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不拘一地聚文才——在「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剛才各地文友的發言，精彩紛呈。曹惠民教授說《香港文學》這本雜誌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平台，李瑞騰教授認為《香港文學》三十年來內容非常豐富，簡直可用「世界華文文學的百科全書」來形容，都道出了它的特色和貢獻。瑞騰兄還提到，我在它的創刊號就開始發表文章，確實如此。首任總編輯劉以鬯先生錯愛邀稿，拙作論1980年代香港新詩，用詩話形式寫的，就在第一期起連載。第二任也就是現任總編輯陶然兄同樣錯愛邀稿，我這個作者兼讀者，就這樣與《香港文學》一同「成長」了。

說我「成長」，其實用詞不當。《香港文學》確是在成長；我的「成長」，只能巧辯地解釋作「成為長者」。《香港文學》現在「三十而立」，我在創刊號發表文章時，則早已過了「三十而立」之年。《香港文學》創刊於1985年，正是拙著《香港文學初探》出版之年。我在這裡喋喋不休大談「三十」，因為這個年份對我來說也有不小的意義。

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我這裡就主題略說幾句。我們的確可以從《香港文學》看到世界的華文文學。惠民和瑞騰二兄的平台說和百科全書說甚諦。每一期的《香港文學》都有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貢獻其揮筆或敲鍵的業績。陶老總除了編每一期的雜誌之外，還先後推出了四輯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且以第四輯為例。其《散文選》中有連續七篇關於成都的作品。廖子馨的〈三吃成都火鍋〉是「舌尖上的中國」的一個情景：從不同年代的「極興奮的揮汗如珠，和麻辣糾纏着」的經驗，「在火鍋陣中，你能看到成都的發展」。陳建功和廖子馨同在2008年秋天參觀訪問成都，他不讓火鍋，卻「讓一街『搓麻』的壯景嚇了一跳」。5．12地震之後，成都仍然有人打麻將：「辦公樓成了危房，都住在抗震棚裡，餘震不斷，不打麻將幹啥？」陳建功羨慕成都人「樂天知命的處世態度」，認為「安逸」就是成都的哲學。陶然也有一文寫2008年秋成都之行。他也吃成都火鍋，卻似乎更「陶然」於咖啡、於金沙的出土文物、於詩人杜甫。陶然在成都做的白日夢，是杜甫正在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夢如其文，陶然作品的現實性、社會批判性強，久為人稱道。這裡所引述的廖子馨是澳門作家，陳建功則長居北京，陶然的身份不用說了。

再看看《筆記選》的作者，其中孫紹振、古遠清、曹惠民、袁勇麟、劉俊、孫紹振、王艷芳、方忠等是內地學者；鄭明娳、陳義芝、鍾怡雯屬台灣；陳國球、樊善標屬香港。《小說選》呢，香港的周蜜蜜、蔡益懐等等之外，陳浩泉以加拿大為根據地，嚴歌苓則人多在美國。

這樣說來，《香港文學》這本雜誌，就是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而不是一本只刊登香港作家作品的文學雜誌。這使我想起西方的《紐約客》（New Yorker）和《巴黎評論》（Paris Review）；前者不只刊登紐約作家的作品，後者不只刊登巴黎作家的作品。內地的《北京文學》和《上海文學》，也不只分別刊登北京和上海作家的作品。我們也許可以來個「比較文學雜誌」研究：上述包括《香港文學》在內的冠上地名的雜誌，哪一本最為「不拘一地聚文才」呢？哪一本最是文學的「大都會」（cosmopolitan）呢？

我一向認為，雜誌要發揮影響力，「樂活」十分重要。樂活者，LOHAS也；LOHAS者，lif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也，即是「健康永續地活着」。《香港文學》三十年來，正如此活在當代漢語文學界；當然還有以後的三十年再來三十年……

順便說明一件事。我在悼念曾敏之先生的一篇文章（刊於香港《明報月刊》今年2月號）中說：曾先生當年「邀請以意識流小說《酒徒》著名的劉以鬯先生擔任《香港文學》主編」。這個說法未能交代此事的本末。就此事，陶然兄和陸士清教授與我在電話中交談過；陸教授的《曾敏之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對此事已有所述說。據陸著所說，1980年代曾敏之（還有羅孚）都認為香港應該有一本不怎樣偏於左也不怎樣偏於右的文學雜誌；不過，如出版，由誰來主編呢？曾、羅想到了劉以鬯。曾敏之與劉以鬯當時已有聯繫交往，認為劉先生是「主其事（即主編文學雜誌）的合適人選」（頁217）。有關當局同意。後來陶然「起草了籌辦《香港文學》雜誌的計劃」（頁217），由劉以鬯任主編；1985年1月，雜誌面世。               

（本文據研討會上發言增補而成）