,外婆自己身體也不好,我坐在牀邊,給他唸我新發表的文章的內容。那個時候,我開始在雜誌上寫關於背包遊歐洲的專欄,我跟他說法國的甜食,意大利人的熱情,西班牙弗朗明哥女郎的奔放。我讀着讀着,他就睡着了,頭一點一點,被子外露出乾枯精瘦的手。他猛然驚醒,覺得不好意思,靦腆地笑着說:「真好,真好,文文寫得太好了,甚麼時候能出本書就好了。」

 

我真的如願以償出了書,獻寶一樣拿去他的牀前,但他已經連我的名字都不認得。我看着他的茫然,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逝去。

他生命裡最重要的東西正在緩緩流逝,我們無論做甚麼,採取甚麼措施,都無法阻止這種逝去。世界日新月異地在前進,而我親愛的外公,卻被拉下了。

他終於放棄了顛倒地拿着報紙試圖閱讀,終於放棄了瞞過外婆偷偷外出。他不再會講英文,不再能寫一手雋永的蠅頭小字,不再能和我們侃侃而談政治和經濟。他接受了自己的無能,他開始呆坐在家裡陳舊的客廳裡,也不開燈,從白天一直坐到晚上。

他不再挑剔外婆燒的菜,不再嚷嚷着要吃燒得皮入口即化的紅燒肉,他乖乖地由外婆餵着,外婆說「啊」,他就張開嘴。

 

自從看到我穿紅裙子的那次之後,他再也沒有叫出過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還能不能認出我。我去他家,他有的時候會分出些眼神來望着我,更多的時候只是漠然。當然,能不能認得我已經不太重要了,他頭髮幾乎掉光了,牙齒已經所剩無幾,背駝得像口陳舊的大鍋,走路的時候就算扶着樓梯還常常打個趔趄。他失去了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常常在凌晨醒來,常常歇斯底里地大叫,常常在深夜裡突發奇想要去他過去常常打太極拳的花園看看,常常以為自己還在實驗室裡,對並不存在的學徒們發號一些無人可以理解的施令。

我開始找各種理由迴避去看他,比如忙,比如不舒服,我很怕看見他,很怕看見他從一個睿智聰明邏輯嚴密的人,成了一個胡言亂語行動無法控制的人,我很怕看見他眼神裡面的茫然,不是冷漠,而是甚麼都無法感知對任何事物都不再在乎的茫然。

媽媽說我冷漠,她說,你見一面就少一面,不知道甚麼時候,就再也看不見他了。

 

一語成讖。

 

我對外公的最後印象是去年春節的時候,他坐在老舊的躺椅上,吃一個橘子,因為沒有牙齒而吃得分外困難。我和他甚至都沒有好好告別,就匆忙地見了最後一面。

 

最後一面是在火葬場裡。那時候我正在做一個很重要的項目,部門裡面請不了假。

外婆說,要不就不要回來了,一片心意到了就可以。

我說不行,我雖然不是孝順的小孩,但也做不出這麼沒良心的事情。工作丟了可以再找,但這一次不見,就再也見不到了。

於是我在哀樂聲裡,看到了被平放在棺材裡的,外公那安詳平靜的臉。

入殮師的化妝使這張臉白得都有些失真,而那皮包骨頭的容顏,讓我第一次清晰地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個月深受腦梗困擾,在昏迷中,慢慢耗盡了人生的養分,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沒有人知道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個月受到了怎樣的苦難,不知道他痛不痛,難受不難受,不知道是甚麼樣的折磨讓他瘦成這個樣子。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在飽受艾滋海默折磨的時候,他的心裡是怎麼想的,會不會因為突然想不起某一個單詞而沮喪,會不會因為連襪子都穿不正確而羞愧,會不會想要抓住生命裡的甚麼卻最終只能看着一切如流水般在指縫中溜走。

在他的生命消逝之前的好多年,他的聰明,他的敏銳,他的思考就已經消失了,就像海浪淹沒過沙灘,一切的一切都無迹可尋,像是從未存在過。

 

我安慰媽媽說,他曾經是這麼聰明的人,一定無法忍受自己的健忘和失憶,或許他也會覺得,天國才是最好的歸宿。

媽媽說,無論他是癡還是傻,無論他能不能說話能不能穿衣服,他總歸還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而現在,他就再也再也,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無論你喊多少次外公,都沒有人會答應你了。

無法挽回,萬劫不復。

 

火葬場的休息室裡,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女孩兒的親屬,他們捧着的棺材盒上貼着一張年輕爛漫的臉龐,他們每個人都哭得死去活來,哀嚎遍野。

 

我最終還是沒有掉一滴眼淚。小時候每次打針,只要我不哭,外公都會給我一塊當時還很昂貴的花生糖。

他說:「文文不哭,文文最勇敢了。」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做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在歲月的磨難面前披荊斬棘仍然面帶笑容的人,一個在苦難面前有肩膀有擔當的人,一個,不會令他失望的對社會有用的人。

 

我將那條紅色的裙子小心翼翼地打包帶去了新家。手機裡有一張我穿着這條裙子和外公在飯店照的合影,那是我和他最後的合影。手機裡還有另外一張照片,是爸爸在他腦梗住院前兩天拍下的。爸爸說,他也不知道為甚麼要拍那張照片,只是覺得外公難得安靜地呆在沙發上,像是回到了從前他還有清醒意識的時候。那是外公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後的影像。

 

我翻遍了每一個角落,再也找不到其他和外公相關的東西。小時候他覺得我吃水果太少,總是在我的書包裡塞滿各種水果,有的時候是蘋果,有的時候是梨,有的時候是桃子,但這樣的事,永遠都不會再發生了。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省心的乖巧的外孫女,這筆債也是無法還清了。

他腦中的橡皮擦抹去了他的記憶,但他在我人生中的影響,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磨滅。我只希望我可以變成他所期望的樣子,可以一直努力向前奔跑着,成為越來越好的自己——直到有一天我和他在天國相見。

 



劉文,江蘇人,十八歲時赴港求學,居住至今。香港青年文學獎散文高級組冠軍,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在《香港作家》《上海文學》《一個》《南風》《萌芽》等諸多雜誌的常駐作者。開設美食和旅遊專欄。著有《我們都美好且值得被愛》《我愛我自己,你愛你自己》《如果在巴黎,一個旅人》等多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